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

　　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

　　郑彪

　　一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它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尽管科技进步对于近现代世界经济发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当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体上原来吃肉的还吃肉，原来喝汤的还喝汤，甚至于汤都喝不上了，如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苏丹是欧洲殖民者最早的黄金产地，几百年来不断被吸血，现在又陷入所谓“达尔富尔问题”，所谓“人道主义危机”，根源在殖民主义。所以，经济全球化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完全是一场作不完的噩梦。

　　中国在1842年被英国强行卷入经济全球化，沦为半殖民地。1949年以后，一直被排斥于经济全球化之外。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997年更主动加入WTO。这一次加入经济全球化，尽管与一百多年前那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后进国家加入WTO这种强者的游戏，吃亏、上当、被愚弄，受欺骗，“付学费”，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些是由于没有经验，有些是由于愚昧无知，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了解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对于理解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利益，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早期殖民体系的形成

　　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发展实践和理论的创新，又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耻辱。其突出表现就是伴随资本原始积累和形成早期国际分工的西方近代殖民史。资本主义其所以后来长成参天大树，是因为它从生长的早期就已经将自己的根系分布跨出欧洲(象榕树的气根一样)，逐步伸向非洲、美洲和亚洲，通过建立殖民体系逐步实现了根系分布“全球化”，也就实现了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经济的良性循环。所以，在西方关于早期世界体系形成的文献中试图饶过殖民主义对国际分工的影响是荒谬的，而在我国有关西方经济的教学和研究中历史部分薄弱也是有弊端的。

　　近代殖民体系的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形成，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1450-1640年西欧海外殖民体系的建立时期，既是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和形成的时期，也是近代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和全球化的第一阶段。马克思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创立。”(36)为什么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得以“在16世纪创立”?是因为西欧自1450年前后以来的殖民扩张。所以，布罗代尔认为，“我看‘我们的’16世纪分成两个……第一个16世纪开始于约1450年，结束于约1550年，第二个16世纪开始于同一年代而延续到1620年或1640年。” (37)这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延长的16世纪”的含义。沃勒斯坦在评论布罗代尔的这个观点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把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认为1450-1640年是一个富有意义的时间单位，在这段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创立起来了。”(38)考虑到史学界一般以1640年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本书采用了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的历史划分。

　　早期殖民体系由西欧殖民者的海外“探险”活动发展而来。“探险”当然是西人特有的说法，实际是探“宝”，“宝”者，黄金之谓也。按照西方和中国传统教科书最通常的说法，西人海外“探险”的最初目的是寻找黄金和香料。而香料其实远在其次，所以最初的动机就是“淘金”。在1250-1500年期间，贵金属“不断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从欧洲流向印度和中国”，造成欧洲金银的极度匮乏。这个现象使得西人长期感到神秘不可解。其实这是中世纪晚期东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贸易逆差所致，并没有什么神秘。那时候中国的国际贸易相当赚钱，且都是现金交易。不象后来的外贸，既赔钱又欠“三角债”。当时西欧尚处于世界的边缘，中国的丝绸、瓷器享誉世界，成为西方封建贵族和庄园主等上流阶级重金追求的商品。当然他们也追求来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的许多贵重商品。而欧洲由于经济落后和凋敝，没有什么东西交换，当时的“WTO”规则是东方定的，就是现金硬通货交易，这样长此以往就造成了那里支付手段严重匮乏，这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兴起金银热的基本原因之一。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1350-1450年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开采的白银成为欧洲贵金属的重要来源;1460-1530年，白银产量在中欧增长了4倍，但是还不够。(39)于是欧洲涌起海外“淘金”的狂潮，最早是葡人饶过北非取得苏丹的黄金，后来又有了更大的美洲金矿来源。

　　欧洲追逐黄金最初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购买来自东方的香料。这个说法一直使人感到困惑。香料用于制肉，不难理解，在没有冰箱的年代，这确实是保存食品的好办法。但是，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生产力很低，加以灾难频仍，吃肉是很奢侈的，贵族也不可能经常吃肉。所以肉的需求是有限的，何以使香料成为支持几百年东西方贸易的“支柱商品”?原来，东方的香料还有妙用，就是能做春药(这可能是来自古代印度的宫廷技术)。可是这也不能成其为理由。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香料被制成春药，好象贵族们舍此便不能作爱似的。”(40)所以，“我怀疑这种贵重物品的交换，无论在欧洲上层阶级的自我意识中如何重要，竟能支持象大西洋世界的扩张这么巨大的事业，更不必说创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了。从长远来看，大宗商品比奢侈品在人类经济奋进中的作用更大。西欧在14世纪和15世纪需要的是食物和燃料。扩张到地中海和大西洋岛屿，扩张到北非和西非并穿过大西洋，以及扩张到东欧和俄罗斯大平原，最后又扩张到中亚，——所有这些扩张，都得到了食物和燃料。”(41)这样解释，既合乎逻辑又符合历史真实，就可信多了。试想，一伙饥饿的人群首先追求的必定是食物。所以，沃勒斯坦的结论可信，它不仅符合西方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而且也符合西方近现代直到最近扩张的历史(追求石油——工业的食物)。

　　实际上，除了黄金和香料以外，谷物、小麦、食糖和燃料、染料(靛青)以及奴隶是最初葡人向大西洋岛屿扩张的主要经济原因。对欧洲来说，“食物的需要支配了欧洲的地理扩张，食物的好处到头来比预期的大得多。”“除食物外，另一个基本需要是木材——作燃料的木材和造船以及建造房屋的木材。”这种强大的需求使得西欧森林面积逐步减少，栎树尤为稀缺，也改变了生态。“到16世纪，波罗地海地区开始向荷兰、英国和伊比利亚半岛大量输出木材。”(42)

　　于是十六世纪形成了早期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和最初以西欧为中心的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沃勒斯坦对这个最初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范围做了描述。他说：“在16世纪末，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不仅包括西北欧和地中海的基督教地区(包括伊比利亚)，而且包括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它也包括南北美洲某些地区：新西班牙，安的列斯群岛，地峡地区，秘鲁，智利，巴西——或者不如说那些在西班牙或葡萄牙有效的行政控制下的美洲各个地区大西洋岛屿和非洲海岸的少数几个飞地或许也包括在内。但不包括印度洋地区;不包括远东，除了某一时期的菲律宾部分地区;不包括奥斯曼帝国;不包括俄国，或者俄国至多是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勉强包括在内。”(43)早期的世界经济体系远不够完整，但是它已经是近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

　　二、早期殖民体系的国际分工

　　早期的地理扩张得到了食物、燃料和黄金，不仅将欧洲从中世纪晚期的危机中解救了出来，而且促进了经济发展和深化了国内分工，更促进了早期殖民体系的国际分工形成。这是一个由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相联系的既有水平分工，但主要是垂直分工的体系。十六世纪欧洲初步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在欧洲内部形成的;一部分主要是在西欧和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的。

　　这个时期欧洲国际分工的地区结构主要由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组成：一个是以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城市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体;另一个是以欧洲西北部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和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中心的西北欧经济体;第三个就是东欧的波罗的海经济体。在前两个经济体中存在着水平分工，也存在垂直分工。佛兰德斯和汉萨是毛纺织业、手工制造业和商业中心，例如在十二至十四世纪，英国的生产是为佛兰德斯供应羊毛和为德意志的汉萨供货，处于分工的下游;葡萄牙则主要为佛兰德斯提供初级产品，(44)后者处于半外围地位。到十五世纪中叶，英国已经上升成为毛纺织业的出口国，羊毛出口量下降了4/5;(45)到1640年英格兰、尼德兰已经上升到核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法国北部，起先还包括西班牙，后来西班牙下降为边缘地位。佛兰德斯的食品大部分靠进口：从英格兰和法国进口小麦和大麦，从波罗的海进口黑麦和鱼类(也从荷兰进口)，从法国进口葡萄酒。(46)十四至十六世纪西欧地区内部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安特卫普崛起成为北欧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后来为伦敦所效仿。

　　中世纪晚期西欧人口减少，加以羊毛和肉类价格较高，所以不少种植业转为养羊和养牛的牧场，用人少。于是十四世纪西欧受到养羊业的刺激而开始圈地，直到十六世纪英国、西班牙兴起大规模“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规模的圈地运动造成农民失地而沦为自由劳动者，这在英国加强了手工业，而在西班牙，政府却把失地农民驱逐到海外殖民地，这是后来导致其经济衰落沦为西欧边缘地位的一个原因。(47)

　　而在西欧和东欧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垂直分工。西欧日益成为商业和手工业制造中心，生产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东欧以农奴制劳动为基础的封建主庄园经济日益沦为外围国家的地位，成为前者的粮食和原料产地。这可以由波罗的海的贸易结构得到证明。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说;“从15世纪起，由东欧流入西欧的产品首先是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后来还有羊毛)，虽然古老的出口商品毛皮和蜂蜡继续出口。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是纺织品、盐、酒、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已经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动物脂，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运事业将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小麦已经成为东欧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48)以至于“西欧经济的崛起成了东欧城镇衰落最强有力的原因之一。”(49)随着西欧农业中畜牧业的发展和城镇工商业兴起，谷物越来越依赖进口，于是1544年形成了以低地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谷物市场。(50)十六世纪东欧和西属美洲被卷入欧洲的国际分工，促进了西欧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和城市化，以及多样化和专业化。而东欧长期保持单一经营的殖民地经济结构，其专业化主要是小麦生产。

　　这一时期西欧的殖民地国家主要是两类，一是东欧，主要是提供食物(小麦);二是亚非拉国家，提供黄金、食糖、香料和奴隶等。这里以葡萄牙的早期殖民扩张为例来考察当时的殖民地分工。

　　上文已经提到，“从1400年到1750年，欧洲是面包的大消费者，有一半以上的人是素食者。”这主要是由于没有别的东西吃，那时不懂什么饮食结构。西方后人写史往往有意或无意中粉饰先人，说“卡路里”什么的，其实那时候面包能吃饱已经不错。但是光吃面包，又没有什么蔬菜水果，人受不了，这就非得有食糖不行。所以当初葡萄牙国王“御驾亲征”大西洋群岛，主要找的也是黄金和糖。(51)制糖业包括甘蔗种植和加工。1456-1500年葡人在塞浦路斯和马德拉建立了制糖基地;1580年起圣多美、普林西比已经发展成为大西洋蔗糖中心。1700年以后直到十九世纪末，巴西、英属加勒比、法属加勒比都是欧洲的主要食糖来源。

　　黄金的收获最为惊人。早期西欧已经开通了从马里的廷巴克图到摩洛哥海岸的黄金航道，葡人更开辟出运送黄金的新的海上通道，这条航线运送了进入欧洲的2/3 的黄金。(52)1482年葡人建立了位于加纳海岸埃尔明纳要塞的黄金贸易中心，黄金成为葡萄牙国王最丰厚的收入来源。根据安格斯•麦迪森引用的资料，1471-1700年西非黄金出口总量为145吨，大部分流向了葡萄牙。1471-1500年，从西非输出的黄金总量达17吨，这些黄金成为葡萄牙国王用于支付最昂贵的扩张活动的财政资源——打通好望角到亚洲的通道。后来西欧其它国家加入进来。1500-1600年一百年间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为150 吨，白银7500吨;1600-1700年分别为158吨和26168吨;1700-1800年为1400吨和39157吨，其中来自巴西的在 800-850吨之间;这三百年里从美洲运往欧洲的黄金和白银合计分别为1708吨和73835吨。(53)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信哉斯言!联想到中国明代郑和船队在1405-1433年七下西洋，几乎与葡人同时动身，但耗资巨万，不久明朝国库告罄。不少国人为此感慨不已，以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失之交臂，其实完全不必。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历史、社会背景和发展道路使然。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中国古代的政治和文化是有意压制资本主义，长期搞“轻商主义”，不想发展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既与中国传统政治相矛盾(分化、动荡)，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矛盾(弱肉强食，违反人性与社会和谐)。现在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也是为了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对中国漫长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个大道理，西方人除了少数有识之士，绝大多数人不懂，至今许多误解都源于此。

　　黄金多了，吃肉就多，这也是人之常情。黄金多、吃肉多就催生荷尔蒙(中国叫“饱暖思淫欲”)，追求人性解放，欧洲的饮食结构和农业结构从此改变，畜牧业大兴，对香料的需求也就大增。这样讲，当然不无揶揄成分，也是一个事实。在到达亚洲以前，葡人在西非洲得到胡椒和一种叫“天堂谷”(Amomum melegueta)的胡椒代用品。这东西虽然不能给欧洲贵族和富人“入药”(做春药必须是亚洲香料)，但却可用于制造一种“颇受欢迎的稀糊糊”，也就是 “入酒”。后来果然一种成为以西波克列斯(Hippocras)知名的葡萄酒。(54)在十五世纪，几内亚和贝宁成为葡萄牙的胡椒产地。后来达·伽马饶过非洲到达亚洲，更扩大了亚洲香料的来源。1503年达·伽马从印度一次就带回十三艘船，载了1700吨香料回到里斯本。这相当于十五世纪末威尼斯一年从中东的进口量。(55)据麦迪森引用的资料，十六世纪前五十年，葡萄牙平均每年进口香料1475吨，后五十年平均每年进口1160吨。到1600年，整个西欧对香料的消费量可能是1500年的2倍左右，人均消费增长了一半。(56)十六世纪欧洲香料消费量的变化不仅是西欧农业结构和饮食结构变化的反映，也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商业蓬勃兴起的反映。

　　所谓“储蓄等于投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假设，不能太认真，它既不适合于西方早期，也不适合于西方现在，例如美国(美国人不储蓄)。中世纪晚期的欧洲，面包都吃不上，何来储蓄?可是一旦海外来的黄金多了，除了用来满足奢侈性消费和打仗，主要还是用于投资。而且投资规模巨大，最初的海外投资都是直接投资(那时还没有间接投资那玩意儿)，主要是投资金矿和制糖业。所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海外掠夺，“羊吃人”的内部积累没几个钱。而且西欧多是小国寡民，以葡萄牙为例，如此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和投资扩张，本国区区一百万国民哪里够用?所以本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动，许多下层社会的人开始向中产阶级移动，而一旦殖民海外，摇身即是“上等人”(监工之类)。劳动力“缺口”(与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中的“双缺口”不同)太大，于是西欧的奴隶“贸易”在几百年里长盛不衰。但是也不是什么样的人都适合当奴隶，例如印地安人桀骜不逊，动不动就逃亡，最后连进入殖民社会的资格也被剥夺，种族几遭灭绝。“无奈之下，葡萄牙转而使用进口的非洲奴隶作为劳力。”(57)所谓“进口”或“奴隶贸易”，也是西人的粉饰之辞。实际上“贸易”是连蒙带骗、巧取豪夺的“交易”，如 1445年葡人发现佛得角群岛后开始大规模贩卖奴隶，用服装、马匹、小饰物和食盐交换奴隶。更多的是干脆就“猎取”：在安哥拉和以南的非洲到处抓捕奴隶。如此这般，1500-1870年间西欧国家输往美洲殖民地的奴隶达940万人，其中450万人由葡人提供。(58)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欧洲中世纪晚期到十六世纪早期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中看到一条复杂的“生物链”：在东欧和非洲、美洲等殖民地的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中，生产和再生产出为西欧国家提供基本食物(粮食和食糖)的生产者;同时这些生产食物的生产者还需要为那些向中心地区提供工业原料的生产者提供食物;这两者共同为西欧中心地区的工业人口提供食品和原料，工业中心生产的制成品再销往殖民地市场;这三者共同支撑着欧洲国家的上层社会。从中产生的利润(剩余产品)则在各国家的有关利益集团之间分配，其中超出消费的相当一部分剩余价值就不断地转化为资本投入再生产，于是西欧国家开始“驾长车，破万里浪”，乘着兴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翅膀，开始在中心国家、半外围和边缘地区之间形成的国际化、“洲际化”过程中，也就是早期全球化“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崛起了。

　　从西欧早期建立殖民主义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一个现象，就是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资源禀赋方面起初存在的相对细小的差别，经过长期持续的人为的强化，这种起初细小的差别就可能从量的差别累积成质的区别，久而久之就转化为“比较优势”的区别，转化成前者和后者各不相同的“优势”;后者的“优势”再稳定一个时期就变成了“传统优势”，实际上等于将后者的国际分工锁定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实际上高度发达与低度发展的共存(共生)是世界经济的一体两面，两者互为生存条件，这在早期殖民主义时期就是如此。不是我作你的“菜篮子”，就是你作我的“菜篮子”，总得有“垫背”的。西欧与东欧的早期分工也是如此。在十五世纪，西欧的工业较东欧只具有不很明显的优势，到十七世纪则变成“比较优势”;到十九世纪西欧成为“世界工厂”，而东欧的国际分工地位相对锁定。发达国家有意人为地扩大国际分工差距，这是维持其垄断地位的重要机制和秘密。但是从外围国家来看，当地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有积极性，因为生产越多，他们分得的利润尽管比例小，但绝对数相对也越多，于是心安理得。这也就是今天某些发展中国家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时流行的说法——“你发财，我发展”——的道理。殊不知，一旦锁定国际分工，经济依附形成，政治上独立自主就逐渐没有了，更遑论经济发展，最后的结果是民族和文化被消灭。文化被消灭了，文明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没有了，存在的只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现在撒哈拉以南一些国家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东欧国家挣脱了苏联的控制，以为得到了自由和民主，殊不知自由和民主“不管饭”，那里的普通民众首先是得到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抛妻别子，满欧盟打工，人民落入西欧国家垄断资本的掌控之中，国家成为欧盟的囊中之物。东欧国家的命运，使人联想起早期的汉撒同盟和十六世纪以来形成的东西欧的国际分工。这是历史的进步，抑或是倒退?

　　三、早期殖民体系的经济后果与资本积累机制

　　不难看出，西欧经过十五至十七世纪上半叶长达两百多年的大扩张，其经济后果是：

　　第一，西欧的“生存空间”和人口资源比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这是欧洲在这个现代早期的关键性阶段有能力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因素。”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表明，“在1535-1540年的5年中西班牙就实现了对西半球一半多人口的控制。并从那时到1670-1680年的时间内，欧洲人控制下的地区从大约300万平方公里增到约700万平方公里(一直到18世纪末，这一扩张成果才稳定下来)”。(59)不过，这七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总人口并没有增长，因为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大部分被广大欧洲以外地区(殖民地——引者)的人口下降所抵消。”为什么欧洲以外地区人口下降，显然是殖民扩张带来的屠杀。沃勒斯坦其所以认为“这是欧洲在这个现代早期的关键性阶段有能力维持持续经济增长的一个根本因素，”是因为“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的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极大地增加了”，这是沃勒斯坦作为美国学者对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得出的中肯的历史结论。言外之意，海外扩张使得西欧由此得救，否则其发展就“不可持续”了，哪里有今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人信仰上帝，但上帝没有拯救他们，殖民地才是他们真正的上帝。沃勒斯坦说：“16世纪，欧洲如同一匹腾起的野马。”(60)或者，如果把西欧比作一辆待上道的历史跑车，从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两百多年这辆车一直在不断地边加油边启动，而世界许多其它地区在为这辆车不断地输油。十六世纪西欧这辆资本主义跑车开始二挡上路。而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工业革命发生，这辆车如同挂了三挡，以后又加到四挡、五挡，就风驰电掣，所向披靡了。至于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发生，这辆跑车的动力系统开始出问题;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时，已经不得不借助“社会主义原理”来改进其动力系统。

　　第二， 持续两百多年的对外殖民主义扩张，主要是对非洲和美洲等地区的扩张，彻底解决了西欧的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源需求。西欧是近代历史上靠掠夺殖民地起家的最大的暴发户。早期重商主义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建立殖民主义国际分工最大限度地汲取来自非洲和美洲和其它地区的黄金白银，形成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早期的西欧几乎可以不依赖内部积累，而且还足以支持其上层集团的穷奢极欲。事实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主要来自海外掠夺，“羊吃人”的内部积累没几个钱。来自非洲特别是美洲的廉价金银极大地冲击着西欧的货币信贷市场，导致利率骤降。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利率大约在4-5%，在1520-1570年最高到5.5%,在1570-1620年陡降到平均2%。(61)低利率极大地刺激了投资工商业的浪潮。除了资本原始积累，殖民体系还解决了西欧的资源危机，并且为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解决了原料来源，建立了中心地区和外围之间的“输血机制”。中世纪晚期的西欧原本是塞万提斯笔下的一匹羸弱不堪的瘦马，骑士唐·吉珂德原本也饿得眼冒金星，其所以到十六世纪这匹瘦马开始“腾起”，或如同加满油箱的跑车上路，是因为这匹马吃了两百多年的“夜草”，或这辆车得到两百年的廉价“加油机制”或“输血机制”。用经济学语言说，就是在持续两百多年中将世界各地区的压榨出的“剩余”集中起来，变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然后先是主要在西欧本土加以资本化，工业化，再加以全球化，于是就推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起飞了。

　　第三， 十六世纪西欧国家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也就是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雏形，它大体上奠定了西欧地区的中心地位、东欧地区和非洲、美洲的外围和边缘地位，这就是早期国际分工体系的基本格局，也是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进一步完成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最初始的框架和基础。这个体系在十八世纪以后的三百年里不断发生着大的结构性变动，但是其本质和基本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至于十六世纪西欧地区内部，实际上也存在着自己的中心、半外围、外围和边缘国家的结构。西欧内部的“小分工体系”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存在激烈的竞争，本身是一个很不稳定的结构。这方面，十六世纪的突出特点是英格兰一直不懈地在工商业领域赶超先进，并且在向形成大不列颠的方向发展。(62)西欧和北欧至今是这一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体系的中心之一和主要受益者，只不过后来霸主国从欧洲移到了北美。美国本质上无非是位于北美的“另一个”英国。而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吞咽着五百多年以来西欧国家殖民统治和掠夺种下的苦果。

　　现在我们来看看最初西欧这辆“跑车”在海外殖民地的“加油机制”。

　　首先，是控制自然资源。最初主要是粮食、食糖和黄金，后来扩大到其它资源。控制资源的手段主要是靠武力征服，西方的殖民扩张都是在海陆军的配合支持下进行的，或者“探险”船队本身几乎就是海军。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殖民者在非洲和美洲等地的武力扩张基本上都比较顺利，在许多地区例如在南美洲几乎没有遇到多少象样的抵抗，不象在中国抵抗的激烈，有三元里抗英、义和团、抗日战争等。十九世纪以前，西方殖民者对中国一直怀有神秘感，心存敬畏，不敢贸然造次，除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强大形成的心理威慑以外，与荷兰人和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多次遭到明朝海军的顽强抵抗和痛击有关，一直心有余悸。这一点与中国在世界上几乎是最晚(十九世纪中期)才被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多少有一定关系。而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最终未能从领土上瓜分中国，与列强终于认识到中国人民拼死抵御外侮的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政治意志和力量也有关系。反观非洲和中东，几百年持续不断的“抽血机制”完全摧毁了某些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意志。随着战后国际形势变化，西方国家对过去殖民地的控制手法被迫从直接控制资源转变为通过控制后者的思想和政治来对资源实行“间接控制”，也相当有效。

　　其次，建立殖民主义的国际分工体系。通过建立由“中心-半外围-外围-边缘”结构组成的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建立起由殖民地边缘地区通过垂直分工体系的 “梯级结构”向西欧输出资源的通道。这些巨大而宝贵的资源在几百年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欧，形成资本积累。而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其所以能够建立，其秘密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说：“主要是因为殖民大国与殖民地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换言之，在人力和国家权力的其它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的英国之所以能够征服印度，主要是由于英国掌握了较高的技术，当这种技术被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时候，印度各邦就抵抗不住了。”(63)这里主要指火器优势。遗憾的是，中国发明的火药、火炮通过成吉思汗带到欧洲，在那里很快发展成征服东方的近代枪炮，反过来被用来打败自己。

　　再次，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流入西欧，是通过国际分工体系的“梯级结构”实现的，更是由“梯级结构”中各个“梯级”所使用的无数廉价的活劳动推动的。正是由这种殖民体系强制推动的几乎是无限供给的廉价的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形成了西欧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来源。对此，下文还要进一步分析。

　　最后，通货膨胀作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成为西欧早期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早期的殖民扩张带来的巨量金银流入，导致十六世纪欧洲持续的通货膨胀，也称 “价格革命”。从十六世纪三十年代到十六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4倍，谷物价格平均上涨5倍。英法等国的物价平均上涨2-2.5倍。通货膨胀历来以掠夺穷人特别是工资劳动者为最甚，当时西欧工人的工资是“年薪制”，一年一付，在高通胀条件下必然沦为绝对贫困化状态，而且当时法律禁止提高工人工资(后来欧洲工人的工资能按月或周发放，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通货膨胀对于富人也有不同的再分配作用。工资固然跟不上物价上涨，地租也跟不上，所以封建地主也遭到削弱。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国家。通货膨胀既是对工人的强制储蓄，又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有利于积累、投资和再投资，更刺激投机。持续整个十六世纪西欧的通货膨胀，在形成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条件下更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掠夺财富，不仅加大掠夺中心地区，也加大掠夺半外围-外围地区的财富，。至于边缘地区使用奴隶劳动，过度压榨只能导致奴隶大批死亡。如西印度群岛的印地安人于十六世纪上半叶遭到灭绝，也不光是屠杀所致。

　　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殖民体系内，形成了新的生产关系。沃勒斯坦发现，在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支配下，形成了一种控制劳动进而占有剩余的机制。这就是中心地区使用自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外围地区使用封建强制劳动，如东欧;边缘地区使用奴隶劳动。因为这几种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的“结合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到处都是自由的雇佣劳动，将会看到社会主义。”(64)他进一步指出：“在形成中的世界经济体里，商人得到的各种利益，比起他们如果必须在单一的、国家的框架内谋取利益，在政治上要容易得多，因为各国统治者将不得不对多种多样的利益和压力作出反应。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奥秘：何以是在一个不是帝国的世界经济体的构架内建立劳动分工，而不是在单一的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建立劳动分工。”(65)简单地说，这种越出民族国家的国际化的世界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和几种生产方式和劳动控制方式的结合，使得商人能在政治上避开国家(干预)，好赚钱。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国际化劳动分工体系下才能建立，民族化的发展无论多大规模都只能是发展成帝国，资本国际化发展才能是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一句话，资本国际化、经济全球化有利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又需要国际化机制。沃勒斯坦的论断从商人好赚钱的角度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资本国际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有启发性。但是这一点还是可以归结为有利于资本积累，区别不过是国家积累还是私人积累。而且商人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国家监管，但商人赚钱毕竟要受利润率制约，无论如何赶不上海盗，而早期的商业殖民活动几乎就是海盗。据西方学者估算，“西欧早期商业殖民活动的利润率是非常高的：‘有时几乎从无异于海盗行径的交易中获得的利润超过了200%或300%’。”(66)

　　建立殖民体系，如果离开殖民地国家或当地利益集团的配合协助，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扶植殖民地政权和改造殖民地的政治机制也是西方殖民体系运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在早期的西非和南美洲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在西非，达荷美和其它一些王国竟然沦为当地王室垄断的贩奴大国，即当地的特殊利益集团靠出售同胞中饱，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依附”经济。(67)

　　四、 强化国家机器的作用

　　在中世纪盛期(1050-1300)，欧洲是教皇的天下，建立了教会政府，可以发动十字军东征，而国王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那时欧洲的世俗国家尚未形成，在彼此分割的贵族地主的领地和封建庄园里，贵族领主和庄园主享有很大的自由，也很少被征税，却可以随意欺压农民和向其征税，对国王只有象征性的忠诚。到了十三世纪末，随着教皇的衰落和英法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王权地位上升，英格兰和法国国王已经可以向教士征税而无须借口。十四至十五世纪欧洲的严重灾难削弱了贵族和封建主阶级的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得不改变其政治态度，转而效忠王室，拥护民族国家和中央集权兴起的趋势。这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火器的普遍使用使得国家为建立常备军以及维持官僚机构所需要的财政需求和能力迅速扩大，这就更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趋势。这一切的经济和政治目的是对外扩张，用武力争夺财富。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国家对外扩张，对于君主都是有利可图的事业。那时候国家的需要，就是君主需要;君主的需要，也就是国家需要。“朕即国家”自此成为近代欧洲君主的信念。

　　早期的西欧国家，为了对外扩张、穷兵黩武而扩大税源，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卖官鬻爵”、(68)没收教会财产、举债、人为降低贵金属硬币的成色，等等情事，都是有的。为了刺激私人积极性，起初国家还实行包税制，并将征兵权授予私人，当然兵饷也得自筹。这是初期国家无力兴办军队时的过渡办法，后来就把税收和军队都拿到自己手中了。随着国家实力增强，操纵货币，制造通货膨胀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因为这不仅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还可以在政治上削弱封建主阶级。甚至建立各种国会机构，也成为协助其通过立法程序来征税的机制。

　　欧洲不象中国，早在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并很早就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的官僚体制。在欧洲，国家是近代历史上一大创新，而且其形成方式也与中国大不相同。西欧是“先打仗，再划线(边境线)，后有民族”，“线”里就是自己的国家。根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分界线是经过公元1212-1214年的一系列战争之后确定的。后来的民族感情的形成是以分界线为基础的。(69)首先是划分界线，而后才是培养感情，也就是“先结婚，后恋爱”，形成民族。早期欧洲是这样，二十世纪的非洲也是这样。非洲国家的“线”实际上是欧洲人给划的，而且都是直线，刀切的一般。这说明欧洲和非洲的民族形成较晚，比中国晚得多，“划线”之前还没有形成民族，不然同一个民族分成两半，也是麻烦事。一直到十五世纪以前，西欧的国家，主要就是英、法、西这三个国家，加上一个葡萄牙。其它多是城邦国家，不是同一个意义。十五世纪以后，欧洲民族国家兴起成为潮流，大部分近代民族国家陆续形成，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王室和封建贵族为了经济政治利益而不断强化其国家机器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非洲、美洲沦为殖民地的重要原因。因为那里甚至没有国家机器，所以殖民扩张所到之处，原住民族缺乏组织，一盘散沙，殖民者甚至如履平地。阿拉伯世界和亚洲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这里也有一条规律，就是哪里的国家机器软弱，哪里的遭遇就更悲惨，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就更边缘化，最终被全球化所吞噬，被“化”掉。

　　民族国家的建立是西欧国家对外实行殖民扩张的前提和基础。葡萄牙最先迈出这一步，即是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支持。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威尼斯。安格斯·麦迪森说：“国家在威尼斯的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作为主要造船者，它将国有帆船租赁给私人企业，并负责组织护航船队和确定护航时间表。它开发出适合威尼斯商业和地中海贸易条件的各种类型帆船。这种国家活动为商业活动创造了免造敌人攻击的安全环境，从而降低了私营商人的成本。另外它还帮助小商人利用有限的资本参与国际贸易。”(70)为了对外扩张，西欧一些国家很早就建立了大型国有企业，而以威尼斯为最早。“威尼斯最大的企业是阿森诺(Arsenal)，一个在公元1104年创建的国有造船厂。它经营的时间长达几个世纪，雇佣的工人多达数千人。”(71)至于在葡萄牙后面接踵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其殖民扩张莫不以国家为后台发动和支持。国家机器也是建立和维持殖民主义国际分工体系的条件和保障。没有国家机器的强大支持，仅靠私人资本和实力去建立、维持和扩张殖民体系，是不可能成气候的。这是经济全球化的硬道理，无论早期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其实国家与私人资本集团已经合为一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十四世纪葡萄牙的大西洋航行是以国王挂帅，西班牙也是王室大力资助，后来的荷兰和英国干脆授权其东、西印度公司代表国家行使外交权力，包括可以随时代表国家对外宣战。所以，东印度公司哪里是“公司”，根本就是一个到处征战游动的帝国。所以，布罗代尔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72)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世纪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史也提供了滥用国家机器而导致衰落的实例，这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在王室推动下紧跟葡萄牙开始海外殖民扩张，到十六世纪已经建立起(主要在美洲)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帝国。十六世纪上半叶西班牙在长达五十多年里陷于同法国争夺意大利半岛的战争，加以王室和贵族的极度挥霍，使得从庞大的殖民地汲取的无数黄金等资源没有转变为本国的资本原始积累，终于在1557年因财政崩溃而退出战争，从此迅速走向衰落。这其中，除了王室穷兵黩武之外，国家被贵族阶级的利益所挟持，政治上目光短浅，经济上无能，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是一个重要原因。十六世纪西欧国家的历史潮流是重商主义，是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民族主义。西班牙王室和贵族的穷兵黩武和极度奢侈，使得从庞大的殖民地汲取的无数黄金等宝贵资源或变成无谓的消耗，或沉淀于“房地产”(教堂、宫殿、修道院等)和艺术品，或流入别国，转化为别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其次，国家站在贵族立场上，推行经济上自我毁灭的驱赶摩尔人(穆斯林)的宗教政策;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查理五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完全罔顾西班牙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实行当时西欧国家盛行的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听凭卡斯蒂利亚(位于西班牙东海岸中部——引者)资产阶级被物价飞涨的影响、贵族的穷奢极欲和皇帝借钱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反保护主义所压垮，”(73)也就是听任其民族工业被后起的英国和法国挤垮。沃勒斯坦引用的资料说：“西班牙衰落的根源在于它不能接受保护主义政策，自己倒变成了敌国英法工业的主要推动力。”(74)于是，1588年西班牙在它的“无敌舰队”被英国击溃以后就迅速衰落，以后简直就破罐子破摔，“到了17和18世纪的弊政导致大规模砍伐森林，从而毁坏了相当大部分的可耕地，它的政治没落已确定无疑。结果西班牙中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实际上变成了沙漠。”(75)所以，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三百多年里西班牙这个早期殖民帝国一直沦为欧洲的半边缘和边缘国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国家早期的王室和贵族没有政治远见，逆重商主义的历史潮流而动，成为过路财神，结果“过把瘾就‘死’”了。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七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及其机制”的第二节。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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