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苏共十九大速记记录的思考

 斯大林最后的讲话：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已被扔进水里

　　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最后次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52年10月14日。(四个月后斯大林去世)

　　Речь И. В. Сталина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XIX съезда КПСС, проходившего в Москве с 5-го по 14-е октября 1952 г.

　　斯大林在苏共十九大最后次会议上的发言，莫斯科，1952年10月14日。(四个月后斯大林去世)

　　KGB1986 根据苏共十九大视频资料听译。

　　同志们，请允许我以本次大会的名义向所有兄弟党团，向到会的代表们，向那些关心着我们的人们表达谢意。感谢他们兄弟般的问候，祝愿和信赖。

　　(掌声)

　　这样的信赖对于我们是如此的宝贵，它意味着对于我们党的支持，意味着对我们党为人民光明未来而斗争，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支持。

　　(掌声)

　　有人愚笨错误地认为，我们党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再需要他人支持。这是丑陋的。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永远需要世界兄弟人民的信赖，认同和支持。

　　这种支持的特点是：兄弟党对于我们党和平意愿的一切支持都是与他们对于本国人民反战运动的支持相联系的。1918年，1919年，当英国资产阶级武装干涉苏维埃时，英国工人掀起了口号为“不许干涉俄国”的反战运动，这是支持，首先是对人民反战斗争的支持，然后才是对苏维埃的声援。当多列士同志与陶里亚蒂同志宣布，他们的人民不会使用战争去反对苏维埃人民(掌声)的时候，这是支持，是对法国意大利反战工农的支持，也是对呼吁和平的苏维埃的支持。支持的这种相互性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党的利益绝不与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相反，与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苏联的利益也绝不能与世界和平运动相分离。

　　当然，我们的党不能欠账，仅一味地接受兄弟党的支援，我们的党有义务，也必须给予他们支持，支持他们人民的自我解放，支持他们人民的和平运动。正如大家所见，目前我们的党正按照这个在行动着。(掌声)当我们的党在1917年夺取政权后，当党采取实际措施打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压迫时，兄弟党代表们对我们的勇气和成绩表示了赞赏，并将我们称之为世界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他们是有所期待的，期待“突击队”的成功能够改善那些资本重压之下的人民的处境。我认为，我们的党没有辜负这些期待，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苏联粉碎德国日本法西斯暴政，将欧亚人民从法西斯奴役威胁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 (掌声)

　　是的，当仅有一支“突击队”，且它不得不孤军奋战时，要完成这样光荣的先锋使命是非常困难的。是的，过去是如此。而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从中国朝鲜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又诞生了新的“突击队”——人民民主国家。如今，我们的党已能够更加顺利的开展斗争，对自己的事业也更加充满热情(掌声)那些还未夺得政权的，尚处在资产阶级残暴法权统治之下的共产党，民主党和工农党，应得到特别的关注。他们现在的处境自然是艰难的。然而他们的艰难比不上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在沙皇专制下所面对的那些—— 任何微小的运动和前进都被判为最严重的罪行。俄国共产主义者挺住了，没有惧怕困难，赢得了胜利，那么这些党也同样会如此。

　　那么，他们的艰难为什么比不上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在沙皇专制下所面对的那些?

　　首先，在他们的眼前有着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斗争胜利的榜样。他们能够从这些榜样身上汲取教训，总结成功经验，少走弯路。

　　其次，资产阶级自己作为解放运动的首要敌人，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变得比以往更反动，断绝了与人民的联系，削弱了自身。于是这就为革命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掌声)

　　以前，资产阶级纵容自身的自由主义，维护自身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并以此博得大众的支持。而现在呢，自由主义已消失的无影无踪，再没有所谓的“个性自由”—— 个人权力只有那些掌握资本的人才拥有，普通大众不过被当作是运作所需的人形原料。人民和民族的平等权力遭到践踏，取而代之的是少数剥削者的充分权力和大众的无助。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已被扔进水里。我认为，你们——来自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自由民主的)旗帜，举着它继续前进，如果你们希望团结大多数的人民到自己周围。除了你们，没有人能再将它举起。(掌声)

　　以前，资产阶级被视为民族的领袖，它捍卫着”高于一切”的民族权力与独立。而如今，“民族原则”已再无痕迹。资产阶级正靠出卖民族权力与独立去换取美元。民族独立与民族主权的旗帜已被扔进水里。毫无疑问，你们——来自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举着它继续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祖国的爱国者，想成为民族力量的领袖。除了你们，没有人能再将它举起。(掌声)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显然，一切条件都有利于那些尚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开展工作。

　　因此，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兄弟党可以在资本统治的国家内获得进展，赢得胜利!(掌声)

　　我们的兄弟党万岁!(掌声)

　　祝我们兄弟党的领袖们健康!(掌声)

　　人民和平万岁!(掌声)

　　打倒战争元凶!(掌声)

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对苏共十九大速记记录的思考

    　[俄]维•瓦•特鲁什科夫 著 杨朴炜 刘淑春 译

　　俄共《政治启蒙》杂志2007年第1期发表了哲学博士维•瓦•特鲁什科夫教授评述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文章。文章认为，苏共十九大至今是个“被遗忘的”代表大会，但它作为“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在苏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人们把苏共在“二战”期间和战后长达13年未召开代表大会归咎于斯大林无视党内民主和党的章程，而认为，斯大林拖延召开党代会另有考虑。现将特鲁什科夫的文章摘译如下(小标题为译者所加)。

　　十九大是“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实际上，每一次共产党人的代表大会不仅对我国是一次重大事件，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国际反响。其中的很多次大会今天都被拥护者和敌人不仅用顺序号标注，而且还用特有的“封号”(如工业化的、集体化的、全线进攻的、消除个人崇拜的代表大会)来标注。但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是不走运的一次，因为它至今还是一次被遗忘的代表大会。然而，即使这次代表大会不研究一些重要的战略问题，不批准在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不赋予党一个新的名称——苏联共产党，它也不能不引人注目，因为这是斯大林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斯大林出席大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赋予代表大会一种惊人的“神圣性” 和“崇高性”，这一点体现在代表大会公报的每一页。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也成了一件大事——不仅因为这是多年领导一个大国的领袖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而且因为这次讲话本身非同一般。更重要的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Г.M.马林科夫向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作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也是斯大林式的。是的，报告的文本是别人写的，报告的语言风格都是别人的。但从报告的精神实质、内在激情，甚至报告的结构来看，都是斯大林式的。

　　斯大林从列宁在世时就开始向党的代表大会作总结报告了。那些报告都遵循列宁的逻辑，尽管报告者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不能不被察觉。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上，斯大林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方式和特点”准备了报告。他将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国际形势、国家内部生活、党的问题。甚至M.C.戈尔巴乔夫也是按照这个“式样”拟定了自己向苏共二十七大(1986年)作的报告。如果把十九大报告同斯大林在战前所作的两次报告(1934年和1939年)相比较，那么，这个报告几乎逐字逐句地保留了各章节的标题。这不是教条主义的循规蹈矩，而是要在政治和理论上找准方向。社会仍处在那个历史阶段——在全球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并热火朝天地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是斯大林的代表大会还因为，大会渗透着斯大林195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精神。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

　　十九大拖延召开是为了争取和平战场的胜利

　　“被遗忘的代表大会” 对于大会的同时代人的意义在于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这是胜利者的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中只有4.1%是在1945年胜利后加入联共(布)的，其余的代表临近胜利时都已是共产党员了。然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毕竟是以联共(布)的名义向人民宣告了与其说是在伟大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不如说是在7年时间里就基本上医治了战争创伤的创造者们取得的胜利。代表们在谈到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经济奇迹时，不是把1951—1952年的成就同1945年或1946年的成就相比，而是与1940年相比!这样，他们向全球宣告：取得的胜利是翻倍的——战争中如此，战后也如此。

　　斯大林去世后，人们经常谴责他竟容忍两次代表大会间隔13年之久，这明显地违背了联共(布)章程。谴责不无道理。但在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之时，也有理由对这样一种说法提出怀疑，即认为领袖推迟召开党代表大会，表明他凌驾于党之上甚至轻视党。这种看法是肤浅的，也是荒唐的。

　　假如党代表大会早些时候召开，例如在1946年、1947年或刚刚胜利后的任何一年召开，也丝毫不能动摇斯大林的名望和伟人地位。

　　那种说斯大林轻视党的人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斯大林是珍视党的——哪怕是把党作为一种工具，只有借助于党才能使列宁的和他斯大林本人的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变为现实。

　　的确，斯大林没有像崇拜物神那样崇拜党。他是个很英明的、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在取得伟大胜利后，党做的更多的是对领袖的颂扬，而不是对眼前的迫切问题进行严苛的思考，这使斯大林感到不快和不满。

　　他之所以固执地推迟召开例行的党代表大会，我以为，他是想使大会的背景不是苏联人民对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无条件的、得到世界公认的胜利，而是在和平战场上的胜利，那就没有理由一味地感到满足，国民经济恢复所要达到的水平只能说明面临的迫切任务还多得很。

　　十九大的目的是动员国家解决刻不容缓的经济建设任务

　　将苏共十九大的代表组成和1946年春天选举的第二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团进行比较是很有意思的。在政权最高立法机关的这届会议上，将军服彩条的丰富和军官肩章的金色完全让人联想到这即使不是在召开军区委员会会议，那也是在为已经结束的某个战役和会战召开学术会议。而1952年10月5日召开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则描绘了另外一种党代表的形象。这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要多于苏联英雄(参见：《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公报》，第4期，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1952年，第70页)。根据代表大会的统计，从卫国战争的光荣元帅和军长中选举出的中央委员会成员，除了斯大林，还有苏联元帅A.M.华西列夫斯基、И.C.科涅夫、B.Д.索科洛夫斯基和海军部长H.K.库兹涅佐夫。其余的拥有最高星级的元帅有幸得到的也只是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资格。

　　斯大林感兴趣的是要使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成为动员国家的大事件。因此，无论是在按斯大林模式所形成的总结报告中，还是在关于1951—1955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的报告中，以及在辩论发言中，关注的中心都是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解决的那些任务。因此，“无冲突论” 及提出这一理论的“粉饰太平者”遭到断然的拒绝，但却坚决地宣布迫切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严格地说，强调英雄主义的、创造性的胜利同样起到了动员的作用。党向被战争和破坏拖得疲惫不堪的人民说：我们已齐心协力几乎把大山推倒了，让我们再努一把力，把已经开始的国家改造的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比如，斯大林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格里申的报告就发出了投入到刻不容缓的工作中去的号召，他谈到，在废墟上重建的斯大林格勒其生产总值在1949年就超过了战前水平……。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A.叶菲莫夫通报说，在边疆区建设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在哈巴罗夫斯克与在太平洋沿岸的新城即苏联港口之间铺设了铁路。当代表K• 朱可夫通报说，“沃罗涅日城又从废墟和灰烬中诞生了，在农村地区建成了5万多座房屋”时，难道不是在动员投入到建设之中吗?

　　发言的部长们描绘了各行业内经济突破的画面。煤炭工业部长A.Ф.扎夏德科报告说：“在莫斯科近郊矿区，煤炭的开采量几乎是战前的3.5倍，在东部地区——库兹巴斯、卡拉干达，开采量是战前的2至3倍。由全国人民的劳动所恢复的顿涅茨克煤矿产出的煤炭几乎比战前增加 24%。”(同上，《公报》第 8期，第28页)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B.A.马雷舍夫汇报了汽车制造业的成就。

　　政治家A.И.米高扬谈到了生活的“平淡无奇”。他回忆道，1947年12月苏联废止了凭证制，此后大众消费品价格逐年下降。同苏联1947年底的价格相比，1952年面包价格下降了39%，牛奶下降了72%，肉下降了42%，糖下降了49%，炼乳下降了37%。而这五年间，在美国面包的价格上涨了28%，在英国上涨了90%，在法国则增加了1倍多。肉的价格在美国上涨了26%，在英国上涨了35%，在法国则上涨了88%。相类似的还有其他可比较的食品。只有一种商品的生产“现在处在比战前还低的水平”。这就是……白酒(同上，《公报》第8期，第22页)。

　　所有类似的报告都迸发着动员的激情，这具有双重目的：既动员本国同胞，也动员为共同的理想而斗争的国外的志同道合者。

　　对所取得的成就作出最完整的描述的自然是总结报告。下面仅仅是报告中的某些评价：“由于在工业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恢复和发展，战后时期苏联人均工业品的产值现在超过战前水平。”“到1952年，工业固定生产基金同1940年相比增长了77%。”“这段时期，苏联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是发明了原于能的生产方法。因而，我国的科学和技术发展结束了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并且给予那些企图利用原子能生产的秘密和拥有核武器作为威胁和恐吓其他国家人民的工具的战争纵火者以沉重的打击。”(同上，《公报》第1期，第46页和第47页)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是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起跑的可靠平台。按照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预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2%。萨布罗夫在对党制定的1951年至1955年的任务作总结时说：“如果资产阶级的报刊对前一个五年计划持怀疑态度，很多资产阶级活动家甚至认为没有美国的贷款，第四个五年计划是完不成的，那么现在，由于执行苏联计划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资产阶级的舆论已经不再认为这个五年计划是不现实的了。第五个五年计划是苏联和平政策的又一个突出证明，并给予战争纵火犯以沉重的打击。”(同上，《公报》第5期，第44页)

　　20世纪中叶，苏联是世界明亮的灯塔。但对于苏联共产党员自身来说，是被禁止一味地自我安慰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殊部门负责人、斯大林最亲密的助手A.波斯克列贝舍夫尖锐地谈到这一点，他说：“一些高官重臣滥用自己的职权，压制批评，直接或间接地对属下加以迫害……另一些领导人不知为什么以为，只准许批评自己的下属，而部下没有权力批评自己的上司。这种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奇怪理解同党性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同上，《公报》第10期，第59页)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严厉地提出了计划中存在一些不能容许的缺陷，如一种货物因无人接收而被在两个城市间往返运送。事实上，关于部门管理体制和地区发展之间矛盾的尖锐化的问题已经被提上日程。在50年代后半期，H.C.赫鲁晓夫试图借助国民经济委员会来解决这个矛盾，但因为在此之前没有进行严肃的政治和理论性分析，结果改革以失败告终。

　　代表大会尖锐地批评了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存在的偏差和形式主义。

　　十九大高度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有重要原因的。这个原因应该重新从斯大林那里找寻。在1938年发表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斯大林把自然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社会哲学“融于”一个根本原则性的关系中。他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地强调，矛盾是自然界发展的源泉。但当他转而谈到历史唯物主义时，却不说矛盾是发展的一般源泉的话了。总体上看，矛盾没有被否认。尤其是，他赋予阶级斗争以重要作用，强调了新旧冲突的不可避免性。然而，关于社会生活中社会矛盾的普遍性问题还是被绕开了。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矛盾的哲学思考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深入研究的。斯大林在思考新社会建设的任务的复杂性时着重强调，党和社会同困难作斗争，无外乎是解决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矛盾。代表大会从这个惟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出发，为日常政治活动作出了一个实践性的总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发现和揭露矛盾的最稳妥的方法，及时解决矛盾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

　　苏共十九大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十分重视。当然，会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占主要地位。这本书得到赞赏、歌颂、强调，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很多人对此尽心竭力。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代表们忘记了分寸感。但如果抛开极端的谄媚，则应当承认，斯大林的这部理论著作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中得到严肃、认真、深入的讨论。

　　依据斯大林的著作，代表们作了发挥，有的将其具体化，有的超出了该书描述的界限。轻工业部部长科西金在讲台上提出了技术质量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最重要因素的问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雷舍夫把自动化看作是最符合共产主义建设阶段的生产力的性质。他向代表们汇报说：在国内首批有39条自动化生产线投入使用，这里从原料供应到成品包装的所有程序完全是自动化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为工厂服务，这里生产活塞的成本低于用普通技术生产的活塞。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B.安德里阿诺夫和黑色冶金工业部的部长И.Ф.捷沃相提出了努力使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成为完善苏联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巨大储备库的问题。

　　十九大重视理论问题

　　十九大硬性地把理论问题同党的整个政治活动结合在一起，这在原则上是重要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更改党的名称的决定。在这个决议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即使今天我们都无权忘掉的论点：“‘共产主义的’这一定义表达的是党的宗旨的最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内涵。”换句话说，共产主义政党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谁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谁不是唯物主义者，谁不是辩证主义者，谁就不是共产党人。

　　而这就要求全党，乃至每个党员都要承担起责任。首先，对改善共产党员思想面貌的要求急剧地提高了。正如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作的总结报告中所指出的，“在党员队伍数量的增长与党员及候补党员的政治教育水平之间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不相称。为了消除这种不相称，今后必须继续坚持限制入党人数、改善对共产党员的政治教育及党性锻炼工作的路线”(同上，《公报》第10期，第52页)。为了改善现状，苏斯洛夫在会上建议，“为党员和候补党员开办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教程”。

　　十九大对党章中规定什么人可以成为共产党员这一问题采取了异常严肃的态度。关于不准许共产党员剥削他人劳动的表述列入了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

　　为使每个共产党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明确的和组织得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M.A.苏斯洛夫在评价这一工作的状况时直率且坦诚地说：“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这里组织得还不能令人满意。”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问题列入了这次代表大会的优先地位。《真理报》总编伊利切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就具有符号意义。会上，除了四个报告人，还有78个代表上台发言。其中，除斯大林外，有11名政府成员和52名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织的代表。代表国家中央政治机关发言的总共有14个人。《真理报》的总编伊利切夫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报纸应当关注社会生活的所有根本性问题;报纸没有权力回避尖锐的问题，而应当更勇敢地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他确信，党的刊物不应该用自上而下的没完没了的“批评”来取代自下而上的批评。他坚决地强调，党刊这一事业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手。(同上，《公报》第13期，第31页)

　　作为一个大学者和哲学家，伊利切夫积极投入到代表大会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之中。Л.M.卡冈诺维奇确信，“在国内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而伊利切夫则更清醒地看待社会状况，并认为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的纲领。历史证明，正确的不是卡冈诺维奇，而是伊利切夫。

　　整体而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突出特点是取得了许多具有预见性的突破。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亚赫梅托夫提出了关于开发“荒漠和半荒漠土地”的必要性的问题。石油工业部部长Н.Ф.巴伊巴科夫使代表大会确立了在国家东部开采石油的方针。一些代表提到了非黑土地带的土壤改良的必要性。波斯克列贝舍夫已经在1952年就表达了关于开展“争取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的群众运动的思想，这种群众运动从60年代初开始成了完善新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

　　齐米亚宁(12年后他来到《真理报》并领导这个集体十多年之久)在发言时很准确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导我们说，领导——这意味着预见。”在20世纪中叶，苏联共产党人不仅仅是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者，而且满怀信心地带领国家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也就是说，他们具有出色的预见本领。

　　斯大林在十九大的讲话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这种宝贵的能力还表现在斯大林的最后一次公开的谈话中。他是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闭幕会议上讲这番话的，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选举结果甚至已经宣布了。从这一讲话来看，斯大林对代表大会的工作是满意的，大会决定，苏联共产党人全都要意识到自己既是苏维埃社会、也是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

　　甚至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读一读每天早晨分发给代表们的附有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的会议公报，就会嗅到一种在我们共产党的其他会议上习以为常但又是十分特别的、简直就是独一无二的“味道”。例如，最近的15年我们都不习惯于把自己看作“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而斯大林在其十九大的讲话中恰恰是这样确定了苏共的角色。

　　因此，作为一个国际主义者，斯大林任何时候都未脱离世界的发展来研究俄罗斯、苏联，总是把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看成世界革命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不单单发表了一个报答兄弟党表达声援的讲话(代表大会上宣读了来自全球5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发来的贺电)。他实际上预言了会出现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队伍，这些队伍决定了从20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的世界发展。

　　斯大林当时确定的第一支这样的队伍是以苏共为首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突击队”(后来这些突击队被称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第二支队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袖在讲话中首先把注意力转向它们，号召它们举起被资产阶级抛弃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因为“除了你们，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斯大林认为，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周围”。在20世纪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第三支队伍是民族解放运动。斯大林在讲话中清楚地指出了这一运动的任务。他强调指出，“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已经”被资产阶级“抛弃了”。他又对共产主义的和民主的政党的代表们说：正是你们“必须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的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同上，《公报》第16期，第13—16页)。

　　遗憾的是，斯大林的这个讲话今天看来比当时更具有现实意义。斯大林的评价对认识21世纪初的俄国现实竟是惊人的准确。“所谓‘个人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仅仅那些拥有资本的人们才被承认有个人权利，而其他的一切公民则被当作只适于供剥削的人。人人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被践踏了，代替它的原则是从事剥削的少数人享有充分权利而公民中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则毫无权利。”(同上，《公报》第16期，第15页)新闻界成千上万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社会学者和政治分析家在生动地描绘当今的政治景观。然而，对俄罗斯当代现实的特征作出最丰富和最深刻、最准确和最切实的描述的，是53年前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讲的这番话。

　　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又活了差不多四个半月。他死后，1952年10月代表大会确定的航行指南被明显地修正了。但现在看来，仓促地、且经常是靠计谋来作出的矫正和更新都没有经受住考验——这在今天不用任何显微镜都看得见。这意味着，对斯大林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表现出的由衷的兴趣还会回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2期《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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