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民想念毛主席

  ——非洲感怀

孙坦

一、毛泽东时代是“破帝围堵，扩展国门”的时代

毛主席对待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情怀是：人家受惠于我，不求报答；人家有恩于我，永记不忘。在赞成我国重返联合国的全部76票中，26票是来自非洲国家，占三分之一多点。我们应当永远记住毛主席的话：重返联合国，“我们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进去的！”

我曾六次赴非洲工作，到过这块大陆上的好几个国家，像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南非，西部的马里，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中部的扎伊尔。这些国家，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前去的，有的是在改革开放后去的。这多次的非洲大陆之行，久而久之，使我对非洲这块大陆有了一种情结，即对这里曾长期受到西方殖民者压迫和剥削的贫穷国家，援助他们要真诚，不能做任何对不起他们的事情；彼此交往当中，对他们落后的一面，要多理解少埋怨，不能自视高人一等，有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今天提起非洲，回忆在那里工作和在国内从事外事管理时部分涉非工作期间看到听到和经过的一些事儿，常会心潮起伏，久难平静，生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我曾自豪过，忧心过，也曾气闷过。

我自豪过，因为我曾有机会在那里为践行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支援非洲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建设和履行“破帝围堵，扩展国门”的使命贡献过自己的年轻时代。这段经历让我记忆犹新，所以当听到有人将毛泽东时代说成是什么“封闭、半封闭，闭关自守、闭关锁国”的时期，便从心底里生出反感来。在这里，讲非洲之前，我愿花点时间，先批驳一下这个谬论。否则，本让我应为之自豪的这段工作经历便成了浪费光阴，蹉跎年华的岁月。

在我看来，这种论调纯粹是缺乏常识的无稽之谈！毛泽东时代我们是自己将自己的国门自愿紧锁着呢，还是被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地加以封堵呢？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给出一个公正、明确的回答！

为了抬高今天而贬低过去，这种明眼说瞎话的做法极其愚蠢！试问毛泽东时代我们的海关是封闭的吗？国货、洋货没有交流吗？若是“闭关锁国”，那么周总理领导下的国务院所属的外交部、外贸部、外经委、对外文委等部门是不是都是无事可干的机构，毫无设立的必要？刚解放时，是谁决策“暂不收回香港”？是毛主席。周总理对此的解释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并且还可以通过它了解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状况，扩大与发展中外经济交流。国务院批准自1957年开始年年举办广交会，目的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出口创汇，购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体系所需的钢材、机器设备等重要物资。

在新中国刚刚建立之初，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周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就明确表达了愿同世界各国开展贸易往来和经济技术合作的强烈愿望。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实行敌视、封锁的情况下，这个时期里，我们先是采取了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对我友好国家为主要国际市场的对外贸易方针。1950年2月，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的协定；此后从1951年到1955年，中苏两国又签订了总金额达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的10笔贷款协议。为吸收外资和人家的技术管理经验，还同苏联和波兰共同投资创办了5个合资企业。通过贸易和苏联贷款以及引进150多项建设项目，建成了一大批钢铁、煤炭、石油、机械、化工、建材等骨干企业，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逐步建立起了与亚洲、非洲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贸易关系，并进行了与西方国家开展民间与政府贸易的拓展努力，开辟了反禁运、打破封锁的新战线。继1950年同瑞典、丹麦、瑞士、芬兰，1954年同挪威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后，我们又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广泛结交西方工商界及开明人士，以民促官，推动与西欧国家及日本的民间贸易乃至官方贸易。中苏关系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恶化后，我们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以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为主。其间对日贸易和对西欧国家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中日间的贸易由上世纪50年代的民间贸易转为了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1963年中日间签订了第一个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进口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打开了西方国家从技术上封锁中国的缺口。1964年中法建交，两国迅速发展的政府间贸易带动西欧掀起了对华贸易热潮。到1965年，我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额占全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7.9%上升到52.8%。利用西方国家银行的卖方信贷，我国在60年代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瑞典、瑞士、荷兰、比利时、奥地利和日本等国引进了65项先进技术设备，主要用于冶金、石油、化工、机械、电子、轻纺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总金额外加利息达2.8亿美元。1966年毛主席为反修防修大业计，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虽然对外贸易一时受些影响，但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局面很快好转。再加上70年代初我国外交事业实现重大突破，重返联合国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与许多欧美国家如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耳他、希腊、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卢森堡建立了外交关系，出现了同这些国家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对外引进的新高潮。自1972年开始，以“四三方案”为中心，毛主席、周总理多次批准关于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和扩大经济交流的报告，先后投资50多亿美元，引进了26个大项目，并建成了一支我国自己的大型远洋船队。根据以上列举的事实，你怎么能够得出那时的中国是“闭关锁国”的判断？！

再说，难道今天向一直敌视我国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放开自己的市场才叫开放，而同当时的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第三世界国家互通有无、相互援助就不叫开放？你今天的开放是没有基础、一蹴而就的吗？爬高需要阶梯，你不能爬上了房顶就说是自己有能耐，与上房的梯子无关。再请问，要是没有对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的践行和毛主席、周总理导演的“乒乓外交”导致中美建交，今天的开放是可能的吗？没有必要的温度条件，难道鸡蛋里可以孵出小鸡来？不顾常理瞎说八道，怎能服人？

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不少网友同志给出了正确的回答，从军事角度讲，像黎阳所指出的那是一个“准战争年代”，从经济建设角度讲，那是一个“艰苦创业的时代”，从精神面貌上讲，那是一个全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时代，若从对外关系上讲，我以为可以说，那是一个“破帝围堵、扩展国门”的时代。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他们若寿命再长些，他们在自己铺就的基础上和创造的有利条件下，同样也会继续扩大开放。毛主席是我党最早提出和力主对外开放的第一人，也是急于敞开国门、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早在1936年，毛主席在同斯诺的谈话中就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提出了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做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设想通过建立起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先实现军事合作，进而建立起与英美等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合作。1949年8月毛主席还就美国政府对我的封锁提出了批评，他说道：“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毛主席一贯强调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和企业管理中合乎科学的的方面”。只不过他们所倡导的开放决不会是今天靠“韬光养晦”、别人踹你几脚也要忍气吞声，几近祈求别人和你玩儿式的开放！毛主席非常希望美国能和我们进行经济合作，但从不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他指出，我们对美国的垄断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垄断的官僚资本主义窒息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仅仅使官僚们发财致富”。而我们所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的方针上，使国家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首先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推定，这种开放是让封锁者像猫舔屁股上的辣椒水，为了它自身的利益，自愿上钩式地或者说是被迫地向我们开放。这种开放是在“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基础上的开放，是保证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真正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放，是以我为主、不放弃民族尊严的开放，是不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失衡的开放，是官员们绝不敢像今天这样如此肆无忌惮大搞贪污腐败的开放，是决不会使许多共产党员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去接受什么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开放！

毛主席在他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就是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团结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像过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那样，对美帝、苏修形成反制，打破它们的封锁和打压。主席的战略是成功的。由于我们对亚非拉特别是非洲许多贫穷国家给予的真诚无私的国际主义援助，我国在1971年10月25日得以重返联合国。在联合国，中美两个同为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各自的代表需要经常坐在一起共同论世界大事，低头不见抬头见，它不承认我们，难道不是自找难堪？况且，他也有求于我们。此后即1972年2月21——28日尼克松亲自来华访问谈中美建交之事，更有它自身战略利益上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事实也是中美关系走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联合国席位是怎样得以恢复的？毛主席有一个非常简洁而又形象的说法，那就是“我们是被非洲黑人兄弟抬进去的”！是我们对非洲国家大量无私的援助起了作用！

可惜的是，1978年后开始的“改革开放”，由于丢弃、否定了毛主席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建设路线走偏了，造成我们今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私有制横行，污泥浊水泛滥，各种丑恶现象丛生。可以说，我们今天爬上的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楼，其原有的基础本是牢固的，可“唯生产力论”即今天所说的“唯GDP论”指导下的建设使得接近房顶的部分歪斜了，走形了，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被进行了器官移植、需要天天吃药却又无法治愈的病体社会。在这个病体社会里，市场经济这个外来器官的DNA在和社会主义本体的DNA较劲过程中，权贵们钟情资本家，眼里看不到劳动人民，让资本战胜劳动，邪恶压倒正义，浊气驱赶清风。想到这个器官移植的病体社会还要存在一百多年，真让人不寒而栗！看看今天的社会，难道困扰我们的仅仅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吗？不，要看到还有生存危机，还有信仰危机，还有道德危机，还有环境危机，还有健康危机！

二、曾令我自豪的非洲岁月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里，亚非拉三大洲成为了我国的反霸重要基地。在那个年代里，每一位被派遣到这三大洲工作的同志，实际都是像以前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那样，是在去做以第三世界包围帝国主义的工作。我有幸六次进入非洲大陆，随同我国专家执行经援项目。1972年我第一次赴非洲工作是到马里进行地质矿产考察。非常巧合的是，自北京到巴黎，我们的赴非经援考察组与赴美回访的中国乒乓球队同乘一架飞机。当时没多想，后来体会到，他们这次赴美是中美交往隔绝20多年的第一次，这种中美关系的历史性突破难道不也是毛主席以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和发展经济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堵企图所导致的吗？

要团结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向他们提供真诚无私的经济援助十分必要。我们确定的对外援助原则是：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干涉受援国内政；援助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真正受益；提供中国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严格履行所承担的义务；使受援国人员充分掌握所提供的技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立更生、独立发展的道路。我们所提供的无息贷款，需要时可延长还款期限，对重债贫穷国家给予减免债务，尽量减少其负担。

中国对非洲援助始于1956年。那时我们在自己还不富裕的情况下，以低息或无息贷款方式向受援国家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自60年代起，我们先后帮助几内亚、马里、坦桑尼亚、刚果、索马里、毛里塔尼亚、中非等非洲国家建设了农业技术试验站、推广站、农场，帮助发展水稻、茶叶、甘蔗等作物的生产。到70年代末，中国向大多数非洲国家提供了农业援助。就我在的地质行业，承担的找水打井项目有28个，共打井768眼。其他援建项目还包括建设电力工业项目、交通项目（修建公路和铁路）、土木建筑项目（体育场馆、会议中心、医院、学校等）以及各类技术传授项目（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等等）。

真诚无私的经援赢得了受援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赞扬和友谊。那时，中国援外人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上层和民众的热情欢迎，“中国”、“毛泽东”等带着友好和崇敬感情的声音随时都能听到。遵循着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在非洲工作的每一位中国援外人员都是以一种充满使命感、为国争光的认真负责态度忘我地工作。工作条件再艰苦也会坚持下去。像我们，在国外搞地质考察要穿山越岭，进入这些贫穷国家最偏僻的地方。我们穿越过热带雨林，进入过撒哈拉沙漠。我和我的同事们住过非洲乡野无比简陋的圆形小茅草屋，喝过从附近小河沟里打上来的满是水虫的浑水（喝的时候，先用明矾澄清，烧开了再喝），曾被带翅膀的蚂蚁和蚊虫叮咬，大腿中毒长出疖子.....尽管生活艰苦，.可每当出现类似于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南部干旱地区将甜甜的地下水抽出地面，引发当地居民那种争相痛饮并快乐地欢叫的情景时，我们感到的是欣慰与幸福。

我参与执行过的援外项目均属中小型规模，发挥的影响远不如我的不少同学参与的坦赞铁路援建项目。下面我以这个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巨大的项目为例，诠释一下毛主席决策的英明和伟大。

修建坦赞铁路是共和国重大决策之一，当时的我国驻坦桑大使何英曾撰文详细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决策过程。根据他的文章，在这里做点简要回顾。1965年2月，在坦桑总统尼雷尔访华前，先期抵达北京的坦桑政府商业合作部长巴布在与何英大使会面时，透漏了尼雷尔总统非常希望中国能帮助修建坦桑尼亚至赞比亚的铁路。此前，坦赞两国政府曾一起向世界银行提出此要求，但被婉拒；后又向苏联政府提出，遭断燃拒绝。鉴于修建这条铁路对坦、赞发展经济，建设国家以及为中部和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支持非常必要，外交部向中央提出了中国应承担此项工程的建议。在送交毛主席及刘少奇审批之前，周总理先对外交部的建议进行了慎重考虑并征询了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和铁道部长吕正操的意见。周总理对方毅的一番讲话简直就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思想的深刻诠释。他说：坦赞铁路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说，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还具有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这两个姐妹国家还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及其追随者包围着，他们共同认识到没有周围国家的独立解放，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真正的独立解放。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知道，我国是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需要帮助的人却解囊帮助别人，这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为朋友两肋插刀”嘛！人世间穷人帮穷人是出于真心实意，不会有什么企图，被帮助者会受惠不忘；富人帮穷人，即使没有企图，也会使人感到是恩赐或施舍，被帮助者不会受之坦然。人与人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我们这种无私的援助定会赢得更多的友谊。坦赞铁路一旦建成，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估计的，也不是若干中小项目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决不能利用坦赞铁路来沽名钓誉，树碑立传或是追名逐利。不，我们是从支援非洲民族解放事业的高度来看待这项经援项目，援助了她们也就是援助了我们自己。听了总理的这番讲话，两位部长都表示，无论有什么困难也要帮助修建坦赞铁路。随后，总理在外交部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为援助非洲新独立的国家和支持非洲民族解放斗争，如尼雷尔总统访华时提出援建坦赞铁路问题，我意应同意。

毛主席非常赞成总理的意见，并对总理说：“恩来，援助是相互的。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能以大国自居，当年在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你我的感受不会忘记吧？我们要为受援国设身处地想一想啊。” 1965年2月，尼雷尔总统来访，毛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从原则高度谈到了中非关系，说道：“中国人民见到非洲的朋友很高兴。我们很高兴，因为是相互帮助，不是谁要剥削谁，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什么主意，你们也不想打我们什么主意。我们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是不怀好心的，要提防。”1967年6月，周总理对来华访问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表示，我们已与尼雷尔总统谈过多次，答应帮助修建，我们是把坦桑和赞比亚一起考虑的。只要两国总统下决心，我们愿意承担投资，并且将把有关设备从海上运去。这是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反帝反殖的斗争，也是为了帮助你们巩固民族独立。毛主席在会见卡翁达时说：“你们修建这条铁路只有1700公里，投资也只有1亿英镑，没有什么了不起嘛。”在卡翁达表示感谢和说出以后报答的话时，毛主席又接着说：“这不是什么报答，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18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的确，帮助是相互的。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60年代席卷整个非洲大陆，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先后宣告独立。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受到极大的打击，形势于我有利。但这些国家由于长期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榨，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后，经济极为困难，急需发展民族经济，从经济上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以实现完全独立。他们需要支援和帮助。坦桑尼亚独立较早，对我态度一直友好。尼雷尔为人比较正直，他计划开发南部地区，发展民族经济，扩大政治影响，同时提高个人威望。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急需修建一条铁路解决年产55万吨铜的运输问题。就我们方面来讲，当时的国际环境对我十分不利，腹背受敌，美国一直对我经济上封锁，政治上孤立、军事上威胁、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制造北部湾事件、发动侵越战争，极力支持日本佐藤政府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从南朝鲜、日本、台湾、南越对我形成新月形包围圈。同时，苏联在中苏边境地区大量增兵、不断制造事端，并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印度也乘机在中印边界对我进行挑衅，甚至发动武装进攻。我们外交上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苏美对我国的南北夹攻。广交朋友，特别是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总之，中央批准修建坦赞铁路是从战略高度考虑的。

卡翁达总统访华后的三个月，中、坦、赞三国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从1968年开始，经过2年勘测、5年施工，坦赞铁路于1975年6月建成，共耗资9亿元人民币，投入的物资机械达到83万吨。我方提供的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息贷款。直今，坦赞铁路仍是我国在非洲最大的援建项目。这条铁路实际总长1860公里，参加援建的中国人为5万6千人次，其间献出生命的有69人。施工环境与条件之恶劣难以言表，为鼓舞士气，将军出身的中国大使仲曦东亲临工地，突发心脏病，累倒在建设工地上，使尼雷尔总统十分感动。我们为修建这条铁路付出了重大代价，但在政治上打了一场胜仗。在支持非洲前线国家的独立解放，发展他们的民族经济的同时，还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扬和友谊，为我国打破帝修反的封堵，扩展国门和大踏步的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我有机会参与的几个援外项目虽规模较之坦赞铁路项目要小，但同样也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所以，忆及当年，自豪感还会油然而生。

三、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跨出国门让人心忧

如今，已人心不古，毛主席许多充满了无产阶级道义感的话语被今天金钱至上的社会氛围所稀释。“祖宗不足法”，毛主席提倡的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不吃香了。像执行对外经援任务，以前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是在执行一个经济项目，而是首先看作是在完成一项政治任务。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猫论”的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思想支配下，到国外经商办企业的一些中国人丢弃了诚信、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赚钱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了。于是，国内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和到处可见的伪劣商品也跨洋过海，出现在了国外。援外工作中，一些人忘记以国家荣誉和利益为重，一些允诺的项目落实不力，管理松懈，招致了受援方的不满和抱怨，影响了国家形象。

实际上，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经常是处在互动之中。下面我要讲的一件事足可证明这一点。这是一件我方某单位在马达加斯加的公路施工质量影响到中国和马达加斯加两国政治关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2006年。

2005年末到2006年春节前几天，我随国内赴马达加斯加为执行一个找矿项目进行前期考察的团组，在马国待了将近40多天的时间。期间看到了一些事儿，让我多少生出一些担心和忧虑。到了马国首都塔那那利佛，为准备迎接几个月后大批人马的到来，考察团租借了在这里的一家中国企业的一处地方，并在该企业于当地开设的一家超市购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有一个煤气灶和一把铝壶。安排差不多后，大家想先做点开水喝喝，没想到，往壶里灌水，一边灌，从壶底一边往外滴水。想凑合先烧开半壶水，没想到，一拧煤气灶上的塑料按钮，塑料就裂开掉了。我有些生气，心想这样的国产品销售到当地居民家里，人家不骂你才怪呢！由此我想到听说的一个故事：非洲一个国家从中国进口了一批日用品，其中包括咖啡勺。当地一家人喝咖啡时，使用了刚买来的这种咖啡勺搅拌热咖啡，这时奇迹出现了：咖啡勺竟然融化在咖啡杯里了！刚听说时半信半疑，此时亲自遇到这种类似的事儿，我相信那不是故事而是真事了！我想亲自去退还煤气灶和铝壶，并顺便说两句善意提醒式的批评话，组长因为考虑到今后还要与人家打交道，怕影响了关系，没让我去。几天后，我们便雇车奔赴距离马国首都一千多公里外的一个叫作“昂巴东特拉扎卡”的工作区。旅途中，车子行驶的一段路是由中国地质公司驻马达加斯加的分公司承包修建的（中地公司是1982年由原地质部外事局负责援外的那一部分独立出来后成立的）。当时在车上，看到那段路的路况觉得质量不怎么样，心里遂涌出了一种难言的不舒服的感觉。随后转而一想，这是一条土石路，修完后变成这样也许与当地特殊的气候条件有关，再没有多想。2006年春节前回到北京，到9月下旬，不经意在网上看到《亚洲周刊》的一则报道，大吃一惊：由中地公司在马达加斯加的这家分公司承建的一条类似道路工程引发了一场中马外交风波。

2006年8月末至9月上旬，吴官正率团访问非洲四国卢旺达、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和加蓬。代表团在马达加斯加停留的时间是8月30日到9月1日。此前已有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带领了30来名大型民企老总来此作投资合作交流考察。就在8月27日马国总统拉瓦鲁玛纳纳准备接见这个代表团的上午，世界银行驻马国总代表将中地公司在马搞的劣质筑路工程告到马国总统府那里，称中地公司承建的一条公路通车不到半年，就发生了桥塌路毁的情况，并且施工方还不认账。听着汇报，看着送交的照片，血气方刚的拉瓦鲁玛纳纳总统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一怒之下，马国总统当即决定取消下午会见胡德平率领的中国民企代表团。

原来这个筑路工程项目当初是总统力排众议，拍板将这个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筑路修桥项目交给中国公司完成的。想不到自己争取的项目被搞成了不堪入目的“豆腐渣”，令身为总统的他颜面全无，特别是无法向世界银行和怨声四起的民众交待。此事又勾起了总统对他2004年5月访华时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当面承诺的帮助马国建设水泥厂和国际会议中心这两个大项目迟迟不见动静带给的恼怒，急令马国总理雅克--西拉立即发出外交照会，与中国有关方面交涉。西拉总理紧急约见我国驻马大使李树立，传达了总统希望中方就两个项目做出明确答复的要求。由于使馆对人家的上述要求只有解释而无承诺，总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遂决定不会见来访的吴官正一行，甚至准备拒绝参加2006年11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非盟首脑论坛。

事态变得严重起来，令人感到弄不好很可能引发中马关系破裂、断交。由于基本无法再在外交上进行正面沟通，通过马国执政党主席和议会议长去做总统工作也无济于事。万般无奈之下，想起了与马国总统私交甚笃的中国民营企业家、香港商人许智明，希望他出面尽力说服总统，化解外交危机。许智明临时受命，先是拜访了总统的儿子祖祖，请他给其父消气；随后又拜访了总统的特别顾问，请他见机行事，与总统多做沟通工作；最后又连夜电告正在外地度假的马国外交部长马塞尔，恳请他尽快飞回首都劝说总统，化解这场外交危机。许智明的斡旋工作卓有成效，最终使马国总统拉瓦鲁玛纳纳改变了不会见吴官正一行的决定。

在会见吴官正他们之前，拉瓦鲁玛纳纳总统先是紧急接见了许智明等人。见面开门见山。主人拿出中地公司承建的公路工程桥塌路毁照片十余张，无不埋怨地说道：“你们看，这让我如何向拨款的世界银行交待，又如何向我国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是我亲自批给中国公司修建的，结果是这个样子，怎能不叫人失望！”

接着，总统更直白地讲到“中国现在是我国的最大投资国和收益国，每年中国企业从我国赚走的钱都不少于5千万美元，但中国近五年来对我国的支持资金、实物和现金加起来也不到一千万美元”；他问许智明”你们连自己的主席和总理答应的事都不兑现，我还有必要与你们的领导人见面吗？”许智明说：“我相信，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作出的承诺是一定会兑现的。现在出现这些问题，他们可能不知情，所以沟通和对话非常必要。吴（官正）书记我是很了解的，它是中国主管干部队伍、党风党纪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办事非常认真、作风非常务实的国家领导人。总统如能与武术几多进行交流，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误解，也有助于发展中马两国的长远利益。”总统被说服，脸上终于露出笑容，邀许智明参加他与吴官正一行的会面。

会见时，拉瓦鲁玛纳纳总统对吴官正讲：“我与非洲其他国家元首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当总统之前已经商致富，我从政的目的不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我的责任是要把国家发展起来，是为了让马国人民提高自尊心，让他们改善生活，富裕起来。” （听了这话，你会不会发问：我们今天那些一夜暴富、腰缠万贯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们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情怀和思想觉悟？）接着，总统又讲：“由于我是经商出身的，说话很直率。现在我把憋在心里很久的一些想法直接告诉您，希望能避免和消除不利于中马关系发展的因素，增进相互理解。”随后，便当场拿出中国地质公司偷工减料的劣质工程照片交给吴官正，并同时告知，中方领导人承诺援建的水泥厂和国际会议中心两大项目至今没有兑现。总统说“这事让我非常伤心难过，我经商40多年很讲信誉。我当总统，也仍然信守朋友间的承诺。我国虽然还比较贫穷，但我们是有自尊心的，我们开始在发展。”在此同时，总统向吴官正递交了一分给胡锦涛的信。吴官正听了这些，回答说：很赞赏总统向我直抒己见，路桥工程问题我们一定会查清责任，做出严肃处理，同时督促施工单位及时进行修复，挽回不良影响。对于水泥厂建设问题，我已做了了解，可望明年6月建成；而国际会议中心的图纸设计已经完成，今年10月份可以正式开工.。”

会见后，吴官正连午饭都顾不上，紧急召见了中地公司驻马负责人，责令他迅速而且保质保量地修复受损的道路桥梁。当晚，回到下榻的旅馆，又听许智明讲水泥厂的事还悬着呢，并没有真正落实下来。吴官正坐不住了，当即放下饭碗，让秘书长紧急联系唐山市委书记。因为正值国内凌晨一点多，秘书有些犹豫。吴官正坚持要他接通电话。接通电话后，吴官正向唐山市委书记直接做出指示，要求唐山市务必全力付起责任，按期建好这个水泥厂，这关系到胡主席和中国的形象”。继而，一夜未眠的吴官正又直接将此报告了北京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引起了最高层的震惊和高度关注。胡温对许智明在关键时刻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表示了感谢。

应该说，这起引发严重外交风波的“豆腐渣”工程事件和有关政府部门管理懈怠、只管下达、不重落实、行政粗放的工作作风对中央领导确实起到了某种震撼性的作用。在胡、温的直接过问、督促下，一度失信于马国的几项工程悉数迅速开工并加快落实。在国家8000万元贷款支持下，唐山的曙光集团负责投资兴建的水泥厂已于2007年6月正式投产。国际会议中心项目也由安徽外景集团快马加鞭地承建，并于2008年6月落成并交付使用。

在中马这场外交风波发生当年即2006年11月初在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了对非务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使中国对非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八项措施包括：1/ 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2006年到2009年，援助规模增加一倍；2/ 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3/ 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设立中非发展基金；4/ 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和一体化进程；5/ 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6/ 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7/今后3年在非洲国家建立3到5个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8/ 为非洲培训培养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等等。自北京中非合作论坛结束以后的三年中，中国领导人出访非洲就达9次之多，访问的国家达到25个之多。

这些措施和领导人访问无疑会起到巩固中非友好关系的作用，但还应看到，如今国内某些精英人物及进入非洲工作的一些中国人，谈到非洲总有一种大国沙文主义腔调，在非洲老百姓面前，说话办事往往摆出一种早前白种欧洲人看黄种中国人那样的自视高人一等的架势。拉瓦鲁玛纳纳在与许智明交谈时，谈到中央电视台在一个节目中把世界第四大岛马达加斯加说成是“爪哇国”，惹得总统让人查了一下，意思是说马国是个苍蝇腿般大小的地方，到此投资是去了一个让你无法验证、查证的地方。总统为此很生气，说了这么一番话：“马国虽穷，但我们有自尊，这样藐视我们，还怎么交朋友？”。人穷不穷尊严。人穷是由历史根源的。我在阿尔及利亚工作时，与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工作的法国人常打交道。记得有一次闲聊时，其中一个法国人说了些瞧不起当地人的话。当时我面呛了他几句，我说，阿尔及利亚长期是你们法国的殖民地，阿国的落后难道跟法国的殖民统治无关吗？他耸了耸肩，没有说话。在场的阿尔及利亚朋友都附和我。另外，中国人现在遍布非洲，除了一些公派人员，还有大量的个体居民。中国人被认为很会做买卖，特别是个体人员有的通过销售价格低廉的商品挤垮了当地不少商户，引起当地人的不满，纠纷、打斗时有发生。我以为，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搞损人利己的恶性竞争，长久下去是会影响中非人民之间传统友谊的。

由于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时期我国对非洲“有恩不图报答”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和人民对我们中国形成了一种自然的亲近感，长期以来，在国际上几乎所有需要投票表决的问题上，如涉台、涉藏、涉疆、人权问题以及申办奥运和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非洲国家总能向我们提供宝贵支持。尤其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非洲国家不顾自身困难，向灾区人民提供了6千多万元人民币的捐款。对非洲国家这种对我国宝贵的友好情谊，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倍加珍惜，千万不能干出任何一点损人利己、忘恩负义的事儿来。

四、南非西北省省长率团访华 —— 曼德拉总统导演的一次诡秘外交

南非著名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自1994年5月当选南非总统以后，曾试图在不与台湾断交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双重承认”局面。双方高层官员的多次互访当中，面对中方申明的立场，南非方面一直没有做出明确的表态。即使在1995年12月非国大召开的执委会上，就一个中国的立场达成了共识，曼德拉也表示同意会议的决定，但他在1996年5月份会见时任经贸部部长吴仪时，仍表示对台问题“应该谨慎处理，要同台湾商量”。8月26日，在南非政府派出的由南非西北省省长莫利菲率领的代表团正在我国内考察访问的时候，曼德拉在记者招待会上依然重申，南非愿与台湾和中国“两个国家”都发展关系。

可是来访的南非西北省省长代表团负责人向我方透漏的情况却与曼德拉总统在上述公开场合的讲话调门迥然相异，要是根据代表团传达的如下重要信息判断，曼德拉简直就是个双面人。

1/ 他们这次来访是接受了曼德拉总统交给的了解中国，推动与中国建交的秘密使命，他们回国后将把在中国访问的情况直接向曼德拉总统汇报。

2/ 目前影响南非与中国建交的最大障碍还是经济问题。目前台湾在南非有20亿美元的投入，办了200多家工厂，解决了3万多人的就业。而中国大陆在南非的投入相比是很少的，而且大多数是在经贸方面，实物投入办厂，解决失业人口（主要是黑人）就业方面力度不大。而且控制南非经济命脉及军队的白人依此为理由，虽不反对与中国建交，但强烈反对与台湾断交。在这种情况下，台湾为保住南非这一政治上的重要地盘，在南非拼命施展银弹外交，倾其岛内财力笼络南非人心。这也是曼德拉总统提出双重承认的重要背景。因此他们希望加强中国与南非的经济合作，尤其希望加强中国企业界与南非西北省之间的经济合作，以经济的合作与发展来促进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变。

3/ 中国南非建交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希望中方给他们一个做工作的时间。他们深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对南非人民是毫无保留的支持的，台湾当局在那些年代是支持白人种族主义政府的。但是对于台湾的银弹外交及其后果，必须要有一个工作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在南非国内有各种反对的意见，白人掌握着该国的军队，掌握着该国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过程太急太快，将会适得其反。他们预测，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将在1997年实现。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将大大促进中南两国正式建交，因为在香港的利益对与南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不丧失在香港的重要利益，南非的外交天平必然要向中国倾斜。南非政界有政治头脑的人物都明白这一点。

代表团负责人的如上表述给人以至诚之感，简直是在向我方交心，倾诉肺腑之言。省长莫利菲是南非国大党党员、曼德拉的亲密战友，曾被关在监狱多年，后接受组织任务出狱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曼德拉私交很深。副团长罗帕（在省长提前回国参加紧急会议离京后担任代理团长）是南非共产党党员，西北省代理省长，因西北省贫穷如我国西部地区，共产党在那里势力强大，莫利菲在该省施政必须处处依靠南非共产党，再加上执政理念颇多共同点，所以两人感情甚笃。遇有重要和机密大事，莫利菲总要交给罗帕去办。南非代表团这两位负责人的关系背景是罗帕先生坦然告知我方的。所以他们上面对我们说出的“掏心窝子的话”都是非常可信的。据此让人怀疑，曼德拉总统8月26日的讲话是意在暂时稳住台湾阵脚而故意施放的一颗烟幕弹。他们这次来访的目的实际是想了解同中国合作的前景和这种合作能给自己带来多大利益，会不会丢掉了台湾得不偿失，他们可不想大的还没把握拿到手，就先将小的也丢掉。

这次由南非西北省省长莫利菲率领的代表团实为由23名政经人员混合组成的经贸代表团。其访华目的主要有三，第一，与我国各有关单位建立广泛联系，实际了解我国国内的情况，为今后中国和南非的政治关系建立基础。第二，广泛宣传南非西北省经济开发的各项优惠政策，为在该省波彻斯楚市启动曼德拉总统十分重视的“龙城开发项目”进行招商引资。第三，参观中国的开发区、保税区及大中型企业，学习我国开放搞活的经验。离京前，他们对自己八、九天的访问活动非常满意，认为完全实现了自己的预定目标，将把访华成果直接向南非中央政府、向曼德拉总统汇报。并且多次表示将把中国人民的友谊带回国内。

讲到这里，大家会问，南非这个代表团访华的情况，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在此透漏给大家，接待这个代表团的是我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下属的“地广联”公司负责接待的。为商讨双方合作事宜，我当时作为院外事处负责人与这个团有过多次接触。我知道，“地广联”公司负责人为接待好南非这个高规格代表团，以利于早日实现中南建交付出了很大努力。他在全程陪同接待中表现出的热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南非朋友的信任与赞扬。他们的接待报告及时报送到我外交部非洲司，这个司对他公司的接待工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由于他辛勤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曼德拉总统于当年11月27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提前宣布将与中建交后，台湾“外交部长”章孝严急飞南非为挽回不利局面欲见南非西北省省长莫里菲时，莫里菲省长采取了拒绝与之见面的态度（见1996年12月8日的参考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成功的接待工作中，地广联公司负责人克服了不少由原部级归口单位设置的障碍。这个单位公然违反中央规定，将自己下发和要求其下属单位遵守的国家外事纪律弃之不顾，自行其是，胡乱作为。

根据国家规定，外国政府和部门的副部长以上人员率领的代表团均需由有关归口部门和外交部或中联部会签后上报国务院或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审批；另一条，同未建交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要由外交部归口审批。按照这些规定，我院“地广联公司”意外联系到的这个南非高层访华团能否接待，由谁接待，最后审批权应在国务院或外交部，而原xxxx部单方面是没有这个权力的。

因为对方是由一个行政省长率领的代表团，公司自感事关重大，主动告知了外交部，外交部领导十分重视，很快就接待工作做了如下三条批示意见：1/ 请北京地广联科经贸有限公司直接向xxxx部、外经贸部有关部门和领导汇报接待南非西北省省长代表团事宜，并由xxxx部国际合作司出面协调接待事宜；2/ 外交部对xxxx部、轻工总会、纺织总会、全国总工会、天津市的有关领导出面接待南非西北省省长代表团不持异议；3/ 如果南非西北省省长代表团要求会见外交部领导，我们将积极予以联系。公司及时向原xxxx部国际合作司传达了外交部的这三点意见。

按照外事工作程序，接待单位发出邀请函后，应随即给各有关接待单位发出接待函，根据接待函的接待日程安排，各有关接待单位负责搞好接待。可是，原上级归口单位xxxx部8月14日向南非方面发出邀请函后，不知何故，第二天却拒发接待函，并随后追回了他们提供的联系各有关接待单位的全部介绍信。这一突然发生的变故带来了南非西北省代表团来华无人接待的严重局面。这就好似，你请人来家做客，却不给开门，让客人吃“闭门羹”。对南非这个尚未与我建交的敏感国家如此行事，真令人不可思议！至今我也不清楚，对原xxxx部国际合作司如上一系列违纪行为，国务院有关部门是否提出过批评？他们自己有没有反省过，做过检查和自我批评？

为避免给我国造成重大的不利国际影响，公司采取紧急措施，当机立断与中国国际旅游航空公司联合组成接待组，于8月16日由该旅游公司发出接待函，以民间方式接待对方。同时将这一突然变化及时报告了外交部。外交部方面要求接待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若出现任何问题，概由接待单位负责人承担责任。为了搞好接待，公司负责人在承担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克服了意想不到的重重困难，完成了大量接待准备工作，在原XXXX部国际合作司违逆外交部领导“出面协调接待事宜”这一指示的情况下，使南非西北省省长代表团在拿到中国驻南非外交机构----南非问题研究中心发放的签证后，于8月23日顺利抵京，在随后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访华任务，满意而归。

在代表团离京前的告别宴会上，从他们热情洋溢的讲话可以判断，通过这次来华实地考察了解，他们已基本认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完全可以给自己带来远远大于台湾提供的利益。

9月3日和10日，返回南非的莫里菲省长和罗帕代省长分别给地广联公司负责人发来感谢信，并表示盼望在南非西北省接待他。

1996年11月27日，南非总统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宣布决定与中国建交。在南非西北省太阳城，省长莫里菲在会见应他本人邀请回访南非的我院下属公司负责人时讲：西北省8月份的成功访华极大地促进了南非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的进程。曼德拉总统原计划在1997年1月或2月宣布这一决定，但在1996年11月27日突然做出这一宣布，一个直接因素是：11月23日，曼德拉会见莫里菲省长及其私人代表皮特，龙城项目管理公司主席莱瑞，第四次全面听取了南非龙城开发项目的汇报，并应莫里菲省长等人“向中国打开大门，推动龙城项目开展”的建议后才做出了这一十分重要决定的。为稳住台湾阵脚，曼德拉在1996年8月26日关于中国、台湾“双重承认”这颗烟幕弹式的讲话确实迷乱了台湾外交部门的视线。在曼德拉于这一年11月27日突然投下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颗重磅炸弹后，台湾驻南非“大使”陆以正向南非外长递交了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对曼德拉的宣布“大感意外”，指责这种做法“与国际惯例不符”。所以，我认为，曼德拉自1996年8月23日秘密派遣一个省长率领的考察团访华并在考察团在华考察期间依然重弹“双重承认”的老调，到他在11月27日突然宣布将与中国建交这一段时间，亲自导演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诡秘外交。

说到这里，我要说一句：这次在外交部领导正确领导下我院小人物办好的事，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因为这次接待造成了曼德拉总统提早宣布与中国建交的结果就认为中国和南非“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被干扰”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13年过去了，这件事从未在官方媒体报道过。但是，这是一件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鉴于“政务公开、信息透明”是中央当今的政策主张，也鉴于1996年曼德拉宣布将与中国建交前，南非政府曾派出的是一个省部级高规格访华团，我以为今天在这里披露出来是有必要的。有关部门一直忌讳公开此事，曾任我国驻南非开普顿总领事的陆苗耕同志写过一篇题为《中国同南非曲折建交》的文章，文章中对此事毫无提及。此事过程复杂，特别因为原xxxx部在一开始就违背国家规定，自行其是，致使在外事程序上出现过多处不协调乃至相互矛盾的地方，牵扯到许多责任问题，想必难以下笔，本人是理解的。但无论如何，上面所述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回避不是正确的态度。

这里我还要说几句，穿戴西装革履、出入高堂华厦、交际觥筹交错的外交官，其工作以国家利益为重，视野宽、眼界高是上层官方外交的特点。但是不要因此而以为，外交工作神秘，高不可攀，只有外交人员才能胜任。非外交机构里或民间忧国忧民、心存高远、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很多，而且这些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有时不见得外交官们可以起到，前面提及的在处理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外交风波中立下大功的许智明就是明证。当官方外交走不通时，民间形式的往来却因为交谈气氛活跃而随意、语言表达方式灵活而不刻板，往往能够辟出一条“柳暗花明”的新路。在8月29日和30日晚上与南非代表团的两次长谈中，我方就以民间老百姓的语言与他们进行了思想交流，并传达了中国老百姓对曼德拉总统接见台湾要员和分裂主义者达赖以及对中国、台湾“双重承认”等言行的反感和不满，希望他们回国后，将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心情转达给南非政府和曼德拉总统。

上面所讲的两件事，一个涉及对外经援，一个涉及外交。除了企业自身的问题外，从中还暴露出我们某些国家机关行政监管不力、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请问，对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亲自向外国总统允诺的项目为何批示有关部门落实后，在对方期盼实施的长时间等待中，迟迟不见动静？他们的责任心在哪里？作为上级单位，自己带头违反国家外事纪律，没有自责，反而蛮横霸道，推卸责任，他们的品行符合中央对国家公务员的要求吗？我担心过，也忧虑过，长此以往，毛主席、周总理领导时期新中国给第三世界留下的美好形象能不能永远保持下去！

就讲到这里了，最后想接着前面已说过的话，再说两句。我认为当今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走什么路线的问题。要论“改革开放”，毛主席是“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也是倡导“改革开放”和在条件具备情况下最早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第一人！毛主席在世时倡导“两参一改三结合”、提出“斗批改”等，不就是要进行改革吗？要说对西方世界正式开放，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依我看，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并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协议后，尼克松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对华贸易禁令，使我国在以后3--5年引进了总金额达51。4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就已正式地拉开了对西方开放的帷幕！‘对外开放‘不能无设防，不问方向，造成现今社会污泥浊水泛滥、歪风邪气盛行的状况，致使在对外交往方面，国内出现的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如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坑蒙拐骗、恶性竞争等丑恶现象也显现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