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的威慑信用
一
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世界上一切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除了最后的抗日战争之外，几乎每一次侵略都是中国战败结束。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载《青海师大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十六年的财政收入总和。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极其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载《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83-184页)
对于列强而言，每一次侵略战争都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人力物力消耗，还要冒“劳师以袭远”的风险，而支付这些“侵略成本”的原因，在于战胜中国就能获得向中国榨取各种“收益”的机会。可以预期的战争收益是把握侵略行为的一个关键，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保罗·巴兰著，蔡中兴等译《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参见第221- 252页)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中国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是把握侵略行为的另一个关键，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准确地揭示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的困境：“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既然有了侵略和榨取，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从而，受压迫民众能够接受的“反抗成本上限”就越高。由于受到最野蛮的长期侵略，近代史上中国所损失的生命和财富数量极其巨大，因此，愿意对帝国主义侵略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的认识就不可避免地增长起来，这个认识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分野，秋瑾就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既然对帝国主义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不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帝国主义政策得不偿失——侵略成本大于侵略收益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始终是外部侵略和欺凌中国的总后台，有关侵略和反侵略的新认识产生，总是与美中关系联系在一起。毛泽东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国际关系中间的“威慑”思路。
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短期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付出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英]基斯·哈里特等编，姜鲁鸣等译《国防经济学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页)根据西方学者的分析，假设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战争之前，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所冒的风险大于收益。基辛格则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
在中国正式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于1950年9月30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第二次则是10月3日凌晨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关键乃在于美国的决策人并不认为中国有妨碍其实现侵略目标的可能。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谢林把博弈论应用于分析战略威慑，格外重视威慑的可信度，他得出的结论是：“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一个成功的威胁就是不需要付诸实施的威胁;……大多数威胁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实施威胁。”因为周总理传达出来的威慑，在美国决策人眼里并不“可信”，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在某种意义上看，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间，中国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国则在侵朝战争中付出了近40万人员伤亡(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共伤亡109万人)、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与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地说：“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检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与美国交手以及后来的谈判过程中间，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民间谚语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所以他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为此，愿意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上限”就很高，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1959年毛泽东为此拒绝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建议，1973年为此批评周总理未能识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这就与那些一心想要对外转嫁国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鲜明的相比，在这些人看来，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傻帽——在看起来可以搭便车的时候还坚持买票。不寻求与强国结盟的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实际成本不高于依据近代史经验所形成的“心理成本线”。
二
毛泽东在与同乡周世钊的谈话中间，曾经用很通俗的民间谚语表述了谢林用博弈论叙述的那个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用以转喻国家竞争关系也很贴切。以毛泽东建立威慑信用的“大算盘”而言，美军的全部优势得到展现并最终挫败其战略企图是很重要的，而战术上最合理的战争介入机会则有可能损害此一战略目标，美国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则反过来认为：“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但是如果从“以战止战”的战略方向看，在战术意义上正确的判断确如威洛比所言，但是战略上就未必正确，中国志愿军从鸭绿江边上开始出击，并把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样一场较量所建立的“威慑信用”要比在最合适的介入时机下的战争，有效程度要高许多。而且，在停战谈判中间，毛泽东从不企图“见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军的全部优势都有机会发挥，肯于坐下来谈和平的那个最后时刻。不贪“战术上的”小便宜，是因为对战争目标的追求不一样，毛泽东想要通过一场艰苦的战争来证明：“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如果能够解决那个最大的“贼”、打回那最有力的一拳，显然威慑信用的效果就越好。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为世界最强，中国打败美军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就对全球任何国家都适用，就中国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目标而言，选定美国作对手其效果最为理想，而且还需要这个对手有机会发挥其全部实力。
毛泽东后来对抗美援朝战争的长期后果，做了一个简单评估：“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因为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预计“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正是从威慑信用的长期效果出发，付出的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威慑信用的有效性与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1965年年底针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事实，外交部长陈毅发表谈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曾经发展出“弱者的博弈方略”：“弱势博弈者必须在组织和管理方式上胜过对手，有形实力不足要以更高的无形力.量(更高昂的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水平)的优势来弥补。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实现有形实力和无形实力的乘积大于国民党军，这才是共产党战胜强敌的关键所在。其实孙子说‘上下同欲则胜’就是要由无形实力决定胜负这样一种思想。而无形实力的提升就得依靠发展‘官兵一致’的‘上下同欲’程度。”(老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这就与美国决策层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冷战时代美国长期把欧洲看作是战争重点，但是却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放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了两场局部战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理论意义的：美国决策者能够看到有形实力但是盲视无形实力。毛泽东1965年用幽默的语调，向斯诺描述两种看问题方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不赞成我，包括蒋介石不赞成我。他不赞成我，我也不赞成他。这就要发生争论，有时要写文章，有时要动武。”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无形实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实力不足的劣势，认定“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在美国那种更为正规的看世界图示中间，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形实力——则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柏林墙事件中，美国军队在遇到苏联的坦克集群时，能够恰当地约束自己避免热战爆发——这是美国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也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不会出现重大误判的场合，所以，双方的威慑信用都能够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避免了最终把威慑付诸实施的高成本。由于中国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劣势难于逆转，所以，中国的威慑信用要生效，就需要把毛泽东所重视的无形实力标准强行“输灌”给美国决策层。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美国看不到依据有形实力标准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慑，所以倾向于以战争手段遂行政治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爆发的麦卡锡运动也有同样的认识逻辑。麦卡锡等人要在美国内部找出“丢失中国”的内奸，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一种利益损益计算依据——美国有那么多先进武器足以改变中国内战的力量对比却没有输送给蒋介石，所以就需要找出到底谁妨碍了这个决策的做出。麦卡锡虽然是一个孤立的个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国决策层中间一个通行的力量对比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在苏联的有形实力面前从没有出过错，东欧也“丢失”了但并没有激起相应的麦卡锡运动，对于东欧的“沦陷”美国只能绝望，不得不接受了东欧国家脱出可榨取“国家利益”的范围。麦卡锡运动之间对“丢失中国”所损失的“国家利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不甘心态度，这种不甘心态度是以有形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为依据的。美国在面对亚洲的前工业化国家则拥有庞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潜在利益损益的估算，所以轻易作出在朝鲜和越南扩大军事力量投放的决策，结果两次遭遇失败。一些研究文献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归结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的疏忽，这是片面的结论，在美国政治决策人物头脑里强行输入毛泽东的“无形实力”标准之前，美国必然会依据有形实力现实而反复选择战争决策的，美国后来再次高调投入越南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反过来，正是依据无形实力标准，在美国大量派兵进入越南之前，毛泽东已经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预言了美军必然失败。
对于弱国来说，如果拘泥于有形实力的狭隘视野，看不到无形实力的作用，就容易产生丧失竞争意志的问题，这是共产党人曾经严厉批评过的“奴才思想”：“照国民党蒋介石看来，中国什么都不行，工业不行，农业不行，武器装备也不行，要打败日本，就非依靠外国，特别是非依靠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这是十足的奴才思想。”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反对人民战争，根本上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害怕美帝国主义，害怕战争，害怕革命。他们和所有机会主义者一样，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不相信革命人民是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载《红旗》杂志1965年第10期，第16、24页)这种被称为“修正主义”的世界观蜕变过程，其影响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蜕化的苏联共产党必然无法坚持弱势竞争者的有效竞争方略，二是蜕变本身就会导致国内严重的阶级分化和矛盾的对抗性发展，导致统治阶级回归到“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老路上去。
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公式，实质上是弱势博弈者的自存之道，这是以强势博弈者的扩张意愿是否得到有效遏止为依据的，在支付足够的斗争成本并挫败强势博弈者的企图之后，和平相处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思想里面，强势博弈者是拥有主导权的一方，弱势博弈者没有主导权，所以必须被动地支付斗争成本，而且还得是提高自身的无形实力这样一种特定的有效支付方式，前提假设就是：不指望自行遏制自身的扩张意愿。毛泽东本人批评“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气，对亚非拉各国革命的援助要少)，显然是认为这个主张错误地“给弱势博弈者授予并不存在的主导权”——似乎世界和平是由弱势博弈者的反抗引起的，这种认识在毛泽东看来只是一种放弃竞争意志的表现，从而也是给强势博弈者传递错误信息、鼓励其扩张意愿，从根本上破坏了威慑信用。
在威慑信用的建设与接受过程中间，意味着在有形实力标准之外，是否考虑无形实力标准，这对于低成本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而且，还必须要美国这个极其傲慢的黑帮老大领会了无形实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设起来的威慑信用才会有效。支付完抗美援朝战争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彭德怀在总结朝鲜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正是这么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从后来的越南战争看，这个估计过于乐观了。在朝鲜停战前，毛泽东曾经主张“再坚持一下，再打一年，美国人肯定就顶不住了，倒是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朝鲜了。但是，又是一个太上皇，一个当事人，说不打了，要停”。如果在朝鲜战场彻底挫败美国的企图，中国的威慑信用则有可能一次性建设起来，后来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意愿就有可能不会产生。
中国与朝鲜、越南人民在两场局部战争中间所付出的牺牲，确实开创了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从全球竞争中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看，威慑信用的有效性，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政府决策人部分地把握到无形实力的作用，这才会在他们的认知和评估中间部分破除对有形实力的迷信。等到越南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对无形实力的认识才初步建立起来，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越南战争表明，有史以来最为昂贵、技术上最为先进、最具有毁灭性的军事机器也无力征服地球上最贫穷的民族之一的意志。之后，美国征服一时之间失去了自由世界警察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可信度。”([美]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毛泽东本人相信得出正确的认识需要从实践到认识的多次循环，美国决策层认识到无形实力对战争胜负的作用，是在两次局部战争失败之后才建立起来的。
三
虽然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经被用得很滥了，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间，对于估量形势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约”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冲突的利益和力量对比转变，在内外竞争中间作为弱势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视有形实力之外的无形实力方面，并把这个方面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反过来，美国人则格外强调有形实力的对比关系。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相比美国则存在着经济和技术劣势，也就是说有形实力不足，这种条件下威慑的可信度，最终是要给美国的决策人输入一种新的实力判断标准——有形实力不足以决定一切，战争胜负还必须看无形实力的大小。而是否接受无形实力标准，则是两种不同的“范式冲突”的核心内容。
美国教授施拉姆曾经说过：“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这种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框架来估量形势，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别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区别由来已久，常常是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大原因。谢伟思记录了中国内战时期，那些美国科班出身的高级将官在评定军事竞争力量时的心态和逻辑：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像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来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约瑟夫.W.埃里谢克编著《中国失掉的机会》)
弱势博弈者改善安全态势的关键在于：超越对手的强烈竞争意志和更高的组织程度，如果失去了这两者就失去了无形实力方面的优势。据参加过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忆，十二大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国际国内形势任务分析的写法：“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新的影响，但有效的威慑信用并不能否定国家利益的竞争性，也不意味着国家安全问题的一次性解决。看起来，这确实反映了革命时代结束后，看世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换，也体现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时期的世界观转变——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场标准的“范式革命”。不过“减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盘”，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势战略的老手看穿：一个连起码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国度，怎么可能还有维持“国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复出现美国“对台军售”突破公报精神的问题，到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利益损害，按照阎学通教授的估计早已经超过一场局部战争。换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聪明”表现为节约安全成本，而韬光养晦策略则不恰当地把有形实力劣势的中国臆想为具有主导权的强国，依据这些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国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结果是中国的威慑信用急剧下降。抗美援朝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设起来的无形资产，因此急剧贬值，此后，中美两国之间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
毛泽东强调弱国可以战胜强国的侵略，前提是弱国要能够在无形实力方面取得超越强国的成绩，这是劣势竞争方略的关键。在今天中国的主流学界中间，简单抄袭强国的看世界图示及其竞争方略成为一个根本性短腿，学术研究的所谓“与世界一流水平接轨”变成了与美国接轨，结果国际关系研究中间充斥着各种缺乏美国实力地位作为基础却要强行抄袭美国竞争方略的“白痴言论”。秦亚青对此有一个明晰的总结：中国主流学术界中间“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原创性理论的缺失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明显问题”。(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载王逸舟主编《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1978-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25-336页)除了理论欠缺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缺乏最起码的竞争意识以及对无形实力的认识，而在这样的狭隘视野里就不可能找到弱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结果这个缺乏“答案”的困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一种取消“问题”的意愿——在国家关系上没有竞争只有“双赢”。
(本文参考书籍有《毛泽东选集》、《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
朝鲜战争之后：全球格局变化与中国的崛起
贾晋京
在朝鲜战争六十周年之际，可以说媒体和研究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对朝鲜战争历史过程本身的回顾，而对于朝鲜战争的长期影响关注不足。即便是关注朝鲜战争影响的，也大多着眼于其对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方面的影响，而较少研究其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意义。至于分析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在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带来了何种长期后果，这种后果又是如何改变了全球格局的，则少之又少。
实际上，朝鲜战争就战场范围而言，可能只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其影响所及，却远非“局部战争”所能概括。甚至可以并不夸张地说，朝鲜战争的影响范围不但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更通过影响美国金融体系进而改变了世界经济大格局，甚至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与这种后果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没有朝鲜战争，很可能就没有三十年后中国经济起飞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也就没有今天中国在世界上与美国被并列为“G2”的经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不应该被看作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事件，而是应该看作朝鲜战争以来六十年一以贯之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实际上依然在继续，并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塑造未来。
当我们站在六十年一甲子的中国传统时空观意义上的循环之际回首这场“立国之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应该看到它对整个六十年历史时空的意义，甚至更长远的历史与未来。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成型
朝鲜战争之前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传统国家与现代主权国家的区别可以理解为：现代主权国家在属地意义上能够明确其边界线，并在边界线范围内只有唯一主权;在属人意义上能够明确居民的国籍，并拥有对国民的最高司法权，而传统国家则不具有这两种属性。
典型的传统国家如清代中国，存在属地和属人双重意义上主权随着与首都距离渐远而递减的状况，导致帝国存在广大的外围地区。在外围地区的边缘地带，国家没有明确边界，居民与国家间也只是疏散的藩属关系或羁縻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同时隶属于清国和别的国家，而事实上与两个国家都只有松散的联系。
打个比方的话，传统国家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具有一圈一圈向外扩散的“形状”，两个国家之间的交叠地区，可以像两圈相遇的涟漪一样存在“波形叠加”——这也是无休止的冲突与战乱之源。而现代国家则是一个边界线明确的图形，两个国家之间不允许存在边界线交叠。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出现了多次构建现代国家的努力，但到朝鲜战争之前，都由于版图破碎而未能确立唯一主权，至于明确边界线则更无现实可能性——就连边境地区的系统勘测都做不到。
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地区，在殖民时代的世界体系中就意味着领土可以被分割，法权可以被割裂，并且无法拥有完整的对外主权，实际上十九世纪中期之后的中国长期处在这种状况之下。
朝鲜战争的最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的确立。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是中国的藩属，在朝鲜李朝和中国明清两朝，作为传统国家的双方在交界地区的属地和属人管理上存在过前述的“波形叠加”情况，如在现今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十九世纪中晚期曾有大量朝鲜平民渡过图们江到中国东北地区开荒，这就是今天中国朝鲜族的主要源头。朝鲜李朝当时也曾事实上出于传统国家属人管理的因素派官员向这些朝鲜族平民征税。在传统国家体系中，这些朝鲜族居民向中国纳税和向朝鲜李朝官员纳税是可以并存的，至于他们的国籍，在传统国家体系中是个“没有相关部门去管”的问题。朝鲜战争后，中朝边界的确立才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框架的意义，中国能够在清晰的边界范围内确立唯一领土主权，并确定领土内居民的国籍。
朝鲜战争的另一大直接后果是中朝边界线外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非大韩民国，这种区别甚至具有决定中国发展路径的根本意义。
从地理上说，朝鲜半岛可以构成一块外来入侵力量进入中国的跳板。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就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西走廊形成直逼京师之势的。甲午战争导致中国旅顺大屠杀和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的惨痛后果，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侵略势力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在中国宣告灭亡。而这一惨痛历史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才过去不到五年，相信这不能不构成中国做出参战决定的主要考量之一。
从海上区域来看的话，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中国的海防前沿线就在山东威海到朝鲜梦金浦里地区(角状突出)一带，这样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大部分就位于这条海防前沿线内侧。而如果没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存在的话，中国海防前沿线就只能在山东烟台到辽宁旅顺一线，这样辽东半岛东侧从鸭绿江人海口到大连金州的海岸线完全暴露于美军炮口之下，三八线以北的黄海海域也会完全落入美军控制中。果真如此的话，2010年的美韩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就完全可能在这里进行，而这一带海域正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丧失制海权的大东沟海战所在。
以朝鲜战争为发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边界逐步开始成型(尽管这一过程时至今日并未完成)，中国第一次具有了现代主权国家的基本要素。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部分工业基础集中在东北地区，尤以长春一沈阳一大连一带密集。东北的工业体系是日本在伪满洲国时期所建，1932年8月，日本曾公布《满洲经济统制根本策案》，提出“日满经济一体化”，把伪满洲国当作日本本土来建设。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东北工业规模已超过日本本土，拥有包括冶金、矿业、飞机、机车和汽车制造、造船、纺织、交通运输和能源等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据统计，1943年时，伪满洲国部分产品产量占全中国(含伪满洲国在内)比例为：煤49.4%，生铁87.7%，钢材93%，电93.3%，硫酸69%，水泥66%，机械95%。东北铁路里程1945年达到11479公里，而中国1949年铁路总里程为22000公里。
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这一点，只要看到时至今日韩国民间仍有所谓“间岛地区”(中国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主权属于韩国的叫嚣就不难明白。而没有东北地区的安全保障，就没有朝鲜战争后中国工业体系的大规模发展。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东北地区安全的外在威胁解除，“一五”计划有了全面展开的条件，以东北地区由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项目(实际完成146个)为核心，中国开始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工业体系的存在，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的首选目的地，造就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经济起飞。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欧美制造业大规模向往转移的原因，也是与朝鲜战争的后果密不可分的。
从两霸超强格局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二战后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两霸超强格局，但朝鲜战争的结果却造成中国逐步崛起为美苏阵营之外的另一大国，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雅尔塔体系的历史轨迹，并最终使得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对华态度从对抗转为合作。
发轫于欧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以来的近现代国际政治的核心规则是结盟关系：拥有强大武力的大国通过安全承诺组成以自己为主导的同盟并与外部同盟对抗，被纳入同盟的国家会丧失一部分国家安全方面的自主决定权，并有可能丧失经济自主甚至政治自主。二战前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拥有最大规模殖民体系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二战后美苏崛起为新的主导者，以这两个超级大国为缔结盟约的核心形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两大阵营都在力图把更多的区域纳入自己的同盟体系。
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并没有改变中国只能被大国纳入同盟体系的命运。当时的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二战前亚太区域的霸权国家是日本。二战后日本被打败了，亚太区域形成“权力真空”，新崛起的全球霸权国家美苏在这个权力真空角力，谁也排挤不掉谁，所以形式上就由当时的中华民国“填空”.以造成“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没有大面积的责任真空地带的表象。
而朝鲜战争中国把美国打退到了三八线以南却改变了全球只能由美苏两国主导的格局。因为战场上的事实等于宣告了世界体系中的“弱小国家”也能把作为盟主的大国打得头破血流，这实际上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被主导”国家第一场(也是迄今为止最大一场)对主导大国的大规模造反。这无疑极大鼓舞了全球非西方现代民族主义对殖民秩序的反抗，促进了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结盟关系划分之外，产生了“发达国家一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新格局。
对于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成了一枚不得不强吞的苦果。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总结朝鲜战争对美国的意味时认为：“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最显著的一面，并不是战争拖延不决造成的纷扰不安，而是美国(对战争结果)竟然容忍接纳。”中国成了美国阵营打不败的对手，只好勉强容忍。而对于前苏联而言，中国的胜利也并非利好，在确认中国不可能像东欧一样被纳入苏联的同盟体系之后，中苏关系急转直下。
这样，中国实际上成了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而在拥有了原子弹之后，中国成了国际格局中事实上的大国。大国间的和平来自武力的均衡，这是近代以来国际体系的基本规则。二战后拥有核武器成了大国身份的标志。由于朝鲜战争过程中美国在战场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促使中国下定决心发展核武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试爆成功，大国地位由此奠定。
核武器的制造成功实际上意味着其背后的工业体系已相当完备并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具有一流的技术能力。核武器的制造本质上是对基本粒子运动过程控制的工程实现，而其外围又包括铀矿勘查与提炼、系统工程组织实施、投送能力等相关环节的建设。因此核武器的制造必须以基础物理、控制论、电子工程、航空工程等多个能够决定国家工业基础实力的领域达到相当水平为前提，而这些领域涵盖了二战期间才发展起来的新科技的大部分环节。这些新科技实际上也是西方战后通过“新科技革命”实现经济发展的源泉。远程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等工业成果说明，新中国的工业基础达到了能制造世界上大多数种类工业产品的水平，具备了大国应有的工业实力，也为日后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奠定了基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深陷泥淖：政治上，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风起云涌，给白宫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外交同样由于越战不利，欧洲盟友们对美国是否有能力承担领袖责任打上了大大的问号，而在与“勃列日涅夫主义”争夺中东过程中局面弄到连石油安全都危若累卵则更加深了盟友们的疑虑。经济上，1968年3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到1970年资本账户恶化到警戒线以下，1971年贸易收支时隔三十年首次出现赤字，官方结算账户赤字达到300亿美元，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超过了六十年代累计的逆差，资本大量外逃，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不得不于当年8月15日关闭黄金兑换窗口。
美国内外交困的状况下，朝鲜战争实际上最大的输家前苏联这一时期却在冷战中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决定尝试与在朝鲜无法打败的对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1971年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商定了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之事。这一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虽然与美国有一定关系，但更是与中国已经事实上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上的“第三种选择”分不开的。
从1971年中美接触到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国实际上处在一种预备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形势也使西方世界对制造业转移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而这种国际经济形势的出现，究其原因，又是与朝鲜战争紧密相关的。从改变美国金融规则到重构全球经济秩序
朝鲜战争的经费问题直接导致了1951年3月美国《财政部—联储协定》出台，美联储由此获得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地位，这是对美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也注定了当时初创成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命运，其后果是全球货币金融秩序乃至经济秩序的重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至今日，其深远影响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日益扩大。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财政部手中尚有大量二战期间为筹措战争资金而发行的战争公债尚未偿清，为了尽量少还钱，这些公债的利率被固定在2.5%的低水平。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战争筹款措施出台。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战时税收法案，把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21%提高到90%，公司所得税边际税率范围从38%提高到45%。
不过增加的税收并不足够战争开销。美国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了大量举债措施，不过这些债券大部分都卖给了美联储，这就给美联储造成了巨大的货币贬值压力。《剑桥美国经济史》数据显示，从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政府的总债务增加了139亿美元。139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按照2010年10月13日纽约黄金期货交易价格为每盎司1371.95美元折算的话，大约折合5448.6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3-2008年，美国在伊拉克投入的费用大约为4920亿美元。剔除战争税、债务偿还、美元贬值等因素，可以认为美国当年在朝鲜半岛的实际花费与2003年在伊拉克的花费是差不多的。但如果考虑到时隔五十年美国经济总规模的巨大差别，朝鲜战争造成的财政负担是超过伊拉克战争的。
本来由于1947-1948年联邦财政出现了预算盈余，美国公众普遍预期政府不会再发行公债了，但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改变了。1950年末，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导致了美联储与财政部矛盾的大爆发。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称：“朝鲜战争激化了财政部和联储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战争带来投机繁荣，提高了市场利率，并且再一次意味着如果将政府债券维持在以前的水平，那么必将导致货币存量扩张到联储无法控制的地步;另一方面，战争也带来了严重赤字的可能性，这使得财政部对政府债券市场的状况高度敏感。”
经过了长达近半年的激烈争吵，最终，1951年3月，双方达成了《财政部一联储协定》，根据协定，美联储不再承担以钉住价格维持财政部的公债市场的责任，这意味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地位，而财政部也有了为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更多公债的保障。
美联储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价必将无法持续。由于黄金的产量增加速度注定无法赶上可以人为操作的美元数量增长速度，布雷顿森林的体系的瓦解命运在那时便已然注定。
《财政部一联储协定》实施后，货币持续大幅增长，1951-1952年美国连续严重通货膨胀。美元膨胀导致的直接后果有三：
首先，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这类带给客户的回报率较低的金融机构重要性下降，各类基金和金融公司则获得了大部分资金流，投资机构逐渐取代借贷机构成为金融市场的主体。根据美联储官方统计公报数据：1950年在各类金融机构总资金量中，商业银行占比为50.8%，人寿保险21.1%;197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37.4%，人寿保险14.5%;1990年，商业银行占比为27.0%，人寿保险11.1%。而与之相反，属于基金和金融公司类的机构占比情况为：1950年，合计约15.7%;1970年，合计约32.9%;1990年，合计约52.7%。
其次，美元大规模输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逐步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同于英镑秩序的美元秩序建立起来。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开展，欧洲出现了“美元短缺”状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规定了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但当时美元的供应量依然受到黄金数量的硬约束，并且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没有建立起来。而《财政部一联储协定》之后，美元数量的堤坝崩溃了，美元流向海外的渠道却凿通了。据统计，1960年美国只有八家商业银行拥有少量海外分行，但1980年美国的银行则全球开花，仅花旗银行就在93国设有分行。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泛滥造成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规则无法维持，最终造成该体系瓦解。
最后，改变了全球贸易格局。1949年主要欧洲货币贬值，增强了欧洲出口竞争力。而1950年朝鲜战争却使美国的支出增加，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为了消除逆差，美国持续施行货币扩张政策，但持续的货币扩张政策的结果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不断加深。同一时期，欧洲、日本的工业体系在对美出口的刺激下不断升级技术、改进管理，而美国的工业体系却在进口商品的冲击下逐渐显得落后。于是逐步形成了一个美国负责“印钞”与金融服务，而欧洲日本负责制造业的体系，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这种大分离的过程中，由于黄金不断从美国流向欧洲及货币供应量与产品增长率不协调等问题，1960-1971年1 1年中竟爆发了7次“美元危机”，贸易格局的大转型促成本文第二部分所述的美国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
1973年春，美国无力维持美元兑黄金的比价，宣布自由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崩溃。当年10月，中东石油危机爆发。美国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与沙特等国达成了“石油只用美元结算”的秘密协议，变相地把美元的基础从黄金变成石油。于是金融业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期，以石油期货为中心的衍生金融体系逐步发展起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初步完善了工业基础，而美国经济在金融革命的作用下逐步向“虚拟化”发展。衍生金融的本质是对未来价值评估的数量化、可交易化，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可对类似互联网技术这样具有“高成长性”(当前规模很小，但能够迅速扩张到一个难以确定的规模)的技术定价，这样金融革命一方面促进了信息技术等高技术产业的飞速成长，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的“评估”制造出了数量几乎无法约束的美元。在美元的数字几乎可以凭空制造的环境下.“成长性”有限的传统制造业就显得无利可图，迫切需要转移到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方。而这一时期的欧洲由于高福利社会和创新的停滞，事实上已接近“增长的极限”。
中国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基础条件在于“低价格体系”。所谓“价格体系”，本质上是一个经济体内部各种商品之间的交换比值。而“低价格体系”则是指在一个工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经济体内部，由于占总产值大部分比重的商品都是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而形成的包括劳动力在内各种交易价格都比较低的情况。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贸易封锁，中国经济中对外贸易的比重很低，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内进行，这也客观促成中国的低价格体系形成。由于农业和低端工业占到了产值的绝大部分，因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池子”。与“池子”外的国际市场相比，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要素价格都要低很多。而中国承接加工制造业所需的要素，并不是低价格体系的基础部分如粮食等，而是在基础部分之上衍生出来的部分如劳动力、原材料，恰恰是这些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便宜几倍乃至几十倍。因此，“中国制造”就有了所谓“廉价”优势。
随着美欧的制造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世界上第二次制造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大分离出现了，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全球经济格局形成了“美国系统+中国制造”的当代世界“G2”秩序：中国在美国金融和技术标准安排下为世界制造产品，美国则从金融和技术上加以总体控制。
随着华尔街把越来越多原先不能用来交易的物品乃至假想的未来情景货币化、权证化之后进行流通，制造了天量的衍生金融物品。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全球衍生金融品总价值达到了约600万亿美元之巨，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最终造成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历史的长河又流过六十年的距离来到2010年末的时候，愈演愈烈的“汇率大战”正在上演，究其实质，这其实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制造业移出美欧之后，经济“虚拟化”造成的巨大“山体崩溃”。朝鲜战争改变了二战后世界历史的路径，又制造了变动中的“G2”世界格局，当“汇率大战”终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当前全球价格体系的重整化之后，世界将向何处去?历史的过程是有启发意义的。
贾晋京，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塑造现代文明的100本书》(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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