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康·洛伦茨写道：“彻底拒绝父辈的文化，即使这种拒绝有充分的理由，都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使一个藐视遗言的青年成为最没有良心的江湖骗子的牺牲品。摆脱了传统的青年们通常总是听取蛊惑家门的言论，绝对信任那些花言巧语。”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黑色幽默和反道德观念，是用来破坏传统社会价值的。现代社会把一个个罪恶的魔窟打开了，罪恶变成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商业活动，犯罪成为正常的社会现象。在资本主义西方，卖淫是大规模的合法事业。妓女工会还能分配到上电视的时间。美国各城市“工作着”30万个9-12岁的雏妓。色情旅游是西方国家到东南亚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德国广告称斯里兰卡为“好男色者的天堂”。1991-1992年一年间，小小金边妓女人数从6000增加到2万。
西方宣传“人在利用迷幻剂问题上的权利”。迷幻剂就是能够引起幻觉的毒品。毒品交易合法化，毒品市场人为地产生。成千上万的人被吸引到毒品的生产和扩散中来。相当一部分相关报道带有纯意识形态性质。1994年10月，在西班牙召开第二届国际变态意识会议。来自美国的主要报告人展望，新毒品的出现将是较之路德改革更为重大的事件。
普通人的大规模反道德化，在西方早已出现。一些知识分子成为反道德市场的供应商，用信息自由和摆脱道德桎梏之类的说法为反道德辩护。F·尼采写道：“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宣称信仰‘现代思想’，没羞没臊，目光中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厚颜无耻。他们有一双放肆的手，什么都去摸，什么都去碰。他们引起的厌恶是无法比拟的。也许，即便是同民间的下层，即便是同农民相比，后者也要比这些受过教育、会看书看报、从事脑力劳动的半吊子上流社会人物更为高尚，更有品位，更懂得待人接物。”
电视把反道德的工业化产品送进千家万户。电视屏幕上淫秽作品的效果，和暴力场面不相上下。
反道德在全社会扩散。从意识操纵方面来讲，破坏传统道德和“性革命”，是消除心理保护最重要的条件。失去道德方向，就失去明辨善恶的坐标体系。这里不会有任何“再生”，“旧体制”的“神圣象征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通过反道德性遭到了破坏”。
最近15年，在苏联和俄罗斯清楚地见到反道德产业的出现。
20世纪80年代末，在俄罗斯和整个苏联，开始实施一个精心策划的庞大计划：把各种道德规范相对化，然后取消道德规范和禁忌，并以激进的反道德的价值观取而代之。现实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道德了。这成为对思想意识施加影响的手段。结果出现最肤浅层次的道德——人际之间表面客客气气的标准。90年代盛行对共产党人的狂热的汹汹仇恨。现在是对自己人粗蛮无礼。
《阶段》专题节目首播镜头对准幼儿园。院长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不反对她的教育工统统是暴虐之徒。电视台的女士像拿着钳子，硬从一群孩子嘴里，掏出许多贬损老师和教养院的荒唐话来。干这种事情，不道德而且冷酷无情。
“性革命”在改革中占重要地位。出版书籍把放荡奉为崇高原则。报纸刊登煽情的文章。圣彼得堡举行国际色情展览会——“培养国民应有的色情文化修养，这方面的修养一直受到极权主义僵化观念的封锁。”
1986年-1987年间，《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已经刊登宣传口交的文章。接着发表连篇累牍的“读者来信”(毋宁说是托名伪造)：女孩子抱怨妈妈抢去心爱的报纸。大众传媒开始把不道德反社会的青少年行为合法化。当年法西斯上台执政，对青少年正是这么干的。1991年有文章指出：“青少年已对一般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规则、对传统的休闲形式失去了兴趣。他们已不再信任成年人的世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青少年大军队伍迅猛扩大(1984年以来扩大6倍)绝非偶然。在臭名昭著的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中，无可避免地出现了未成年少女性风尚的非道德化。”
戈尔巴乔夫改革末期，卖淫的直接宣传开始了。改革的意识形态干部把卖淫辩解为不可避免的、近乎高尚的行业，定位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抗议形式。这得到电视的确认，而且成为有组织的商业活动和制度化了。1992年，有专家评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助长了卖淫。有些贪婪地、略带艳羡、活灵活现地描写高级妓女如何赚外汇和她们的收入、盛装、化妆品、首饰珠宝、豪宅轿车。还有铺天盖地的广告。这些东西直接影响了未成年女孩和青年妇女。1988年列宁格勒和里加对女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外汇妓女进入最受人羡慕的前10种职业。全苏成年男子每年35万人被妓女传染上性病。90年代以来激增，1996-1997年的梅毒发病率相当于1988年的100倍。
1999年3月27日，独立电视台录制民主派的《审判正在进行》。论者的信条是：道德风化是每个人的私事，因此人民、社会、国家都没有权利对其做出道德上的评价。谁进行这种评价，谁就是极权主义，就是言论审查制度。民主派把俄罗斯文化的基础作为一种束缚他们电视事业发展的条条框框加以否定。
1999年，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一个《广播电视道德问题最高会议法》。叶利钦立即否决。
电视业道德的首要问题，不是什么裸体光腚的问题，而是对我们认为是美与善的东西极尽嘲讽之能事的问题。
艺术界在否定父辈文化的道德基础。“新艺术产品”由大众媒体不断推出，并得到各种奖金的鼓励。“关于丑的美学”被炒得热火朝天。亚尔克维奇被捧上天。他的业绩是个什么人呢?类似列夫·托尔斯泰的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他写了自己的三部曲《我是怎样屙屎撒尿的》、《我是怎样被强暴的》、《我是怎样手淫的》，全是肮脏污秽、下流不堪的货色。他指的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文化。
有人把《忍者神龟》之类的动画片呈送苏共意识形态总管雅科夫列夫。《独立报》还载文赞扬这种文化计划，“孩子们如今不再把畸形、缺陷、丑八怪认为是什么特异、格格不入、非常可怕的东西了。他们终于喜爱起这些可怕的东西来，并且开始理解它了。”在俄罗斯，荒诞的儿童文艺并不是什么失误，不是业务水平低下的征候，而是刺进俄罗斯未来的毒液。
改革派意识形态专家教化人们对丑陋习以为常。俄罗斯需要丑陋和下流，不再需要朱可夫和加加林。《独立报》的文章这样谈到他们文化的地位：“这是污秽肮脏的地位，阴沟下水道的地位、巴巴(和它们的亲密朋友)的地位，是善良高尚的奇形怪状、吓人的性异变的地位。简言之，这就是容忍生理上的厌恶情绪的地位。”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就已经在酝酿道德的分裂。现在，俄罗斯、俄罗斯人民本身，亦即俄罗斯文化，已经发生分裂。不止是一部分人变得贪婪、卑鄙、不学无术或者愚蠢。分裂贯穿价值观念的核心。
既然认同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就再也没有正当理由夸口侈谈爱国主义了。
2013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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