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2日临近中午时分，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窑洞，
前来寻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萧军，向毛泽东急切提议道：
“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秋 石
本文秋石，与当年提请毛泽东营救冯雪峰的鲁迅学生萧军系多年忘年交;先后六次通过长途电话，并假2002年5月赴京出席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之际，于京城南沙沟历史当事人寓所、首都人民大会堂新疆厅等处，与曾在延安毛泽东窑洞作客，目睹萧军向毛泽东提议及毛泽东急切下令营救冯雪峰全过程的当事人韦嫈，作了深入细致的叙谈印证，获得了包括毛泽东当日宴请作家们菜单等细节在内的翔实一手史料;还于2004年2月13日晚在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与当年接受中共高层委托，积极参与营救冯雪峰的前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战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胡秋原进行了当面印证;并与另一位鲁迅学生、当年在浙东新四军根据地同鼎力营救冯雪峰并使其最终逃脱囚笼的党外人士郭静唐并肩战斗的黄源先生，作了相关印证。
今年是冯雪峰逃脱国民党特务囚牢上饶集中营后，安然抵达党的怀抱——重庆“八办”和南方局驻地周恩来副主席身边七十周年……
1941年1月下旬，背信弃义破坏民族抗日团结统一的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并旋即在国统区广建法西斯集中营，大肆围剿、迫害、杀戮共产党人和左翼爱国志士。
1941年2月26日，隐居在家乡浙江省义乌县南乡神头村家中，用原名冯福春撰写红军长征小说《卢代之死》的冯雪峰，被寻踪长途奔袭而来的国民党便衣宪兵拘捕。
在冯雪峰尚未解至上饶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相关的“保护伞”……
时隔半年后，1941年8月12日，在延安，与舒群、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嫈夫妇，以及夫人王德芬等一起在毛泽东窑洞作客谈话，以求解决与周扬纷争的萧军，向毛泽东报告了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并焦急地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听后，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组部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问道：“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不知道。
毛泽东立马指示陈云：“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毛泽东招待作家们一顿“丰盛”的午餐，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炒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
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又递给在场的七位客人一一传阅。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阅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重庆，曾家岩50号“八办”，周恩来副主席接毛泽东延安来电后，与董必武商议营救方案，决定：由董必武委托同为国民参政员的湖北藉小老乡胡秋原先生出面营救。
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和《中央日报》副总主笔的胡秋原欣然允诺，很快向管辖上饶集中营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文友冯雪峰的电报。
由于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内的冯雪峰用的是原名冯福春，胡秋原的营救失败了。
1942年11月，同庚老友郭静唐和时任三战区司令长官国际问题顾问的宦乡联名具保，重病中的冯雪峰于福建建阳获保外就医，得以逃离魔窟。于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村静养半年后，病况略有好转的冯雪峰在友人陪伴下，自浙江丽水搭乘货车，历时五天五夜抵达桂林。稍作休整后，于1943年6月初安抵重庆。
冯雪峰来到曾家岩50号，周恩来副主席忘情地张大手臂一把拥住了他，凸显出血浓于水的老一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情感，以及共同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之情。周副主席还与夫人邓颖超一起设宴款待，庆贺他的新生和回到党的怀抱。
提及六年前在南京他与博古发生争执后一怒之下回家乡的事，周副主席严肃地指出：你同博古的争论，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周副主席还谆谆告诫道：在复杂的斗争中，要讲究方法，要提高斗争艺术。之后，经董必武亲自安排，为掩护起见，冯雪峰住进了变节分子姚蓬子(“文革”权贵姚文元之父)开办的作家书屋。
颇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重庆频频亮相之时，在福建，气急败坏的集中营头子肖芬手执一年前宦乡亲笔签署的“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共党要人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不甘示弱地回敬道：“我不知道他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
关于重病中的冯雪峰逃出上饶集中营一事，整整七十年来，几乎在所有的文本中，包括一些党史文本，一直认为是毛泽东主动过问、营救而致。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其《冯雪峰--一位坚韧不拔的作家》一文中这样写道：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时，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当他得知冯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时，立即和陈云同志商量决定，一定要想办法将冯雪峰营救出来。他们当时就把这个决定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董必武同志。
著名学者包子衍先生在其《雪峰年谱》一书中也这样阐述道：
(1942年)1月，毛泽东、陈云等党中央领导人在延安得知雪峰被囚于上饶集中营的消息后，立即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请他们进行营救。
曾同冯雪峰一起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同是被郭静唐营救出狱的进步刊物《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在其《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同志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写道：
1943年，雪峰同志到了重庆……董必武同志告诉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是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
上述三位对同一问题的阐述都有一些误处，可能并非第一手资料获证的缘故，因此不得实证实传。
笔者手头有一份当事人写的史料，此份名叫《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的回忆见证文章写于1986年初，并于"1987年2月13日定稿"，系当时在毛泽东处谈话、作客的七人之一的韦嫈先生。据在发表此文时所作的附注中说明：1986年5月1日，我最后一次看望萧军(萧军于1987年5月28日被同仁医院诊断为患"贲门癌"，于1988年6月22日抢救无效逝世于海军总医院—秋石注)，给他读此文底稿时，他提出应该用这个题目(即《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较适合。韦嫈先生还在同一附注中着重作了如下说明："我写完此稿，经过萧军、罗烽、舒群、白朗四位作家看过。"也就是说，韦嫈先生此文是经过另外4位历史现场当事人核准的，完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韦嫈先生27年前"定稿"的此文有关营救冯雪峰这一提议的描写原文是：
"最后，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
"有人营救过他没有?"
"回答是还不知道……"
请读者注意了：首先是"有位作家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并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尔后才是"毛泽东同志听着立刻站了起来，转身问陈云和凯丰……"这一历史现场当事人的描述，也就直接否定了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关于毛泽东"主动问到冯雪峰的情况"这一说法。其次，冯夏熊和包子衍两位传记认定"毛泽东和陈云同志商量……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的时间为1942年或1942年1月，显然与当时事实出入较大。据韦嫈在1986年撰写此文及当年向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四位作家核实原稿时，所标明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两同志打电报给南方局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的具体时间，应是在1941年8月12日中午前后，因为正是这一天毛泽东邀请萧军王德芬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艾青韦嫈夫妇，以及舒群等七名客人前往作客、叙谈的日子，有关这一点，有毛泽东1941年8月12日致萧军的信为证。
毛泽东此信原文如下：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
另据韦嫈反复回忆证实，在延安四年，她仅此一次去毛泽东家作客，因而，她所记录的在毛泽东家作客的谈话内容也仅限于这一日。故而，冯夏熊、包子衍两位传记所记录的有关1942年间毛泽东指示营救及拍电报给南方局或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的时间根本不能成立--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而且，他们所提供的时间，要比当事人耳染目濡的时间晚五个月。第三，林秋若先生在《不屈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记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一文中，所云"董必武同志告诉冯雪峰，当时党中央曾经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雪峰同志"的说法更是不能成立。不错，胡秋原先生早年曾经加入过共青团，但后来因逃避白色恐怖追捕频频转学乃至远赴日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主张抗日参加过倒蒋的福建事变政府，但在历史上，他从来没有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在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时期的1941年～1942年，胡秋原是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副主笔，"党中央"又怎么可能"指示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呢?倒是后一句"董老通过关系让胡秋原打电报去保过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此外，冯夏熊先生在其文中所云"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欢迎一批新到延安的作家"的说法，也不甚确切。确凿的史实是：舒群及萧军王德芬夫妇于1940年6月14日抵达延安;艾青、罗烽(偕画家张仃等人)于1941年3月8日抵延安。与丈夫罗烽同时蜚声文坛的著名女作家白朗，还有艾青第二任妻子韦嫈 ，与同样怀有身孕的某领导人夫人吴博，周公馆工作人员徐明，以及一批皖南事变幸存的烈士家属后代(包括12岁的少年李鹏等人)于1941年1月底抵达延安——所有当事人，均是在1940年及1941年进入的延安，而断非什么“1942年”“新到延安”。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若不是1941年8月12日5位著名作家(艾青、萧军、舒群、罗烽、白朗)和两位夫人(韦嫈、王德芬，舒群夫人陈凡因在"鲁艺"学习，不及通知)应邀到毛泽东处作客并叙谈的话，有关营救冯雪峰的事还将拖延上一段时期，而且动作也不会那么迅速。再说，冯雪峰获"保外就医"得以逃出囚笼是在1942年的11月间，也就是说，是在毛泽东指示陈云、凯丰致电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进行营救过去了整整15个月之后。
“主席，请营救冯雪峰!”
韦嫈先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奏曲》一文中于提及"营救冯雪峰"这一细节时，使用了"有位作家"的说法，那么，最早向毛泽东提出关于冯雪峰在皖南事变中被捕的事及提出如何营救的问题的"有位作家"到底是谁?换言之，是五人中的哪一位?
为了核证其人其事，笔者于2002年2月28日--3月15日，五次致电居住在北京南沙沟寓所的韦嫈先生，并于2002年5月应邀出席延安文艺学会、延安精神研究会等单位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0周年座谈会期间，两次与韦嫈先生作了进一步的叙谈与核证。时年80高龄的韦嫈先生在笔者的提示下，反复回忆，反复核对，最后确证：这个“有位作家”就是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第一个发言并且狂妄宣称要做"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大作家萧军。在这里，萧军显然是做了一件当时在延安堪称"第一"的好事、善事!韦嫈先生告诉笔者："我完全可以肯定，不是舒群、罗烽、白朗三位作家提出的!而且他们同冯雪峰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是不是艾青提出来的呢?"笔者问道。"同样可以肯定不是艾青提出的，"韦嫈先生断然否定道，"如果艾青事先知道冯雪峰被捕的消息，作为妻子的我不可能事先一点口风都没有!"韦嫈先生进一步佐证道，"萧军当时在延安编《文艺月报》，活动频繁，联系人广，消息比其他人灵。"
就毛泽东当日谈话时是否"主动"问及冯雪峰这一话题，笔者于2002年12月30日再次电询韦嫈先生。电话那头，韦嫈先生听后没有丝毫的迟疑，即为释了疑。韦嫈先生非常肯定地回答道：“没有!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根本没有问起有关冯雪峰的情况。因为毛泽东这次找五位作家谈话的中心话题，是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以及对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周扬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
有关1941年8月12日5位作家同毛泽东对话的主要话题，笔者认为，韦嫈先生的上述阐述，同萧军生前的多次谈话和所撰写的有关文章是完全吻合的。
韦嫈先生还告诉笔者：在延安四年，她仅此一次去毛泽东家作客，因而，她所记叙的在毛泽东家作客的谈话内容也仅限于这一日。而且，那天江青没有参与谈话，吃饭时也没有出现在餐桌上。萧军夫人王德芬因怀抱的婴儿啼哭，挪到了毛泽东孩子们住的窑洞里，也没有参与谈话。
据韦嫈先生向笔者描述，在5位作家无拘束地你一言我一语的向毛泽东倾诉对周扬所写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的意见时，毛泽东一直在耐心地听着，有时还记上一笔，间或同作家们说上一两句幽默的话，听到好奇处，还"哈哈"地笑上一阵子。最后，就在谈话快要结束时，萧军出乎大家意料地向毛泽东讲述了冯雪峰于皖南事变后被捕的消息，并以十分恳切而又焦虑的口吻对毛泽东说道：“主席，请营救冯雪峰!”毛泽东一听，当即站了起来，向坐在他身旁一同倾听作家意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凯丰问道：
"有人营救过没有?"
回答说是不知道。
接着，萧军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所了解的冯雪峰在国统区的一些情况，以及对"左联"作出的巨大贡献。萧军还着重向大家讲述了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的大量业绩等。毛泽东听后更加予以重视，他立马指示陈云："
赶快了解一下情况，如还没有营救，一定要尽快营救冯雪峰!"
令毛泽东深感意外的是，有人在他面前如此滔滔不绝地替冯雪峰评功摆好，如此强烈地向他提出迅速开展营救冯雪峰的要求，这在延安似乎还是第一次。回想1937年周扬他们到延安，说尽了冯雪峰的不是，毛泽东当时虽然不动声色，但在内心里埋下了厌恶的种子。一个人的坏话虽然不足取，但是说的人多了，而且说的又是同一个人的坏话，说的又是关乎他所谓“严重背离党的组织原则，不找党员找党外人士”这一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的敏感话题，毛泽东岂能无动于衷?加之1937年7月冯雪峰在南京同被他派去的博古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的唯一内容又是他毛泽东当时正竭力主张的与蒋介石搞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更使他大为恼火的是，这个在他眼中视为“法宝”的统一战线竟被冯雪峰愤怒斥之为“投降路线”，不仅如此，冯雪峰虽然向潘汉年告长假回乡写关于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又在未经党中央批准的前提下私自跑回了义乌乡下……这一切的一切，令毛泽东为之深恶痛绝。现在，在时光流逝了四年后，面对萧军慷慨激昂的一番仗义执言和营救冯雪峰的要求，面对艾青、舒群、罗烽、白朗四位著名作家的强劲附和，震撼之余的毛泽东当即予以了高度重视，并将之付诸实施。
时隔整整60年，对当时毛泽东作营救冯雪峰指示时的神态，韦嫈先生依然是那么的记忆犹新。她动情地告诉笔者道："冯雪峰参加过长征，是个老同志，而毛泽东是那么的关怀被捕的同志。"
在这次会面谈话中，除韦嫈先生提及的萧军向毛泽东提出立即营救冯雪峰的动议外，在此，笔者向读者和同行们提供当事人萧军强调过的极有价值的一段话。萧军说：毛泽东当时也肯定了冯雪峰的一些功绩。
笔者手头有一份1979年8月17日的亲笔记录稿(后以《我所认识的萧军》为题，发表在1989年第2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此文署笔者原名“贺金祥”)，证实了上述有关说法。
1979年8月17日下午，于哈尔滨文昌街省图书馆三楼会议室，黑龙江省文联偕作协黑龙江分会为刚复出(尚不及正式公开平反)的萧军重返阔别31载的哈尔滨举行的座谈会上(在此说明一下，时为文学青年的笔者有幸叨扰末陪，并当场向萧军提了有关当年鲁迅关怀、扶持他和萧红这对来自东北沦陷区抗日流亡青年作家，以及“你们怎样传承鲁迅精神”的问题，并从此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忘年交，直至其逝世)，当有人请萧军谈谈当年延安文艺界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时，萧军着重指出：“冯雪峰当时并不在延安，他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冯雪峰在三十年代领导左翼文联的功劳不可抹杀，冯雪峰和鲁迅之间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些，还是在毛主席家作客时，毛主席亲自同我谈起的。”
请读者和同行注意了，萧军在这里强调的“冯雪峰当时并不在延安，他被国民党关押在上饶集中营里”的说法，显然指的是1941年8月12日毛泽东邀请他们前去作客、谈话的那一个时间段。至于有人向萧军发问有关延安文艺界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这一话题，查看本人记录，对丁玲，萧军的回答显得十分干脆：“关于对丁玲的批判，我不知道。”萧军在这里说的是实话，他确实不知道。丁玲因其所写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在1941年4月初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高干学习会上，引发了包括贺龙在内的七人对其的批评。时文艺界与会的仅周扬和丁玲二人，周扬没有发言。但毛泽东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保护了丁玲。毛泽东指出：“《“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由于是中央高干会上发生的事，连党员都不是的萧军自然就不可能知道了。况且高干学习会后，包括整个整风期间，在延安几乎没有人再提及《“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只是到了16年后——1958年1月反右末期的非常气候中，丁玲的这篇《“三八节”有感》，连同萧军当年那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刊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以及艾青、罗烽等人的文章，一起被莫须有地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形成“再批判”，还被莫须有地诬指为“早在延安就被批判过的反党大毒草”——这是后话。笔者在这里重提，是让人们了解那一段历史。根据本人保存的1979年8月17日的现场记录表明：在有人提及冯雪峰时，萧军却没有作任何正面或实质性的回答，只是在强调“毛主席亲自同我谈起的”之后，复又补充了一句：“至于谁批谁，我一向是不太注意的。”据考证：在萧军于延安的五年间，即自1940年6月14日抵达延安起，至1945年11月中旬随同周扬、沙可夫的“鲁艺文艺大队”离开延安止，延安文艺界确实没有对冯雪峰作过任何片言只字的“批判”!所谓“延安文艺界对冯雪峰的批判”，笔者以为，确切一点地说，是在毛泽东同他们七人的谈话过去五年后(其时，萧军正在张家口待命赴东北)，何其芳在《解放日报》上撰长文，猛烈抨击“画室”(冯雪峰)一年多前在重庆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时，对延安倡导的文艺作品政治第一、文艺第二的评判标准所持的不同意见。何其芳所撰长文的题目是《关于现实主义》，刊1946年6月10日、11日延安《解放日报》。
应当指出的是，在当年的延安，除了对冠之以“托派”嫌疑的王实味这个特殊案例外，毛泽东不曾也没有组织过对任何一个文艺界人士的批判，即使高长虹如此大胆妄为地上书党中央要求跟斯大林辩论和拒绝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整风运动，即使萧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与毛泽东所希翼持截然相反的言论，毛泽东也不急不恼或进行当场申斥，何况是远隔千山万水在国统区受苦受难的冯雪峰了。应当说，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招待作家们一顿"丰盛"的午餐。据韦嫈回忆，有蒸腊肉、辣椒炒肉丝、鸡蛋等，还有从前方带回来的难得一见的咸鱼(延安不产鱼)。刚吃完饭，凯丰就把拟好的给南方局的营救电报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又极尽民主地递给在场的7位客人一一传阅。韦嫈先生向笔者反复强调说，电报内容是让南方局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冯雪峰出狱。陈云同志看后也表示赞同，并当即交付电台拍发。
萧军究竟在延安于何人何处获得冯雪峰被捕的确切消息，由于时空跨越了整整一个甲子，当事人纷纷谢世，现在很难搞清楚了。为此，笔者想到了与萧军、萧红同为鲁迅晚年最为器重的黄源先生。97岁高龄的黄源先生逝世前一直在杭州浙江医院三病区休养，而且，早在三十年代，他与冯雪峰有过交往，又同为浙江老乡。2002年4月14日下午4时许，笔者向黄源先生作了电话咨询(1998年7月，笔者曾赴杭州浙江医院拜访过黄源先生，并就二萧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请教，黄源先生十分热情地给予了诠释)，但黄源先生否定了他是冯雪峰被捕消息的来源。
问：您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1000余名新四军官兵的幸存者之一。突围出来后，您是否将冯雪峰在家乡被捕一事写信给延安?
答：肯定没有，而且我从无给延安写过信，包括萧军。
问：当时你是否知道冯雪峰被捕及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消息?
答：不知道。
据了解，黄源比较详细地获知冯雪峰的这段经历，是在1943年新四军浙东四明山根据地，黄源时任我浙东行政公署文教处长兼鲁迅学院院长。在帮助冯雪峰逃离上饶集中营去大后方的桂林后，郭静唐重又返回设在丽水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工作。后受力主抗日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委派，来同浙东新四军三五支队联系。抵达后他就没有再回国民党省政府，而是当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和浙东行政公署的秘书长，并于1946年4月经谭启龙和何克希两位领导人介绍，在山东解放区临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请读者们注意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冯雪峰在家乡浙江义乌县南乡神坛村家中遭国民党宪兵拘捕一事，发生在1941年的2月26日，也就是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皖南事变后的次月，至同年8月12日萧军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营救，时间过去了整整半年。萧军的消息来源于延安，而且极为确切地获悉冯雪峰已经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此时此刻，在延安知道冯雪峰被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而在这之前，我地下党不会不向党中央报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因为冯雪峰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文人，普通的作家。他是一位二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三十年代"左联"的创始人和首任主要负责人，鲁迅先生的亲密战友，党中央同鲁迅之间的主要联系人，捕前还担任过极为重要的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党中央向国统区最早派出的特使，和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那么，延安为什么不及时指示展开营救工作，而非得在党外作家萧军提出后才启动营救实施计划呢?此外，在整个营救工作中，胡秋原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是谁对最终营救冯雪峰出囚笼起到了根本的作用，冯雪峰又是怎样拖着奄奄一息的病体逃离上饶集中营的?对此，笔者依据手头所掌握的有关材料，作一综述，和传记同行、党史研究者们共同探讨这一突发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一下毛泽东与冯雪峰的关系，以及缔结这种关系的基础。
应当说，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就十分看重冯雪峰，看重冯雪峰的才华。早在建立中国共产党的1921年，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冯雪峰，在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一代名师的言传身教下，与同学柔石、潘漠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起组织了著名的"湖畔诗社"。也就是在那一年，18岁的冯雪峰一连出了两本诗集，其才气得到了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人的赏识和赞扬，之后，也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为诗人的毛泽东所注意。
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代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想有一个得力的干部与自己一起工作。也就在这时，毛泽东读到了冯雪峰的新诗，耳目顿时为之一新。于是，他很快打听到了冯雪峰的地址--正在北京大学旁听的冯雪峰。他写了一封信给冯雪峰，热情地邀请雪峰到广州工作。但此时的冯雪峰太迷恋文学和他的"湖畔诗社"了，他没能接受这个邀请，这在毛泽东看来，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后由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任宣传部长的沈雁冰替代冯雪峰任毛泽东的助手--国民党中宣部秘书。
冯雪峰是在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后，受党的安排，冯雪峰从北京来到白色恐怖最为严重但是左翼文学也十分活跃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在上海，冯雪峰以其独特的眼光，旗帜鲜明地支持了鲁迅，尔后与鲁迅结成了除瞿秋白以外的又一位莫逆之交。冯雪峰刚进入上海时，在上海躁动不安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空前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太阳社和创造社，另一方则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的先驱者看作是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判。他们还宣布阿Q的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经过时，等等。作为"局外人"的冯雪峰十分关注这场论争。1928年，冯雪峰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鲁迅的支持态度。冯雪峰认为："在文明批判方面，鲁迅不遗余力地攻击传统的思想--在‘五四’‘五卅’期间，智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的是鲁迅。""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冯雪峰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
对于冯雪峰的这篇旗帜鲜明的文章，鲁迅很快读到了，并由既与鲁迅关系十分密切又是当年与冯雪峰同为"湖畔诗社"挚友的柔石，将冯雪峰引见给了鲁迅先生。时间一久，冯雪峰与鲁迅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不仅如此，冯雪峰还与鲁迅并肩作战，合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论丛》共8种，其中由冯雪峰译的有4种，鲁迅亲手译的3种。对于鲁迅的译作，冯雪峰也协助作了一些校勘补译，对此，鲁迅在其"后记"中写有"感谢雪峰君"的字眼。从此，鲁迅与冯雪峰的友谊进一步加深。仅以《科学的艺术论丛》编辑出版的1929年为例，《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达34条之多。两人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二、三点钟。当时的冯雪峰不但从事着党的地下工作，而且还有家室的牵累，经济上常常是捉襟见肘。鲁迅获悉他的的这一窘境后，时常用"预支稿费"的办法来帮助他度过难关。鲁迅与冯雪峰之间是心心相通的，而且较之瞿秋白同鲁迅的关系还要进一步。著名学者、翻译家陈望道当时就十分明了地说过以下的话："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鲁迅也赞许冯雪峰："人很质直，……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正因为冯雪峰是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而且是一个心能向通的文人，因此，组织上就安排他作了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事实上，没有谁能够替代冯雪峰这个角色，以致于后来冯雪峰离开上海去苏区继而参加红军长征后，党同鲁迅之间的关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当初获悉红军取得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及东征打通对日作战的通道的胜利消息，还是由于第三国际有关系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亲口告诉鲁迅的呢!以致于长征结束后肩负党的使命重返上海的冯雪峰一见鲁迅的面，如同见了失散多年的亲人一样，鲁迅即愤怒而又无奈地向冯雪峰倾诉道："我这几年给他们(指周扬)摆布得还可以!"
作为鲁迅联系人的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接受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的潘汉年之命，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在向冯雪峰布置任务时，专门强调了以下两点：一是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是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鲁迅先生决定。
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奉命来到鲁迅家里。冯雪峰刚一说明来意，鲁迅先生立即爽快地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且表态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之后，经过半年左右时间的筹备，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作了简单的讲话，"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冯雪峰不仅筹备了这次成立大会，而且还在会后凭记忆将鲁迅在会上的讲话，连同平时涉谈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署名鲁迅，发表在《萌芽》月刊1卷4期上。左联成立不到一年，1931年2月7日，五位左联作家、共产党员李求实、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被国民党逮捕后迅遭秘密杀害。为抗议敌人的暴行，纪念死难革命烈士，冯雪峰与鲁迅商量秘密出版了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在这期《专号》上，鲁迅怀着一腔悲愤写下了《柔石小传》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躯者的血》等两篇悼文;冯雪峰则写下了《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同期还刊登了《中国左翼作家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等。这期《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出版，使得国民党的残暴真相大白于天下。
到了1933年的下半年，冯雪峰不止一次遭到特务的跟踪盯梢，虽然他用巧计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但他已经暴露。为了他的安全，党决定让他离开上海，同年12月底，冯雪峰抵达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的江西瑞金。1934年初，为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身处逆境遭一旁冷落的毛泽东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就在这里，冯雪峰与毛泽东举行了心仪已久的第一次正式会晤。冯雪峰此时已被任命为瑞金中央党校副校长。由于两人都没有实际工作而显得赋闲，因此有更多更充裕的时间在一起促膝长谈。冯雪峰向毛泽东详细地谈了上海的工作，以及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情况，其中，他还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的情况，对此，毛泽东甚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鲁迅在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竟然开怀地哈哈一阵大笑。
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又把冯雪峰找去，进一步详细询问上海的工作，询问鲁迅的事情。有一回，他亲自来到冯雪峰的住处，见面以后风趣地说：“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谈地主恶霸，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缺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无独有偶，关于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并非仅限于毛泽东向冯雪峰提及的这一次，三年后，毛泽东会见曾与鲁迅交往密切、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时，也谈到了《阿Q正传》。
这次会见、谈话的时间是1937年的3月1日深夜。
史沫特莱后来这样描述道："我掀开悬挂在一座窑洞门口的棉门帘，跨进了一个黑暗的洞穴。就在这一片黑暗的正中心，一个制作粗糙的桌子上点着一枝细长的蜡烛，烛光落在成堆的书本和纸张上。"毛泽东一手扶着桌子，站在那里欢迎她。
在昏暗的烛光下，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坐在桌子的两边开始了他们的谈话。当史沫特莱谈到外面流传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时，毛泽东回答道：
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毛泽东对鲁迅的倾心向往，给冯雪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冯雪峰对当年谈话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在昏暗的灯光下，毛泽东靠床坐着，一边用旧报纸在桌角上卷旱烟叶子，一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有过几次插话。当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
此时，冯雪峰又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
毛泽东没有吱声，陷入了沉思。过了片刻，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干什么?谁主张的?"毛泽东问。"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冯雪峰解释说。"这些人，"毛泽东微微摇头，接下去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
之后，党中央决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沙可夫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在继续深入议论鲁迅的时候，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 ，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心情沉重，说话很少，但那天晚上与冯雪峰谈了很多，显得轻松、愉快、充满信心。他俩一直交谈到深夜。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被错误路线逐出党中央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他先是充任中央政府主席(相当于总理)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或叫苏维埃主席)。后来，中央政府主席改由张闻天担任，毛泽东只剩下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有职无权的空头称呼。正在这时，他遇到了刚从上海来到苏区的冯雪峰，听冯雪峰讲述鲁迅，和鲁迅对毛泽东的理解，不啻使毛泽东的感情上和鲁迅之间有了沟通和共鸣，毋庸置疑，冯雪峰是产生这种沟通和共鸣的媒介。
红军离开瑞金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还是冯雪峰把险些落入蒋军虎口的毛泽东拉出来的呢!据曾担任过1936年冯雪峰机要员的郑育之(周文夫人)后来撰文披露说：冯雪峰曾同他们夫妇讲述过1934年10月红军撤离瑞金时的混乱情况，以至有关同志忘了通知毛泽东，是他经过毛泽东的住处，才催促毛泽东迅速跟上大部队撤离的。不然的话，中国革命的进程缺了毛泽东这位舵手力挽狂澜，说不定还将拖延上好多年哩!
不久，中央红军进行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也随同红军主力进行了长征。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确立了他在全军乃至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一举改变了这之前受排挤冷落的尴尬境地，但毛泽东仍然需要鲁迅，需要与鲁迅沟通，需要鲁迅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冯雪峰也一直充任着这个沟通、理解、支持的"大使"角色。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以损失十分之九的兵力，经过一年的长途跋涉，粉碎国民党蒋介石上百万军队的数十次拦截、围剿后，胜利抵达陕北瓦窑堡。1936年2月，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下，长征主力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取得了东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同年3月，由于冯雪峰离去同中共失去联系的鲁迅，从到访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的口中获悉了红军这接二连三的喜讯。鲁迅闻讯后极为震奋与欣慰，并和茅盾联名于3月27日发出了致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贺信，此信核心内容如下：
英雄的红军将领们和士兵们!你们的勇敢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的更大的胜利。全国民众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都将遇到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流传的"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这句话，其实是出自于国统区另外一个抗日救国团体的电报，因当时中共中央收到这两封电信后同刊于中共西北中央局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杂志第95期，人们就将其混淆在一起引用，一错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叶才搞清楚。
1936年4月上旬，党中央派冯雪峰携带电台和活动经费自陕北秘密潜回上海开展工作，任中央特派员。临行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和他作了谈话，并交代了此行的重要任务。这个重要任务乃是关系到中共生存和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一是在上海建立电台，沟通与陕北中央的联系;二是与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建立联系，为中共争取到更多的民主力量和同盟军，建立更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最后才是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张闻天还着重叮嘱道："到上海后，务必先找鲁迅、茅盾等了解一下情况后再找党员和地下组织。“这有关上述安排，发生在党中央接到鲁迅、茅盾发来的贺信后不久，表明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把鲁迅看作是党在白区最可靠、最亲密的盟友。4月下旬，冯雪峰抵达上海的第二天，即去了鲁迅居住的寓所。在同鲁迅久别重逢的谈话中，冯雪峰把中共中央推行的新的方针政策及其有关精神，向鲁迅作了详细的说明。与此同时，冯雪峰还向鲁迅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和抗日统战政策的内容。鲁迅听后表示："干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我想过了，M(鲁迅对毛泽东的简称)的政策是对的……"鲁迅还以他那种特别的表达方式说道："我想，我做一个小兵还胜任的，用笔!"
就这样，冯雪峰就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附带在这里写上一笔，极其重要的一笔，抵达上海不久，冯雪峰找到了已经在这里流落达六年之久的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并亲自委派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和东北义勇军的首领李杜，带两个孩子由上海动身去巴黎并转送至莫斯科，时为1936年5月下旬。
自陕北抵上海不久，受鲁迅委托，冯雪峰将鲁迅抱病所编的瞿秋白遗作《海上述林》，以及火腿等送给物质生活极度清苦在保安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此外，还购买了十几条半线半毛的围巾送给其他领导同志以御陕北的寒风，还有几听纸烟是给毛泽东的。火腿和纸烟在西安就被瓜分了，只有围巾送到了保安。
冯雪峰初抵上海的工作，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36年7月5日至6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在刘鼎赴南京、上海之前，张闻天和周恩来联名给冯雪峰写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关门主义在目前确是一种罪恶，常常演着同内奸同样的作用。但这些人同内奸是不同的，解决的方法也完全不同。解释还是第一。你对周君(周扬)所用的方法是对的。"
"你的老师(鲁迅)与沈兄(茅盾)好吗?念甚。你老师送的东西虽是因为交通的关系尚未收到，但我们大家都很钦佩。希望你转致我们的敬意。对于你的老师的任何怀疑，我们都是不相信的。请不要为一些轻薄的议论，而发气。"
冯雪峰收信后迅速向鲁迅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和深挚敬意，这使得鲁迅感到莫大的支持与鼓舞，因而，他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理解。这可以从鲁迅逝世前三月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反映出来。在这封"由先生口授，O.V.(冯雪峰)笔写"回答托派临时中央委员陈其昌的信中，鲁迅先生满怀激情地宣告道：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的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先生在"信"中还愤怒地痛斥了托派们对以毛泽东、张闻天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污蔑，鲁迅给予了猛烈的抨击：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高超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系指当时中国托派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是陈其昌六月三日致鲁迅信的附物。但鲁迅关于“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以及下文假设的关于“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的说法，显然是愤激过头，与事实明显不相符合—引者注)，就不禁为你们提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这决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来这一手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在这里，由于冯雪峰这个极为重要谁也无法替代的媒介作用，鲁迅和毛泽东、中共中央之间真正实现了心的相通与相融。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北四川路大陆新村寓所内与世长逝。受中共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了整个治丧工作。由于敌人要抓捕他的缘故，故而，冯雪峰只能躲藏在鲁迅胞弟周建人的家中，同救国会首领沈钧儒、鲁迅夫人许广平、鲁迅胞弟周建人等商量一应事宜。即日，在与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各界知名人士、鲁迅夫人许广平等协商治丧委员会名单时，冯雪峰首先想到了远在陕北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他提议将毛泽东、朱德列入名单中，得到了在场者的一致同意，在公布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中，所有中文报纸均不敢公布毛泽东、朱德的名字，惟有一家报纸—由外国人办的《日日新闻》于鲁迅逝世次日公布了这一消息："鲁迅氏的告别礼今明两天中举行，毛泽东也是治丧委员。"
中共中央对鲁迅的逝世表达了最深挚的哀悼。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起草并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沉痛地宣告："鲁迅先生的死，使我们中华民族失掉了一个最前进、最无畏的战士，使我们中华民族遭受了最巨大的、不可补救的损失！"高度赞扬鲁迅"做了一个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的模范。他的笔是对于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法西斯蒂以及一切无耻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镜，他没有一个时候不和压迫的大众站在一起，与那些敌人作战。他的犀利的笔锋，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论，战斗的精神，使那些害虫毒物，无处躲避"，"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还发表了《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及《为追悼鲁迅致国民党中央、南京政府电》。
冯雪峰与鲁迅交往近十年，是与瞿秋白同为深得鲁迅信任的亲密战友，也是鲁迅思想最具权威的诠释者。是他1933年与毛泽东相交以来，为沟通中共、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关系最为坚实的桥梁。应当说，在1936年10月鲁迅逝世时，冯雪峰仍是毛泽东看重的一个文人，一个党员作家。
我以我血荐轩辕
归根结底，冯雪峰乃系一介文人。当初，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肩负重大使命来到上海，做恢复上海地下党和抗日民主人士的工作。然而，冯雪峰的兴趣仍然在于他过去从事并领导的左翼文化方面。鲁迅逝世后，冯雪峰终于腾出全部精力，并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就将有关党的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同是"左联"发起组织者、后任秘密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承担。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陕北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汇报(此时党中央已正式定址延安。在延安许多次的深夜长谈中，毛泽东一再关切地向冯雪峰询问鲁迅在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怀念之情。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冯雪峰在上海八个多月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后又折返上海，并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全部向刘晓作了移交，改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是潘汉年。也正是这一职务的更迭，以及稍后对自己肩负使命的不理解和所犯自由主义的错误，使得冯雪峰历经了国民党反动派设下的几乎置于他死地的这一劫难。在此，笔者还是要强调一点：我东南地下党也不可能不及时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发往延安。但在当时的延安，为什么没有及时展开营救冯雪峰的行动呢?如果东南局已经将冯雪峰遭逮捕的消息发往了延安，至毛泽东会见五位作家两位夫人时止，冯雪峰被捕已整整半年，而毛泽东又为什么连一点儿信息也没有得到呢?这，究竟搁浅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了呢?现在，由于年代过久，也许成了永久的谜案了。要知道，在冯雪峰以告病为由回到家乡后，中共浙江省委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因为在冯雪峰于1938年初刚回到家乡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中共浙江省委"很快知道了"。冯雪峰"写于1967年5月15日，并于1968年7月25日再作补充"的《我在上饶集中营》一文(刊2002年2期《新文学史料》)中这样写道：
1938年初我回家乡不久的时候，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到义乌去，说是要罗致一些人帮助政府从事抗日工作。当时金华专员赵龙文和义乌县长吴山民，听说我回到了家乡，就派人来要我到县城里去一趟，说是黄绍竑有事要请教。我考虑之后，认为既已知道我回了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去反而不好。去了以后，在县里黄绍竑同我谈过十多分钟话，除了向我"请教抗日大计"之类的客套话外，是希望我去负担一个准备成立的什么"政治工作队"之类的工作。我当即拒绝了，说我马上要到汉口去……
我被黄绍竑找去谈过一次话这件事，当时我们党的浙江省委很快就知道的。不久之后我遇见在金华工作的邵荃麟，我也对他说了此事，他说他已经知道了。
由此可见，既然连这件并不张扬的"谈话"之事，"我们党的浙江省委很快知道的"，那么，国民党宪兵兴师动众，十万火急地从金华赶往义乌县神坛村抓人，地下党更是要"很快知道"了。
笔者认为， 事情的原委就在于冯雪峰没有顾全大局，从当初处于斗争第一线的上海跑回到了家乡"养病"!
冯雪峰所犯这个自由主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严格一点地说，在毛泽东眼中看来，似是有脱党的嫌疑。
有关这个问题，周扬曾有一个很好的说明。1980年左右，他在在同中宣部干部荣天屿 等人的谈话中，周扬说，1937年在上海潘汉年和他谈话后，他就与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一道到了延安。当时在延安，中组部负责人是李富春，后来是陈云。周扬想，李富春、陈云都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状况是了解一些的，他内心有委屈，自然就盼着李富春、陈云他们找他谈话。不料，没隔多久，却传出了这么一个消息：说中央通知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而冯雪峰却因为和博古、潘汉年闹矛盾，不听中央指示，拂袖而去回了浙江老家。延安对这事说得很严重的，认为是开小差，周扬进而说明道：也许是发生了这件事，延安再也没有人给他谈上海文艺界的事了。周扬还说，在延安，他接触毛泽东的机会很多，毛泽东也从来没有和他说起过上海的事，而且很快就分配他到边区教育厅去做厅长了。而在这之前，包括在同徐懋庸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周扬他们在上海的一些做法——两个口号的论争也好，对鲁迅的态度也好，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到了1937年年底，由于冯雪峰脱离斗争第一线“拂袖而去”了浙江老家，事情也就走向了反面，毛泽东对前一二年发生在上海文艺界的功过是非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来了个急转弯。
对此，当时和冯雪峰有上下级关系的胡愈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其《我所知道的冯雪峰》一文中回忆道：
这时，潘汉年是上海办事处主任，冯雪峰是副主任，我们彼此联系较多，有关党的事情我都找雪峰。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见到雪峰。有一天晚上，雪峰突然到我家来了，我高兴地问他：好久不见了，你到哪里去了?
他气色很不好，赌气似的说：我到南京去了，现在不去了。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
原来他是随中央代表团(雪峰不是代表)到南京同国民党谈判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与博古吵翻了，气得跑回来的。那时为联蒋抗日，共产党做了很大的让步，如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等等，这对于雪峰这个农民的儿子来说，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第二天找到潘汉年，问究竟怎么回事。潘说："雪峰这样子不对，谈判还未成功，怎么就说是投降呢?这是中央的事情，他是共产党员，怎能自己说跑就跑掉?组织纪律呢?他说再也不干了，他不干什么?不干共产党吗?!"
但是雪峰脾气倔强，自己认为对的事就要做到底。他真的跑回义乌老家“隐居”去了。回家后，他深居简出，埋头读书，整理资料，准备写一部反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说，书名就叫《卢代之死》，可惜书没写完，就发生了皖南事变，在又一次白色恐怖大搜捕中，雪峰被抓进了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是1937年12月向潘汉年告长假后返回家乡浙江义乌去写书的，其间，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也就是说，他当初向潘汉年请长假并没有得到党中央的批准或认可，直到1939年下半年才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南局给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仅如此，由于周扬抵达延安后与毛泽东关系的日益接近和迅速崛起，对于1936年4月冯雪峰到上海后奉组织之命先找鲁迅和救国会领袖不找他们，以及推动鲁迅、胡风同他们之间的两个口号之争，还有后期同样奉命"调出周扬"的举措，也使得在延安重振旗鼓、羽翼渐丰的周扬心中滋生复仇心理，他们不会不在毛泽东面前发泄对冯雪峰的不满，加深毛泽东对冯的恶感。
对于冯雪峰擅自离开中共代表团回到家乡隐居写小说的做法，不仅毛泽东无法理解，予以冷漠处置，而且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有同感。据黄源先生生前撰文指出，1938年底，黄源途经时处抗敌后方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金华，在金华街上遇见了冯雪峰。冯得知黄源自汉口来，提及参加汉口文艺座谈会的情况，黄源说在会上见到了王明、博古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冯雪峰急切地问道："他们对你讲起什么吧?"此时此刻，就冯雪峰而言，他很想知道中共上层对他的态度。黄源回答说："我没有同他们交谈。"不日，黄源被推举担任国统区文化新闻代表团团长，率团访问设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之后，他应项英之邀留在了新四军主持文化宣传工作。在新四军工作后，黄源不无忧虑地同李一氓同志讲：冯雪峰在义乌，他这样有名的人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安全的，是否由东南局通知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是邵荃麟)把他调到这里来。事情反映到项英那里，项英当即同意了黄源的意见，并立即打电报给邵荃麟他们，要冯雪峰到皖南新四军去。面对组织的关怀，冯雪峰又一次我行我素，拒绝去皖南。但话又得说回来，其后不久，中共东南局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有关冯雪峰为什么不去新四军，难道他不知道身处国统区的危险吗?对此，黄源先生在1985年5月写的《我的良师益友--雪峰同志》一文中道出了原委。那是在上海刚解放时，身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和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的黄源首先探望了冯雪峰。
黄源问：当初你为什么不到新四军来?
冯雪峰笑答：我在中央苏区早就认识了项英同志。
至此，黄源的理解是："我理会了，不再谈下去了。我是经过皖南事变，听过刘少奇同志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学习过党中央关于项(英)、袁(国平)的决定，才真正认识项英同志的。"
这就是当初冯雪峰不去新四军的真正原因。冯雪峰是在1937年12月20日从上海回到家乡浙江义乌的。早在1938年，也就是黄源、李一氓等人向项英提出要冯雪峰去新四军的建议前，党中央就要求冯雪峰去新四军工作。据吴奚如在《我所认识的胡风》一文中回忆道："当在武汉的负责党中央长江局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得知冯雪峰回义乌后，立即去电，要雪峰前往新四军工作。"这也就是1938年底冯雪峰在金华遇见黄源时急切询问周恩来"他们对你讲起什么吧?"的缘由。而冯雪峰在次年1月写给滞留在孤岛上海的楼适夷的信中也印证了吴奚如的上述说法。冯雪峰在信中写道："……弟离群归乡，已及一载，惟做些农民工作，然病体总不如意，亦莫可奈何，近着手写《红进记》(暂如此叫它，非定名也)已成五万字。全书有五十万字，但恰巧此时陕北又有来信催行，弟以此作意义大，欲完稿后再行，已去函续假，所以在五个月之内仍不离开此地也。"
关于中共东南局恢复冯雪峰的组织关系，则是在1939年的冬天。
原东南文委书记邵荃麟同志的女儿小琴在其《辛勤奋斗的一生--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一文(刊《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期)中写道：
1939年冬冯雪峰同志从浙江义乌老家来到金华，与我父亲谈了整整一夜。原来冯雪峰同志是因为对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同志发生严重分歧，一气之下回老家写作的。他详细谈了事情的过程。第二天我父亲就离开金华，向东南局作了汇报。经东南局研究，同意恢复冯雪峰同志的组织关系。也就在这一次，东南局成立东南文委，并派我父亲担任了东南文委书记，雪峰同志……任委员。
冯雪峰在"文革"初期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党籍恢复的经过：
党给我恢复组织关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经过邵荃麟的关系，由华东局(应为东南局，下同)组织部给我恢复的。
1938年下半年我到丽水去时，在丽水汽车站碰见了葛琴，她告诉了我她在金华;于是我从丽水回来后就到金华去找葛琴，从此同邵荃麟有了联系。邵荃麟当时在金华负责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我大概个把月去金华一次同他联系;但这不是组织关系上的联系。党给我正式恢复组织关系是在1939年下半年邵荃麟到新四军去的时候，华东局组织部决定的。
我恢复组织关系后，是参加华东文委成员之一。这华东文委即在金华，邵荃麟是书记，成员中有王闻识、陈虞荪;隔个把月我到金华去开一次会，看文件;我除参加会和写点文章外，没有负责具体工作。
下面，让我们回到1941年8月12日的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窑洞……
要知道，在当时的延安，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近毛泽东畅所欲言的，即使能够接近毛泽东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谈清所要谈的问题的来龙去脉，一般人不具备这个条件。其次，要谈这个问题，谈者必须了解冯雪峰，敬重冯雪峰，同时确切地知道事情的真相。萧军怀有一腔侠义心肠，人所皆知，而且自当年到达鲁迅身边后，他的交友准则就是以鲁迅的好恶和敌友我为基准划线。他崇敬鲁迅，自然也十分崇敬鲁迅生前看重的那些人。鲁迅把瞿秋白和冯雪峰并列为自己的两个挚友。在鲁迅家和冯雪峰一起进餐，听冯雪峰讲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在萧军的心目中，冯雪峰实实在在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试想文人中有几个是跟随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也许在当时的萧军看来，独此一个!因而，他格外的敬崇冯雪峰。现在，当他听到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的消息，萧军心中说有多着急就有多着急。他不能不向毛泽东反映，不能不提出营救冯雪峰，而且一旦提出，就要马上展开营救，在他看来，全延安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办成这件事!当然，在听取萧军的要求与讲述后，毛泽东也非常迅快地指示各有关方面将营救冯雪峰的计划付之了实施。
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发自延安的电报后，深感震惊。但真正展开营救需要一定的时间，需要制定一套周密的计划，需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及细节。比如说，国民党宪兵以何种名目逮捕冯雪峰，冯雪峰的真实身份暴露不暴露，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内表现如何，等等。而首先要做的一条，就是要确定一个可靠的同国民党上层人物能说得上话的关系。董必武同志不仅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他还是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自武汉时候起，他一直在同国民政府打交道，当年萧军因当众谩骂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就是由董必武同志直接找到正在武汉行辕的蒋介石解决问题的。但是，萧军毕竟是党外人士，左翼抗日作家，而且1938年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还披着一张"坚决抗日"的外皮。而此时的冯雪峰就不同了，冯雪峰是共产党的一个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要人，当年共产党特科的成员，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连鲁迅先生逝世的丧仪他尚且只能躲在幕后，现在更谈不上进行公开营救了。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是，1941年的蒋介石已经不同于1938年的蒋介石，他发动皖南事变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显然此路不通。因之，当周恩来找董必武协商营救措施时，董必武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人影，一个主张坚决抗日白皮红心的国民党上层人物，他的名字叫胡秋原。
提起胡秋原，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眼里，还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政坛的右派左派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带有不可捉摸的传奇性色彩的人物。
1910年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原名胡曾佑，笔名未明、石明、冰禅，15岁那年考入国立武昌大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中学生》杂志(就是在那一年董必武认识的胡秋原)等遭白色恐怖追捕，于1928年来到上海入复旦大学改学文学，并于1929年公费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政治经济学。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后，他迅即放弃官费留学生学业，毅然回到上海以文学作刀枪力主抗日，并任上海大学教授、翻译;同年底主编《文化评论》，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阿狗文艺论》的文章，自称自由人，提出"文学艺术至死又是自由的、民主的"的主张。不久又发表《勿侵入文艺》、《钱杏屯阝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艺术之批评》的文章，引起了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左翼作家对他的批判，并展开论战，胡秋原也就成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文艺自由人”。1933年，针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媚日剿共散布的"攘外须安内"的卖国投降理论，胡秋原在同年6月出版的《现代》杂志3卷2期上发表与鲁迅所著《“友邦惊诧”论》相媲美《"中日亲善"颂》一文，大义凛然痛斥蒋氏谬论，一时为舆论称快，为国民党蒋介石所切齿围剿。1934年，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蔡廷锴等国民党爱国将领在福州发动兵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年仅24岁的胡秋原闻讯后迅速赶往，并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福建事变失败后，他流亡到南洋、印度、埃及、英国、苏联、美国等国。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离奇般地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1948年当选为首届立法委员直至1988年被一心想搞“台独”的李登辉开除国民党党籍。1949年胡秋原去台湾后仍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教授、政论家。胡秋原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力御外侮奔走四方。1977年台湾文艺界开展关于乡土文学的大论战，胡秋原连续发表了《谈人性与乡土之类》、《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一系列论文，支持了台湾乡土文学，批判对"乡土派"的攻击。中共发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后，胡秋原率先在台湾给予了积极响应。在国民党立法院举行的会议上，在他主办的《中华杂志》上，对应中共提出的"三通"，提出了著名的"通思想、通观念"的立论。1988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祖国两岸的和平统一，胡秋原在台湾发起成立了"中国统一联盟"，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自此，他一直站在反分裂、反"台独"的第一线。五个月后，1988年9月12日，胡秋原无视当局的"三不"政策，以祖国统一为己任，偕夫人、长女一起，绕道美国回到阔别40年的故乡，成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个来祖国大陆访问的台湾上层人士，首位国民党立法委员，从而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人"。在北京，胡秋原与老朋友、中共领导人邓颖超、李先念等亲切会面，共商国是，在大陆访问了36天，行程逾万。还是在首都机场时，胡秋原就向前来欢迎的老朋友和记者们强调："爱国就不能不赞成统一，如不赞成统一，你就不够资格谈爱国和过问国是。任何中国人都应该赞成统一。"9月15日在与邓颖超会面时，胡秋原再次强调说："最重要的是中国非团结、统一不可，事不宜迟。"胡秋原的大陆之行及关于两岸统一的主张，惹恼了一心要搞"台独"的李登辉。还是在胡秋原祖国大陆观光访问中，1988年9月21日，李登辉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半个世纪的国民党党籍。对此，10月18日，在途经香港时，胡秋原坦然面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大陆的，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就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会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中国人的力量。"
在返抵台湾桃园机场时，面对前来欢迎的数百位各界人士，胡秋原发表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大陆，无论有多少成功，在国际强权环伺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黯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他还诙谐地表示，他将亲自将国民党党证送去中央党部。
以后，胡秋原再次来到大陆访问，还斥巨资赞助家乡的教育事业。
胡秋原是一位传奇性的多色彩的人物，但他首先是一位坚定不移有着高昂民族气节的爱国者，而且早年也曾经"左"过，不止一次同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与反共路线抗衡过。所以，当周恩来接到延安电报与董必武一起讨论营救冯雪峰的计划时，董必武理所当然地想到了同在国民参政会任参议员的胡秋原，加上胡秋原担任着《中央日报》的要职，认识的人又多。
据了解，胡秋原确确实实接受了这个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委托，给上饶集中营所在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拍发了提请释放昔日文友冯雪峰的电报。但就在营救冯雪峰的整个过程中，胡秋原的这个"招呼"仅仅是起到了一个先导作用，或者说是打了一个基础。因为国民党宪兵抓捕的那个人已经化名，化回了旧时的曾用名。他们的最大怀疑是这个名叫冯福春的人有赤色嫌疑。要是知道这个名叫冯福春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曾任中共白区文化战线负责人、“左联”发起者与组织者，后来跟随毛泽东一起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又被派往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恐怕他的命运要由蒋介石来直接定夺了，而且凶多吉少，如同瞿秋白的最后下场一模一样。
有关胡秋原当年接受董必武委托，以冯雪峰“文友”名义致电顾祝同提请释放一事，笔者有幸抢在死神前面(笔者与其会面三个月后，胡秋原先生在台北新店耕莘医院病逝)，从当事人胡秋原本人处得到了证实。2004年初，笔者随同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访问台湾期间，于2月13日晚专程赶赴台北新店市中央新村胡宅拜访了这位年已94岁高龄的老人。谈话间，笔者重点提及了此事。在得到确切无疑的证实后，一旁的胡夫人敬幼如还向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那是1935年的冬天，胡秋原在莫斯科协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编《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一位中年华人妇女携一女孩来到了他们的住所。来的这位华人妇女，正是数月前惨遭蒋介石下令杀害的中共要员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她是前来报告瞿秋白死讯并为胡秋原三年前给予的相助道谢的。原来，早在1932年冬，胡秋原协助王礼锡主事神州国光社时——那时，胡秋原与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左联”头面人物的文艺论辩刚结束不久，一天深夜，前不久还是“论敌”之一的冯雪峰，匆匆来到胡秋原的住地向他求助。冯雪峰告诉胡秋原说，“左联”的一个朋友病了，必须马上迁居他处。但当他们找到合适的居住处后，房东却坚持要有可靠的人作担保方可租与他们。其实，当时胡秋原一听心中便明白了：冯雪峰所说的这个“病了”的“左联”朋友，一定是一个为当局记录通缉在案的重要人物，否则，冯雪峰也不会在深更半夜找上门来求他这个有保护色的“自由人”相助了。于是，古道热肠的胡秋原不记前隙，一口应允了下来，只是他从不知道这位“病了”的朋友是谁。如今听杨之华这么一说，胡秋原方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当初为之担保的正是瞿秋白一家啊!
在这里，有必要将冯雪峰被捕及最终逃出囚笼的情形作一交代。
冯雪峰是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反共逆流中，于1941年2月26日在浙江义乌县神坛村的家中被捕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尚未被日寇占领的东南数省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突围的新四军战士和坚决抗日的爱国进步人士。事情的起因是与冯雪峰邻村赤岸镇一位名叫朱侃的小青年给他写信而致。当时，这位青年在信中提及"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被查封的事。这封信被国民党驻金华的宪兵连在邮局检查时检查到了。由于信中内容重要，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宪兵当即把在金华报馆工作的朱侃抓了去，接着，又按图索骥，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火速赶往义乌县神坛村逮捕了冯雪峰。所幸的是朱侃与冯雪峰并不很熟悉，只不过是到冯雪峰家中借过几次书，也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只知道冯"很有学问"。而且，冯雪峰回到家乡后一直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朱侃在信上的称呼也是冯福春。此外，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冯雪峰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皖南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冯雪峰早已转移了一些有“赤化”影响的书刊，当时，冯雪峰也已经作了转移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去的打算。因而，当三个身着便衣的国民党宪兵直扑神坛村冯宅搜查时，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于是，他们就把冯雪峰押往了金华宪兵连驻地，一关就是三四天，其间只审问了一次。审讯中，冯雪峰既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否认与新四军有任何联系。当问及同"国际新闻社金华分社"的关系时，冯雪峰回答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同时强调说："我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回到家乡养病的。"他还要求："你们不应当无故抓人，我要求立刻放我出去!"
见没有能够从这里打开缺口，狡猾的敌人立即改变了审讯策略，以退为进，抛出了一个极易使真正的共产党员中圈套的阴谋："那好，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员，那就在报上登一个启事，申明你同共产党和新四军没有关系，就能够证明你真的同共产党和新西军没有关系了，我们就放你走。"而冯雪峰则来了个针锋相对，一口回绝："我本来就同共产党、新四军没有关系，登这样一个启事干什么?岂不可笑!"
审讯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但敌人的怀疑并没有因此消失，相反，他们从冯雪峰的从容回答中，断定他是一个不易感化又有城府至少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于是，在金华关了四天后，宪兵们又马不停蹄地将冯雪峰解往了设在江西上饶的宪兵第四团。在宪兵四团，他又接受了一次敌人的审问。审问的核心是问他什么时候到新四军的，冯雪峰再次作了否认。这次审问特务们得出的最后结论是：你是共产党;即使你不是共产党，也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当天，冯雪峰就给投入了国民党军统特务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茅家岭禁闭所。在茅家岭禁闭所关了一个月后，冯雪峰染上了极易致命的回归热病。为了怕他死掉，特务们又命人把陷于奄奄一息的冯雪峰用担架抬到了距茅家岭不远处的周田村--上饶集中营总部所在地的特训班。
在特训班里，冯雪峰遇到了故友、最终导致他逃脱囚牢的营救者郭静唐。与冯雪峰同庚出生于浙江余姚的郭静唐，是冯雪峰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冯雪峰在上海时也曾与他多次会面，并帮助他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给他出版。捕前，郭静唐是国民党浙江省参议员，同皖南事变丝毫不搭界。被捕的真实原因是他在家乡余姚，因长期旗帜鲜明地力主抗日及组织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力量和领导核心的地方抗日武装队伍，并同当地的土豪劣绅及时任第10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国民党军阀俞济时频频发生冲突，由于他平时比较左倾，而被诬告为同新四军有联系，于1940年8月16日遭逮捕。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出集中营并营救冯雪峰逃脱囚笼使其安抵重庆不久后，郭静唐毅然投身于心仪已久的新四军。郭静唐曾于1920年、1924年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时奉命加入国民党。1925年，他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做秘密工作时，曾由杨贤江等人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时党组织认为他仅用国民党的身份做工作要有利的多，只是在必要时让他列席党团会议。至1937年他回余姚工作后又两次要求入党。第一次，时值全国政治逆流高涨，宁属特委书记已答允了他的入党要求，并约定在8月16日下午4时由中心县委两位负责同志同他正式谈话，但就在这天下午1时他被捕了。
在长达1年9个月的集中营囚牢生活中，冯雪峰之所以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其原因除了他被捕时使用的"冯福春"原名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在他还未被解至集中营时，地下党已经为他找到了"保护伞"。这个"保护伞"的擎伞人就是皖南事变前两年就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上海各界人民赴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和早冯雪峰3个月入狱的郭静唐。诚如吴大琨后来撰文道："郭静唐同志被囚在上饶集中营期间，对革命斗争所做的第一点贡献，就是他同在上饶集中营外面的上饶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沟通了‘集中营'内外的革命关系，使'集中营'的同志在斗争中能够不断取得外界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又说："郭静唐同志被囚在‘集中营’期间最大的贡献，是和我一起把冯雪峰同志掩护下来……"
原来，在保护冯雪峰不受暴露的后面，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哩!
吴大琨曾同一个名叫王寿山的职业特务同囚于茅家岭黑狱的"优待室"里。王寿山系黄埔四期学生，他是由于触犯特务纪律而被囚的。吴大琨在得知他是一个老资格的特务后，深感今后有利用的价值，在闲谈中把自己和上海地方协会会长、地方势力头子杜月笙等人的关系向王寿山吹嘘了一番。时间一长，王寿山也就笃信吴大琨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王寿山被重新启用后，担任了"特别训练班"的大队长。把吴大琨看作"自己人"的王寿山，让吴大琨担任了他辖下的第一分队长，帮他管理一个班的囚犯"学员"。不几天，王寿山又找到吴大琨，要他帮忙物色一位能协助处理大队事务的司书。吴大琨当即把同样有着国民党要人作后台的郭静唐推荐给了王寿山。从此，郭静唐每天去大队部"上班"，有什么重要公文、信息，郭、吴两人都能在第一时间内获悉。与此同时，通过"特训班"所在地附近小镇上一对"金华难民"夫妇新开设的面条馆，郭、吴两人又和有地下党员蛰伏的前线日报社取得了联系。1941年3月初的一天，郭静唐从外面归来，悄悄同吴大琨说道："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冯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的王闻识(地下党员，在郭静唐为其营救成功前夕惨死在集中营内)一起押到集中营内。"
对冯雪峰，吴大琨虽未谋面过，但其名字是早就知道的。早年间，吴大琨在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工作，救国会积极投身抗日的活动就是由陕北派来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领导的。现在一听冯雪峰被捕而且马上要押来集中营的消息，怎么不叫吴大琨着急呢?稍顷，郭静唐又告诉他："好在敌人现在还不知道冯雪峰的底细，他现在用的是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敌人是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犯给抓进来的。"说到这里，郭静唐传达了地下党的意见："外边的意思要我们把冯雪峰掩护下来，并加以照顾。"
从郭静唐告诉吴大琨“冯雪峰被捕了，而且明天就同王闻识一起押到集中营内”的重要信息，到“外边的意思要我们把冯雪峰掩护下来，并加以照顾”的指示，这事发生在1941年的3月份，距冯雪峰被国民党宪兵从义乌神坛村家中抓捕，不过十天左右的时间。联想到三年前冯雪峰频频收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发自武汉要他去皖南新四军的指示，由此可见我东南地下党活动频繁，情报工作周密细致。笔者认为，自冯雪峰等人被捕之日起，我地下党就亦步亦趋密切注视着他们去向。同时，也印证了笔者前文论述的有关冯雪峰被押解到上饶集中营五个月后，萧军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营救冯雪峰的动议所产生的一个重大疑问——而在这之前，我地下党不会不向党中央报告冯雪峰被捕的消息，因之，延安和毛泽东也不会不知道他被捕一事，……那么，延安为什么不及时指示展开营救工作，而非得在好管闲事仗义执言的党外作家萧军提出后才启动营救实施计划?
这是一个谜，一个延续了七十年难以破解的谜。现在，随着几乎所有当事人的纷纷谢世，也将成为历史上一个永久的谜案。
两人经商议决定，利用特务大队长王寿山这层关系，由吴大琨先去同王寿山疏通，力争把冯雪峰和王闻识一起分配到吴大琨任"分队长"的班里，以便给予有效的掩护和照顾。上饶集中营有1000余名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不乏有认识冯雪峰的，如若冯雪峰被分在别的分队里，就有可能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天，就在冯雪峰和王闻识被押解来的下午，吴大琨找到王寿山说："今天来的两个犯人，其中那个姓冯的，郭静唐说是他的同学，可将郭静唐叫来问问情况，以便管教。"当王寿山问及郭静唐时，郭回答说："冯福春是我私塾时的同学，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不通人情世故，不知为什么他竟也成了共产党的嫌疑分子。"岂料，草包特务大队长王寿山竟不屑一顾地说道："咳，这有什么稀奇的?你不是也成了共产党的嫌疑犯，吴大琨不是也被怀疑是共产党了吗?"此时，吴大琨乘机要求道："既然冯福春是郭静唐的同学，王闻识又是和冯福春一起送来的，彼此之间了解，干脆编在我们班好了，也便于管理。"
见吴大琨愿意管他们，王寿山也就乐得自己省心，于是，十分痛快地将冯、王两人给编在了吴大琨任"分队长"的班里。当晚，吴大琨和郭静唐就向冯雪峰汇报了他们所掌握的集中营里各个方面的情况。
战士毕竟是战士，仿如调换了一个新的战斗岗位，冯雪峰很快担负起了领导集中营内斗争的重任。在集中营里，冯雪峰不但同被俘新四军中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而且还成功地领导党员和全体被俘新四军战士抵制了敌人炮制的集体自首阴谋，并帮助多名战友逃脱囚笼。这其中有著名书画家、中国版画新徽派主要创始人、诗人赖少其同志。赖少其1934年12月起与鲁迅交往密切。鲁迅还亲自将他的版画推荐至《文学》月刊发表。抗战爆发后，赖少其毅然奔赴新四军从事军旅文化宣传工作。几十年后，赖少其在其《悼念冯雪峰》一文中回忆道："1941年11月，我在集中营被敌人抓了起来，宪兵把我押解到茅家岭监狱站铁笼，雪峰同志为了帮助我和邵宇同志越狱，不仅为我们准备了路费，还为我们准备了越狱之后要找的'关系'。他亲自给我写介绍信。我记得：他给我的介绍信是写在两条像筷子那样小的纸条上，一条写收信人的姓名和内容，一条写他自己的名字，我把这两条小纸条分别缝在衣服的夹缝里。越狱以后，我们就是按照雪峰同志所介绍的关系到达上海，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的关系回到解放区的。"
继回归热后，在集中营里冯雪峰又患上了严重的肋骨结核，整日淌脓水，而且得不到有效治疗，直到逃离上饶集中营后抵达重庆才痊愈。
冯雪峰在集中营里艰难地生存着，为了信仰，为了气节，他一边与敌人周旋，一边帮助战友越狱。而且在外边他的战友们也时时刻刻挂念着他的安危，对他进行声援。在延安，萧军等人向毛泽东提出了迅速营救的要求;在大后方桂林开展文化工作的邵荃麟将冯雪峰自1938年至1940年之间所写的论文及1937年10月鲁迅逝世周年所作的关于鲁迅的一个研究稿和一篇短记编成《鲁迅论及其他》，收入《充实丛书》，由桂林充实社出版;而在沦陷区的孤岛上海，楼适夷在听到雪峰已经遇难的传闻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作《怀雪峰》以纪念，发表于1941年11月出版的《奔流新集》上……
在被关押一段时间后，集中营的特务主任肖芬找冯雪峰谈话，他一开口便问道：“胡秋原，你认识吗?"冯答：认识。于是，肖芬就得意洋洋地说开了："你还说你不是共产党，胡秋原就是有名的共产党!"冯雪峰据理辩解道："胡秋原是国民党;以前是陈铭枢派，现在不知道他是哪一派。"见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肖芬眼珠子一转，抛出了一个令冯雪峰意想不到的问题："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冯雪峰吗?""是的，"冯雪峰虽然吃了一惊，但是丝毫也不迟疑地给予了回答："我在胡秋原编的杂志上写过文章，就用的这个名字。"而实际上，冯雪峰并没有在胡秋原编的杂志上写过什么文章，恰恰相反，他还同瞿秋白等人一道，同胡秋原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好在这个特务头子并不清楚过去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对于冯雪峰以往的真实历史，同样一点也不曾知道，否则的话，集中营早就向戴笠和蒋介石请功了。不过，在肖芬的问话中，冯雪峰断定是重庆有人要胡秋原打电报来保释。冯雪峰于1942年11月逃离集中营后于次年6月抵达重庆，重庆八办负责人董必武亲口告诉他：正是他要胡秋原打电报设法保冯出去的。但无论是周恩来、董必武也好，还是受委托的胡秋原也好，谁也没有想到冯雪峰自抓捕之日起一直用的是原名冯福春的名字。冯雪峰也许是虚惊一场，因为在以后的讯问或谈话中，肖芬再也没有提起冯福春就是冯雪峰的问题了。但此后不久，冯雪峰的肋骨核由于得不到及时而又有效的治疗，病情越来越加剧，虽然免除了他的苦工，但仍要每天参加跑步。而每跑步一次，他都会体力不支疼痛难忍而摔倒在地下，不得已，他住进了集中营的医务所，直到1942年11月间被保外就医为止。
1942年5月间，日军占领金华、衢州，进而逼近上饶，6月上旬攻占上饶。顿时，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作鸟兽散，集中营也开始向福建建阳转移，至6月17日迁移结束，其间，以被俘新四军为主体的茅家岭禁闭所和第六中队相继举行暴动成功。也就在同一时间内，一直给冯雪峰照顾的好友郭静唐获保释放。郭静唐的获释，是其同国民党高级将领汤恩伯有亲戚关系的夫人求汤恩伯打电报给顾祝同保出来的。这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军统上饶集中营建立以来第一个获得释放的人。郭静唐被保释后，并没有立刻回到浙江或去桂林、重庆，而是与前来迎接他的夫人及10岁的女儿一起挤在同行的难民中间，一直跟随着迁移中的集中营队伍徙步从江西铅山到福建崇安直到建阳。还是在即将进入福建境内的铅山之南的石塘镇附近，身穿一件夏布大褂的郭静唐专门停留在迁移队伍经过的路旁，对队伍中的冯雪峰说了一句令冯雪峰终生感怀的话：“你放心好了，不把你弄出去，我决不离开福建!“
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郭静唐被捕时，他的儿子还不到10岁。就在他出狱并全力以赴营救冯雪峰时，他的儿子病情加剧，待到他与冯雪峰一起安然赶回设在庆元县的浙江儿童保育院时，天天盼其回去见面的儿子已经死去十多天了。
同郭静唐一同出保冯雪峰的人名字叫宦乡，营救冯雪峰时宦乡是国民党三战区《前线日报》的主编，同时还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在这之前，郭静唐并不认识宦乡，而是经过一个既同他是朋友又是宦乡知交的人相识的。当集中营还在上饶的时候，郭静唐曾经几次请宦乡出面保冯雪峰出去治病，宦乡也确实给集中营主任张超打过电话，但事情一直没能办成。郭静唐从集中营出来后，一直跟到福建建阳，再次极力提请宦乡出面保冯雪峰出去治病，宦乡当即表示愿意，还说他完全可以承担责任。集中营在福建建阳30多里外的徐市安营扎寨后，集中营主任终于批准了郭静唐和宦乡两人的具保。事先，宦乡给张超写了信，又由郭静唐拿出与宦乡两人署名的"保结"，上写："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字样。1942年11月底的一天傍晚，郭静唐手持张超手书的放人路条，找到了"代教务主任"的唐教官，那几天，凑巧特务教官肖芬不在，不然的话，凶多吉少。就这样，在一个落日向黑暗的迸落时分，连出集中营的手续也没有办理，冯雪峰就被保外就医了。次日一早，在郭静唐的陪伴下，冯雪峰拖着极其羸弱的身体离开徐市去建阳，三十多里的路程，一走就是大半天，直到下午才到达建阳。在建阳《前线日报》社的宦乡家中疗养了两个星期，宦乡一家对其十分热情，还在饮食上给予他精心调养。两个星期后，冯雪峰身体转好，又在郭静唐的陪伴下，踏上了赴浙江义乌老家的路程，每天仍是只走三四十里地。由于日寇的大举进犯，此时的家乡义乌已经陷落敌手，局面混乱，道路阻塞，妻子及一双儿女音讯全无(直到次年初，才由友人将其妻儿接至偏僻山区的云和--笔者注)，无奈又从义乌接壤处返回了丽水。稍事休养后，在郭静唐的提议和陪伴下，冯雪峰来到距福建接壤处仅十公里的浙江庆元县。海宇(戚铮音)先生后来回忆道：
1942年12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的同乡、老熟人郭静唐同志从"上饶集中营"脱险出来，径直到浙江庆元下济村--我当时工作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临时避难处来找我，与他同来的有一位身穿青灰色哔叽长衫，脸容消瘦，好像大病初愈的中年人。我为静唐的脱险分外高兴，庆幸他终于恢复了自由。但看到他的同伴那样衰弱的身体和极度憔悴的神情，不由使我有说不出的难受。静唐向我介绍“这是老冯“之后，忙着扶他在椅子上坐下，回过头来关照我"让老冯好好休息一下，详细情况晚上再同你谈"。我就忙着去安排他们的住处和准备饭食了。
到了夜深人静之后，静唐才来告诉我：老冯就是冯雪峰同志，国民党反动派想把他拖死在"上饶集中营"里，而他顽强地与敌人作斗争，与自己的疾病作斗争，终于活着出来。实际上他在集中营里起着党的领导的作用，他是一位值得我们尊敬的老同志。静唐要求我尽最大努力帮助他隐蔽在偏僻的山区里，先把他的身体养好，以后再作打算。并嘱咐我要严守秘密，切不可泄露给任何一个人……
冯雪峰在浙闽交界处的偏僻山区养病，一住就是半年。1943年4月29日清晨，在郭静唐老友海宇先生的陪同下，冯雪峰自浙江丽水登上一辆满载货物的大卡车西行，绕道福建经江西、湖南至广西，行程2000余公里，车行五昼夜，于5月初抵达各路文人云集的桂林，在桂林稍事休整后，于同年6月初抵达战时陪都重庆，并恢复了在上海时使用的名字冯雪峰。其时，皖南事变风波已经过去了两年多，国共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缓，经请示重庆"八办"负责人董必武，并由董必武征得周恩来副主席同意，既是为了养病，又是为了便于工作，冯雪峰先是住在第三种人韩侍桁的家中，后又住进了姚蓬子开办的作家书屋。
据冯雪峰后来同人回忆说，当他抵达重庆，步入曾家岩50号出现在敬爱的周副主席面前的时候，以致周恩来忘情地张大手臂紧紧地拥住了他。随后，周副主席又和邓颖超一起招待他吃了一顿饭，以示庆贺他的新生。这血浓于水的真正共产党人的情感及共同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友之情，令冯雪峰终生难忘。不仅周副主席如此，长征途中与冯雪峰同属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受命亲自委托胡秋原设法营救冯雪峰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赴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筹备会议时，还特地给冯雪峰买回来一本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的代表作《草叶集》呢!
据说，提及六年前他同博古发生争论后一怒之下回家乡的事，周副主席严肃地对他说：你同博古的争论，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因此闹意气，回到老家义乌去写小说，是不应该的，并谆谆告诫他道：在复杂的斗争中，要讲究方法，要提高斗争艺术。
有意思的是，当冯雪峰在国民党的战时中心重庆频频亮相的时候，集中营的特务头子肖芬拿着当初宦乡与郭静唐两人具保的那张"三月后病愈不回，惟保人是问"的保结，找到宦乡说："冯福春就是冯雪峰，现在重庆。"宦乡听后立即把他顶了回去："我不知道就是冯雪峰。你们自己到重庆去要人就是了!"好在宦乡是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肖芬之流也拿他没办法。何况委员长就在重庆，委员长不下令捉拿冯雪峰，别人自然不好说什么。
尽管真正起作用并且最终营救冯雪峰出集中营的是两位非党进步人士宦乡和郭静唐(新中国成立后，宦乡出任我驻英国首任临时代办，还先后任过外交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外交学会负责人等职。郭静唐与冯雪峰1943年4月29日分手后，于次年投奔了浙东新四军，并在新四军北撤至山东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5月，郭静唐随我人民解放军自山东南下浙江，任杭州市军管会工业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省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工矿厅副厅长，杭州市工商局局长等职，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平抑物价打击投机倒把、建设国有工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7月30日因积劳成疾，患肝癌在上海去世，年仅49岁—秋石注)，但当年在延安，毕竟是萧军率先向毛泽东提出营救冯雪峰，毛泽东确也当场指示陈云、凯丰打电话给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经商议后，委托胡秋原向顾祝同拍发了保释的电报。
这是一个历史，一个真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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