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爆发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万和5万大军，加上佛朗哥的71万摩尔人军队......使西班牙成了法西斯试验新式武器的战场。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有100多名，他们大都是从欧洲和美国前去的，他们的名字......连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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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先后接到两封从美国寄来的信。寄信人我不认识，她也不知道我的地址，信是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传达室转给我的。信下面的署名是Hwei，无疑是位华人-后来我才得知她叫倪慧如。她说她是从爱泼斯坦打听到我的名字的。她要求我给她提供有关另一位华人张纪(译音)的情况。张纪这个名字我并不生疏，是1939年和1940年我在香港时不时见面的一个朋友-那时我与爱泼斯坦和一位借香港大学校址上课的岭南大学教授唐·艾伦(地下美共产党员)住在一起，张纪常来聊天。
倪慧如女士之所以要询问我关于张纪的情况，是因为张纪曾经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为"国际纵队"的一名战士，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原是一个封建君主制独裁国家，1913年西班牙的进步势力推翻了旧王朝，建立了共和国。新政府力图实现土地改茧和政治民主。但教会、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保皇派阴谋反扑，导致1936年7月佛朗哥发动政变，4天之内，他的叛军占领了西班牙三分之一的领土。他的进展能如此迅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大独裁者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撑腰，表面上这是西班牙内战，事实上这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国际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与日本法西斯军队于"9·18"在中国的侵略遥相呼应。
世界一些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们.预感到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即将到来。他们纷纷自发组成志愿军，赴西班牙与政府共和军并肩作战，不久又正式组成了"国际纵队".这个"纵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工人、农民、海员、医生、护士、教师、学生、作家·一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他们的参战，主要是为了"保卫人类文明。"我那时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在国内找不了到职业，东京一个朋友介绍我在一个外语学校教英文。当时在国内与我经常通信的是一个最亲近的朋友.就是我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念书时的英国老师朱理安·贝尔.
这位老师教我当代英国散文和诗--当时在西方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品种的"朦胧诗"。他本人是当时英国现代派诗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已经出了好几本诗集。他的姨母佛吉尼亚·伍尔夫是意识流小说大师，母亲瓦涅莎·贝尔是著名的画家，父亲是美学理论家克莱伍·贝尔，最近我们翻译出版了他的美学著作。当时英国"中英庚款委员会"为了表明他们把庚子赔款用于文教事业，每年招考几名中国研究生赴英国牛津和剑桥这类著名大学进修，另外给中国某一著名大学送一位英国教授。朱理安·贝尔就是在英国应征获得这个位置而来武汉大学的。他来的目的，不是想领略中国文化，而是想体会一下中国当时的内战，所以第二年暑假，也是1963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他就要求我陪伴他在大西南作一次暑假旅行，兼当他的翻译。
我和他进人四川，沿着红军走过的一部分路程旅行。在这段艰苦的旅程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我去了东京，我们几乎每周要通一次信，那时西班牙内战正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万和5万大军，加上佛朗哥的71万摩尔人军队和葡萄牙军，配上1200架飞机、400辆坦克和200门大炮，使西班牙成了欧洲法西斯实验新式武器的战场。朱理安·贝尔和我每周通信的主题，基本上都与西班牙内战有关。他关心那里的战况.也在考虑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这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斗争中应采取的态度和立场。1974年初，他在一系列与我的信中坚决地表示，他要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人战斗。在同年3月间，他毅然辞去教授的职务，起程回返欧洲。
这期间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由于我在日本与文化界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有交往，还参加了东京一些进步世界语者的活动，秘密警察早己在暗中对我进行监视。5月末的一天清晨，两个日本法西斯军国一主义的鹰犬，闯进了我的住址，大肆搜查，收集了三大包信件和书稿，把我押解到地区牢房。
我在牢房里一蹲就是3个多月。到8月上旬我被驱逐出境。返回到上海，日本法西斯攻打上海的"八一三"战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封信给朱理安·贝尔的母亲，询问朱理安·贝尔去西班牙战场后的情况，不久回信来了:我的这位老师和亲密朋友，已经在西班牙德鲁尔前线阵亡，尸骨就埋在那里这简直像晴天霹雳，使我整个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这年年底"国际纵队"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9年1月，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占了上风，2月，英、法承认了他的政权，3月马德里被占。这场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感到难以言喻的悲恸。我力图忘记它，以便全心投人我们自己的抗战。即使在现在我还尽量避免想起这段悲愤的历史，所以倪慧如女士从美国寄来的两封信我都没有回答。我想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的这段惨痛历史，现在没有提起的必要。
但没有料到4个星期以前，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它就是来自倪慧如女士，她说她现在就在北京，要来访我。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推脱。我也以坚定的口气告诉她，事隔数十年，那已经成了历史陈迹，不值得谈了，而且我现在养病，一般也不便于接见来客。但她也用肯定的语气说她只来半个钟头，决不多打扰。
快她就来了，还带来一位男士，他叫邹宁远，大概是她的先生。这位男士一到我的客厅就架起录像机，于是倪慧如女士就开始问起我有关张纪的情况。
张纪是长沙人.复旦高中毕业，1918年去美国，先后在加州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读书，学的是矿业工程，并获得了这方面的学位.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和164名美国志愿人员于1937年3月27日乘"巴黎号"海船到法国.然后偷越比利牛萨斯山.参加"国际纵队"。他被分配到美国志愿军的运输队服役.后来又参加军事建筑的设计工作。1938年4月他负了伤.住进战地医院。就在这年下半年.西班牙共和国军节节败退.国际志愿军死伤惨重。9月共和副总理单方面决定撤除"国际纵队"，张纪只好离西班牙，10月辗转来到巴黎。他是从巴察来到香港的.大概是想到中国前方参加抗日战争，但他到香港后就不能往前走了.因为广州早已失守，切断了去中国前方的通道。西班牙的战争成了一种悲剧性的记亿.所以我们不怎么谈它。他也是如此.我们谈到西班牙的时候，他只谈西班牙老百姓的生活和他与他们接触的一些掌故。他曾用英文写过这方面的散文.在当时香港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上发表.
我向倪慧如女士谈了这些情况后.邹宁远的录像工作也要结束了，但我对他们好奇起来，他们是谁?他们看上去只不过三四十岁，讲的是台湾普通话，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我当然想与他们谈几句..然我们的交谈已远超过半小时.接近3个钟头了。果然不错，他们是台胞。长期住在美国。慧如女士是位博士，和宁远先生同在纽约州的"氨基氰公司"工作，前者是该公司"肿瘤和免疫研究部"的研究员。原来他们业余在做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的研究工作。他们告辞时，给我留下他们的三篇文章，发表在1989年一个叫做《人间》的台湾刊物上，标题分别是：《震撼世界良心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内战(1936-1939)》、《保卫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兵团》和《朵罗丽·伊芭如意(院西班牙共产党令当日，我们把她的名字译为伊巴露丽)的欢送演说》(即国际纵队被解散、队员离开西班牙-1938年9月她在巴塞罗那市欢送国际纵队时发表的演说)。从这几个标题来看，也可以察觉出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和他们研究国际纵队的中国队员的出发点。怎样来解释他们的这种努力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参加国际纵队这些人的立享感召了他们。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与那场战争没有任何牵连，但他们重视这场战争及其所给予人类的启示。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有100多名，他们大都市从欧洲和美国前去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记录，基本上都已被世人忘掉-连我们中国人也不知道!我们丝毫也不知道他们在国际反法西斯前线曾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国际纵队"在美国尚存的队员出了一个刊物《志愿军》，该刊1989年第1期和1990年第2期上，有两页关于中国参加"国际纵队"志愿者的简介。除了张纪外，易东宏(译音)当时给他的美国同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从他名字的发音看，他来自广东。在去西班牙以前，他在纽约华侨社团中是个活跃分子。1937年6月12日他乘"乔吉克"号海船去了西班牙。在阿尔巴赛特训练一个月后，就参加"林肯营"投人战斗-根据当时的战况记载，他于1937年8月参加第16营15支队的"美国连"，参加反攻阿拉贡的战斗，几天以后他又到昆脱作战，在巴尔启特负伤。他的右脚动了手术，在本尼卡生后方医院住了3个多月。他在1937年12月1日写给纽约的一封信中说，他大概一星期后就可以再赴前线。1938年4月间，他在冈德萨的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
另外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志愿军是张阿金(译音)当时"国际纵队"中绝大部分中国队员都是来自欧美的华侨，只有张阿金是直接从中国内地去的，那时他不过二十来岁。因为搞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追捕。当他快要被抓住的时候，他溜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一艘法国货船。船上有一位来自越南的厨子收留他当助手，还教他法文和当时的一些政治知识。他们分析了正在进行的西班牙战争。这位厨子鼓励他去西班牙参战，但他自己却不能前往，因为他有别的事要去莫斯科。他们在货船到达了法国后就分手了。张阿金偷越法国边境，到达西班牙北部。他在阿斯杜里亚斯省参加了矿工的反法西斯部队。1937年10月法西斯军队占领了西班牙北部，张阿金在密阿勒斯被俘，不久被转移到桑坦德尔，和一个名叫路易士，奥尼兹的美国战俘关在一起。张阿金和他谈起来西班牙参战的经过，奥尼兹分析说，法国货船上的那位厨子一定是胡志明。
还有一位与张阿金同样从东方大陆去的中国人，是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战士。他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逃出来的。德国诗人爱里西·外纳尔兹的著名诗篇《儿子们》中有三个人物，其中有一名就是他-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痕迹。
在"国际纵队"的中国人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如严家季(译音)，他是一个骑兵营的指挥官;张叔生(译音)，他毕业于装甲兵学院，是50师195分队的运输指挥官;刘京田(译音)，他是一个救护队的队长;刘华丰(译音)，他是从巴黎去的，在贝尼加新后方医院工作。"国际纵队"的这些队员，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失败后，大部分回到自己所在的国家，但有极少数的人前来中国，因为中国正在进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他们要到中国来继续作战。前面所提到的张纪，后来通过越南回到内地，投奔了八路军。来到中国的还有几位从西班牙退下来的外国志愿军，目的也是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但中国情况之复杂也不减于西班牙。进人中国后，他们就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有的通过红十字会去了国民党的军队，有的则来到重庆，想找渠道去参加八路军，但他们一到这个战时首都，要想前进，道路就不是那么通顺了，我以某种机缘在重庆又遇见他们。那时我在乡下一个大学教书，偶尔进城就悄悄去看他们。他们与国民党没有任何来往。人们住在一个姓谢的医生家里，是一座旧式的四川楼房。我记得他们一共有3人。与我交往较密切的是名叫傅拉多的波兰人，因为他是个医生，有时为我看病。他们的名字无疑都不真实。
那位姓谢的朋友也是从西班牙前线下来的。他与这几位外国志愿军是亲密的战友。他的妻子是一个外国人，讲德语，职业是医生，整个屋子的人都是以德语交谈，我猜想谢大概是在德国留学或工作，而从那里去西班牙参战的，但在(志愿军)1990年第2期上，我看到一张3个队员站在一起的照片。左边穿着军服的是谢，中间穿着白大褂的是刘华丰，右边穿着运输大队队长工作服的是张纪。根据这个刊物的描述，那位穿军服的名叫林庆舒(译音)，出生在华北，参加国际纵队前在瑞士念书。显然"谢"就是他回到中国后用的假名。我以为他在德国留学，猜错了。(志愿军)杂志说他来自中国华北，也错了，因为他讲的是一口地道四川话，他的身材比较瘦小，也像四川人的样子。总之，他们可能由于政治的原因，不得不换姓名和籍贯。
谢是西班牙前线炮兵团的副官和反坦克炮兵连的政委。在1937年8月24日反攻亚拉贡的战役中，他负了伤，先在贝利卡生后方医院治疗了几天，接着被转到摩尔西亚的一个医院。他在医院中遇见了7名中国籍的纵队队员，他们都是纵队各个部门负一定责任的军官。谢帮助在医院养病的德国队员起草了一份电报，于1937年12月2日发给中国占场上与日本法西斯军队浴血抗战的士兵。表示他们的声援。他被遣送到法国后，又与那7名中国纵队队员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纽约的《救援时报》，报道他们被拘留在法国集中营的情况，以示抗议。我与他及其当医生的夫人，和住在他那幢房子里的其他几个欧洲籍的纵队队员不时见面，话题主要是关于国民党官员们贪污腐化、发国难财的情况。1940年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赴英国做战时宣传工作。那时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军队正在准备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国内在积极进行全民总动员，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我想他们迟早会进人中国解放区，参加中国的抗战。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的确很巧。我住英国一去就是6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从英国启程回国。1950年初我在北京饭店参加一个外事活动，不意中见到了谢的夫人--那位讲德语的医生。她就住在北京饭店，从与她的话旧中，我才得知她原籍苏联。更巧的是，在同年的一个外事活动中，我又碰见了"傅拉多"。他已经赫然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但他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是那位在我战时穷困的重庆生活中无偿为我看病的"傅拉多"。
西班牙战争结束后，从法国集中营出来的"国际纵队"队员中，有20名医生来到中国。他们的国籍分别为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和奥地利等。;他们大多数与红十字会接上头。被安排到后方伤兵医院工作，其中有一位名叫甘扬道，保加利亚人，在索非亚大学医科毕业后，应聘为国家医生，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但西班牙战争爆发后，他像我的那位诗人教授朋友朱理安·贝尔一样，于1937年毅然放弃高薪的职位，去西班牙作战。他是现存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两位医生之一--另一位是来自德国，名白乐夫。甘扬道工作的地点是贵州省贵阳市郊的图云关山里后方医院。他在那里结识了燕京大学护理系毕业的张孙芬女士，结为夫妇，中国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到索非亚定居。
上述一些"国际纵队"的成员，都不是政治家，绝大多数没有党派关系，但他们越过千山万水，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在前线牺牲了，有的终生残疾了，为的是什么?这对当今以"钱"、"权"，以"潇洒走一回"为人生理想的人形动物，是无法理解的。这些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有另一种理想和人生观，这可以用一个抽象、但又非常具体的概念来说明:"人类的良心和责任感"。这个概念，可以以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英国作家们发表的声明来作象征:
我们已经看到法西斯在意大利、在德国摧毁社会正义和文化⋯⋯今天在西班牙的战争，明天可能发生在别的国家-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了拯救文明，我们必须表态。"
在这种表态的号召下，有许多知识分子投人反法西斯的战争。较老的有科学家爱因斯坦，他虽然没有赴前线，但也在后方积极参加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在一次援助西班牙的大会上，他说:"以积极行动来拯救西班牙的自由，是所有真正民主人士无法逃避的责任⋯⋯西班牙人英勇奋斗，使人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的这番话代表许多未能去参战的世界知识分子的思想。西班牙的战争虽然失败了，但这个希望和形成它的人类的崇高理想永不灭亡。它闪亮着善良的人们的心里，隐隐地燃烧，不时燎原，爆发;成为无比的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保卫列宁格勒、保卫莫斯科、攻克柏林的战斗上，表现在全歼人侵中国的日本法西斯军队上--它永远活在海明威的《战地钟声》里，活在马尔洛小说《人的希望》中，活在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的画幅上。;在我们中国，它在白求恩大夫的身上永放光芒。
这位作风严谨的加拿大胸腔专科医生白求恩，他在西班牙战争爆发时刚46岁，但已经享有崇高的国际盛誉。他毅然放弃了一切，接受加拿大"西班牙民主支援会"的要求，率领一支医疗队到西班牙，他到达马德里时是1936年11月3日，佛朗哥正在围攻这个城市。外貌冷峻的他表现出惊人的工作热情。他立即巡视各医院，组织流动输血队，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将血库带到战场上来的大夫。半年后流动血库上了轨道。西班牙共和国要求他返回北美，向北美人民解释西班牙为何而战。他眷恋不舍地离开了战场，回到北美，到各地作巡回演讲。1938年1月来到作为东方反日本法西斯战场的中国。他在当时物质条件极为困难区展开医疗工作，设立医院，训练中国医护人员。他那凝聚着"国际纵队"战士勇敢和斗争的高尚品质，将永恒地活在中国12亿人民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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