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充满人类的历史，但影响深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战争却屈指可数。西方军事史家称公元前5世纪的马拉松之战是“欧洲出生时的啼声”。那次战争古希腊人第一次战胜波斯人，不仅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产生。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声呐喊，它所激发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军队在与世界头号军事强国及其统率的17国军队的殊死较量中，显示了高超的战争智慧和英勇无畏的精神。战争的结局是：中国人赢得了胜利和尊严，美国当局及其侵略军得到了一个万里投荒、无功而返的结局和关于一个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不可轻侮的记忆。
美国一位着名学者说：“朝鲜战争是一部值得纪念的充满人类悲剧和洋溢着交战双方英雄们的英勇气概的传奇历史，是一部令人难忘的世界性的重要史诗。”他道出了这场战争的价值，但回避了战争的性质。如果美国不干涉朝鲜内战，或者美军不越过“三八线”，这场中美之间的严重对抗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正如美国着名作家贝文·亚历山大所总结的：朝鲜内战爆发后“本来红色中国就没有派过一兵一卒，中国共产党政府也没有说过一句威胁的话，然而共产党中国却被扣上‘侵略者’的帽子，而且第七舰队又被安插到中国大陆与台湾省之间”，“若美国愿意在‘三八线’上恢复两个朝鲜，而不再向朝鲜和满洲间的边界鸭绿江进军，直接威胁红色中国，事情也许会以不流血的方式就此了结。”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场战争是迫不得已、又是义无返顾的。当时中国一位呼吁和平的诗人曾深情地写道：应该“让卓娅和舒拉继续读中学第九班，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但在1950年那个深秋，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用坚决抵抗来制止侵略，用生命和鲜血换得的历史进步，来补偿历史的灾难。
正义战争是一座伟大的熔炉，它攸关天下兴亡，锻铸民族之魂，考验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和生存的能力，更能显现在危难时刻，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胆识、睿智和魄力。抗美援朝战争给后人留下许多极其宝贵的启示和丰富的军事遗产。这里主要从战争艺术即战略、战役、战术和军队建设的角度，作一个概略的论述。
（一）在国家的生存智慧中，忧患意识和掌握战争艺术是必须具备的。我们反对战争，但不怕战争。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战略家必须具有超前的判断力和果断作出科学抉择的魄力，以及面对强敌敢于应战的勇气和善于应战的智谋。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国际反华势力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场战争。当时美国军队公然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封锁台湾海峡。特别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向中朝边境进犯。朝鲜处境危在旦夕，中国主权和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推迟解放台湾，调整国民经济恢复计划，决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进行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
以历史和地缘眼光来审视，朝鲜半岛无疑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战略要冲。在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一直与俄国争夺朝鲜并把它作为跃向亚洲大陆的跳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中部的“三八线”成为世界两大阵营在东方的政治与战略边界。这条边界，被称为美国波恩斯蒂尔上校在1945年8月11日为美国当局起草通令中“漫不经心的安排”。实际上这条分界线可以追溯到1895年5月日本重臣山县有朋赴俄罗斯密谈，提出以北纬38度线为界瓜分朝鲜，当时没有达成协议。半个世纪后，却作为雅尔塔会议的产物加以实现。它是美国和苏联为各自的地缘战略利益而强加给朝鲜人民的、违背朝鲜半岛人民意愿的国土分割。雅尔塔会议是朝鲜战争悲剧的始作俑者。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仁川登陆后，很快就席卷整个朝鲜北部，威逼中国北部边境。在南线，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和进驻基隆、高雄两大港口，武装阻止中国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向法国提供军援;支持法国扩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以便从南翼牵制中国。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正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举起的一柄南北夹击的重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线，准备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而在北线以友邦为邻，几乎没有设防，那里却集中了全国大部分重工业，当时仅鞍山和本溪的钢铁产量就占全国80%以上，沈阳是全国机械制造中心。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的主要工业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国陆海空军的威胁之下，甚至中国首都也在美国重轰炸机的活动半径之内。中国的战略后方和政治经济中心顿成前线或战略浅近纵深。况乎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力薄弱、百废待兴，战争创伤亟待恢复。谁都知道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但敌人打上门来，是沉默容忍，还是奋起抗击;是坚持向南进击解放台湾，还是挥师北上出兵朝鲜。战略上的两难境地，无法作两全举措。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在无法回避的严重挑战面前，摆在新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是何等艰难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经过慎重权衡，果断作出抗美援朝的重大而英明的决策。毛泽东当时指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可以设想，如果任凭美国灭亡朝鲜，与我国隔江对峙，并与南线的台湾蒋介石集团、法国和南越的反华势力遥相呼应，就将置我于战略上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那时我国的战略态势、国际环境、国内建设和东北边境的民族关系都将出现极大的困难和麻烦，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中国人民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参战，是面对侵略威胁，不得不打、别无选择。我们不是挑战而是应战。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局，不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援助了朝鲜，而且促进了亚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二战后50年世界总体和平的确立和国际格局的形成，都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总之，从维护世界和平，从打出国威军威、确立中国人民的自信与自尊，从创造有利的国际地缘安全环境，以利国家长远建设和增强国防的角度看，不论怎样评价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功绩都不过分。
（二）驾驭战争的自由，来自认识战争的必然。战略计划的实施，是“战争的一次性闪光灯”，使用一次就展现一场战争的结局，留给历史的或是辉煌、或是灾难。战争对战略指导的最初和最后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高敌一筹，掌握主动。
在朝鲜战争中，中美双方投入的都是久经沙场考验的部队，都派出最优秀的指挥官并把战争指导艺术发挥到极致的程度。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悬殊的战争中，不仅敢于而且善于同强敌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受命紧12天就率领部队于1950年10月19日人朝，10月25日与敌人首次交战，11月5日胜利结束第一次战役，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仅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有效制止了强敌的大举进攻，稳定了战场的局势。更精彩的是，接着利用美军西线沃克指挥的第八集团军与东线阿尔蒙德指挥的第十军建制不统一、间隙过大、分兵冒进的弱点，抓住德川这个战役枢纽，采取“诱进来、打出去”的战法，一举夺取了战略和战役主动权，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场的局势。这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部队的优良素质。
战争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两军对阵，了解敌方的战略企图、军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数量与质量固然重要，但从战争指导的最高层次讲，还必须了解对方的历史、哲学和统帅特点。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山本司令官在袭击珍珠港和中途岛海战中体现的是他平时下棋的冒险风格。山本当过日本驻美武官，美国如果认真研究当时的形势和山本的特点，就可能避免在珍珠港遭受那么大的损失。
在战争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敌不意是很难做到的，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再三发出警告而且说到做到。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根本没把中国看在眼里，不相信中国真的敢于抵抗。他部署了“圣诞节前凯旋攻势”，断言“在圣诞节前让部队班师回家”。毛泽东和彭德怀非常重视研究麦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战特点。毛泽东说，麦克阿瑟狂妄、自负、好大喜功，越对我们有利。麦克阿瑟没有指挥大兵团在广大地域作战的经验，而有丰富的越岛进攻作战的经验，因而在仁川登陆，包抄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是他的必然之举。基于这种判断，早在朝鲜人民军胜利南进，美韩军退守“釜山防御圈”时，毛泽东就提醒要防备美军在仁川登陆，并从中国南方调第四野战军主力北上组成东北边防军，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先头部队。这是“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战略预见与战略预置。没有这一举措就没有后来的胜利。反观敌军方面，麦克阿瑟将军按美国评论家大卫·里斯的说法，是位凭“想象和直觉，而不是军事的逻辑和科学”指挥作战的美，军司令官，他在完成“烙铁行动”(即仁川登陆作战)这一朝鲜战争中的杰作之后，指挥除第82空降师之外的美国所有的受过训练的陆军部队大举北进，但接着就是一连串无可挽回的战略败笔。其一是没有预先制定迅速向东海岸进军和在“三八线”以南结束战争的方案。其二是平分兵力，从西线撤出的第10军，绕道至东海岸，在仁川登陆17天后才在水雷密布而且地面部队已经占领的元山上岸，一个月后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歼灭性的打击。其三也是最严重的失误，他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在所谓“感恩节前结束朝鲜战争”和“圣诞节攻势”中，两次把美军送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包围圈，而遭到惨败。其结局正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所说的“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展开的错误的战争”。当时在朝鲜战场东西两线，如果没有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的冒进命令，则我军的歼敌计划难于实现;如果第8军军长沃克和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坚决执行上级的错误命令，则他们的损失将会更加惨重。
朝鲜战争的历史证明，在战略指导上的几个重大问题的抉择，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判断和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例如：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敌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战役，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待敌进入我预设战场后，我以迂回包围穿插战术，各个歼灭进攻之敌。而另一种主张则不顾敌人在技术装备上占绝对优势的现实，要求乘胜追击。如果按后者主张去打，第二次战役不会取得那样大的胜利，至多打成一个击溃战。又如1950年底，我军突破“三八线”后，打到“三七线”以南地区。此时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既设阵地，迫我重蹈朝鲜人民军冒进的覆辙。毛泽东和彭德怀识破敌人阴谋，部署就地转入积极防御作战，此举为后来的第四、五次战役和两年多的阵地防御作战创造了条件。但另一种主张反对转入防御作战，要求继续向南猛追，直至解放全部朝鲜国土。如果按后种意见打，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战签字前夕，敌人仍采取种种手段破坏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再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反击战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种主张不再采取军事行动，马上签字停战。我军按毛泽东、彭德怀的作战部署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人敌防御纵深最远达15公里，歼敌12万3千多人，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从而争取到更有利的条件实现朝鲜停战。战争的事实和结局证明，在战争指导方面，毛泽东和彭德怀始终胜敌一筹。而美军在战役上的失利则是替战略付出了代价;它在战略上的失败又是替美国的政治付出了代价。
在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曾经发出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的叫嚣。对此毛泽东表现了大战略家的从容。他指出：不要说苏联已经掌握了核武器，杜鲁门不敢冒险打一场原子战争，就是真想在朝鲜投原子弹，也没有义务通知对方。美国的核讹诈终于灰飞烟灭，草草收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在战略指导上，展现了他一贯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统帅风格。
（三）战争不仅是两种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两种哲学、两种战争智慧，以及两种道德和勇气的较量。战场是最公平的考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的进攻穿插作战的奇迹，至今无人能够超越。
朝鲜战争是异常激烈的。在朝鲜半岛狭小的战场上，双方投入兵力最高达300多万人。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现代化兵器，包括细菌武器在内。某些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飞机轰炸密度、战场兵力兵器密度和伤亡比例，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录。而我军参战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有少量空军参战，也只能掩护后方主要交通线，不能直接支援一线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参战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是过去缴获的各种陈旧武器混用。但是我军是一支久经战争锻炼和考验的人民军队。他们英勇善战，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以劣势装备战胜高度现代化的敌人。
美国在亚洲的扩张政策，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与中国进行直接和间接较量，都遭到了挫折。这种心理重创，在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得到补偿，但这两场战争的胜利都带有夸大的成分。例如海湾战争中，被称为杰作的从伊科边界向巴士拉迂回作战的“左勾拳”行动，如果把地图颠倒过来看，再换到朝鲜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所属部队从德川向军隅里、三所里穿插迂回，切断美军退路的战法的翻版。但海湾战争美军的“左勾拳”是用坦克装甲部队打伊拉克的溃军，正如美国的一个文件上说的：“伊军的混乱状态使盟军部队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主要战略机动——相当于13个师的‘左勾拳行动”’。以一次战役迂回穿插行动的平均进攻速度计算，美军在海湾战争中的“左勾拳”，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第7军是2.4公里，第18空降军是4.1公里。而当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所属部队的“左勾拳”行动完全是步兵作战，其先头部队u3师平均每小时攻击前进的速度达到5公里，14个小时连续作战，先后打垮南韩第7师、土耳其旅、美25师、美骑1师、英28旅各一部，前进70余公里，切断了敌军的退路。向南突围与向北增援之敌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飞机、坦克支援下，却始终不能前进一步。这一仗，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创造了步兵进攻作战速度和顽强性的极限，获得“万岁军”的赞誉。有人评价说，有史以来步兵从未如此辉煌过。以往的战争史，只有绝对优势之军才敢于进行大纵深穿插迂回作战，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着《战争论》中，对迂回作战行动也颇有微词。而我志愿军第38军以一个步兵师的绝对劣势兵力，大胆向敌后穿插迂回，并取得辉煌胜利，是战争史上罕见的壮举。38军创造的进攻速度，他们的对手在40年之后的海湾战争中竟然依旧无法超越。
（四）人与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胜强，人的能动因素越起决定作用。越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武器装备因素对胜负的影响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现代高技术兵器的人民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实现两岸统一和确立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抗美援朝战争中，虽然我军在武器装备及其他物质条件上处于明显的劣势，但经历了20多年国内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锤炼的中国人民军队也有着许多不同寻常的优长。有敢打必胜的信念，有以弱胜强的丰富作战经验，有久经锻炼的高素质的部队和着名战将。加上战争的正义性质，得道多助，士气高昂。这些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具有铁的战斗力，而且具有铁的纪律。他们在异国作战，仍然保持和发扬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忠实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严格执行战场纪律，爱护朝鲜人民群众，从而受到朝鲜人民的衷心拥戴。同时，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实行优待俘虏政策，美军战俘说：“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他们的亲属写信赞扬中国军队的优俘政策，说这个政策“正像母亲的心一样”。这与美韩军在巨济岛集中营惨无人道地虐杀中朝战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个问题上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名副其实的文明之师、胜利之师。
毋庸讳言，由于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我军的火力、机动力和后勤补给能力与对手相比，都相差甚远。这场战争证明，没有现代化技术装备，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影响取得更大的胜利，从而使我国认识到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的军队，以便有效保卫国家安全的迫切性，从而下决心建立自己的现代军火工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军。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轫。在战争开始后，我军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军、兵种，特别是空、海军和装甲部队，边组建边投入作战，在战争中成长壮大。军事后勤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由国内战争的“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枪炮靠缴获，运输靠老蒋”的就地取给和取之于敌，转变为由国家和战略后方集中统一供应。我军取得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各军兵种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造就了一大批适应现代作战需要的军事指挥人才，并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依据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军事科学。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第一、二、三次战役后，我军胜利向南追击时，彭德怀考虑到敌我武器装备优劣悬殊，后勤供应度困难等原因，提出在“三八线”地区转入防御，以利再战。虽然这个建议当时不可能被社会主义阵营决策层所接受，但战争的结局，特别是几十年后的历史反思，证明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当时能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中国传统武德所讲的“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高尚风范和品格的体现。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惟一的一场两个对立的大国直接参战的大规模局部战争。不过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以连续的进攻行动将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之前，国际社会还不承认刚刚站起来的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主要大国。按当时西方传统的世俗观念，在战争中能与大国军队相抗衡的国家才具备公认大国的条件。就这个意义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后确立大国地位和中华民族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它将永久载人中华民族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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