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关于淮海战役的影视片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作战会议，研究解救深陷重围的黄维兵团的方案。会议结束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杜聿明私下向蒋介石、参谋总长顾祝同提出：鉴于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参与了方案讨论，他将不执行会上议定的作战方案。关于部队行动部署，他将单独汇报。并明确要求，他汇报部队作战方案时不同意郭汝瑰参加。
包括杜聿明、郭汝瑰两人晚年各自的回忆录在内的大量史料证明，这一细节于史有据，是真实的。杜聿明回忆说，那时，他一直怀疑郭汝瑰是“共军的间谍”，是“地下共产党”。直到1981年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前去探望，他还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几十年过去，杜聿明仍然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至于何以产生这样的看法，杜聿明说，主要来自他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就在郭汝瑰任职国防部不久，杜聿明到这位黄埔系同僚家探访时发现，官高位显的中将厅长郭汝瑰，家里陈设意想不到的简单，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他震惊了：我在党(国民党)内已算够清廉的了，郭汝瑰的家竞比我家还寒酸。联想到郭汝瑰日常生活上的种种表现，杜聿明断定：郭汝瑰是共产党!
当年国民党政要中以这种观念识别共产党的不唯杜聿明，兼任过国民政府多个要职的陈立夫也是一个。1934年夏，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任上的范文澜，因参加左联、教联等社会团体的活动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关进了南京的监狱(后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一向欣赏其才学、与之交厚的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设法缓解，多方营救。为了证明范文澜是专心治学的“老实人”，徐诵明向陈立夫历数了其生活中的诸多表现：生活俭朴，平时连人力车都不坐，常常步行到学校上班：为了弥补学校购书经费之不足，把自己薪金的一部分捐给学院图书馆……未等徐诵明讲完，陈立夫即以不容置辩地口气说：“这不正好说明他范文澜是共党分子吗?不是共产党，哪有这样的傻子?”不能不佩服杜聿明、陈立夫他们的眼光。郭汝瑰、范文澜的确均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大革命时期他们即已入党了。后来，在复杂的环境下虽然都曾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并没有动摇他们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多少年里他们依然自觉以共产党员的操守要求自己，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默默为党工作(郭汝瑰于1949年底率领所辖国民党第72军起义，公开回到人民的怀抱)。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官高位显却安于清贫，是共产党人独有的政治操守，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社会团体成员的鲜明标志。
当年，党和军队的早期领导人方志敏的一段经历，更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1935年1月，共产党北上抗日先遣军司令方志敏在国民党重兵围堵下于皖南被俘。当两个士兵获知自己抓到的是曾任过苏维埃省政府主席、省委书记的共产党大官时，欣喜若狂，以为发大财的机会到了!没有想到，他们搜遍方志敏全身--从上身到下身，从袄领捏到袜底，连一个铜版也没有搜到。方志敏望着满脸失望、狐疑的国民党兵说：“不要瞎忙了。我不比你们国民党当官的，个个都有钱，我今天确实一个铜版也没有。我们革命不是为发财啦!”此后不久，方志敏在狱中就此事写下了《清贫》一文。文中说：“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这在国方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人，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清贫、洁白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郭汝瑰、范文澜、方志敏，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完全不同，但却都有着“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矜持不苟、舍己为人，甘于清贫。按照杜聿明们的逻辑，这些人委实有点“傻”。然而这“傻”，却正是共产党性质宗旨的具体体现，是其凝聚力、战斗力之所在。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这样的“傻人”，共产党才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重重困难，赢得革命和建设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所以，我们说，洁白、清贫的生活不是庸常意义上的物质生活上的贫困，而是不为物欲所累的一种人生信仰，是一个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共产党员执政为民的基本底线。时代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提高了，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出门步行，不坐车”、“沙发打补丁”，但矜持不苟、舍己为人.甘于清贫的精神，却值得永远保持、发扬(若干党员正是从背离这一精神出发，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由此出发，我们的党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组织才能生生不息、永葆青春，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环球视野》摘自2012年10月15日《知识博览报》)
链接：杜聿明：在瓦砾与废墟上面共产党建设好了这个国家
黄济人
大女儿杜致礼的美国来信
杜聿明收到一封美国来信，是大女儿杜致礼写的。自从母亲曹秀清回到父亲身边以后，杜致礼很少给家里写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尚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与国民党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信件往返存在障碍甚至危险。用杜致礼以后回到北京的话说，“国民党人员在美国活动猖獗，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后，我只要走出家门，便会受到监视。”杜致礼的这封家书，如同过去一样，也是通过第三方转交到杜聿明手里的。
杜致礼在信中说，母亲原本是国民党当局让她来美国动员杨振宁回台湾的，可是杨振宁仍在美国，她却跑到北京去了。国民党当局为此大为光火，并且为此撤销了好些人的职务。“但是，这几天的说法变了——”杜致礼告诉父母，近日有国民党人员对她说，她母亲回北京与她父亲团聚，实乃人之常情，台湾方面不仅没有责备之意，相反已向她在台北的兄弟姊妹表示了由衷的祝贺。“依我的看法，说法变了，初衷依然——”杜致礼在信中说，杨振宁已经收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正式邀请，欢迎他在方便的时候赴台讲学。而杨振宁的看法是，此事涉及与学术无关的政治，因此想征求一下岳父岳母的意见再说。
杜聿明身为军人，自称不懂政治，但是，他完全明白，自己已被卷入一场政治较量的旋涡。蒋介石在台北召见曹秀清，周恩来在北京派人进入功德林，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一样的。那就是台湾与大陆同时期待着杨振宁的访问。“我在北京等你，亲爱的宁婿。”这寥寥数语，通过全国政协转到外交部，由外交部转到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处，由代办处转到英国伦敦，由伦敦的一位数学家转到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由研究院的一位数学家转到与他同一个研究院的物理学家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手里。当然，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故事的结尾，便是1971年，杨振宁偕夫人搭乘的那架漆着五星红旗标记的波音747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杨振宁回国
杨振宁下榻在东城的北京饭店，可是稍事休息，他就直奔西城，钻进一条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胡同，去拜见他不曾谋面的岳父杜聿明。杜聿明昨日就接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的通知，所以他今晨早起，早早地穿上中山服，早早地站在四合院门口恭候。曹秀清站在杜聿明身边，瞥了一眼台阶下看热闹的人群，扭头告诉丈夫说，你看见居委会那几个人了吗?往日看见我们，个个横眉冷眼;今天看见我们，人人笑逐颜开，像演戏似的。杜聿明笑道，我今天穿得这样干净整齐，不也像演戏的吗?不过，我要提醒你，今日虽是家人见面，却有公务性质，特别是记者在场的时候，你说话要多加注意。
杨振宁牵着杜致礼的手，终于出现在岳父岳母面前。也许是第一次见面的缘故，双方的语言都有些拘谨。打开话匣子的却是杜致礼，她说她是在北京长大的，可是北京变化之大，她已经找不到儿时的记忆。“我记得我们家在弓弦胡同二号，整条胡同全是四合院，全是矮房子，连一幢三层楼房也没有。可是现在，高楼林立，特别是北京饭店附近的王府井大街，建设得有点像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普林斯顿了。”杨振宁接过杜致礼的话说，他觉得中国变化最大的不在于城市的面貌，而在于人的精神状态。他说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曾接触过来自大陆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艰苦卓绝，他们的奋斗精神，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杜聿明说话了，他说话的角度可以是多方位的。对杨振宁，他可以用岳父的口吻说话;对杜致礼，他可以用父亲的口吻说话。但是，他用了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对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话的口吻，不紧不慢地道：“国民党发动了中国的内战，在瓦砾与废墟上面，共产党建设好了这个国家，这就是历史，我就是历史的见证人。有人说战争时期国民党不可能搞建设，我不同意这个说法，因为那个政权就是可能搞建设，代表的也是家族而不是民族的利益。现在，7亿人民站起来了，生于斯，长于斯，这样的国家不爱还爱什么呢?”杨振宁频频点头。他知道岳父懂军事，却不知道岳父还懂政治，所以初次见面，他就不能不刮目相视。杜致礼也听入了迷。父亲的声音是熟悉的，可是父亲的语言是陌生的，以致她不得不插上一句话，用来表达心中的好奇：“你是被别人打败的，可是你又打败了自己。他们说你是常胜将军，其实屡战屡败才是你呀!”杜聿明大笑不已。半生戎马，十年铁窗，他第一次享受到了天伦之乐。不过，杨振宁起身告辞之际，他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你看望了你的父母之后，一定不要忘记去看望你的老师。哦，对了，如果你有机会见到周总理的话，一定代我向他问候，他是我们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我终身敬重的老师呵!”
领导人接见
杨振宁见到了周恩来，而且遵岳父所嘱，转达了他的问候。周恩来则详尽地询问杜聿明的近况，包括他的身体、生活、工作以及心情。当杨振宁告之岳父仿佛职业木匠，整日在家敲敲打打的时候，周恩来皱起眉头说，你岳父在借酒浇愁哩，文化大革命波及他们，这是我感到心痛的事。我们有些人什么都不懂，不懂政治，不懂历史，却自称懂得马列主义。在这些人的理论里，你岳父他们是阶级敌人，是牛鬼蛇神。可是这些人不会想到，国共两党要实现第三次合作，中国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就不能低估他们的作用!周恩来显然有些激动，当在座的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之文史专员办公室已被贴上封条的时候，周恩来恼怒了：“这是谁干的事?我是全国政协主席，为什么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不知道……”
杨振宁不知道的，却是毛泽东的突然接见。那日下午，他已订好了去上海的机票，可是中午时分，一辆红旗牌轿车把他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杨振宁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这位共和国领袖问得很细，很内行，在他的语言里，不时出现着诸如“原子”、“粒子”之类的术语。杨振宁一一作答后，毛泽东伸出了大拇指：“你打了一个胜仗!”也许是因为这句话，毛泽东想起了杜聿明，所以他改变话题说，你岳父跟你不同，他打了一个败仗。不过，共产党从来不以胜败论英雄，你岳父输得心服口服，这也是大将风度。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3期，摘自2013年6月18日《作家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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