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很关注普通的平民百姓，把一些“小人物”的平凡小事、思想品德都看得非常了不起，认为很伟大，并号召人们学习这些自己身边的普通人。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为一名因烧炭而牺牲的战士张思德而召开的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纪念文章《为人民服务》，称赞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
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在看到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17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因拒绝敌人的威逼、不出卖同志而被敌人残酷杀害的事迹后，专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沈阳军区普通士兵雷锋因公殉职，人民纪念他做好事不留姓名，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做一颗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的报道后，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1955年农业合作化期间，毛泽东在他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河南省安阳县南崔庄合作社的报告加了重要按语，指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毛泽东在按语中明确指出：“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并将报告的标题改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生产制造的调查报告上做出重要批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高度称赞辽宁安东机械厂的干部工人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在缺少原料、缺乏技术的情况下，废寝忘食成功研制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的事迹和精神。
1968年9月，毛泽东从送审的一份报告中看到，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编写了大量的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介绍了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广泛的“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他们自学的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他老人家欣慰地批示道：“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
王进喜、陈永贵，等等等等，一大批曾经在生产第一线作出过突出成绩的“小人物”，都曾被毛泽东给予荣誉，被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和国家赋予重任。
对于“小人物”，老人家不仅热情挖掘、弘扬他们的优点和成绩，也充分关心他们的困难。1972年12月20日，毛泽东收到福建省莆田县城廂镇小学教师李庆林的来信，看了反映其子下乡落户后，自己生活困难，而一些有权人的孩子，却在农村镀一下金就以招工名义离开了农村的情况后，黯然泪下复信并附300元钱寄给李庆林，写道：“ 李庆林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一生藐视权威，同情和关注弱势者。他支持过许多“小人物”，当年的文学青年李希凡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文学领域中“小人物”向权威发出的第一次挑战。
那一次的“权威”，即著名红学家俞平伯。1953年5月，《文艺报》第9期介绍了俞平伯所著《红楼梦研究》。1954年3月，《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俞平伯写的《红楼梦简论》一文。
“小人物”则是刚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希凡、蓝翎。二人看到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赞成这位红学家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观点，“觉得应该立刻给以反击”，于是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他们写信询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未被理睬;随之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编辑部，得到支持。文章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9期上。二人在文章中指出：“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在接触到《红楼梦》的传统性问题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热切关注。毛泽东不仅认真阅读、批注了这篇文章，还于1954年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既高兴又严肃地说：“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
从此，李希凡也一鸣惊人。不久，他被调入《人民日报》文艺组工作，历任编辑、评论组长、文艺部副主任、常务副主任等职。
自向俞平伯发出挑战后，毛泽东一直在关注着李希凡，对于他在成长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过批评。
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刊发了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小说“尖锐地提出了现实生活中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争论，肯定者与否定者兼而有之。其间，李希凡撰文，批评这篇小说“不真实，在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上有问题”。
在当时，王蒙也是一名青年作家。如同几年前关注《红楼梦》研究一样，此时的毛泽东也在关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争论。他对王蒙的这篇小说持分析的态度，不赞成李希凡等人过于简单化的批评。1957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专门召集文化界的同志开座谈会，讨论对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看法，一方面批评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把官僚主义写得活灵活现，把反官僚主义的写得很苍白，把新时代的生活写得很灰暗，同时又对李希凡等人批评道：“李希凡说王蒙写的地点不对，不是典型环境，说北京有中央，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不能说服人的。”他还说：“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
1957年4月20日，毛泽东在“致袁水拍的信”中，又提到李希凡，说：“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据李希凡回忆：“毛主席始终没有忘记我的这个致命的弱点，直到1964年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还想到我的不深入群众和缺乏锻炼，特别指示《人民日报》领导人，点名要我到农村去。”
日理万机中，毛泽东关注李希凡长达十年之久。作为领袖的他，不但是在培养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更是在扶植一种社会新生力量。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用诗歌来委婉地表达他的心迹，是他擅长的。他曾创作过一首《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汩罗步尘埃。
贾谊是西汉初年的著名才子，他虽年少，却有才学、有能力，他写的《过秦论》是流传千古的政论散文，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后人学习的典范，因此毛泽东称赞他为“少年倜傥廊庙才”。但贾谊在官场上却不得志，他从西汉初年“太平盛世”的表象中洞察到封建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之间的矛盾，上书汉文帝力主政治制度改革。由于他的主张触动了各方既得利益者，因此汉文帝虽然欣赏贾谊的才华，却不敢采用他的政治计策。后来，贾谊受到汉文帝的猜疑，不受重用，被贬长沙，去给皇太子长沙王作老师(即太傅)。被贬长沙途中渡湘水时，不得志的贾谊作《吊屈原赋》，以自喻、自哀。
毛泽东这首诗里，把贾谊的才华横溢，把贾谊文章里充分总结秦朝以来的历史经验，都比做“胸罗文章兵百万”。贾谊虽不是军事家，但他能调动形象生动的语言，能总结丰富多样的历史经验，岂不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可是，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人，凭着他的才华，特别是他的耿耿忠心，却不能让他的主子汉文帝信任他。从这里，表达了毛泽东对贾谊命运的惋惜。贾谊并没有投汨罗江自尽，只是写了《吊屈原赋》以自喻，毛泽东却说他“空白汩罗步尘埃”，实际上一点不假。
毛泽东还作过一首《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在贾谊作长沙王太傅的时候，皇太子长沙王因为骑马不慎摔死了。贾谊觉得自己有很大责任，自责之心、悲哀之情，挥之不去，最后抑郁而死。毛泽东在诗中惋惜地说：贾谊呀，何必这么哀伤一辈子，以至于抑郁而死呢!
为同一历史人物，先后写出两首诗歌，这在毛泽东的诗歌创作史中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贾谊的重视。然而，毛泽东在这里，决不是简单地发思古之情，更不是书呆子式地为古人哀伤，而是结合现实，抒发对青年一代的寄托。
当然，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其所著《贾谊论》中，曾指出贾谊高孤不群、多愁善感，不善于团结五湖四海，不善于等待时机，“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也历来教导青年人要经风雨、见世面，不能做温室里的花朵。他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言，讲民主集中制和批评自我批评问题时，针对有些同志在是非不明时受到错误处理，或者确实因为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他用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来勉励同志们，阐明“挫折往往是前进的动力”这样一个道理，并且指出：“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同志们的批评和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说了。”
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针对“三面红旗”和大跃进，在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对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批判，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赘述。但是，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细节，却往往被人们忽略。实际上在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印发全会的，并不止于彭德怀一封信。1959年7月26日，毛泽东写了一个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批示，发给当时的会议代表。当时，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信的叫李云仲，是国家计委一位厅级干部。毛泽东在批示中开门见山地说：“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
针对李云仲这样一封信，毛泽东采取怎样的态度呢?他在批示中把当时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为两种情况，指出：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
在批示中，毛泽东特别表扬了李云仲这样的同志能敢于讲真话：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李云仲的这封来信，毛泽东是不是因为其基本观点错误而抛之一边呢?没有。请看：
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将1958年、1959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
针对李云仲这封信，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
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因为这种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是非曲直，单从对待李云仲这一位“小人物”的态度上，与对彭、黄、张、周有所不同，就足以看出毛泽东对待一般同志思想认识问题的基本态度。
毛泽东对跟其打江山的老帅、将军们，很少有赞誉，几乎没有专文、题词赞誉某一位特定的个人;对他们，更多的是严格要求。而对年轻人、对“小人物”，却一直是耐心地、真诚地呵护和培养;热衷于为“小人物”说话、为年轻人加油，并善于发掘其闪光点，倍加提携、举荐。
1957年毛泽东出访莫斯科时，对留苏学生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里，毛泽东再一次把对“小人物”、对年轻人的厚爱，倾注于热情洋溢的言语之中。
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只注意年轻人，而不去尊长敬老呢?恰恰不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从自己做起，从不为个人祝寿过生日。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五老”过生日例外，他们过生日，只要毛泽东有时间，一定要前往祝贺。
1940年1月15日，他在为吴玉章同志致寿辰祝词时说：
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很不欢喜老人，因为他们是会欺负青年人的，青年人谁没点错误呢?但是你错不得，他们对你是很凶的。一切事情，小孩子和青年人是没有发言权的。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但是现在世界是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所以青年都十分热爱他们。
你看，毛泽东在为党内前辈祝寿时，还没有忘记青年。
我们今天，不仅要学习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还要学习他的品德、精神、风范。毛泽东对青年的希望、耐心，毛泽东教导青年的方法，是不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学习呢?
如果我们自以为是，不相信年纪轻的人，或者看不起“小人物”，自封“专家”、“学者”、“大师”、“旗手”，是不是有悖于毛泽东留给我们的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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