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个儿欠下的饥荒别让大家扛
——乱读随钞之九十九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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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并无完人，绝大多数的、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是功大于过者，或者只有微小的过错。因为人的主观认识总是落后于客观世界。永远有认识不到的角度与认识不到的深度。需要不断地去寻找和了解它的底蕴。所以错误总是难免的，不存在没有过错的人。有错不要紧，只要反思，检讨，改正，也就可以获得公众的谅解，求得一己的释然了。可惜，有些人却不这样想。总想着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似乎这样就可以交代，逃避，甚至千方百计诿过邀功，因而错上加错。抄在下面的两个例子，不知道能否有助于大家的思考?
【一】 刘涛的经历
在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刊《读书文摘》2013年7月号)中，讲到了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刘少奇追悼会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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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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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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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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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于是老予，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
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额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橙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步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惰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祷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马氏子曰：
蒯大富终于说了实话。刘涛，包括贺鹏飞，之所以违心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的确是出于很不得已。用蒯大富的话来说，那是“就象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但是，那毕竟伤及亲人情感。王光美难于接受之举，也是人之常情，将心比心，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后来听说，她还是和刘涛重归于好，原谅了她。好歹是一家人嘛，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刘涛当然有过错，虽然事出有因，但是个人的责任还是推卸不了的。我也相信，她也不会不反思，检讨，改正的吧?尽管她没有敲锣打鼓去宣扬，可是人们心领神会默认了。当然，这件事情如果要彻底追查的话，还是可以找到直接的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那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无须再细说了。该当何罪的还是要当其罪的!
【二】张红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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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红卫兵忏悔：文革期间母亲因被我举报遭枪决(组图)
见之于搜狐
2013年08月07日09:25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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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马氏子曰：
此文所述，乍看仿佛与发生在刘涛身上的情节相似之至。不过，细想却是小同而大异。同者，“割席”(马注：清·龚自珍似有诗云;“割席畏闻文字狱”)之举伤了自家亲属;异者，“弑母”(马注：弑，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书>臣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弑君/弑父。)言行过分有悖于人之常情。所以有些人听了很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怒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件事的发生，尽管难免有当年必然的社会原因，但是却找不着此外的直接的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相反，在事情发生之际，并非没有人加以劝阻，可是有关当事者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更叫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昔日那样高调地从事，而今又那样高调地从事?这主要的完全的是要反思自己检讨自己改正自己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句古话似乎值得引起注意。“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难道自个就没有责任?你就不是萧何!假定说来，你即许是在强调自个的责任，那期求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功夫在诗外”的意思也难不叫人去思考的。
本尊已经年过八十。这辈子在下也算是阅人无数，其中有一种人为我所最不齿的就是，左的时候他比谁都左，右的时候他比谁都右;左也风光，右也风光，左右都风光，永远风光。左右逢源，左右通吃。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大概，这个世界之复杂，这个世界之无序，其因由就是缘于多了这种“动物”。天啊!到哪一天人们才能少见一些这种宝贝疙瘩?看不到这种矫情作秀?我们的世道被他们搞乱了，社会的风气被他们败坏了，善良的人心被他们污染了啊!
虽然，我们不能反对他人改变观点转化立场，但是，那改变和转化必须亮出改变和转化的原因和理由，让大家明白其因由。哪怕那因由并不正当并不能服人呢!光明磊落为人嘛，直率坦白为人嘛!不过，这并不是凡人都能做到的。有的人的观点和立场的改变和转化却完全是立足于自家的发达和上进，发轫于一己之私。那可是不能明说，不能摆到桌面上来的。可以打出来的旗子和招牌，就只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了。人嘴两张皮，咋说都有理。您就看那遮不住马脚的麒麟皮吧，要多光鲜就有多光鲜，要多正确有多么正确。于是，忽左忽右，忽红忽白，大行其道，大出其彩。真的叫人不知其可了。
可是，对于这种宝贝的作秀，并不是都受到了鄙视和反感的。其人之所为，还得到了些许人物的推崇。有人说，“张红兵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只是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无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张红兵那样，在虚幻、极端情绪支配下‘大义灭亲’?”其理由是，如此这般，可以批判文革，否定文革。那么，如彼主张者为何也不想想，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时不分今昔，论不分你我，大规模地大范围地来进行反思，检讨，改正，都要考虑自己可能会有什么过错?这和文革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有什么区别?而说白了吧，“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难道不正好是对文革很显著的一大特色的准确概括么!何况，中央对文革不是早就有了决定了么?看来，这些反文革者其反得更反，真是要反到比文革还文革了!这在目前华夏大地号召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当儿，岂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别出心裁的咄咄怪事儿吗?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唱起此等高调呢?有人说的很玄乎：“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理由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换句话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都是文革给闹腾的，连封建也脱不了干系!于是，这么些年，长达十几、几十年来发生的诸多问题，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等等，其责任呢，并不在于现在，而在于过去，大家去找文革流毒和封建影响算账吧，而首先，“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于是一场不能名为“群众运动”的“运动群众”眼看要开始了。。。。。。。
眼前的现实是不是这样呢?没准!但愿我的猜想和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绝不能成立的。那么，阿弥陀佛，我们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可以去做中国梦了!你再如何批判我，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下闭口无言，闭门思过就是了!
(2013/08/2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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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们的忏悔不应只是个体救赎
《北京青年报·今日社评》2013/08/08
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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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
59岁的安徽律师张红兵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请将他母亲的墓地确定为文物。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一番言论，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公开向母亲忏悔，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
举报自己母亲的时候，张红兵是一名16岁的红卫兵，自认“根红苗正”的他，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10年后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为张红兵的母亲彻底平反，但张红兵永远不能饶恕自己的“弑母”罪行，他用几十年的内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彻忏悔，也无法完成灵魂的救赎。近年来，各地陆续有“文革”时的红卫兵公开站出来，向当年受到自己批斗、殴打、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干部、邻里道歉。较之当年常见的红卫兵批斗、殴打他人，张红兵以举报将自己的母亲送上断头台，无疑更加残忍而惨烈;较之少数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张红兵向冤死的母亲忏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剧色彩。
因为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丈夫举报自己的妻子，儿子举报自己的母亲，而且明知会将妻子、母亲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枪毙自己的母亲，这种完全悖逆人伦、丧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但在“文革”那个非人的年代，这类案例却绝非罕见。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在极度疯狂、混乱的“文革”年代，普通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绝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包括红卫兵在内，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时也是备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个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错，主要应归咎于社会的罪错，或者说是那场运动的罪错，施害者如果事后没有为自己的罪错忏悔，没有向受到自己伤害的人道歉，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这种语境，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张红兵们主动向当年的受害者道歉、忏悔，其精神自觉和道德勇气具有某种宗教的意味——在向来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情绪的中国，这种宗教意味尤为可贵。
张红兵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只是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无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张红兵那样，在虚幻、极端情绪支配下“大义灭亲”?
“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张红兵下决心向社会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耻辱史，是因为他看到网上有人写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希望通过他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帮助更多人认清“文革”的真相和实质。不可否认，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警惕远非充分到位，张红兵那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
【一】 刘涛的经历
在蒯大富口述(米鹤都整理)的《清华批斗王光美始末》(刊《读书文摘》2013年7月号)中，讲到了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刘少奇追悼会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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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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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我认为时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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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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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她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于是老予，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
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
在我们点刘少奇名以后.刘涛在全校做了次检查。在此以前我们也没敢那么做，点了名以后.觉得党中央、毛主席这个态度已经很明确了。我们就找刘涛谈话.在那种情况下做工作，我们处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实际就是讹着刘涛.你必额要揭发刘少奇。当时刘涛到我宿舍来.就老哭。她说：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说：这个你说不管用啊，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中央那一两个最大的走资派。毛主席、党中央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说这个能是假的吗?按照“十六条”的解释.走资派是敌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产党员，你说你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你爸爸走?她说：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说：那给你个机会，就是要你表个态。在全校大会发个言。后来刘涛就答应了。我就对外宣布，刘涛同志要做橙查。
后来刘涛在大会上发言表态.还很长。会后，我就把她的发言整成稿子.登在报纸上。最有煽动性的还是刘涛的录音.就是把刘涛的录音复制好多盘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当时，听录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儿亲自揭发内情.这个对刘少奇伤害非常大，杀伤力很大。所以，后来举行刘步奇的追悼会，王光美坚持不让刘涛参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宽恕她。不过事实上.刘涛当时也是无奈啊。我们给她做工作，提到这样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还是站在毛主席这边?在那种路线斗争高于阶级斗争、阶级感情高于家庭亲惰的政治压力下.刘涛就像被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贺鹏飞也一样啊，刘涛做了检查、贺鹏飞也做了检查。他们检查后.我上去发言，我说刘祷表现是相当好的.我们欢迎刘涛与刘少奇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这边来。
——马氏子曰：
蒯大富终于说了实话。刘涛，包括贺鹏飞，之所以违心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的确是出于很不得已。用蒯大富的话来说，那是“就象夹在磨盘里.在两扇磨盘的压迫下.除了投降没有办法。”但是，那毕竟伤及亲人情感。王光美难于接受之举，也是人之常情，将心比心，人们完全可以理解。后来听说，她还是和刘涛重归于好，原谅了她。好歹是一家人嘛，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刘涛当然有过错，虽然事出有因，但是个人的责任还是推卸不了的。我也相信，她也不会不反思，检讨，改正的吧?尽管她没有敲锣打鼓去宣扬，可是人们心领神会默认了。当然，这件事情如果要彻底追查的话，还是可以找到直接的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的!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嘛，那是人所共知的!这里就无须再细说了。该当何罪的还是要当其罪的!
【二】张红兵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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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红卫兵忏悔：文革期间母亲因被我举报遭枪决(组图)
见之于搜狐
2013年08月07日09:25
新京报记者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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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准备还要申诉。这几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亲的墓地能被认定为文物。他同时向社会公开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在家发表了一番言论，让“根正苗红”的张红兵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母亲被枪决。
张红兵说许多年来一直内心痛苦。从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镇县相关部门申请，希望认定母亲的墓地为文物。不过没成功。他说公开那段经历，是希望人们讨论、批评，也记住那段历史的残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县，59岁的张红兵谈起自己的官司，他说还会在适当的时机申诉。
这名昔日的红卫兵引起公众关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与此同时，他也向公众撕开了自己“历史的伤疤”。
43年前，16岁的张红兵写了封检举信，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他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忠谋。
根据当年的历史材料、后来的法院文件以及当地县志记载，1970年2月，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她被自己的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
张红兵的舅舅，今年66岁的方梅开8月5日回忆，父子俩与自己的姐姐起争执的那个晚上，他和张红兵的弟弟也在场。他说当时听到父子俩要去检举，很着急，还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劝说。
方梅开说，以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并被枪决。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县地区中院作出了再审判决，认定原判决完全错误，“实属冤杀，应予昭雪”。
母亲的案子平反了，不过张红兵“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赎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镇县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将母亲方忠谋的墓地(遇难地)认定为文物。未成功。他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来二审终审判决，败诉。
8月5日，安徽固镇县文广局(文物局隶属该局)说，他们曾书面回复过张红兵，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后认为，方忠谋墓并不符合国家对于文物认定的相关法规要求。
在张红兵打官司的过程中，去年8月，固镇县文广局曾对方忠谋墓地(遇难地)是否为不可移动文物举行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张红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公开忏悔。
他说自己应该成为反面教材，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被遗忘。
▲怕父亲包庇，自己去检举
新京报：事情过去几十年后，为什么会有公开那段经历的想法?
张红兵：大约是2009年，我看到网上有人写鼓吹“文革”的文章。当时意识到，这是历史潮流的倒退。我个人希望通过我的反思，让现在的人们了解当时的真实状况。
新京报：当年你父亲和你会一起检举你的母亲，和家庭环境有关系吗?
张红兵：我家其实和万千的普通家庭一样，是充满温情的。我记得父亲挨批斗时(编者注：其父张月升曾在固镇县任卫生科科长，“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亲站到父亲身边，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亲遮挡拳头，保护父亲。批斗会结束后，母亲手挽着父亲走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那么亲密。
新京报：但后来因为她说的话，你父亲和你就去举报?
张红兵：放在现在看，会觉得不可思议，但那是个不一样的年代。我的父亲被划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对他拳打脚踢。而我，为了表示自己与走资派父亲划清界限，贴了批斗他的大字报。
当时，父亲和母亲并没有责怪我。贴大字报后，父亲反而把我当作大人来看待了。当时的舆论导向和社会思潮就是那样的。
新京报：对于母亲的事，你一直说自己犯下“弑母”大罪。
张红兵：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们家人在一起辩论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亲说，领导人不该搞个人崇拜，“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
我当时非常震惊，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了，不是一个母亲了，而是阶级敌人。我立即投入对母亲的批判斗争。
这时候父亲就表态说，从现在起我们坚决和你划清界限，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都给我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我父亲就拿着出了家门，说要去检举。
新京报：父亲已经去了，为什么你又去?
张红兵：我担心父亲可能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和母亲的感情，比如整个家庭要照顾。为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我写了封检举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军代表宿舍的门缝。
新京报：后来发生了什么?
张红兵：后来我回家，看见军代表和排长进来，对着我母亲就踹了一脚，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样，把她捆了起来。我现在都记得，母亲被捆时，肩关节发出喀喀作响的声音。
▲“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张红兵：想到了。父亲举报回来后，就问母亲：枪毙你不亏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镇了。在我亲笔写的检举揭发材料的最后，我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
新京报：目睹母亲被抓走，有没有过后悔?
张红兵：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政治表现经得起考验。
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报：你检举了自己的母亲，当时周围人怎么看?
张红兵：当时，在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同事中，有个别叔叔曾私下里说过我：“你母亲在家里说的话，又没有在外面说，你和你父亲不应该这么做”。周围人异样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对这件事公开发表看法。
后来，固镇县教育革命展览中，还有一块展板是《大义灭亲的中学生张红兵和反革命母亲坚决斗争的英勇事迹》。
新京报：急于和母亲划清界限，会有自保的原因吗?
张红兵：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
不过后来我和弟弟依然没有升高中的机会，不能当兵，不能进工厂，都下放到了农村。
▲“梦里母亲从不和我说话”
新京报：母亲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你后来的生活有怎么样的影响?
张红兵：有些影响最初就发生了，可我并没意识到是这件事情的缘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曾陷入极度的恐惧和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之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状。比如我与父亲、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不与他人接触，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
新京报：什么样的恐惧?
张红兵：我联想到在土改、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决的外祖父，联想到母亲受其父案件影响。我害怕自己在与人交往时，也会像母亲那样控制不住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我何尝不也是因母亲的遭遇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这种伤痛还可能因为我，传递到女儿甚至孙辈。
新京报：会梦到你母亲吗?
张红兵：有很多次，在梦里我见过她，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拉着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
新京报：流过眼泪?
张红兵：许多年来，都有情不自禁流泪哽咽、失声痛哭甚至号啕大哭。我已记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动下，怀着沉重的负罪感，为母亲写平反的申诉材料而一人独处的时候。
▲“我应该成为反面教材”
新京报：别人谈到那段历史，你会不会敏感?
张红兵：2001年，我曾经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师，在法庭上，我们代理双方，激烈辩论。休庭后，他在楼梯口拦住我，高声跟人说我检举母亲的事情，说固镇县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愤怒。和他吵了起来，问他为什么揭发我的隐私。
新京报：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别人知道?
张红兵：从自我保护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是正常的现象。
新京报：你反思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张红兵：其实母亲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这几十年我从来没停止过反思。不过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应该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开报道张志新的事情。当时我和父亲就意识到，我们做错了。
经过这几十年的社会底层生活，我也经历了磨难。整理家庭的各种遗物、档案，写材料。我在心里骂：张红兵啊张红兵，连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却无处可逃。
新京报：后来你和父亲会谈论母亲的事情吗?
张红兵：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提起。在母亲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亲表面很平静。直到他离休后，有一次我们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谈起这件事。他说当时我们家出了这个事，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他是成年人。
新京报：你公开这段经历后，周围人什么反应?
张红兵：我的家人和亲戚朋友都不理解，问我你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给我发邮件，说我该死了。好多网友骂我，说你还有脸活到现在，还不到母亲墓前寻死。
新京报：你为了让母亲的墓地(遇难地)被认定为文物，打了几年的官司，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拒绝遗忘?
张红兵：巴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他说，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他说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来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为将来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提供一份资料。
家母方忠谋冤案的历史资料，符合巴老所说条件。也应该把我对母亲的行为，作为展览内容之一。我是凶手之一，让人们看不起我、痛骂我吧。每个人都应该看到它。我应该成为他们的一个反面教材。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报道)
——马氏子曰：
此文所述，乍看仿佛与发生在刘涛身上的情节相似之至。不过，细想却是小同而大异。同者，“割席”(马注：清·龚自珍似有诗云;“割席畏闻文字狱”)之举伤了自家亲属;异者，“弑母”(马注：弑，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书>臣杀死君主或子女杀死父母：弑君/弑父。)言行过分有悖于人之常情。所以有些人听了很不以为然，甚至加以怒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件事的发生，尽管难免有当年必然的社会原因，但是却找不着此外的直接的应该负主要责任的当事人。相反，在事情发生之际，并非没有人加以劝阻，可是有关当事者却无论如何也听不进去。更叫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昔日那样高调地从事，而今又那样高调地从事?这主要的完全的是要反思自己检讨自己改正自己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句古话似乎值得引起注意。“成亦萧何，败亦萧何。”难道自个就没有责任?你就不是萧何!假定说来，你即许是在强调自个的责任，那期求的社会效果是什么?“功夫在诗外”的意思也难不叫人去思考的。
本尊已经年过八十。这辈子在下也算是阅人无数，其中有一种人为我所最不齿的就是，左的时候他比谁都左，右的时候他比谁都右;左也风光，右也风光，左右都风光，永远风光。左右逢源，左右通吃。唯我独革，唯我独尊!大概，这个世界之复杂，这个世界之无序，其因由就是缘于多了这种“动物”。天啊!到哪一天人们才能少见一些这种宝贝疙瘩?看不到这种矫情作秀?我们的世道被他们搞乱了，社会的风气被他们败坏了，善良的人心被他们污染了啊!
虽然，我们不能反对他人改变观点转化立场，但是，那改变和转化必须亮出改变和转化的原因和理由，让大家明白其因由。哪怕那因由并不正当并不能服人呢!光明磊落为人嘛，直率坦白为人嘛!不过，这并不是凡人都能做到的。有的人的观点和立场的改变和转化却完全是立足于自家的发达和上进，发轫于一己之私。那可是不能明说，不能摆到桌面上来的。可以打出来的旗子和招牌，就只能是冠冕堂皇的东西了。人嘴两张皮，咋说都有理。您就看那遮不住马脚的麒麟皮吧，要多光鲜就有多光鲜，要多正确有多么正确。于是，忽左忽右，忽红忽白，大行其道，大出其彩。真的叫人不知其可了。
可是，对于这种宝贝的作秀，并不是都受到了鄙视和反感的。其人之所为，还得到了些许人物的推崇。有人说，“张红兵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只是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无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张红兵那样，在虚幻、极端情绪支配下‘大义灭亲’?”其理由是，如此这般，可以批判文革，否定文革。那么，如彼主张者为何也不想想，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时不分今昔，论不分你我，大规模地大范围地来进行反思，检讨，改正，都要考虑自己可能会有什么过错?这和文革中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有什么区别?而说白了吧，“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难道不正好是对文革很显著的一大特色的准确概括么!何况，中央对文革不是早就有了决定了么?看来，这些反文革者其反得更反，真是要反到比文革还文革了!这在目前华夏大地号召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当儿，岂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别出心裁的咄咄怪事儿吗?
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大张旗鼓地唱起此等高调呢?有人说的很玄乎：“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理由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换句话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都是文革给闹腾的，连封建也脱不了干系!于是，这么些年，长达十几、几十年来发生的诸多问题，如“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等等，其责任呢，并不在于现在，而在于过去，大家去找文革流毒和封建影响算账吧，而首先，“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于是一场不能名为“群众运动”的“运动群众”眼看要开始了。。。。。。。
眼前的现实是不是这样呢?没准!但愿我的猜想和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绝不能成立的。那么，阿弥陀佛，我们就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可以去做中国梦了!你再如何批判我，那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下闭口无言，闭门思过就是了!
(2013/08/2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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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们的忏悔不应只是个体救赎
《北京青年报·今日社评》2013/08/08
本报评论员：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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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
59岁的安徽律师张红兵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请将他母亲的墓地确定为文物。1970年，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在家中发表一番言论，被张红兵和他的父亲举报为“反革命”，两个月后被枪决。如今，张红兵向社会公开这段历史，公开向母亲忏悔，希望通过自己这个反面教材，让更多的人牢记历史的悲剧。
举报自己母亲的时候，张红兵是一名16岁的红卫兵，自认“根红苗正”的他，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10年后法院作出再审判决，为张红兵的母亲彻底平反，但张红兵永远不能饶恕自己的“弑母”罪行，他用几十年的内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彻忏悔，也无法完成灵魂的救赎。近年来，各地陆续有“文革”时的红卫兵公开站出来，向当年受到自己批斗、殴打、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干部、邻里道歉。较之当年常见的红卫兵批斗、殴打他人，张红兵以举报将自己的母亲送上断头台，无疑更加残忍而惨烈;较之少数当年的红卫兵今天公开向受害者道歉，张红兵向冤死的母亲忏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剧色彩。
因为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丈夫举报自己的妻子，儿子举报自己的母亲，而且明知会将妻子、母亲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举报信上强烈要求枪毙自己的母亲，这种完全悖逆人伦、丧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绝对不可思议的，但在“文革”那个非人的年代，这类案例却绝非罕见。今天人们反思“文革”，有一种较普遍的看法认为，在极度疯狂、混乱的“文革”年代，普通个体的力量是渺小的，绝大多数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包括红卫兵在内，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时也是备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个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错，主要应归咎于社会的罪错，或者说是那场运动的罪错，施害者如果事后没有为自己的罪错忏悔，没有向受到自己伤害的人道歉，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这种语境，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张红兵们主动向当年的受害者道歉、忏悔，其精神自觉和道德勇气具有某种宗教的意味——在向来缺乏宗教传统和宗教情绪的中国，这种宗教意味尤为可贵。
张红兵们的道歉、忏悔自然难能可贵，却不应只是他们个体的自我救赎。每一个曾亲身经历“文革”的人，都应当对自己当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无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作恶?同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断，是不是也会像张红兵那样，在虚幻、极端情绪支配下“大义灭亲”?
“文革”将无数的个体推入灾难的深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集体大悲剧，对“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从个体的救赎上升为群体的反省。张红兵下决心向社会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耻辱史，是因为他看到网上有人写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希望通过他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帮助更多人认清“文革”的真相和实质。不可否认，我们对“文革”的反思和警惕远非充分到位，张红兵那样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与教训，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才能确保“文革”那样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张红兵“弑母”那样的人间惨祸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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