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必须襟怀坦白，敢讲真话。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多次倡导 党员干部要讲真话。在他看来，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实事求是的话，实事求是地讲话。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讲真话不仅关乎文风、话风是否清新、求实，更关乎党风是否端正、严肃，甚至关乎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
受湖湘文化影响，提倡“不说大话”“实意做事”
青年毛泽东受湖湘文化影响，重视对“实事和真理”的研究，强调办事情和做学问要从实际出发，主张“踏着人生和社会的实际说话”，“引入实际去研 究实事和真理。”他反对那种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和对实际用处不大的研究，提倡“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在早年办报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就十分注意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1919年，他就如何改进《湖南通俗报》发表意见说：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 谈空洞的大道理。1925年12月，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他就鲜明地指出：“我们反攻敌人的方 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 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 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在这里，毛泽东反复强调“用事实说话”，并把它作为《政治周报》的工作原则，实际上 也是所有革命报刊的原则。
可以说，自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就始终洋溢着一种“不说大话”“实意做事”的求真精神。这种人生精神和品质的养成及其发扬，对毛泽东后来的人生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
追求更切实的党风，要求“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延安时期，党内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主观主义问题比较严重，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其中一大表现就是不爱讲真话，讲起话来“假、大、空”。例如， 有的人想问题、做事情，总是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喜欢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有的人写文章、做演说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喜欢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 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有鉴于此，在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下，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 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全面展开。
经过几年的整风，我们党的学风、党风、文风都有很大改观。但“讲真话”的问题，在毛泽东内心总有言犹未尽之感。虽然他在不同场合曾多次要求我党干部要讲真话，但总觉得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讲得还不透，还未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很有必要在正式场合格外强调一下。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隆重开幕。翌日，毛泽东向大会做了口头报告。在谈及党内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专门提出党内要讲真话。这既是对整 顿“三风”题中应有之义的适时概括，也是对我们这个“准备胜利的党”在作风方面的及时提醒，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在毛泽东看来，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讲真话呢?毛泽东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三点----“不偷、不装、不吹”。
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所谓“偷”，有这样几种情况：有的人做演讲、写东西，不愿意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看法，不愿意 讲自己愿意讲的话，常常借用别人的话来讲;有的同志就根本没有自己的想法，对事情不做思考，喜欢抄袭文件，说套话，抄袭别人的东西;更有甚者，甚至将别人整本书的内容，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发表出来。对于这种不诚实的“偷窃”行为，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也注意到在党内也有这样的贼。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些教条主义理论家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对马列主义只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对其思想精髓的理解和掌握只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但又喜欢把文章当作“吓唬工农干部”“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的工具。于是乎，自己不愿意动脑筋，写不出思想深刻、观点鲜明、内容深刻的好文章来，只能去抄袭、照搬那些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本，将自己包装成为似乎精通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这种做法，不仅卑鄙拙 劣，而且贻害无穷。因此，毛泽东大声疾呼：“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哪个同志讲的就 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要想写出好文章来，关键在于“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 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这里，毛泽东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按语就很能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 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1941年8月，毛泽东读完这个稿子，很是兴奋，立即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还主 动写了一个按语：“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 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来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 那些党八股。”通过推荐一篇调查报告，反对主观主义、促进党风转变，提倡新文风、批判党八股之意，跃然纸上。
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也就是说，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但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装样子 的现象却十分普遍，当时在我们党内也概莫能外，党八股就是最好的例证。早在整风运动之初，毛泽东就鲜明地指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是党八股的一大罪 状，其中包含着很坏的毒素，不但幼稚，而且无赖。在毛泽东看来，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但不能反映真理，而且反过来妨害真理。我们党决不允许这种装腔作势 的作风在党内上空飘荡。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员不是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列主义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因为真理从来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所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列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的人喜欢装腔作势，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胆怯，而这种胆怯，究其原因在于对马列主义 不知道或者知之甚少，但这都不要紧，关键在于要抱着老老实实的态度去学习、钻研马列主义。
在中共七大上，经常向全党提倡多读马列著作的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议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 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教程》等五本书。在毛泽东看来，“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 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只有读懂了马列主义理 论，才能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融会贯通，实现自己的理论突破与创造。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
不要吹，要报实数，“实报实销”----所谓“吹”，就是吹牛皮，在宣传上喜欢弄虚作假，言过其实，报喜不报忧。例如，向上级报告工作时，感觉 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有的部队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喜欢虚报战绩，以壮声势。毛泽东感觉到，这种习惯甚或风气，有百害而无一利。他 明确反对这样的做法，多次三令五申，教育全党全军要老实，不要作假。早在1931年，毛泽东就对红军的《时事简报》怎样做到尊重事实提出具体要求，其中就 谈到：“严禁扯谎，例如，红军缴枪一千说有一万，白军本有一万只说一千。这种离事实太远的说法，是有害的。《时事简报》不靠扯谎吃饭。”1944年，他还 与朱德一起，致电八路军总部再次强调这个问题：“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1945年，他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一文中谈到：“如果 只讲壮气话，只讲光明、光明、光明，而事实上有缺点，有困难，那也不行。所以要告诉同志们：不要只说丰衣足食、新式武器，不要随意开支票。对同志、对战 士、对人民，要讲老实话，是则是，非则非。在中共七大上，他再次明确要求，不仅要客观反映自己的成绩，而且也要敢于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出来，让 大家来参观，看看有无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毛泽东关于“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的讲话可谓循循善诱，语重心长，说到了与会者的心里，引起了大家深刻思考。1945年5月2日，张闻天 在七大上发言，畅谈了他的体会：“牛皮是万万吹不得的!过去我们那种以不知为知，以假知为真知，以人知为我知，以小知为大知的，不做精密的调查研究的夸夸 其谈的作风，实在不但害己，而且害人。我们必须以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所指示的‘不偷、不装、不吹’的老实作风，来代替我们过去的那种虚浮与空谈的作 风。”
不遗余力改进文风，强调“把心交给人，讲真话”
文风关系学风、党风，不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更是一个世界观和党性修养的问题。作为文章大家的毛泽东，一生对文风问题都十分看重。新中国成立 后，毛泽东发觉我们党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与延安整风前期一样，仍然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疼，有时废话连篇，有时又尽量简 古，好像立志要让读者受苦似的。他感叹道：“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疼的党八股呢?”为了改进文风，毛泽东可谓不遗余力，经常在大会小会、谈话批示 中提倡写文章要讲真话，反对党八股。
写文章要从生活、实践出发，实事求是，不要夸大，真诚地表达自己的心里话。1955年6月，毛泽东曾致信陆定一、周扬、邓拓等人，其中谈到： “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只要是严格说理又合乎事实，即实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来的。”他称赞列宁的著作，特别是 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因为列宁说理，把心交给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而且列宁很少引用别人的话，是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
写文章如此，在实际工作中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呢?毛泽东主张宣传工作要“做得恰当，要实事求是，对情况的估计、分析，应该是好的就是好的，坏的 就是坏的，有多大程度的缺点就说多大程度的缺点，不要夸大”，讲话发言也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要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登到 报上净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写文章不能装腔作势、拿大帽子压人，要有分析，才能有说服力。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谈到这个问题，告诫同 志们：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着“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 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他曾在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中批评所谓“或者走共产党的道路，或者走蒋介石的道路”这样的写法，认为这只是企图拿大帽子压服听众，手里并无动人 的货色。而“四对比、五算账”这种“拿当地农民的经验向农民作细致的分析”的方法就很有说服力，是一种向农民说明两种制度谁好谁坏，使人一听就懂的很好的 方法。
写文章，要去掉空话，分清条理。针对有的公文冗长、杂乱、空话多的文字缺点，1951年2月，经毛泽东修改，中央曾向全党发出《关于纠正电报、 报告、指示、决定等文字缺点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分析认为，很多文电既嫌冗长，又嫌杂乱，根本原因是未经压缩，说了许多无须说的空话，或者没有 分清条理，把杂乱无章的草稿随便往上送，为此，他特别要求所有起草和批阅文电的同志，对于所发公文，必须以负责的精神，至再至三地分清条理，压缩文字，去 掉空话，然后发出，否则应受批评。
写文章要不怕得罪人，不怕受批评。针对当时有的人不敢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分析指出，这些人主要是怕讲了真话或心里话，从而得罪人，遭受批评。 他认为这种顾虑可以消除。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而“双百”方针的提出，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 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写错了，那么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 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搞建设，“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真实了解各地方、部门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总是希望能够听到真话。他要求各级干部汇报工作时，不要照本宣科地念稿子，最好能够原汁原味地把真实想法、真实情况告诉给他。这样有两点好处：一是实话多，套话少;二是可以防止虚与委蛇。
1957年9月5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北省委负责人王任重、王延春、赵辛初和几位地委书记座谈，中心议题是总结农业合作化的经验。为了能够听 到真实情况，他开场第一句话就说：“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可不按提纲发言，畅所欲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就会浪费时间。”没想到大 家一发言，只讲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而对存在的问题避而不谈或一掠而过。对此，毛泽东有点不耐烦了，说：“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 的传统。”他宣布休会并派人转告王任重，明天再开会要畅所欲言。王任重连夜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重新研究、讨论规划问题。第二天上午再开会，大家畅所欲 言，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日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眼色行事。”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迫切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最大的教训是急于求成，违背了 经济发展的规律。由于要求过急，提出了许多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从而在党内助长了浮夸虚报、说假话等不良作风的滋长。对此，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比较早地认 识到“大跃进”运动已经背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下决心予以纠正。
1958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针对“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所以会刮到那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个“作假问题”。他建议 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里把反对作假的问题专门写一条。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 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 他还谈到：“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 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
1959年，在全党开始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连发六篇《党内通信》，来探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存在的 问题。在最具影响力的第五篇《党内通信》(该篇写于1959年4月29日)中，毛泽东向干部群众推心置腹地谈了讲真话问题。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 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捅到最基层。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各级干部：“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 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在这里，他也认识到“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他还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两句“讲真话”的 至理名言，一句是“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一句是“干劲一定 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讲真话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生产建设的要害问题之一，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为了彻底纠正党内当时盛 行的“浮夸风”等“五风”，也为了摸清地方的实际情况，剔除掉那些假情况、假信息，毛泽东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的主旨讲话，倡导全党开展调查研究，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他讲到“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 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现在我们看出了一个方向，就是同志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了。” 毛泽东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谓切中时弊，直指要害，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随后，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分赴各地进行集中、深入的调查，听到了 基层干部、群众真正的心声，这对于摸清经济方面的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克服严重困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不懈倡导我党干部要讲真话，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我们党搞好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郑重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其用意还是在于倡导全党讲真话，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带头下，当前我们全党正在求真求实改文风、改会风、改话风。只要我们党员干部把讲真话作为一种崇高精神、一种优良品格、一种人生追求，真 正体现在日常一言一行之中，我们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能取得风清气正的新成效。
附：
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谦虚的态度，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 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 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这样的事情，人家写的整本小册子，给调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我的，拿来说是我 的著作，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个问题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个事情不好，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 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讲的就是徐老讲的。 张三讲的就是张三讲的，李四讲的就是李四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 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出了一个装?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 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为什么?母亲生他下来就是要他装的?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赌咒，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 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的影响，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党内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对马克思主义知道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 多少。在这里，我提议我们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合著，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 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读了很好，那两本书读一读也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 起来不会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联共(布)党史》，比较厚一点。一九三八年到现在是七年，一百零二年减去七年，剩下九十五年，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走了九 十五年，产生了《联共(布)党史》。这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它记录了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这本书要读。前面四 本也是理论的，也是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多得很，可以先读得少一点。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大家发言，说内战时期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讲好 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样做，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 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务，是哪个的?是张三 李四的吗?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说延安是共产党的，不对。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 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总之，要“实报实销”。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 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了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 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这个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经过二十五年积累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部分。这个报告就《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阐述。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记录稿整理刊印。选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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