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斧头镰刀。
匡庐一带不曾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的这首《西江月。秋收起义》，不仅说明了秋收起义当时的情况，而且更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工农革命;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且真切地标志着中国革命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路;不仅“要向潇湘(井冈山)直进”闯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新路，而且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中国共产党的“三农”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而且将党的“三农”理论和政策付之于实践，变成了中华苏维埃国家内农民的意志和苏区农民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一切，都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在主导，反映着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着毛泽东的特色。
二
中国革命的道路，反映着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着毛泽东的特色。
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质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为基础的关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土地革命。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98页)的思想集中反映着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着毛泽东的特色。
1、关于根据地建设。中国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能存在并发生发展?毛泽东认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 其存在的发展应必有相当的条件，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因为这种 奇怪现象必定伴随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第二， 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而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起来过的地方。这些省 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 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所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 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 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此外，这要有利于作战的地形和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同上 49-50页)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必要，毛泽东也作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同盟军长期占据着中国的城市和中心城市，事实上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占 据着强大的优势。中国革命要想坚持地奋斗下去，革命队伍要想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决定胜负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对抗强大的敌人，借以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地取得中国革命的全部胜利。因此，中国革命自开辟自己独特的武装斗争道路以来，一直都是具有自己地盘即根据地的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虽然遭受过重大挫折，但最后不仅占领了广大的农村，也占领了城市，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2、关于武装斗争。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实现全国胜利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的手段。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于外，帝国主义 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于内，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独裁统治，中国 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由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反动派，因此，在这样的敌人面 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因为，敌人对于中国人民的镇压 是异常残酷的，革命力量就非磨炼和发挥自己的顽强性，不能坚持自己的阵地和夺取敌人的阵地。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 装的也就决定了。
3、关于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内容。早在国民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叛卖革命，也由 于陈独秀的城市中心论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土地革命的内容基本是空中楼阁。只有在我党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后，土地革命的问题才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通 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仅形成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三农”理论和政策，而且具体推行和实施了这些理论和政策。
三
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理论和方针、政策反映着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着毛泽东的特色。
土地改革，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生产关系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的重新安排，变革地主土地所有制，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土地，实现土地与生产者的直接结合，发展农业生产。“打土豪，分田地”是这一关系的形象概括。但是，地主、富农、 土豪劣绅等剥削阶级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维护他们的土地和所得利益，他们必然要表现出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形成一整套适合中国土地改革的理论以及它 的实现形式即路线、方针、政策等。毛泽东不仅创立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理论，而且形成了比较切合这一时期土地改革纲领和政策。
1、科学地划分了阶级成分。土地改革的基础是正确地划分农村社会各阶级。在毛泽东那里，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是十分简明而实用的。
关于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的叫做地主……
关于富农。富农一般占有土地，都占有比较优裕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一部或大部分……
关于中农。中农许多都占有土地，中农自己都有相当的工具，中农的生活来源全靠自己劳动或主要靠自己劳动……
关于贫农。贫农有些占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有些全无土地，只有一些不完全的工具，一般都须租入土地来耕，受人地租债利和小部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关于工人。工人(雇工在内)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2、制订了切合实际的土地没收政策。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就进行了宁冈调查和永兴调查，初步分析和掌握了湘赣边界的土地占用和阶级状况。因此，尽管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井冈山土地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策，但在工作中只是没收地主土地。到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兴国土地法》，就将“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7月，毛泽东指导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就对没收土地作了更具体的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土豪劣绅的家属不外逃、不反动，可酌量分给土地、给生活出路;中立富农;对自耕农中农，不许任何伤害。
3、确定了合符实际的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早在井冈山革命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就采取了以乡为单位，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验证和提出了以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的原则、“抽多补少”和“抽肥补搜”的原则和“无代价分青”思想的正确性。1930年6月，毛泽东和朱德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规定：推翻地主政权后，立即进行分田斗争，由苏维埃政权执行没收和分田，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农民协会也可执行;分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采劳动力标准分配;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搜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田地青苗归分得该田地之农民收获，原耕人不得把持;废除债务;地主土地财产被没收后，无他种办法维持生活的，酌量分与田地。这样的土地分配原则，显然是符合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的。
4、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土地革命路线。党的“六大”初步提出了“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革命路线。但是，对正确的路线认识，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这条路线在实践中受到了严重的“左”的干扰。其关键点是对富农的态度。毛泽东在受排挤的情况下，仍反复指出：“把富农当做地主对待是错误的，必须把地主和富农分别清楚，不容许任何消灭地主的意图。(《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 第299页)1934年1月，毛泽东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土“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
四
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负担理论和方针、政策，反映了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了毛泽东的特色。
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穷人党”——为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穷人的利益而战斗，又没有掌握任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可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央苏区根据地仍然星火燎原般地发展起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合理确立农民负担。
1、确立起“以支持革命战争为核心”的农民负担制度。毛泽东根据战争的需要与农民的负担能力，逐步形成了以财粮负担、战勤负担和社会负担为内容的农民负担制度。一是财粮负担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法》规定了征收土地税的原则、种类和方法，形成了全国苏区统一的土地税征收制度。二是战勤负担。土地革命战争的战勤工作，主要由农民负担。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农民自发地组织赤卫队，担任运输、向导、洗衣、救护等勤务;1930年后，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政府和兵站组织专门担架队、运输队，运送伤员和物质。三是社会负担。发扬阶级有爱精神，为红军公田和烈军属代耕代种。红军公田，是根据地土地改革中，预留给家住国民党统治区的红军战士的。这种公田由政府组织农民代耕收成分配采取除偿还生产成本外全部交给红军战士和按比例分配的形式。为烈军属的代耕代种，也采取两种形式：一为当地政府向农户派耕，二是组织耕田队、割禾队帮助代耕。这些虽然增加了农民负担，但他解除了红军战士的后顾之忧，极大地促进了革命战争的进程。
2、确立起“军民兼顾，合理负担，发展生产，节约民力”的原则。土地革命战争，必然需要民力的大力支持，不如此，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土地革命战争，又需要十分地节约民力，不如此，不足以减轻农民负担和支持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一方面，严格控制税负限度，规定合理的战勤标准，另一方面，另行节约，竭力减轻农民负担。一是组织发展生产，增加民力;二是大力缴获敌人枪械、给养，武装工农红军、补充部队给养;三是向封建剥削者筹粮派款，有没收、罚款、捐款、征调等措施;四是向中小工商业者收税;五是所有干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除此而外，在苏区和红军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制度。井冈山时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节约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65页)同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连以上机关办公用一盏灯，可点三根灯芯。办公一结束，即将灯熄灭。毛泽东也经常用一根灯芯办公。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实行，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3、确立了依阶级原则征收土地税的政策。1930年5月，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这一政策;1934年，毛泽东对这一政策作出了完整的概括，他指出：“农业税依靠于农民的革命热情，使之自愿的纳税，同样是累进原则的征收法，家中人口少分田少的税轻，家中人口多分田多的税重。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和红军家属免税，被灾区域按灾情轻重减税或免税。”(《红色中华》 第三期)通过加重富农税负，抑制了富农经济，一定程度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五
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和方针、政策，更反映着毛泽东的风格和气派，体现着毛泽东的特色。
随着土地革命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加强、经济封锁的加紧，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显露出来。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的理论、方针和政策。
1、组织起来，发展生产。将农民组织织起来，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可以说是毛泽东不懈的追求。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开始倡导农民互助合作;1930年6月，毛泽东就要求推广宁冈和上杭县的换工、耕牛、农具互助制度，劳动合作社和耕田队制度;1931年，中华苏维埃就作出决定：“苏维埃政府必须极力帮助合作社的组织与发展”，并给以“财政的扶助和税的豁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483页)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通过了《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规定了合作社的作用、种类、组成及社员的权力等内容。
2、以粮为主，多措并举。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衣服、砂糖、 纸张等项目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应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我们说的做的是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输出粮食和钨砂，输入 食盐和布匹。”(《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2页)1933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布告，确定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是：第一是谷米;第二是杂粮;第三是蔬菜;第四是棉花;第五是竹子;第六是木材;第七是烟叶;第八是牲畜。突出了粮食生产的中心地位，保证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需要。
3、改善条件，促进生产。毛泽东鼓励农民种地、兴修水 利、改良土地、推广技术、培育良种，这一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苏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4、发行货币，推行公债。对于苏区发行货币，宋鸿兵先生在他的《货币战争3》中，有过一段生动的描绘：“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个世界上最小，但效率最高的银行行长是毛泽民。刚上任就碰上了市民挤兑风。当时苏区银行既乏银元储备，又无物资准备。毛泽民为维护苏区纸币信誉，决定敞开兑换现洋。但在现洋即将告罄的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唱了一曲储备货币“空城计”。第二天早上，市民醒来，看到街上大筐小筐装的都是金银珠宝，于是挤兑之风渐息。”“过了两天，国家外贸局长钱之光押运的现洋和物资到位，紧接着敞开平价供应物资，结果不仅维护了苏区纸币的信誉，而且收回的银元比挤兑前还要多。毛泽民用商品物资打赢了一场货币战争，而之前大筐小筐里的金银珠宝下面放的不过是石头瓦砾而已。”这个故事的真假姑且不论，但苏区货币是依靠政府的信誉，以商品作为法定货币的价值尺度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完全脱离了金银货币居然保持了纸币币值基本稳定也是不争的事实;稳定的纸币币值为稳定根据地的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保障民主政府财政、保障战争需要、改善人民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种货币商品本质制不仅打破了千年的货币理论神话，而且超越了马克思的货币信用理论。毛泽东在实践中开创了现代货币信用理论，这是毛泽东对经济学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发行公债，毛泽东也早就有阐述，他说：”要大家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三百万经济公债怎样使用呢?我们打算这样使用：一百万供给红军作战费，两百万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其中又以少部分去发展生产，大部分去发展出入口贸易。“(《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107-108页)
5、调剂余缺，开展贸易。毛泽东指出：”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粮食调剂支局。一方面要使我们的粮食，在红色区域内由有余的地方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买不到，有的地方价格过低，有的地方价格又过高;一方面要把我区多余的粮食，有计划地(不是无限制地)运输出 口，不受奸商的中间剥削，从白区购买必需品进来。“(同上)因而中央苏区，不仅内部大力开展工商贸易，而且还与国民党统治区大作生意，基本保证了民生的需要、战争的需要。
6、履行节约， 增强财政。“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是我们政策的基本方针。但是，财政的支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4 页)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财政成为毛泽东财政工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7、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 、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7页)
8、开展劳动竞赛，促进经济发展。毛泽东在1933年8月12日的报告中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号召”在全体政府工作人员中，在广大工农群众中，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19-120页)1934年，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农村中由农民自己组织的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以及国家企业中的革命竞赛等，应该广泛地散布出去，以提高生产。“提倡家与家、屋与屋、村与村、乡与乡之间，比耕耘、比肥料，既比轰轰烈烈，又比扎扎实实。竞赛后，进行评比，酌情予以奖励。
通过毛泽东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指导，也经过农民的努力，战争中的苏区农业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有较大的发展，”1933年的农产，比较1932年增加了15%(一成半)，而在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 第131页)”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了一倍。“(《红色中华》 第3期)
毛泽东的以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为基础的关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三位一体”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一个相当于两个台湾大小的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使数百万农民得到翻身和解放，不能不说，毛泽东创造了人间奇迹。
毛泽东运用它的”三农“理论，制订的方针、政策，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不仅没有造成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而且使经济发展、”农民的生活比较国民党时代至少改良一倍“，不能不说，毛泽东创造了人间奇迹。
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人物，不仅将毛泽东创下的家底毁于一旦，而且让得到翻身解放的农民重新套上封建枷锁，不能不说，他们对不起毛泽东，对不起中国人民，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罪人。
但是，事物正像马克思揭示的那样：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会出现两次。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立的”三农“理论，推行的方针、政策，虽然被”左“倾路线全部毁灭，但15年后，却将毛泽东更加成熟的”三农“理论，更加成熟的方针、政策，推向了整个全中国。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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