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阐述毛泽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之路，不能不首先提及和阐述孙中山先生的中国“三农”思想。
孙中山先生认为，“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至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国家对农政的荒废导致“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近垦，山泽之利未尽出 也。”(《孙中山全集》 第一卷)因此，必须首先提高土地利用率。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法，一是要国家合理确定地价，改变土地税率混乱状况：“各省荒废未耕之地，或宜种植，或宜放牧 ，或宜造林，或宜开矿，有是可估得其价值，以备使用者租佃，为最合宜之生产。”(同上 第六卷)二是要推广普及农业机械：“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 也。”(同上 第一卷)其次，要平均地权。孙先生的平均地权，一是“核定地价”。由地主自行报价，“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 政府照地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同上 第九卷)二是“照价收买”。国家有财力，就购买地主土地，“推行平均地权之法，当 将此主义普及全国，方无大碍。”(同上 第四卷)三是涨 价归公。土地涨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同上)四是照章纳税。“贵地收税多，贱地收税少。”(同上)再次，要实行耕者有其田。“至于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 ，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同上 第九卷 第399页)
不必说孙先生带领国民党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的伟大功绩，但就他提出“平均地权”的方针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就足以成为不朽，就足以当得起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称号。
但是，历史没有给孙先生太多的机会。当他重新诠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共产党的鼎力相助之下，将中国工农革命搞得风生水起、如火如 荼之时，却突然驾鹤西去了，不得不遗憾地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但是，历史却给过孙先生创立的国民党和他的后继者蒋介石有过太多的机会。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孙先生逝去后，曾经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光，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以工农革命为己任，并 且使北伐战争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可是，在北伐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却举起屠刀，将他的“友党”——共产党、他的“同盟军”——工农群众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共产党率领工农大众不得不埋下倒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迹，毅然决然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又毅然决然地放下十 年血海深仇，奉人民公敌蒋介石为抗战领袖。抗日战争的胜利，再次给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蒋介石和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要求，悍然发动内战，以消灭共 产党和人民军队。但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蒋介石也没有逃脱这一规律，最后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将蒋介石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
似乎没有给过共产党机会的历史，却向中国共产党敞开了大门：本来应该由蒋介石和国民党来实行孙先生“平均地权”的方针和“耕者有其田”口号，他们却将孙先生的这个思想一脚 踩了下去;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有着血海深仇的共产党因自己的最低纲领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基本一致，却成了孙先生“三农”思想和遗嘱的真正执行人：新民主主义的“这个共和国将采 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 。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 第639页)“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 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311页)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在这历史的辩证法面前，引领历史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的关键人物，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在这历史的辩证法面前，也实在使得毛泽东、共产党和中国农民，“三位一体”、密不可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农民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逐步解决了中国的“三农 ”问题。
二
毛泽东似乎是应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而生的人物，但他似乎是直接应顺中国农民命运而生的人物。
早在国共合作之初的1924年初秋，当选为共产党执行委员和国民党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和彭湃、罗绮园等人，就在广州举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广西、湖南培养了大 批的农民运动骨干，被称为“农民运动的推进器。”在农讲所期间，毛泽东就形成了：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以上，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若没有他们参加，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以农 业为主，农民是生产的主力军;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百次农民起义，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如果有共产党的领导，农民的力量之大是可以预料的，因此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的基本 思想。1926年底的北伐，在湖南境内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就是毛泽东等人培养的农运骨干和掀起的湖南农民运动高潮奠定的基础。
三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的最大的理论贡献，无疑是对中国农村各阶级作出了全面、系统和科学的分析。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民各 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两篇著作中，把中国农民，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和游民等八种，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1、大地主在中国农村人口中，大概占千分之一，约有32万人。他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统治者。代表着中国农村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是帝国主义、军阀的 社会基础，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2、小地主大约有200万人以上。他们的剥削方式是重租、高利贷和剥削剩余劳动三种，是农村中的中产阶级。这个阶级有右派和左派之分，其右派有跑入反革命阵营的倾向，其左派在 相当的时候可以走向革命。
3、自耕农的人口大约有1亿至1.2亿，属于农村中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经营的是小生产经济。这个阶级有三部分：一是有余钱剩米的，约有1200万人。他们接近中产阶级的地位，总想爬 到中产阶级，且对中产阶级的宣传颇为相信，对革命抱着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二是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约有7000万人。他们在小资产阶级中人数最多，虽不满帝国主义、 军阀、封建地主、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但对反帝反军阀的运动能否成功又持怀疑态度;三是生活逐年下降的，约有4800万人。他们过去过着好日子，但由于每下愈况，精神上的痛 苦很大，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这三部分人，对于革命的态度，平时并不相同，但到革命高涨，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能参加革命，中派也可参加革命，即使右派分子 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自耕农是全部可以倾向革命的。
4、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人，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其中，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数量巨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两个阶级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经济，但仍然有上、中、下三种区别。半自耕农每年的粮食约有一半不够，须租种别人的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其生活苦于自耕农，但优于贫农 。因为贫农没有土地，每年耕种只得收获的一半或不足一半。因此，半自耕农的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贫农。贫农是农村中的佃农，受地主的剥削，生活及艰苦，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小 手工业者、店员和小贩的经济地位，与贫农大致相同，其革命要求也与贫农基本相同。
另外，毛泽东对农村游民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很能战斗，但有破坏性，如果引导得法，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际上明确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朋友的问题。农民运动的任务，就是组织这五种农民向地主阶级作斗争，以取得农民运动的胜利。这实际上 是提出了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农村阶级路线。这不仅为党在北伐战争开始后，掀起农民运动的高潮做了思想准备，而且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科学的 农民问题理论。
四
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始，以广东、湖南为代表的农民运动掀起了高潮。毛泽东不仅亲自领导了当时的农民运动，而且身体力行，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对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 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为期长达32天的考察，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回答了当时存在的种种复杂尖锐的问题，批驳了诬蔑 农民运动的种种不实之词，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机主义错误，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正确理论和政策。
一是严厉驳斥了对农民问题的种种诬蔑，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意义。报告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 污吏的墙角。”农民起来“打倒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现在这个农村大变动，是“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中国“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 好得很”，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二是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指出了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报告认为，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农民要翻身，必须首先“从农村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 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农民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 农民武装。”
三是科学分析了农民各个阶层，提出了依靠贫农的论断。报告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由于其各自的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革命的态度也就各有不同，富农”始终是 消极的“”中农是游移的“，贫农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占农村人口的70%，”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是革命的依靠力量。
四是宣传了放手发动农民、相信农民、依靠农民、领导农民前进的革命思想。报告指出：农民要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有大的革命热潮，不存在什么“过分”的问题。 在革命中“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要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一切革命的同志，应该“站 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而不能“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能“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
五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研究和解决，显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彭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都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党也形成过几 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但是，就对“三农”问题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没有人能出毛泽东之右。毛泽东当时就成了“农民运动大王”不是浪得虚名，毛泽东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中 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领袖，也从此可以看出，这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
六
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和汪精卫“七。一五”分共的逼迫下，最终失败了;与国民革命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农民运动自然也归于了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 ，毛泽东很快就成了有枪杆、有人马、有地盘的名副其实的农民革命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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