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当五亿中国农民刚刚获得他们梦寐以求、视若生命的土地的时候，当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正在憧憬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民式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当相当一部分的中国 农民正在做着生产自由、发家致富的美梦的时候，毛泽东却已成竹在胸，建议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 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
这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决意与五亿中国农民、甚至与党内部分领导的意愿和要求做对吗?
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这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要求。
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要求。
二
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井岗山时期，毛泽东就草创了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更是创立了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耕牛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粮食合作社、 生产合作社等多种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合作社事业是在极迅速的发展中。据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两省十七县的统计，共有各种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个，股金三十余万元。发展得 最盛的是消费合作社和粮食合作社，其次是生产合作社。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农民合作思想更臻成熟。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指出：“合作社性质，就是为群众服务，这就是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11月底，毛泽东在他的著名演讲《组织起来》中指出：“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 动组织”，“除了这种集体互助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外，还有三种形式的合作社，这就是延安南区合作社式的包括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 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合 作社为什么有这样的能量?因为合作社经济实质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 服这种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 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第931-932页)1945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 作》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提高了农业劳动的生产率……如果不是采取强迫命令、欲速不达的方针，而是采取耐心说服、典型示范 的方针，那么，几年之内，就可能使大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互助团体里面。”(同上 第1016-1017页)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对贫苦农民给予低息贷款， 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生产”。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农民合作的问题。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你们的任务，是在于细心地保存和发展那些为人民群众所拥护的变工队、合作社和其 他必要的经济组织，并推广这样的组织于各地。”“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 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同上 第四卷 第1312、1316页)1949年6月，毛泽东为纪念中国 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更是指出：“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 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访苏途中，与聂荣臻谈话时说：“中国要想发展，必须首先重视农业。”“我这次就是要去看一看，了解一下苏联在农村办集体农庄的情况……”“中国农业也要走 集体发展的道路”。
随着全国除台湾、西藏外土地改革任务的全面完成，毛泽东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将全国农民合作化运动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11月，中央成立农村工作部，以加强对合作化运 动的领导。1953年1月，毛泽东钦定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京向毛泽东报到。毛泽东对邓子恢说：“你们农村工作部，要发挥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又必须保护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而不要挫伤它。”“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任务，是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完成农村合作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农业集体化，即把农民组织起来，经过互助合作，提高劳动生产率， 过渡到农业上的大生产。完成这个任务，需要一个过程，现在就应开始”。(《邓子恢传》第453页)
1953年10月15日，毛泽东毛泽东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谈话强调了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社看做极为重要的事，要积极领导，稳步发展，把农民组织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 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办好农业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做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 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 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至此，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农民合作社，一场半社会主义的农民合作社运动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了。
三
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农民的意愿，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基本要求。
首先，农民互助合作是农民自我救助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有互助合作的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农民为了抵御天灾人祸、生产生活，就不得不亲帮亲、邻帮邻 抱团取火、互助合作，从而互助合作就成了“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中国又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度，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史书写的几乎无年不灾。这客观上又要求政府和乡绅组 织农民兴建农业水利等基础工程，从而客观上又完成了农民的组织化的过程，以至马克思认为：正是政府这种组织农民兴修农业水利等基础工程的责任，才使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政权走向 极权成为必要。
其次，农民互助合作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农民的自我创造。中国革命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在这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一方面由于耕牛等生产资料的严重缺乏，另一方面由于青壮在前线劳力极 缺;一方面由于农民自我组织，另一方面由于根据地政府和组织的提倡，因而从井冈山时期的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互助合作组织，到抗战时期的耕牛合作社、劳动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和手工业合作社，再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安平县南王庄带有土地集体性质的合作社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因此农民互助合作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意志，实实在在是农民自己 生产生活的需要。
再次，农民互助合作，确实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这就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农民互助合作，“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 第1079页)“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一般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二人可抵三人，模范的变工扎工劳动是一人可抵二人，甚至二人以上。”(《毛泽东：《论合作社》)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农民互助合作反映了时代的要求。这正像毛泽东在《党在过渡吗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阐述的那样：一是小农经济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 能大幅增产，“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上面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对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 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二是小农经济不稳定，会导致“两极分化”，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 、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如果不对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三是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工业化的矛盾 。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巨大的高度集中的工业化基础之上，而小农经济不仅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向矛盾，也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矛盾，因此”同样，社会主义的道路 也是我国农业唯一的出路“。
四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其实并不一帆风顺。阻力不仅来自党外，而且来自党内，而且最大的阻力就来源于党内，绝对权威的毛泽东其实并不权威。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革命 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合作化就有人反对”。
这个“有人反对”的代表人物就是刘少奇。
1951年1月，刘少奇对安子文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组是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现在的变工互助组 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 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上卷 第197页)
1951年7月，刘少奇在山西省委的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写下了如下的批语：“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 有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 逐步地动摇 、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建 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 第42页)
针对刘少奇等党内反对派的意见，毛泽东不得不从正面加以说服：“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形成生产力的阶段 ，则这个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性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 上卷 第191页)毛泽东又不得不从正面严正驳斥：“‘确立 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确 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确立新民 主主义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 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 向就是没有走到。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 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 。要反‘左’反右，最后全部过渡完”。“‘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81 -82页)
五
农业合作化的阻力也来自中国社会，这集中体现在士大夫的代表、民主党派人士梁漱溟先生身上。
梁漱溟先生是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这是因为梁先生不仅有行动，而且有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在他自己看来似乎完美无缺。其实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如同梁先生的“身在问题中 ”的一生一样，都是一个矛盾的东西：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又看到中华文化的积弊，但骨子里却又崇尚中华文化;他看到了中国农村的种种问题，并大加鞑伐，但对封建制度却又真 诚地赞美;他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却在实验的乡村农民几乎”不动“而毫无成效;他欲独立于官府之外开展乡村建设，却又不得不仰仗军阀的鼻息来开展运动。
其实，毛泽东早在1938年1月就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展开了批评。梁先生在他的书中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毛泽东 批评道”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并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因此，所谓”伦理本位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 ，”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陈晋：《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因此，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实施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即将开始的关键时刻，梁漱溟 先生从他的改良主义理论出发，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攻击并对工农关系发出”九天九地“的喧嚣，以为”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 、妇联等也靠不住，质、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毛泽东不由悖然大怒：”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的建议， 人民政府是否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第108页)
显然，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争议不是什么意气之争，而是真真切切的”主义“之争——是如何巩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问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对此，晚年的梁漱溟先生其实已有深刻而又真诚的反思，说：“毛泽东是对的”。梁漱溟先生近年很是吃香，以为是中国最后和最大的公知，是中国最后也是最 大的良心。其实，这股势力是“醉翁之意”、“项庄舞剑”——不在梁公，而在泼污毛泽东和共产党罢了。
六
毛泽东曾经生动地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 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常的，也不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 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毛泽东著作专题摘辑》第341页)在土地改革完成之时 ，毛泽东就将全党的“三农”工作中心转移到农业合作化运动上来，不能不说毛泽东就是这样高明的领导;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此的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基本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 —而不是党内那些贬毛势力宣称的那样，这是一个片面的论断;更不是那些反毛势力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论断——更证明了毛泽东是一个高明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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