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一种是站在历史角度的客观评价，一种是站在个人立场的主观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土地国有化和农村合作社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历史事件，但对这个事件的评价，站在了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目的，脱离了历史背景，其评价必然背离客观性和真实性。来自新浪财经专栏作家所写的《毛泽东如何将土地私有变国有》一文，不仅主观臆断，而且与事实严重不符。(http://finance.sina.com.cn/zl/lifestyle/20131226/095817758118.shtml )
文中说：“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农民是一个被背叛和剥夺的阶层。他们失去了土地，被褫夺了进入城市的权利，他们创造的财富以‘剪刀差’的方式转化为国家投资，而他们的生活和生产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此话实质是要彻底否定计划经济，给计划经济抹黑，纵看全文，其目的就是要美化私有化。在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时期，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农民不仅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并在集体中拥有话语权，而且农民还获得一定的自留地，怎么能说成是“失去了土地”?土地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且土地是不动产，它不能带进城市，农民进入城市意味着要离开生产资料，农民在城市的生存基础靠什么?再退一步讲，当时的城市有没有吸纳能力接受农民进城?今天私有化的发展，社会经济水平也是前所未有的提高，甚至还是在京城，不是还存在进城农民住枯井内达十年之久，难道这样的生活质量一定比在农村好吗?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数以亿计的农民远走他乡，背井离乡离开农村，都是因为失去了土地吗?恰恰是因为私有化。这样的生活是生活的无奈，还是幸福的开始?这是不是算生活的提高?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穷二白，连铁钉、火柴都姓“洋”，没有国家的工业基础怎样发展?没有国家的投资何以建起繁荣的国家?在中国的很多家庭，他们靠省吃俭用住进的新房，事否子女们就该责备父母搞“剪刀差”?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在艰苦奋斗中发展起来的，那些借公平自由之名，行纨绔奢靡之风的人只能是坐吃山空，一事无成。到1976年，中国农村已初步实现机械化，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的大量投入形成樊规模体系;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把药品送到田间家中，满足了基本的医疗需要，怎能睁睛说瞎话，说成“生活和生产质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呢?农民是“被背叛的阶层”更是无稽之谈!
“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便以‘打土豪，分田地’赢得了支持。1947年的《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亦即承认改革后的土地私有性质，这一土地政策在争取民心上起到了决胜的效应。然而，建国之后，共产党在土地和农村政策上一反之前的私有化立场，展开了系统性的集体化改造。”这就是认为农民土地被剥夺的依据。这显然是用机械主义和刻舟求剑的方法看问题。“打土豪，分田地”是把土地从地主私人手中剥夺过来，变剥削阶级所有为劳动者所有。社会主义是全体劳动者当家主，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土地国有化并不改变所有者主体的性质，只是所有权形式的不同。在新中国实行“一化三改”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它更符合全体劳动者的根本利益。倒是在私有化的包产到户过程中，出现了耕地抛荒，耕牛替代了拖拉机，这又是怎样的提高生产质量?这里又有没有“剪刀差”?
“自明清以来所形成的、基础于小农经济的宗族社会模式被彻底的破坏，从此，中国人再无‘故乡’。因为农民失去了对土地交易的处置权，实质上便也失去了所有权，因此所谓的集体化便是国有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明清时期有“公有制”吗?故乡是用土地交易的处置权换来的吗?这种故乡情的逻辑存在的话，的祖国情是否也有交易的成分?“人民公社化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对财产权的信心，也挖掉了公民的财产权基础，对人们投资和经营私人财产和企业有根本性的影响。”这是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衡量社会主义的价值观，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评判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两种价值观和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也必然产生不同的结论。必须清楚，今天在城镇化过程中因土地引发的问题，恰恰不是因为公有制和土地国有化的问题，而是在摧毁了公有制和全面私有化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矛盾问题。“土地经济”的背后不是因为公有制，而是因为资本在背后兴风作浪。
关于“票据经济”，票据是产品分配的凭证，在社会生产国水平低下，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票据能满足人们的基本保障需要。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有利于当时合理调配统筹安排有限的物资，票据经济在保证物价长期稳定中功不可没，物价的稳定能保障人们的生活稳定，也确保了社会的安定，票据经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人们在物质分配中得到相对平等、公平的保障。说“政府得以在低生产效率的状态下，保证全国物价维持长期的超级平稳”不仅是严重的污蔑，而且还存在严重的思维错误。生产效率低不是保障物价长期稳定的结果，而是有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造成的。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激励和鼓舞下，人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热情高涨不断，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得到充分发挥，并创造了一个个奇迹。必须明白，在当时缺技术、缺设备、缺资金的历史条件下，一切生产进步和发展成果都是来之不易的。借贬低票据经济的作用，真实的目的还是为了宣扬私有制，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唱赞歌。
另有两个问题也得澄清，用“停课停工闹革命”概括当时的社会生活是不正确的。因为不论外面这样的闹革命，当时绝大多数的工厂企业的机器一直不停地运转着，工人还在加班加点生产着。说“停课”还有认识上的差异，因为上课不只是在教室和课堂上，同样在社会实践和生产劳动中，也包括在阶级斗争中。教育家陶行知就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学工、学农、学军，到工厂去、到农村去，那儿都是课堂，都是教学。可见，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与资本主义教育目的是完全不同的。“城市里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失业学生”的说法更是谎言，当年基础教育是低收费(学杂费5元一学期)，技校、中专、大学不仅免收学杂费，学生还享有生活费。当年还十分重视扫盲工作，扫盲班还开到工厂，工农兵大学和职工学校遍地开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是符合教育方针和教育目的的，即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上山下乡”，一方面化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为农村输送了知识劳动力，为农民送去了新的思想观念，对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确实，知青为当时的社会发展作出的奉献和牺牲，但他们在新的劳动岗位实现人生价值，书写人生辉煌。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极残酷的方式”是言过其实的夸张。获得工作岗位是生存的基础，与今天大批人员失业和下岗，哪个更残酷?
更有问题的话在这儿，文中说：“共产党以“工人党”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1927年国共决裂后转入农村，日渐演变为一个“农民党”。其最高决策层大多是农家子弟出身，他们对农民心理和利益诉求之掌握乃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而土地政策正是核心。”只能说对共产党的无知，共产党为什么不早出现也不晚出现，她就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产生。虽然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出现左倾与右倾的错误，但是以工农联盟的基础始终坚持和没有动摇过。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是在革命的实践与探索中适应中国国情所做出的，并不是也没有放弃城市的工作。把共产党分割为“工人党”和“农民党”是完全错误的。终于从中发现，用“农民党”偷换“共产党”的概念，就是要证明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局限性，通过混淆视听进而否定公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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