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丽 口述 杨玉珍 整理
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毛泽东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谈恋爱的时候，很穷，想结婚却没有钱。我父亲当时很有钱，因为我的外公、祖父都是乡绅，以前他们在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地做过都督，所以我家在当地算富有的。毛泽东就来找我父亲，说想借点钱结婚。我父亲也愿意支持两个人结婚，就同意借给他。毛泽东之后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因为有事情要打电话，可是打完电话要放的时候没拿稳，把电话给摔了，正好砸坏了我家的痰盂。当时我父亲不在家，毛泽东就跑到门房那里说，我把你家的痰盂砸坏了，你看该多少钱，我赔。后来父亲回来了，毛泽东又跟我父亲讲，我把你家的痰盂弄坏了，我要赔你钱。父亲笑着说，痰盂砸坏了不要紧，我也不要你赔钱，但你这种做法非常好，愿意自己赔，这是非常讲道德的。后来父亲把这件事经常讲给我们听，说毛泽东从年轻时就是个极其诚实、认真的人，以此来教育我们。
“在延安，一要学会挖窑洞，二要学会爬山”
1938年，我从上海奔赴延安，在那里又见到了毛泽东。抗日战争初期，全国各地的爱国人士，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往延安跑，我也不例外。因为我们的家庭是个革命家庭，我大伯是大革命时期的营长，我爸爸是长沙的革命人士，我姐姐是萧劲光将军的夫人，我的三姐、四哥在革命中牺牲了，我自己之前也做过地下工作，还曾经被捕过，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延安，向往那里火热的革命生活。在去延安之前，我一直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医，学了七年--五年学习，两年实习(在南京中央医院)。最后来到延安，继续从事医学工作，当医生。当时的延安，人多屋少，这么多人到延安来，延安的小茅屋、小窑洞怎么能容纳得下这么多人呢?所以来的人很多，根本就没地方住，只能暂时先住招待所。但那么多人也不能老住招待所，招待所也住不开。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就号召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那时有很多人就很不高兴，说我们来这里是来革命的，又不是来挖窑洞、做苦工的。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就在窑洞外面的方地上给大家开会。大家都盘腿坐在地上，毛主席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前面摆个小茶几。毛主席讲的话很多，其中有两条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条就是讲挖窑洞。他说，首先，你们参加抗日战争，我们共产党特别欢迎，但是你们要吃苦，因为吃不了苦就打不了胜仗，所以一来就叫你们劳动，这是锻炼大家吃苦的能力。其次，延安人多房子少，哪有这么多房子、这么多床给大家住啊，所以你们要革命就要先劳动，为革命创造条件。要劳动还要讲节约，我们目前没有木头，没有床，只能先住窑洞的大炕。自己动手挖窑洞、垒大炕，大炕上面能住很多人，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还有马列学院，搞的都是窑洞，住的都是大炕。毛主席接着说，我今天讲的第二条，就是要你们练习爬山。你们要打日本鬼子，一定要学会爬山，爬山和挖窑洞一样都不能少。要学会练习两只腿，学会打仗，要跟日本鬼子比赛。因为你爬山了、自己挖窑洞了，腿脚就会变得灵活，而日本鬼子爬不动，到时候你们就可以把日本鬼子一个个都打死了。毛主席讲得活灵活现，我都记在了脑子里。毛主席当时就是要求大家自己动手，不靠别人，所以后来才有了南泥湾。
“我和江青织的毛衣最漂亮，最好卖”
说到南泥湾，还要讲讲我们当时在延安的生活。原来国共合作时还好，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了摩擦，国民党就开始封锁我们，不许送东西到延安来。在延安，吃的没有，穿的没有，什么都没有，最后连饭也没得吃了。怎么办呢?毛主席就想了一个办法，自力更生，搞大生产，开发南泥湾。当时王震是三五九旅旅长，就让他带兵来开发南泥湾。
在大生产运动中，男同志开发南泥湾，女同志除了劳动外，还要纺线、织毛衣。我们这些领导人的家属也都参加进来，并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任务，比如一礼拜交多少斤线、交几件毛衣等。给我们定的任务是一星期上交-件织好的毛衣。当时纺线，很多都拿羊毛来纺，纺出来看着还不错，只是颜色太单调了，只有黑的白的，因为没有办法染。当时参加纺线的有我、有江青、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前，还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但康克清参加的比较少。我们坐在-起，唠唠叨叨，什么话都说。我和江青因为是大城市(上海)来的，懂得一些时髦花样，所以织出来的毛衣就比较好看，卖得也比较好。后勤部卖完我们的毛衣后跟我们说，你们织的毛衣放在边区卖，都抢着买。我当时还织了一套特别漂亮的衣服，上面是外套，下面是裙子，裙摆特别大，很时髦，也很漂亮，后来江青喜欢，就被她拿走了。那时，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白天忙着工作，晚上首长们开会，我们就聚在-起纺线、织毛衣。
当时在延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如果工作不太忙，偶尔还可以跟主席他们打打麻将。因为我和王稼祥住的窑洞和主席的窑洞挨着(因为经常有作战电报，王稼祥就和主席住得近一些，方便工作)，所以主席有时候就会对着我们的窑洞喊，仲丽啊，三缺一呀，大家就一起打麻将。当时参加的有主席、江青、我和叶子龙。
毛主席的生日宴改成了舞会
1943年，毛主席马上要过50岁生日了。江青老早就跟叶子龙说，主席的生日快到了，我们要欢欢喜喜、热热闹闹地搞一场。叶子龙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过什么生日，不过!不搞这些，省钱，省时间。”有些人看不惯，就说，生日不过怎么行啊。江青也跟毛主席吵：“你的生日，五十大寿，请点客、吃点饭有什么不可以?”毛主席说：“请什么客，不过不过!”后来因为江青吵得厉害，毛主席没有办法，就说那就搞个舞会吧。当时毛主席正在学跳舞，我是老师。他那段时间正在起草-个讲话，很累，江青就想让他借学跳舞好好休息一下。毛主席听说要学跳舞，很高兴地说：“学跳舞啊，好啊!”就开始跟我学。有一次，他跳得挺高兴，我就跟主席开玩笑说，您跳舞不像跳舞，像跳体操。主席说，你叫我朝前我就朝前，你叫我朝后我就朝后，还说我跳得像体操，不跳了，然后继续回屋写他的东西。他当时满脑子都是他要写的东西。
到了舞会那天，大家都聚在新盖的礼堂里。那时延安还没有电灯，开会时都用汽灯。音响设备也不怎么好，只有一台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留声机，破破烂烂的，声音发哑。但大家兴致都很高。那次参加跳舞的，有我、江青、刘英(张闻天的夫人)，还有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好多人都不会跳，只在旁边看着，邓颖超、康克清等都在场。当时也没什么吃的，就是-杯水，一点小零食，比如花生、红枣啊，还有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品，就算是庆祝了。轮到毛主席跟刘英跳舞，刘英是那种身材比较娇小的人，主席跟她-起跳，跳那种转圈的舞，跳着跳着，一下把刘英给甩出去了。当时我们哈哈大笑，主席也笑，刘英也笑。我们跟毛主席开玩笑，说他俩跳舞像老鹰捉小鸡，主席听了一点也不生气。
在去参加那次舞会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从毛主席住的杨家岭到礼堂，中间有一段距离，走路很远，毛主席就经常坐车去。说起这辆车，还跟我有点关系，因为这辆车救过我的命。这辆车是宋庆龄当年送给毛主席的，可是很多时候它都充当了“救护车”。有一次，我发高烧，当时王稼祥他们正在开会，家里没有人，只有一个勤务员。我持续高烧不退，电话打到毛主席开会的地方，毛主席就派了那辆车把我送到医院。要不是送的及时，我可能命都没有了。舞会那天，汽车拉着我们几个人往礼堂开去。当车走到一座山旁时，突然从山后窜出一只狼，坐在那瞪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们。大家发现后都吓得哇哇大叫，最先叫的是江青。她一边叫一边说，要死了，要死了，怎么办?毛主席说，见着狼都怕，见着敌人怎么办?不要怕，开灯，灯一开，狼就跑掉了，它怕灯光。果然，车灯一开，那只狼就跑了，我们顺利地到达目的地，给主席过了-个特别的生日。
按说那个时候战争形势还算挺好，晋西南、东北战局都是好的，过个五十大寿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毛主席却坚决不干，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才办了这样-个舞会。舞会只是大家在-起热闹热闹，也没花多少钱，比较节俭。
一片火腿，毛主席也要和其他同志分享
当时在延安，没什么好吃的，菠菜、土豆、黑豆角就算最好的菜了，连豆芽菜、豆腐什么的都没有。我们苦得厉害，根本就没东西吃。有一天毛主席吃饭，见桌子上摆了一块火腿。他一看今天有火腿吃，就把大厨老周叫来，问老周这个火腿哪来的。老周说，这是从西安带来的。“西安带来的?恩来和其他的同志都有没有?”“他们没有，就给你-个人吃的。”“我不吃，要吃就大家一起吃，让我一个人吃，我不吃。”老周就说：“就这几片火腿，太少了，这是大家关心你、爱护你，看你好多天没吃过肉了，才拿给你的，我不拿走。”毛主席说：“你为什么不拿走?我不能一个人吃。”后来老周没办法，就给周恩来、王稼祥等都分了分。
就那么几片火腿，毛主席还想着其他的人，照顾着其他的朋友、同志。这既是中共领导人节俭的一种体现，也反映了当时在延安大家同甘共苦的一种状态、一种精神。
为毛主席做保健工作，毛主席说：“没有事，我身体好着呢!”
1949年春，毛主席从西柏坡来到北平，住在西山的双清别墅。王稼祥、陈云、刘少奇等同志也都搬到这里。虽然住所在西山，但大家都不在这里办公，办公要每天坐汽车到市里的北京饭店。那时候所有人的工作都异常繁忙，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马上要成立了。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马上要站立起来了，我们要争取获得世界各个国家的支持，因此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需要处理。
当时毛主席身边没有保健医生，大家就推荐我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我说不行不行，我马上要跟随王稼祥去苏联了。他们说，你还有两个月才走呢，你就先当两个月。我还是说不行。因为我那时还很年轻，才30岁出头，怎么能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呢。后来江青也来跟我说，仲丽，你就先当一下吧，现在毛主席身边没有人，等有了人就接替你。我说，我不当保健医生也可以给毛主席做保健工作，在这几个月之内，我保证只要毛主席一喊我就到。所以，在去苏联之前，我就在毛主席身边，给他做了几个月的保健工作。
毛主席住在西山期间，我一直陪着他量血压，做一些身体的小检查。毛主席那时候兴奋啊，因为南京马上要解放了，南京一解放，全国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了。毛主席每天起早贪黑，既要看电报，又要进行战略决策，所以工作很多、很累。
每次给主席量血压的时候，主席都说，没有事，我身体好着呢。当时，他们都跟我说，毛主席的身体全靠你呢，可是我当时心想，我就是一小孩，毛主席的身体靠我怎么能靠得住呢。
毛主席亲自到门外迎接沈钧儒
当时，主席讲的最多的除了战争，就是联合政府，就是怎样把爱国人士都请到北平来，开政治协商会议。当时像沈钧儒、宋庆龄、何香凝、章伯钧等都是被邀请的对象。国民党不让他们到北平来，他们就绕道东北、香港，不远万里来到北平。每一位民主人士，毛主席都亲自接见。记得有一次沈钧儒来，毛主席亲自跑到门外，替沈钧儒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下来，对他很尊敬，很客气，非常真诚。毛主席把每位民主人士都请来谈，谈将来建立的统一战线政策，谈新政协的成立，请他们每个人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毛主席同很多人的谈话我都在场，因为我是他的保健医生，要时刻跟随在他左右，对他的健康负责。
任何时候都不忘坚持群众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1953年或1954年，毛主席一个湘潭的亲戚来北京看病。当时我是北京友谊医院的院长。北京友谊医院，原名叫“苏联红十字医院”，成立于1952年，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的，我是这所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叶子龙当时把病人领到我这里，跟我说，主席特意交代，不要搞特殊，不要特意找好大夫看，要跟普通人一样挂号、排队，该住院住院，不该住院也不要强求。听他这么说，我就像接待普通病人一样接待这位毛主席的亲戚，没有跟医院的其他医生说这是毛主席介绍来的，也没有特意找好大夫给他看，确实如主席所说，一切按正常程序办事，没有给予任何“特殊优待”。
这件事情虽小，但同样令我们感动。主席不为私，不为己，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自己搞特殊，始终站在群众的立场，坚持走群众路线，我想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还有一件事，我同样印象深刻，也是我在北京友谊医院工作期间。有一天，毛主席介绍了一位女同志来找我，希望我能为她在我们医院安排一份工作。原来，这位女同志是毛主席年轻时的一个战友的夫人，会接生，希望找一份妇产科的工作。听了这个情况，我说可以，可以安排在我们医院工作，就把她介绍给了我们妇产科主任。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又找到我，说这位女同志的丈夫很早就牺牲了，她本人很要求进步，希望能在我们医院入党，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好，回头我得跟我们的党支部说一下。回去之后，我把这个情况跟医院的党支部说了，可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位女同志入党的事情始终没有消息。有一次，主席又见到我，问我：“入党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说还没有，我回去再问一下。打听之后才知道，医院的党支部之所以迟迟不批准这位同志入党，是因为觉得这位同志工作上不够出色，做接生工作没接受过正规的训练，采取的是土办法;再加上年纪有些大了，动作慢，不够灵活，所以一直没通过她入党的请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觉得这个人是院长介绍来的，对这种“走后门”的做法可能有一种抵触、逆反的心理。后来再见到毛主席，他又问我，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毛主席说了，主席只“哦”了一声，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到最后，那位女同志始终没入成党，我也从来没跟医院的人说过这个人是毛主席介绍来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从不用自己的特权压人，始终尊重群众的意见。
这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的一些小故事。在120周年之示，讲述这些往事，以为纪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35期，摘自2014年第1期《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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