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毛泽东同志就特别强调了不能割裂历史的问题，明确指向教条主义倾向和经验主义倾向，尤其是前者。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古代中国史几乎没有研究，割断历史，不懂得中国，单凭热情去工作或者抽象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以指导工作，是要不得的主观主义态度。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要求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革命实际，正确地解释历史和实践。
1941年至1944年间，我们党在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中开展了对于党的历史的大讨论，它对于在马列主义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文件和相关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党九十多年来的历史，采取了连续性的、一条主线式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承续性的认识态度，这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经过部分修改后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鲜明地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鲜明地指出了，我们是在党成立以来九十多年带领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的基础上，迎来光明前景的。在第二部分中，集中阐述了这一历史承续关系。
国内上世纪90年代出现“告别革命”论，名为告别革命，实为否定革命，鼓吹“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弃置“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思潮更是以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告别革命”的同时，认为中国需要“补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课，认为“历史”将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只有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对中国革命史作出恰当的说明。正是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思潮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们在对待革命问题上，是把革命与破坏等同，与建设对立。其根本性指向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股思潮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奋斗史、为人民服务史歪曲为党内斗争史、错误灾难史;企图通过诬蔑、丑化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而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目的。他们把我们党历史上一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作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来论说，用放大镜来看待我们党的错误;把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偶然性因素和次要原因;把我们党的历史直接表述为一部“左”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掩盖和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似乎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史。在对待新中国“前三十年”上，荒谬论点很多，比如说颠倒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与“自我封闭”的关系。陈奎元同志在《加强国史研究推进民族复兴》(2010年第22期《求是》)中说，“因为发生过失误，付出过代价，就断探否定新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客观的，是不符合事实的。”
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历史问题;也许听起来有点玄乎，文革、中国革命、毛泽东、新中国前三十年、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类表面上似乎有点不搭界的事情，就是一个问题，历史问题，就是中国的问题。
2012年5月7日《环球时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的文章《年轻人千万别缅怀“文革”》，是一个好的例子。文章开头便说：“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人大会议闭幕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文革可能会卷土重来。”这就把文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了。一些人“居然”怀念文革，文章因而感到“奇怪”、“难以理解”、“震惊”。为什么呢?因为1981年决议以来，已经对文革“盖棺论定”。
的分析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文革，特别是年轻人，“以为‘文革’就是‘唱红打黑’、吃吃喝喝”。在这里奇怪地把重庆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虽然没有明说。是了解文革的：“且不说多少冤假错案，在数不清的‘武斗’和镇暴中惨死的红卫兵就有多少?”的这种一概而论的“定论”实在是让人不知说什么好。这就是他的文革。而他之所说“这个国家几乎毁灭的”文革的判词，实在是不知所云。
还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实原因，就是今天对于文革揭露得不够，而且“极左网站”对于文革的打扮，认为这是“不对称话语体系”的后果：“扭曲的历史观”。与其历史观一样，也不出意外地使用其抽象的民主、法治观念来言说，并且得出结论：“幻想某个‘救星’出来伸张正义”。只差说出人名了;“一厢情愿地幻想通过非民主、非法治等非常规手段治理社会。”最终的结论是，落实宪法对言论和出版自由的规定。接着的一句话我是同意的：“只要允许正反两种意见自由辩论，人民不难辨明真相，并对‘文革’等所有重大历史或现实事件做出理性判断。”
我也以为一种扭曲的历史观造成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轻佻。我并不以为几十年来我们对于“文革”揭露得不够，而是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歪曲性揭露，丑化性披露;对于历史最大的扭曲恰恰在于对于“前三十年”，特别是对文革。造成的后果就是文革成了一个垃圾框，造成的严重后果是阻挠了人们对包括文革历史在内的中国现代史的全面客观地了解与认识，更谈不上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促进我们更好地发展了。
2011年9月1日，习近平同志《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强调了学习党史、近现代史的重要性，其中有两个基本的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我们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业绩中获得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最后强调了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而具有历史文化素养，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历史意识和文化自觉，即想问题、作决策要有历史眼光，能够从以往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自觉地按照历史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办事。”
人们为什么关心历史?克罗齐曾经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进行了回答。对于历史的兴趣源于当下，还可以说，出于对“现时”走向的关心，对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期许。而未来其实很难推知，这是“现时”难题，历史的作用大约在尽可能地避免人们已认知的歧路。马克思曾极而言之“历史科学是唯一科学”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从来就不是循环，有其大致的粗线条行进路径。对于这一路径的认识有利于人们选择。
历史被割裂的意思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先回答为什么会出现割裂历史的行为，以及不能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割裂历史行为的依据相混淆，之所以出现这种行为，恰恰就在于存在这种混淆状况。
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940年初，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他们向前看。”
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阶层一直存在着把中国社会拉向资本主义体系的“努力”，1956年的右派大爆发，1979年的西单墙，1983-1984年的精神污染，19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学潮，其实做的事情都是同一件事情。而政治领导层上对于割裂历史或明或暗的鼓励，给这股势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割裂的历史就是一个陌生化的历史、妖魔化的历史，一个无需再去进行分析、批判、借鉴的历史。
国内上世纪90年代出现“告别革命”论，名为告别革命，实为否定革命，鼓吹“不触动封建根基的改良主义”，弃置“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思潮更是以要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实行“现代民主政治”的面目出现。“告别革命”的同时，认为中国需要“补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课，认为“历史”将终结于现代资本主义形态。只有对现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进行考察，才有可能对中国革命史作出恰当的说明。正是在这一点上，保守主义思潮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们在对待革命问题上，是把革命与破坏等同，与建设对立。其根本性指向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把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奋斗史、为人民服务史歪曲为党内斗争史、错误灾难史;企图通过诬蔑、丑化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进而达到否定党的领导的目的。他们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手法，即，把我们党历史上一些领导人的错误路线作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来论说，用放大镜来看待我们党的错误;把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原因，归结为偶然性因素和次要原因;把我们党的历史直接表述为一部“左”的历史——简单说来，就是一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掩盖和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似乎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史。在对待新中国“前三十年”上，荒谬论点很多，比如说颠倒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封锁与“自我封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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