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代表李鸿章与伍廷芳等人的感情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
[甲午战争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
甲午战争中，伍廷芳作为李鸿章的重要幕僚，起过重要作用。为了从浩瀚的史料中研究李鸿章以及甲午战争战败原因，对伍廷芳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不应忽略。本文内容摘选自《甲午战争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角色——日本机密档案中的伍廷芳》，原文发表于2005年第1期《清史研究》，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特聘专家孔祥吉与日本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家村田雄二郎。原文篇幅较长，主要论及伍廷芳，且大量引用日本外交档案中原始记录，摘选内容侧重与李鸿章有关的史料,标题与小标题均为原编辑所加。
伍廷芳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为人所熟知。历史学家一直将其作为一个清末杰出外交家和革命家而予以敬仰的。尤其是孙中山对伍廷芳更是推崇备至。然而，以往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一个在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十分重要的问题，即伍廷芳与日本之关系。
据日本外交档案显示，伍廷芳多次自称日本人朋友，因此也如朋友般推心置腹。他作为外交官在与日本人的交谈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泄露了许多至关重要的清廷内部政要秘闻。当然，日本外交官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外交官职责，他们表面上视伍氏为朋友，真正却将其视为提供情报的重要来源。
正因如此，每当伍廷芳的谈话结束以后，这些公使、领事们都要将其内容一五一十地向日本外务省禀报，以供上层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参酌。其次数之繁多，内容之重要，其数量之多，简直让日本的外交官都感到惊讶不已。更不能忽视的是，伍廷芳在更多时候是受李鸿章的旨意办事，从中可窥见清末主和派之一斑。
早年受西方教育深得李鸿章赏识
伍廷芳是清朝任命的第一个系统受过西方教育，而且又拿到文凭，然后在香港又从事多年本职工作的律师。因此，厘清伍廷芳的成长过程，对于了解伍氏后来同日本的复杂交往是必不可少的。
伍廷芳(1842-1922)幼年受时局动荡课业中缀，经亲友和外国传教士帮助转赴香港求学。毕业后曾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同治十三年(1874)，伍廷芳转赴英伦，自费留学，且进入伦敦林肯法律学院，奋发图强，刻苦攻读西方法律知识。毕业后，伍廷芳以通晓商务、中外律例、万国公法而闻名于当时。之后，他又被聘为香港定例局(今称立法局)议员。
伍廷芳的声名远播，郭嵩焘、李鸿章等都曾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身居内政外交要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伍氏极为信服，早在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即向朝廷上书希望招致伍氏到北洋任职。
随着中外交涉的日益频繁，李鸿章愈来愈觉得伍廷芳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伍廷芳于光绪八年(1882)到北洋大臣李鸿章那里就职。伍廷芳以精通英文，谙熟西方法律而被直隶总督李鸿章安排进入幕府，协助李鸿章兴铁路，开矿藏，并充当翻译，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伍廷芳深受李氏之器重与称赞，因而很快得到提升。更在日后处理与日本的事务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伊藤博文有意私会伍廷芳的玄机
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载，伍廷芳与日本外交人员的接触是光绪十一年(1885)，天津条约谈判之际。然而，他与日本官员的较多个人接触，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中第一次马关议和之时。当时，伍廷芳作为头等参赞随同张荫桓、邵友濂赴马关议和。日本以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大臣。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1895年2月1日)双方在广岛县厅互相核阅全权证书。日方以张、邵二人并非全权大臣，不具议和之条件，并于次日在广岛县厅见面时，宣布拒绝开议，并不允中国使臣驻扎。
但是，在清廷议和大臣离开会谈场所广岛县厅之际，伊藤博文又留下伍廷芳，与伍氏进行交谈(1895年2月2日、3日)，而且谈话内容十分重要，如签约的人员和地点安排等事宜【参见《伍廷芳与伊藤博文问答》档案记载】。伍廷芳将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内容，已向清廷奏报。其中有关伊藤博文与伍廷芳叙述天津分别后的问候和联络情感，甚至伊藤博文对伍氏夸奖的话，伍廷芳已经隐瞒。
那么伊藤博文作为日本首相，为什么偏偏找伍廷芳这样一个小人物谈话呢?按照国际谈判的惯例，伊藤博文如果有事想通知清廷，完全可以在与张荫桓见面时表达日方的意见，因为张、邵二人乃清廷之正式谈判大臣。而伊藤博文却绕过张、邵二人，找到一个谈判的参赞官，面谈如此重要之事，这实在是件反常的事。
此外，有人说，伊藤博文与伍廷芳个人交谈的原因是因为“伊、伍是同时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但在日本档案或中国档案中，却根本找不到伊、伍是在伦敦“修读法律的旧交”的任何记载。事实上，尹藤博文与伍廷芳相识并非在伦敦，而是在中国天津。据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担任书记官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中岛雄记载，伊藤博文与伍廷芳最初相识是在光绪十一年(1895)的天津谈判之际。
据伍廷芳后来告诉日本驻京公使，正是伊藤博文的这次谈话，给伍廷芳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也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对日本的许多好感。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十多年之后，亦未曾衰减。伊藤博文将如此重要的信息交给伍廷芳转达，实在不是一件寻常之事。此事在伍廷芳日后同日本的交涉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马关条约》举国痛不欲生 李鸿章却对日心生好感
在张荫桓、邵友濂赴日议和被拒之后，清廷根据伍廷芳所转达的伊藤博文旨意，改命李鸿章为钦命全权大臣，再次赴马关议和。伍廷芳与罗丰禄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均被任命为头等参赞同赴日本。
李鸿章一行在日本反复辩驳，屡经磋商，终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后，伍廷芳又被任命为中国方面的换约代表。所谓“换约”，是将在马关签订之约，经过各自政府批准用印后，再拿到烟台与日本代表互换条约。此后，李鸿章又担负了商约谈判大臣，为贯彻《马关条约》的有关内容，与日本政府的代表展开了中日商约谈判。
《马关条约》的内容十分苛刻。包括赔巨款，割台湾，增开商埠。当条约内容传到北京后，举国为之震惊。因为这是自《南京条约》签署以来清王朝所签订的最屈辱的条约，故从朝廷大僚，到民间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切齿痛恨。康有为曾为此发动了一千多名会试举子公车上书，吁请废约再战，奋发图强。台湾举人更是痛哭流涕，痛不欲生，认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乞求清廷千万不要割舍台湾。
然而，直接参与《马关条约》签署的清廷代表李鸿章与伍廷芳、罗丰禄等人的感情却完全与众不同，他们觉得谈判来之不易，理应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款。甚至认为主战派的废约企图，是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对于侵略者日本，他们非但没有憎恨与嫌弃，反而通过谈判增加了好感，企图依赖日本之势力，与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讨价还价。这真是国人从来未曾想到，也没有敢往这个方向去想的严峻事实。
李鸿章与伍廷芳的这种立场，在日本已公开发布多年的档案史料中有详细的记载。根据日方的档案记载，伍廷芳在《马关条约》签署回到天津后，曾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多次秘密接触，这些接触很多情况下是根据李鸿章的旨意诡秘地进行的。
日本档案中记载：“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
李鸿章携日本人之手对付主战派
关于李鸿章在签约后的处境以及心态，可从日本档案中找到蛛丝马迹。【关于通商条约谈判伍廷芳谈话(亲展送第一一六号)】为荒川已次明治28年8月3日(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向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报告，档案记载内容摘选如下【可从原文参阅档案全文】：
“本年七月三十一日伍廷芳氏特地访问本官，说明李鸿章伯目下地位及与北京政府诸大臣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清国北京诸大臣对日本的感情与战争之前相比，几乎没有改变。没有畏服日本之情，依然存蔑视日本之念，其结果似乎增加了亲近露[俄]国、憎恨日本的情绪。”
“其次，李鸿章伯与北京政府之关系日益疏隔，李氏照样一人承受日清通商条约的责任，谈判决定后李鸿章最终也不会被清国政府谅解，其地位之危险乃是明白的事实。”“对李伯最有力之反对者，内有翁同龢、李鸿藻(直隶人)两军机大臣，其势力颇强，亲露[俄]国而恨日本，随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总督张之洞，是亦为李伯的有力反对者之一。”
“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说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见，李伯对目前处境甚不高兴，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权力，他非常希望依赖我政府的威望，来恢复其旧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气也明白显露出，他虽然说为李伯考虑，实际上也为他自己打算。”
“可见，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我方应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满足其希望，将此次通商条约的谈判改于北京举行，使李伯能制服那些反对者，使其权力增强，而让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担签署该条约之责任，亦不失为当前的一个政治策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昭和42年版，第614-618页。译者小野寺史郎。)
这是伍廷芳在烟台换约完毕，回到天津后与荒川已次的一次长谈。这次密谈居然持续了了十二个小时，实在令人吃惊，其中涉及了许多至今不为世人所知的重要内容。
其一、清廷内部对《马关条约》的争论不休，最后经过伍廷芳亲自去登门劝说，敦促朝廷内部的主和党的军机大臣孙毓汶与徐用仪出面，劝说恭亲王同意，才排除了朝廷内部主张废约再战的强硬派，使烟台的换约如期进行。
其二、由于甲午战争的结果，清廷上下弥漫着亲俄国、恨日本的情绪。从湖广总督张之洞，到清廷上层的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藻都有亲近俄国，憎恶李鸿章的情绪，伍氏请日本对此动向予以关注。
其三、伍廷芳公然请求由日本政府出面，恢复李鸿章的威望与权力。认为如果李鸿章能继续有所作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
伍廷芳还进而指出，即将开始的中日商约谈判，由于日本驻京林董公使的劝告，放弃在天津而在北京举行。此举为李鸿章亲赴北京说服反对者，恢复其权力，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李氏在中日商约谈判中把翁同龢等总理衙门大臣也拉进来谈判，分担责任，实在是聪明过人之策略。
总之，伍廷芳把最为机密、最为紧要的清廷政情向日人禀报，并且希望同日人携手共同对付朝廷中以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
伍廷芳的这一番密谈，使这位驻天津多年的日本领事都不胜惊诧。他急忙将此内容禀报给了日本外务省代理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而西园寺则很快将它转达给了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作为清廷的大臣，李鸿章伍廷芳却与日本政府站在一起来对付朝廷内部的政敌，在如此重大问题上，敌我不分，本末倒置，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借日本人之势力影响清政府人事安排
更有甚者，伍廷芳还同罗丰禄一道多次找荒川已次交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出力，向清廷最高统治者施加影响，让伍廷芳去担当对清国政治会有重要影响的驻日本公使。他们的这一秘密活动亦由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向日本外务省的负责人如实禀报。其文曰：
“伍廷芳、罗丰禄二人，常常来往于李鸿章和本领事馆之间，多次说起清国的命运非常困难，日本驻北京公使的刺激对清国的改革很重要。”
“（伍廷芳等）还透露说北京的翁同龢独揽大权，最反对李鸿章。因此，驻外公使的职位，也很难轮到李的部下。所以，前几天，(他们)向林公使讲到了这个情况，希望(林公使)能间接地向清国提出派遣伍廷芳这样的通晓国内外大势的人物到东京出任公使的要求。”
“再有，关于旅顺军港的船渠内部的器械设施的维护保存及妥善使用方法，李鸿章亦命伍廷芳前来相告。对此，本官将会再作进一步报告。”(驻天津领事荒川已次 明治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注：伊藤博文编：《机密日清战争》，第436页，译者佐藤隆。)
伍廷芳先是向日本输送有关清廷上层的政治情报，以取得日本外交人员的认知与同情。然后，再请日本公使向朝廷提出由伍廷芳出任甲午战后的驻日公使。伍廷芳的这一系列做法，都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进行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战争之际，李鸿章竟然命伍廷芳向日方“汇报”旅顺军港的军事概况。
伍廷芳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由于李鸿章的鼎力推荐，即于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及秘鲁的全权公使。
除伍廷芳同罗丰禄向天津的日本领事荒川已次所云的证据外，日本档案中还有更使人吃惊的记载。这些记载不是在天津，而是伍廷芳在北京与日本公使林董的直接交往。
清廷主政者长期以来闭目塞听，昏聩愚昧，他们把对外交涉这样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委托给少数几个像李鸿章这样的南、北洋通商大臣，委托给这些号称通达外情的洋务派官僚全权处理。至于这些重大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当政者也是若明若暗，心中无数。
正因为如此，在《马关条约》签署未久，清廷又任命李鸿章为与日方谈判的商约大臣。如上所述，根据日本驻京公使林董之建议，这一谈判地点由天津改在北京。于是，李鸿章又带着伍廷芳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与日使谈判。刚到北京，伍廷芳即受李鸿章之命，秘密来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同林董公使闭户长谈，这次交谈涉及清廷上层的政潮起伏及人事纠葛。对此次重要密谈内容，可以从林董之密报中窥其全貌。林氏之报告题为【机密第三十九号函关于伍廷芳来访谈及李鸿章目前处境，军机处内部翁同龢与徐用仪之间所发生之事以及李鸿章调任陕甘总督传言的报告。】
档案开头便说：“八月二十六日早上李鸿章至京。然后朝廷发布李氏留京入阁处理事务，对此本应详细报告，但因当时尚不知其来龙去脉，故只有临时报告……正当音信不通，且正着人密查李氏此次转任是如何议定，而尚未有确切消息入手之际，随同李氏入京之伍廷芳突于昨日来访，火速会见。于天南地北闲谈之际，本公使问及此次李氏事件始末。”
伍廷芳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三日(1895年8月3日)在天津谈话时，已提到军机大臣孙毓汶受到言官弹劾，迫不得已而辞官，而他的伙伴徐用仪孤立于政府，其地位已岌岌可危。时隔一月，又向林董报告徐用仪被光绪皇帝逐出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可见，伍廷芳向日人通报情况是非常及时的。
甲午战争中，清廷上层主和派外有李鸿章，内有孙毓汶、徐用仪，而他们的后台则是恭亲王奕与慈禧。他们内外呼应，串通一气，致使光绪皇帝的主张政策无法实施，从而导致清廷在同日本作战中，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中日谈判 李鸿章站到日本立场上
伍廷芳在甲午战争后同日本领事及公使的交往，往往受李鸿章主和外交的影响，或者有些是受李鸿章的指使而为的。
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不认真备战，企图借助俄国等列强干涉，避免与日冲突，因而受到亲政不久、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屡次申斥，帝党势力迅速膨胀。李鸿章和伍廷芳、罗丰禄等北洋官僚处于政治上被压抑的状态。因此，对光绪皇帝及翁同龢等帝党官僚的愤恨情绪，弥漫在北洋上下，而且愈积愈深。最后，清军一败涂地，清廷迫不得已又让李鸿章和他的两个亲密幕僚，当时的外交专家罗丰禄、伍廷芳一起来到日本议和。可想而知，李鸿章们是带着满腹的牢骚来到马关谈判的。
李鸿章在谈判中曾不止一次地向日方表露，他是一个中外皆知的和平主义者。当战争初起，他曾力图阻止，可是都察院的御史和言官及其他主战派硬是要打这场战争。在谈判桌上同战场上的敌人做这样的表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摆脱干系，赢得日人之好感吗？李鸿章们此时已完全站错了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当时的日本档案文献中，凡有李鸿章处，均称之为“李伯”，称伊藤博文为“伊藤伯”；还有一本史书把李鸿章来马关与伊藤博文之会谈称为“双雄会”，即不管失败还是胜利，都是英雄。这是李鸿章给当时日本社会的印象。正如荒川已次领事所言，李氏素知日本国力，战后对日尤为敬慕。李氏认为战争之结果，恰恰证实了他战前的预见，故自内心对帝党人物更加鄙视。因而与日本外交人员产生共鸣。而中国的历史著作几乎很少涉及这些资料与问题。正是因为李鸿章有这样的认识，所以伍廷芳回到天津以后，就频频同荒川已次领事联络，一面散布悲观情绪，一面请日人说项，让伍廷芳出任对中国内政改革颇为重要的清廷驻日公使。
为了尽快兑现在马关签署的条约，伍廷芳甚至向日本公使禀报是他们亲自顶着翁同龢的压力，去做军机大臣内部主和派孙毓汶、徐用仪的工作，由他们再疏通恭亲王，从而说动位处深宫的慈禧，然后再强迫光绪皇帝含泪在《马关条约》上用宝。这是一幅何等凄惨的宫廷历史图画。它与日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敌忾同仇的景象形成了显明的对照。
李鸿章、罗丰禄、伍廷芳，这些晚清的外交专家们把朝廷内部的对立情绪，带到了谈判桌上，以至于同战场上的敌人站到了一起，共同向朝廷内部的政敌施加压力，北洋的精英们完全站错了位置。伍廷芳在这个阶段屡次向日人输送情报，其根源就在于此。他在很大程度上是禀承清廷内部主和派的旨意行事的。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