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底。朔风凛冽的隆冬，新年的气息悄然临近。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乡曙光小学，正在召开的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人们习惯称之为“古田会议”。就是这次会议，犹如一道曙光照耀着新生的人民军队，因此被誉为建党建军史上的里程碑。红四军的一次党代会，为何会在党史、军史上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它解决了初创时期的人民军队哪些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古田会议前后，发生了哪些百折千回的故事?值此古田会议召开80周年之际，笔者带着大家追忆这段不平凡的光辉岁月。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团结改造了当地袁文才、王佐的武装。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1928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前委书记，朱德任军长，5月后陈毅任军委书记。他们同心协力，指挥红四军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四军党内对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毛泽东、朱德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的认识也不尽一致。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正确的思想倾向，曾力图加以纠正。对他与军长朱德之间在创建根据地和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问题上出现的认识上的分歧，也曾力图加以解决。但因处于频繁的战争环境和某些条件的不成熟，这些问题在一个时期内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红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在先后多次“进剿”(由一省敌人发动的进攻)“会剿”(由两省或三省敌人联合组织的进攻)失败的情况下，1929年1月，国民党政府调集湘、赣两省8个旅约3万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会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毛泽东、朱德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打破敌人封锁。下山初期，由于沿途都是无群众基础的地方，敌兵紧追其后，加之反动民团助长声威，红四军异常困苦。但2月lO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在赣南宁都的大柏地战斗中，毛泽东、朱德抓住国民党军轻敌冒进的机会。指挥部队一举歼灭敌人两个团，缴获大量辎重，打了个大胜仗。
有了这个转折，红四军斗争形势就好多了。3月，红四军在赣南展开武装斗争，先后占领兴国、宁都、瑞金、于都、广昌等县，初步打开了赣南地区的局面。3月底，红四军挺进闽西。先后占领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等县，为建立闽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四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取得了大柏地、长岭寨和三打龙岩的胜利，建立了20多个县的红色政权，扩大了革命武装，发展了地方党的组织，领导了土地革命。红四军已成为在国内有较大政治影响的革命军队了。
但是，自红四军成立以来存在于党内、军内的分歧，并没有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而弥合，相反随着中央“二月来信”和特派员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分歧的扩大和争论的加剧。
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央2月7日给润之、玉阶两同志的指示信，根据工人运动比农民运动低落的政治形势和共产国际的意见，要求红四军武装力量分散到各乡村中去，担心“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决定要他们离开部队“速来中央”。毛泽东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对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决不妥协。对于“二月来信”，毛泽东在4月5日给中央的复信中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那种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的意见“是错误的”。毛泽东还力陈红四军不宜分散，领导人亦不能离开，并阐述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毛泽东的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但因与“二月来信”的精神不一致，有些人认为毛泽东不服从中央决定。朱德虽然对二月来信不赞同，但他对毛泽东对待中央来信这种态度也不满意。
井冈山时期，直接领导红四军的有三个党的组织机构：湖南省委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前两个除了领导军队外，还负有领导地方党的责任，都是毛泽东任书记，红四军军委则先后由陈毅、朱德担任书记。1929年2月3日在转战赣南的前委会议上，有人提议红四军下山以来，前委随军行动，没有大量地方工作需要领导，加上前委、军委机构设置重叠以及尖锐复杂的敌情，经讨论，决定减少指挥层次，军委机关“暂停办公”。军队行动由前委直接指挥。但也有人认为前委的权力太集中了，不一定好。这一举动，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5月初，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刘安恭被党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前委开会研究，决定红四军成立临时军委，刘安恭担任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初来乍到，按照陈毅的设想，先安排一个副连长，顶多是一个副营长，看看能力水平如何。可他一来就安排了这么重要的职务，也没做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就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几天，就在主持军委会议时做出一个大胆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重大问题由军委决定。”这实际上是下级党委做决议限制上级党委的权力。刘安恭还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还是特委书记，大权独揽。”并把红四军党内分成两派。说“朱德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反感和批驳。
当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的湖雷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其焦点是红四军党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另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机构。这次会上，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紧接着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以36票对5票做出决议，取消了临时军委。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被免。政治部主任一职随后亦由陈毅接替。刘改任第二纵队司令员。但党内军内思想仍然没有统一，争论的根本问题未能解决。为此，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因而他承担不起这种责任，请求马上辞职，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
应该看到，红四军的主要领导者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之间，在总的路线上是一致的。但在涉及建军原则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德对毛泽东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并对毛的工作作风提出了批评。在朱德和毛泽东严重的原则分歧中，刘安恭等人支持朱德，而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赞同毛泽东，使问题趋向复杂化。林彪还公开写信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并对朱德提出尖锐批评。而刘安恭更是到处游说，并说什么红四军党内分了派别等等，散布了一些挑拨离间红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关系和攻击毛泽东的言论。
6月1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建军主张，并将这封信送交前委。信中把红四军党内争论和存在的主要分歧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并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归结为三点：第一，旧军队遗留的一些旧作风、旧习惯、旧制度在一部分人身上还远没有消除;第二，党的领导组织薄弱，造成个人领导的集权;第三，形式主义的领导不顾红军的现实情况。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红军建设的根本原则，其中绝大部分意见后来吸纳进古田会议决议，为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当时并不为多数人认同。
为了早日解决红四军存在的冲突，达到思想认识上的一致。6月22日，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党代会由陈毅主持，陈毅代表前委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毛泽东不顾责难。在会上始终坚持他的两个观点：一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具体作法还要在实际中来创造。反对他的人认为：共产党员都应该有发言权，不调查也可以发言，发言错了大不了改正。他们把他的观点指责为“独创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足够的信任。这样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意见没被采纳。会议只是简单地通过了取消军委的决议和做出了一些具体结论，因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分歧。会上陈毅还对毛泽东、朱德的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朱德也给予“书面警告”处分。最后，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朱德、毛泽东仍为前委委员。“七大”的结果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原想通过争论，弄清原则，统一认识，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特别是陈毅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使他非常恼火。他怒斥陈毅“和稀泥”，搞折衷主义，表示不取消陈毅主义他决不回红四军。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到闽西上杭县蛟洋村，进行调查研究，指导闽西特委的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后，党中央通知召开军事会议，要求红四军派一名主要负责同志到上海参加。前委决定，由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陈毅走后，前委工作由朱德主持。8月，红四军主力进军闽中，转攻上杭，作战失利。为了稳定官兵思想，以利于作战，9月下旬，由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前委领导不健全，加上极端民主化思想盛行。会议开得很不成功。正如会后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小问题。事先没有准备，就拿到会上去争论，往往争论到最后也没有结果。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大会“无组织的状态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次会议没有开好，使朱德感到，欲加强四军的建设，必须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会后，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和福建省委要求出击东江的行动失败，三个纵队损失了1/3，刘安恭也因英勇作战，负伤牺牲，许多人提出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的要求，红四军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困难和挫折使朱德和四军广大指战员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的工作离不开毛泽东，确立政治上的领导中心更离不开毛泽东。
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他在上海住了两个月，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陈毅后来称这次上海之行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到上海后，他先见到了李立三，接着按照中央要求，在专为听取他的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进行了有关红四军情况的口头报告。会后又于9月1日写完了中央要求的《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和《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陈毅如实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组织编制诸情况作了准确的叙述;对红四军，尤其是毛泽东和朱德之间所争论的重大问题作了详实客观的汇报，详细描述了红四军开辟的革命根据地的党建和农运的基本情况，对红四军本身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毅的几份报告，特别是关于朱毛红军情况的介绍，让长期得不到红四军确切消息的中央大开眼界、耳目一新。党中央在1930年初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高度赞扬并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经验：“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志注意，如他们的编制，他们的战术。他们筹备给养的方法，他们与群众的关系，他们对内的军事和政治训练，他们处置军中给供开支的原则(官兵夫经济平等，开支能公开)……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需要指出的是，在白色势力强大，上下隔绝、交通不便的情况下，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具有特殊重大意义，正因为陈毅具有坚强的党性，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党中央得以了解红四军的真实情况，从而使党中央的指示建立在坚实的客观事实基础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都极为重要，政治局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然后提出一个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
周恩来和李立三既听了陈毅的口头报告，又看了陈毅写出来的5份材料，对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加深了对毛泽东所创立的党的建设和红军建设的原则制度的认识，促使他们更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他们和陈毅交谈，阐明了对红四军问题的看法。周恩来还代表中央宣布：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他嘱咐陈毅：回去后，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字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周恩来还指出：红四军内部要加强团结：红四军全体同志要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提高指导机关的威信，团结一致。努力向敌人作斗争。
最后，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则精神和他们三人讨论的内容，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三人专门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研究形成的意见和中央的会议精神，参考了党在全国领导军队建设的经验，9月底，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文稿拟出后送周恩来审定，周恩来一字未改，高兴地说：“很好，就是这个意见。”
陈毅代表党中央起草的“九月来信”，正确分析了中国政治及军阀混战的形势，总结了红四军艰苦斗争的经验，对红四军中党的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意见，对红四军的军队建设以及军队发展方向和战略，也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批评了极端民主化、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四军前委在军委设立问题上的争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的不足之处做了分析和批评。既肯定了红四军两年来斗争的基本经验和毛泽东建党建军的正确主张。又指出了红四军在斗争中存在的问题和朱毛之间各自不足之处，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前后争论的主要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结论，并且维护了毛泽东、朱德的领导地位，为增强红四军党内和军内的团结，起了推动作用，为“开好古田会议奠定了基础”。
10月21日，陈毅赶回红四军，向朱德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他原原本本地向朱德介绍了在党中央所见所闻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使朱德受到很大的触动和鼓舞。朱德立刻表态说：“过去的那些话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不一定肯回啊。”究竟怎么回事呢?原来，陈毅走后，朱德召开的“八大”，曾去人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但毛泽东没有参加，却回了一封信，信中说：“我生平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并表示不打倒陈毅主义就不回来。这消息对陈毅震动很大，毛泽东对自己耿耿于怀。但是。陈毅觉得政治上毛泽东言之有理。此时的陈毅已在党中央“训练班”毕业了，他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衷的倾向。因而，他笑着对朱德说：“陈毅其他的用心是没有的。但敷衍调和、模棱两可是有的。老毛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陈毅这次回来，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第二天，陈毅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远道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一封和朱德的联名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陈毅对毛泽东是了解的。陈毅相信他对于“七大”这一段经历是不会忘记的。但是，红四军的巩固与发展，是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大事件，一切个人的浮沉得失，相比之下都是微如草芥，轻若杨花。果不出陈毅所料，毛泽东看了中央“九月来信”，他的一些思想、主张、做法大都在信中得到了体现和肯定。非常满意。久病尚未痊愈的毛泽东于11月26日心情舒畅地来到前委所在地汀州。在军部，朱毛陈三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朱德说：“朱毛，朱毛，人家都把咱们说成一个人了。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离开毛不能过冬。”毛泽东说，“八大”的时候，他因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写信回来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请大家不要在意。现在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表示愿意回前委工作。陈毅非常诚挚地谈了到上海以后对毛泽东、朱德两位战友产生的新认识，并且当面作了“打倒陈毅主义”的保证……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毛泽东选集》。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从而使古田会议决议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伟大纲领及重要里程碑。
会议结束后，在古田会议会址旁的草坪空地上，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以庆祝新年的到来。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此后不到一个星期，即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又在古田一所民居“协成店”里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名著。写完此信后第三天，毛泽东亲率第二纵队在胜利完成阻击敌军的任务后，从容撤离古田，来到江西革命根据地与主力红军会师。经过古田会议统一思想的朱毛红军焕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开始了“风卷红旗过大关”的辉煌征程，连续击退国民党的多次“会剿”和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主力在赣西南、闽西继续扩大战果，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原标题：古田会议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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