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书如命的毛泽东
宋文官
毛泽东的一生是笃志嗜学、嗜书如命的一生。孜孜不倦地读书，使他的人生之树常青，宛如开不败的生命之花。这一特质在凡人和伟人的世界中同样鲜明，助推了毛泽东一代天骄的人生高度。
纵观党的历史乃至中国历史，能够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的人当首推毛泽东同志。他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创新的意识、高超的领导艺术、博大的胸怀、清廉的品行、卓越的功绩，概源于他自觉从书本上学来的，从实践中得来的。
毛泽东身体力行“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的古训，视读书为一种社会责任、一种理想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历史使命，把读书作为高雅的情趣养成和精神追求，真正做到学以修德、学以明志、学以养廉、学以奋斗，使读书成为精神世界的主旋律，成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了终身学习的楷模。
贪婪地拼命地读书
毛泽东祖居特别闭塞的小山村韶山冲，他的家庭不是书香门第，他的父母更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父亲毛顺生靠种地为生，兼做稻谷、猪牛等小买卖。他对毛泽东的人生打算无非是能认几个字，会计帐，能打官司，最终做一个生财有道的生意人，对毛泽东不断求知基本上持有异议。毛泽东读书生涯发轫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是十分“恶劣”的，但他逆势而为，在几乎没有书卷气的境遇中锐意坚守着读书的乐趣，展现出天生我材必读书的秉性。
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即树立起“为人，为国人，为世界人而学”的读书宗旨。他曾坦言：“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有了学问，好比站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伟大的理想及对求知求真的认识，促使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
毛泽东读了6年私塾，接受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论语》、《孟子》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座谈时，戏称私塾学习生活为“六年孔夫子”。尽管这为他后来信手拈来的“古为今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他坦言，更喜欢读《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精忠岳传》等有关反抗不平等的古代小说，尽管这些书常被统治者列为禁书，或被世俗蔑称为杂书。1936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表明了这些小说对他的感触和启发：“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此外，《三国演义》、《水浒传》、《左传》等关于许多战争的描述和记载，对于毛泽东后来的军事生活也是大有启发的。他的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战略退却”部分的论述，就引用了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帮助开窍的，一生受益的，乃是《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这些“杂学”。
毛泽东并不是循规蹈矩之辈，追求自主人生的秉性，使他十分厌倦呆板的教学方式，毅然离开了私塾。在家里，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替父亲记账，并在油灯下读书，直到半夜三更甚至天明。有时实在太困了，就用冷水擦擦脸，坚持读书。在家两年多，毛泽东始终坚持半耕半读，把韶山冲能借到的书都读了，共读了《盛世危言》等100多部小说和几十本时事新书，初步了解了历史知识和现实社会。
1910年秋，父亲本打算让毛泽东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但此时毛泽东得知离韶山50里的湘乡县东山小学堂开设新学课程，求知的欲望愈加迫切，于是遍请了许多亲属做通了父亲的工作。16岁的毛泽东第一次走出了韶山冲。在学堂，他的《言志》、《救亡图存篇》、《宋襄公论》等许多文章在学校享有美誉。校长和教师都感叹道：“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毛泽东在这里扩大了眼界，阅读了《新民丛报》、《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刊，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思想的影响。
1911年春，东山小学堂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欲带毛泽东到长沙读书。毛泽东乘船第一次来到大城市，不负众望考入湘乡驻省中学。他广泛阅读了辛亥革命仁人志士编辑出版的书刊，特别是首次阅读了革命派主办的《民立报》，深受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以至于辞学当了半年兵。不久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第一中学的前身)。在校期间，他写了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受到国文老师柳潜的高度赞誉，称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就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所至。”
因不堪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毛泽东只读了半年就再次退学，寄宿于湘乡会馆，自订了一个详尽的自学计划。他每天一大早就步行3里地来到图书馆，总是成为第一个读者。中午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权作午餐，一直阅读到闭馆。其中收获最大的是广泛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巨著。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看到图书馆满柜满架都是书，“我就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个不停一样。”“我学习中最有收获的时期是在湖南图书馆自学的半年。”毛泽东当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却能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扎入书海之中，足见其超乎寻常的“定力”。
父亲对儿子这种自学方式极为不满，便以停止费用供给相威胁。1913年春，毛泽东思虑再三，考入了不收学杂费、膳宿费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翌年春，四师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师拥有杨昌济等许多名师，也是当时中国名校，堪称培育青年英才的摇篮。
一师校歌：“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一师的办学宗旨和教学方式似乎顺应了毛泽东之意，他再也没有退学，并且在此初步打下了人生的学问和思想基础。他曾总结性地回忆道;“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它替我打好了文化的基础。”在校5年半的时间里，他连学费在内共花了16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纸和购买书籍上。他除以优异成绩完成学校规定的课程外，广泛涉猎了古今中外文学、史学、哲学、经济等方面的知识，研读、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倡导的新思想新文化，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被同学们誉为“智囊”。据一师校志记载，以敦品、自治、文学、才具、言语、胆识六项为标准，全校400多名学生投票选举毛泽东为最优秀的学生。
1918年8月，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与社会名流进行了广泛交流，接受了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深感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代表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谈吐不凡。1921年8月中旬，他回到长沙养病，如饥似渴学习马列，同时自修英语。他在给学友萧子升的信中说：“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
在中央苏区创建时期，因受国民党反动政府封锁，要读点想读的书十分困难。为此，每次红军打下一个县城，毛泽东都要嘱咐战士们除了收集档案文件、报纸杂志外，还要设法收集图书，尤其是收集马列著作。许多战士都热衷为毛泽东寻找“战利品”，有时还想方设法“虎口抢书”、“向土豪借书”。尽管如此，毛泽东常常闹书荒，不得已经常请同志们帮助购书、寄书。1929年11月28日，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同日，他在致李立三书信中也表明：“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可见，毛泽东渴望读书的心情是多么迫切啊!当时频繁的战事，使毛泽东骑马行军的时间相对多起来，于是马背上成为流动的学习之所。1964年3月，他在接见外宾时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
长征途中，尽管他患病身体虚弱，但仍躺在担架上坚持看书。据当年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看书的时候，别人不能打扰他，他不说话，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书上打杠杠，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等。有一次，主席对我说：‘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毛主席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一生集中读书比较多的高峰期。埃德加•斯诺到访后，一接触毛泽东便惊异地发现，这位共产党领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创新党的理论，毛泽东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等书刊。为了广泛阅读，他常常开出书目，请党内同志从西安、上海、香港、广州及海外搜购有关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毛泽东的书逐渐多起来了，便办起了著名的“毛泽东图书馆”。
其间，为推动全党的学习，“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毛泽东领导创办了中国军政抗日大学等20多所学校，大力培养各类人才。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党内大力倡导：“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毛泽东还组织办起了流动图书馆，同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并以延安整风的形式，推动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中共党史学习活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名论著，形成了全党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1947年转战陕北时，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毛泽东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外，大部分书经过千辛万苦运到了北京。当时，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追兵的枪声都听到了。毛泽东却刚骑上马，又跳下马，始终不放心他的宝贝书籍。他走到警卫员马汉荣身边说：“我个人有点儿事情求你帮忙……”过了一天，马汉荣返回队伍向毛泽东报告：“书已经藏到家中一个有暗口小窖里，土匪找不到，国民党兵更找不到!”毛泽东这才有了笑容，连说了三声谢谢。毛泽东爱书如命，由此可见一斑。董必武曾高度评价毛泽东藏书、坚持学习的良好习惯：“毛泽东的这个习惯，为全党全国人民保护了大量财富。我党我军在战争年代的大量宝贵资料，都是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开国领袖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但比以往更有条件地遨游书的海洋。他的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书架林立，共有藏书近10万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回忆：“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毛泽东的藏书已经很多了，还经常安排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据北京各图书馆初步统计，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
毛泽东使看书占领工作之外的一切时间，很多大部头的书籍就是利用点点滴滴的时间读完的。一次。因工作特别繁忙，已经连续多天没有好好睡觉，也不按时吃饭，实在困饿之极，就坐在躺椅上一边看书，一边吃芋头，困意袭来，嘴里含着芋头，膝盖放着书，睡着了。卫士发现后担心芋头噎着他，就蹑手蹑脚地把芋头取下来，却惊醒了他，他又开始继续读书。外出视察时，除了携带几大箱甚至十几大箱书外，还要在外地借书看。杭州、上海等地图书馆至今还保留着毛泽东借书的记录。即使在颠簸的列车上，他也阅读不辍。
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毛泽东读书领域开始广泛涉猎各门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史，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土壤学等学科产生浓厚的兴趣。1958年7月，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让人找《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两本书研读。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在行进的列车中，看到毛泽东正在看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
活到老学到老
晚年的毛泽东，身体衰老了，但读书兴趣不减。他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
他的大床除了躺下一个人的位置外，其余的地方全放着书，需要看书时可以触手可及。为方便躺着看书，工作人员为他配制了两副眼镜，一副缺右腿、一副缺左腿，便于右卧、左卧看书时使用。有一次，毛泽东发烧到了39度多，医生不准他看书。他难过地说，我一辈子爱读书，现在你们不让我看书，叫我躺在这里，整天就是吃饭、睡觉，你们知道我是多么地难受啊!工作人员不得已，只好把拿走的书又放在他身边，他才高兴地笑了。某年夏天，毛泽东来武汉。当时天气十分闷热，但他仍秉灯夜读，汗水顺着他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急忙送上毛巾。他边擦汗边幽默地说：“看来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流下汗水，学到了知识!”
晚年的毛泽东还经常利用刚刚起床、在入睡之前、在饭前饭后、在爬山和散步中间休息、游泳之后晒太阳时学英语。1957年11月，抵达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也不忘抽时间学英语。每天天还未亮，他就让秘书兼英语老师林克到他房间领读。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后，他就开始阅读英译本。1976年1月1日，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拜见毛泽东时，他竟然用一口纯正的美国口音朗读他们带来的尼克松总统的信。他曾风趣地对林克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将来见马克思时，他听不懂我的韶山语，不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岂不遗憾?”
1974年，毛泽东患了白内障，几乎失明，就让工作人员给他读书读报。手术后，毛泽东似乎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每天看书十几小时。1976年9月7日，毛泽东生命垂危，不断陷入昏迷状态，每当他清醒过来时还要看书。9月8日，毛泽东病情进一步恶化，但看文件、看书仍达11次之多，共两小时50分钟。尤其是这天下午4时37分，在危在旦夕的情况下，经医生抢救后阅读长达30分钟。之后进入昏迷状态，8个小时后，毛泽东永远合上了双眼，践行了“活到老、学到老”的志愿。
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
毛泽东不但酷爱读书，而且还不断探索读书之道，深悟读书方法之要，学用结合，讲求读书实效，从而形成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读书方法论，从中折射出读书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
毛泽东常常引用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教诲，读书中注重深入研究，独立思考，反对迷信权威，善于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不断创新思想。毛泽东常说：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他特别强调读书学习要有创见，不能平平淡淡，更不能人云亦云。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时，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主张读书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强调读书“要三复四温”。毛泽东读书领域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马列、中国历史典籍、古典文学等反复研读，广泛求证，不断探究真理性的认识。据毛泽东回忆，许多珍贵的藏书都看了三四遍以上，《共产党宣言》读了不下百遍，《红楼梦》至少读了五遍。《鲁迅全集》的不同版本，多年来他始终带在身边，多次阅读。
他还身体力行徐特立先生提出“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至理名言，勤于动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每次阅读一本书都要用一种颜色的笔在重要的地方划上许多符号，并写下批语或书评。《伦理学原理》》(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一书只有10万多字，他写的批注却达1.2万多字。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再版，毛泽东阅后写了3000多字的《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毛泽东不仅博览群书，而且注重在专而精上下功夫。持之以恒的学习生活，为毛泽东不断拓展知识面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同时，根据工作的需要，他及时学习相关的学科，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做到博而专。他曾自我解剖道：在一师求学时，“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召开新年大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说：“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新中国成立后，他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恶补自然科学，钻研经济学和各门技术学科。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偏爱中国历史，熟读中国历史。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读的书很多，又能坚持活学活用，学以致用。他喜读史书，善于从中吸取其中的闪光点，益于修身立志，更助于汲取治国安邦之道。他读马列著作的根本方法，就是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问题。他留给我们一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毛泽东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因为报纸能及时反映形势和现实问题。他曾强调：“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延安时期，毛泽东订阅的报刊有20多份。全国解放后，他每年订阅的报刊都在百种以上。他对于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的预见性和敏锐性，同他不间断地阅报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非常重视运用讨论式学习方法，他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都是在辩论、交流中产生的。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其主要活动就是对学术、现实问题进行广泛讨论。他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在“组织大纲”中明确指出：“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毛泽东书信选集》有数百封与党内高级干部、基层干部和友人、亲属的通信，其中有相当的篇幅讲读书、切磋学问、讨论国家大事。1959年底，毛泽东还专门组织读书小组在杭州、上海和广州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了两个月，议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
毛泽东读书最大的特点是，既读有字书，更读无字书，历来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赞成活读书，勇于实践，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认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也是学校，一切要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也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无字天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读无字的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投身于社会生活中去，大搞调查研究，从中获得真知。他一生注重实践，把社会看作一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学校，为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不同历史时期以直接间接方式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创造性地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堪称生命不息、读书不止之人。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领域的名家已经相当伟大，而毛泽东则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语言大师、演说大师、诗人、书法家等等。这与他倾毕生之力孜孜不倦地求知求真是分不开的。毛泽东一生潜心学习，勇于实践，不断丰富精神世界，成为一位充满书香气息的人，成为一位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成为一位造福于民族的“大写的中国人”。
书，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独领风骚的一生;读书，切切实实成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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