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的建议
在新中国政权已经稳定、通货膨胀得到遏制、国民经济基本好转的情况下，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经过认真考虑后认定，待全国经济好转之后，接下来要做的最紧要的事就是筹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由此建立一个完整的新中国货币和金融体系。1950年7月，他向中央政府、毛泽东提出了发行新币问题，认为现在发行新币不但时机成熟，而且也是当前经济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1)目前物价已趋向稳定，“预期一年后，对长期稳定当更有把握”;(2)流通的钞票“因限于技术条件，颇难防假”，以至退踞台湾的蒋介石势力“有计划地伪造我币，以破坏我金融的事件，日益严重”;(3)流通的人民币“票面价值过低，且在国际市场尚未规定固定价值”，因此，“有立即铸印新币，以备在一年后提高票面价值，以代替现行人民币的可能与必要”。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意见，于是他开始亲自主持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
在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确定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印制。对于这个问题，陈云经过反复考虑，于1950年7月10日向中央呈递了《关于印铸新币方案》，内含三个具体方案：(1)利用国内现有设备和技术进行印刷;(2)委托苏联代印，可以采取卢布的纸张和规格，但按照中方规定的丝纹，代印数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执行，同时向苏联订购必要的新式印钞机和刻版机，并派人到苏联学习;(3)请苏联代印，中方只提供纸上丝纹和印刷技术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苏联卢布的标准执行。陈云还在这份文件中分析了三个具体方案各自的利弊：第一个方案，有利之处是可以立即开始印刷，弊端是以中国国内现有技术和设备无法印制出高质量的钞票，同时伪钞会立即出现，并且在此后大量存在。第二个方案，有利之处是可以获得苏联的设备和技术，中国也能培养出自己的印钞人才，弊端是印刷时间拖得很长，而新中国目前需要立即印制发行新币。第三个方案，有利之处是直接采取苏联印制卢布的技术，防伪有很大的保证，弊端是苏联掌握了中国的钞票印制。
最后，陈云在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理由是：目前我国与苏联建立了密切的同盟关系，苏联是会真心实意帮助我们的，对于苏联掌握人民币印制不必过多担心。我们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是要从根本上建立真正的全国性货币和金融体系，防伪是第一位的，直接请苏联印刷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以后经过我们的努力和苏联的帮助，中国自己也可以达到苏联的印刷水平，那时我们就可以不再请苏联印刷了。中央经过慎重研究，最后决定接受陈云的建议，采用第三个方案，但要做些调整，即委托苏联代印大面额钞票，小面额的钞票仍由我们自己印制。
中苏双方的商谈
中央确定请苏联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方案后，中苏双方高层进行接触，商谈此事，双方很快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方面愿意代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接着，中央立即安排重要干部同苏联方面落实此事。当年，受周恩来委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南汉宸、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叶季壮、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贺晓初和陈邦达等负责与苏联商谈。周恩来则在国内指导这次会谈。
南汉宸等人于1952年4月初抵达莫斯科，于4月6日就苏联方面代印人民币一事开始进行谈判。第一次谈判的主要议题是中苏双方就这件事的原则意见，由于事先中苏双方高层已经有过一致意见，因此第一次谈判特别顺利。此后，叶季壮、贺晓初、陈邦达等人留在莫斯科与苏方详细商谈技术方面的问题，南汉宸乘飞机回国。为了更加慎重，中共中央请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作为主要会谈者之一参加会谈，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戈宝权、温宁等也参与了会谈。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是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等人。
关于苏联代中国印制第二套人民币具体工作细节的会谈，从1952年初到1953年2月初，中苏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30多次会谈，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如印样、数量、交货时间、苏方供应印钞纸、签订合同等，实质上是中国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技术性谈判。
中国关注防伪问题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请苏联方面帮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币，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年印制钞票技术水平低，印制出的钞票质量不高，更谈不上防伪。而在印制钞票方面，苏联已经有很多年经验，达到了很高水平，在防伪技术方面已经和美国齐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美国，是世界上掌握防伪技术最高的国家。中国期望苏联代印的人民币在防伪方面达到国际最高水平，因此在中苏双方会谈中，中国方面特别关心钞票印制的质量，提高防伪水平。
1952年9月2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对兹维列夫的一次谈话，特别强调了苏联代中国印制钞票的质量问题，他说：“由于中国近年来物价稳定，财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不久将实行货币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币的比值，一元将值旧人民币一万元，故提高新币质量，防止造假，极为重要……特别由于我东南边疆，台湾的蒋匪及美帝常以伪钞输入捣乱，因而防假要求更为重要。苏联技术及印制条件都比我们高明，我们要求将使用于卢布上的奇异技术用于我国新币上”。张闻天的意思非常明确：中国方面特别希望提高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能力。兹维列夫向张闻天保证，苏联方面代中国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币质量上有保证，会和苏联卢布一样好，由于技术进步，防伪能力甚至会超过卢布。
为了使中国方面放心，苏联方面先印制出第二套人民币的印样，由苏联财政部部长亲自送给张闻天审看。张闻天专门抽出时间仔细察看印样，还交给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其他同志审看，听取他们的意见。尽管苏联方面已经用了最好的设备和最好的技术，并且特别用心，但张闻天和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同志们还是提出，要求苏方人员在用纸、币面底纹、变点花样、水印暗花等各个方面“还要精致复杂”一些，进一步提高第二套人民币的防伪能力。
兹维列夫认真听取了中方意见后，明确回答张闻天可以重作。“重作后的第二套人民币，按照中方所要求的技术方案操作，印制的人民币比现在的样子会有进一步提高。当然不能与卢布上的花纹一样。决定重作后，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时间会延长一些，需要延长多长时间，我们会后研究一下，定下来后再通知张大使。”此后几天，苏联方面认真研究了中方意见，安排技术人员作了改进。改进后印出的钞票防伪能力已经超过了苏联的卢布。
在中方和苏方人员共同努力下，印制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经过一段时间的会谈后，双方又在各种票面的印刷数量、印制要求、交货时间、交货方式等具体问题达成了一致。
真诚合作
中方原来拟定的请苏联代印的方案是：印100元、50元、10元、5元4种大面额钞票，总金额为40亿元;1元主币和6种辅币由中国人民银行的印刷厂印制。就在苏联方面准备开印4种大面额钞票之际，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蒋介石获知新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准备发行第二套人民币的消息后，拟请美国帮助制造假的第二套人民币4种大票，干扰以至搞垮大陆金融和经济。主管经济的陈云分析研究了这一情况后，提出要立即局部调整请苏联代印的第三种方案。他在综合考虑了中苏美以及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后，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一个调整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改变苏联代印钞票的种类。他在向中央提交的文件中说：“鉴于台湾尚未收复，港澳与我国陆地相连，美蒋不断利用空投与经由港澳走私向我国境内散播假票，以破坏我人民币信用，同时台敌在美国援助下，可以在技术上把假票印成与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区别真伪，单靠少数银行干部用显微镜来观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们发行的票子面额越大，则空投与私运入口同一体积与重量的假票其金额数目也就越大。为减少假票的影响与损失……拟在新币发行时暂不发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发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拟增发三元券一种以资调剂。”中央很快就批准了陈云的意见，并由周恩来出面通知苏方作出改变，提出中国政府已经决定“采用不超过三元和五元的票面”，请苏联增加代印3元券人民币;小面额钞票总金额改为45亿元;印制时间也要求缩短;已经由苏联方面印好的100元、50元人民币暂不发行。与此同时，国内的印钞厂也开始增印2元券人民币。
苏联财政部部长兹维列夫收到电报后有点为难，他对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说，原来的方案我们已经商谈好了，苏联方面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原来商定的订货票额大，总金额小，现在钞票面额改小，总金额反而由40亿元加大到45亿元，这就增加了印钞工作，大体相当于原计划的3倍，而交货时间反而缩短，按中方要求的时间完成印制工作很困难。张闻天如实向苏联方面解释了台湾和美国形成了破坏中国新货币计划的情况，兹维列夫听后表示一定按中方变化的要求去做。时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的叶季壮还向苏方做了详细解释，他说，增加发行3元券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少印1元券;40亿元改成45亿元是因为过去计划少了，现在不得不弥补空缺。叶季壮接着与苏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动，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兹维列夫回答说：“过去做的版全已无用，都须重新做版。可将原拾元券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五元券的，五元的图案和尺寸改为三元的。”兹维列夫还向中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了加快工作效率，印刷这些钞票时用一种纸即可，不必用两种纸。中方同意了他的意见。苏方马上动员起来，按照中国的新要求重新调整部署，并且工作进行得很迅速，短时间内即调整完毕，开始印刷第二套人民币的3元券和5元券。印出的人民币采用胶凹套印，版纹深、墨层厚、有较好的反假功能，是防伪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精致货币。在苏联方面代印人民币一年之后，中国在分析了美蒋的动向后认为，由于中国政府中止了印制4种人民币大票的计划，他们破坏新人民币的计划难以实施，我们增印10元券风险不大。1954年4月12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向苏方口头再次提出“新印十元券20亿元，计2亿张”的请求。尽管印制数量增加很多，苏联方面仍表示要克服困难，完成增印任务。
严密交接
接下来的重要环节就是交接。在几次详细商谈后，中苏双方确定：苏联代印的人民币从1953年9月底起开始分批运往中国。运输方式是用火车经铁路运送，走的路线是莫斯科开往西伯利亚的铁路，交接地点设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满洲里口岸。
为了顺利交接，苏联方面作了严密部署，采取了十分严密的保卫和押运措施。每次起运人民币，苏方都会事先向中方提供一份详细的清单，包括装箱数、总重量、箱子规格体积等，以便中国做好接运准备。为了做到绝对保密，苏联方面与中方沟通多次，双方最后确定采取的措施是：苏联方面的发货者是“苏联木材公司”，收货者是中国的满洲里入口公司(即现在的进口公司，当时称为入口公司)，所发的货物是“技术装备”，双方交接地点定在满洲里火车站的列车上，实际的发货种类、时间、经由路线、包装形式只有两国高层少数人知道。
在发运之前，中国方面向苏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全部车辆严加警卫，护送至我站台。”苏联方面表示完全按照中国意见办，随后安排莫斯科最精锐的警卫部队沿运输道路全线警戒。1953年9月底，当首批3元券即将启运时，苏方在自己国内加强警戒的同时，还特别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方面安排诚实可靠的接收人员、警卫人员以及搬运工人。
交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环节，因此双方都予以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率先安排好了需要他们做的工作，中方也对交接工作做了充分准备。中苏交接第一批人民币时正值严冬，地处中国北端的满洲里更冷，达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中国方面有关干部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给中方交接人员全部配发了最好的冬装，专门给押运、交接人员预备了餐车、厨师和住宿的车厢。
在中苏双方共同努力下，到1955年初，苏联代印的第二套人民币全部顺利运抵中央人民银行库房。其中的16亿张3元券是苏联方面动员印制人员加班加点工作，提前了4个月完成的。
第二套人民币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其中包括苏联代中国印制的人民币3元、5元券和国内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币共10种货币;1957年12月1日又发行了人民币10元券，也是苏联代中国印制的。
紧急回收苏印“三种票”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和批判斯大林，此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到20世纪50年代末，赫鲁晓夫把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引入到国家关系，两国的矛盾也越来越大。60年代初，苏联政府撕毁援华协议，撤走援华专家，两国关系迅速恶化，苏联还中止了代印人民币的工作，并停止向中国提供印钞纸和印钞设备，使中国印制人民币出现了暂时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中国方面不得不全面调整对苏政策。首当其冲的就是调整金融货币领域的政策，其中最迫切要解决的就是苏联代印人民币问题。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了印制高质量人民币的技术，从此人民币由中国自己印制。
1964年三四月间，中国政府发现在东北和新疆地区，苏联代印的人民币3元、5元、10元券突然增多，但并非假币，因此流通畅行无阻。虽然中国方面没有切实证据证明这是苏联故意为之，但这显然极不正常。于是，中国政府决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回收已经发行的苏联代印人民币，回收后不再发行。1964年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限期收回三种人民币票券的通知》，规定从4月15日起苏印“三种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场流通，至5月14日止为收兑期，限期1个月内到银行兑换成其他面额，过期未收兑的一律作废。
在中苏关系紧张之时，中国人民表现出了极高的觉悟和极强的爱国主义精神，群众积极配合回收，回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短时间内，中国市场上就见不到苏联代印的3种人民币了。同时，中国大量发行了自己印制的5元券人民币。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完全掌握最先进的防伪技术，一时还不能印制10元券人民币，因而此后一段时期内，5元券就是第二套人民币中最大的面值了。后来，中国政府掌握了先进的防伪技术，具备了印制10元券人民币的能力，才开始自己印制发行第二套人民币10元券。(摘自《党史博采》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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