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浏览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各种出版物时,你会感到仿佛是掉进了一个非理性的世界——一个百般挖苦我们祖国的过去，嘲弄战场上的阵亡者，亵渎俄罗斯的光荣，戏谑俄罗斯的悲痛的世界。
——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
1.“历史是一座画廊...”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因为王歧山副总理的推荐，一时间声名大躁起来。对于此书，立场相异的人评价和心得恐怕都不同，但其中有一句名言，倒是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各方记取：“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p104，商务印书馆，1996）由此看来，今天我们听到、看到的许多“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新”理论，其实却很可能只是陈旧的“老物件”罢了。
“国营企业的经理、厂长不过是雇佣劳动者而已，他们随时可能接到解职令。因此，转变成私有制的关系，谁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企业股票或者一片庄园土地的那种关系，就显得有吸引力了。”“我们提到过所谓‘’惰性”这个特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特点，例如‘国家主义’、‘仇恨长官哪怕是选举出来的长官’；‘仇恨富人，总是以为富人只有通过巧取豪夺或者其他不正当行为才能致富’；‘嫉妒心——我家的牛活不成，邻居家的也别想好’......这是一套平均主义的观点，没有个人利益关切心、没有竞争观念，注定老百姓还是要受穷。”
这可不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或地产大亨们在发言，而是“民主”俄罗斯的著名“民主派”菲利波夫1994年接受访谈时说的话（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p586、58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再比如：
“应当承认最主要之点是：经济改革的实质就是非国有化。不仅要向所有制形式的多元化过渡，而且要向新的体系过渡，比如说，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使20%为国家所有、30%为私人所有，而50%为各种类型的业主所有，但基础形式是私有制。只有这种模式才符合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水平。”
这也不是吴敬琏或者张维迎在阐述他们的“时髦理论”，而是作为俄罗斯的“新上帝”弗里德曼重要“使徒”的加夫里尔·波波夫1990年在《星火》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题目叫做《前景与现实》（难道不是连名字都很相象吗？）（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5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还有更精彩的：
“比方说，如果过去有人对我说：‘要爱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我把我的外衣撕成两半分给了别人，于是我们两人都光着一半身子，正如俄国谚语所说：‘如果你同时去追几只兔子，结果一只也追不到。’可是科学告诉我们：首先爱你自己一个人，因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如果只爱自己，你既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你的外衣也将保持完整。经济学的真理又补充说：在社会上，办得成功的私人事业越多，就是完整的外衣越多，社会基础就越巩固，公共事业也就办得越好。因此，我单单只为我自己发财致富，我同时也似乎是为大家获得财富，使别人得到比撕破的外衣更多一些的东西，而这并不是私人的个别赐予，而是普遍繁荣的结果。这个想法很简单，可是不幸，很久以来都不能被人们所接受，它被狂热和空想遮没了......”
这里侃侃而谈所谓“经济人”理论和控诉“狂热和空想”的是张维迎那些人吗？当然不是，这一位是他（她）们的“老前辈”——彼特·彼特罗维奇·卢仁，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人物(陀斯妥耶夫斯基《罪与罚》,p145，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毛泽东是个荒淫无耻的帝王，糟蹋玩弄女子无数。
毛泽东是个嗜血暴君，他杀的人超过了希特勒和斯大林。
毛泽东是个抄袭大师，他所有有名的著作和诗词都是别人写的，他甚至还伪造了自己的身高。
毛泽东的“太子”毛岸英为了“镀金”，结果死于一碗蛋炒饭，谢天谢地，这使我们躲过了朝鲜式的世袭......
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等控制的平面或网络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史及其革命符号的解构，耸人听闻的各种“历史真相”翻着花样地出现，而且使很多人信以为真。那些正直的中国人对此异常地愤怒，他们不禁要问：这个国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那好，我们不如去回顾一下苏联的末期，看看同样是在一个所谓“不断深化改革”的时代，苏联的那些“南方系”，看看它们在那个混乱时期的所作所为以及最终产生的结果，或许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今日中国之怪现状的答案。不过需要说明一点：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因为当时的苏联与今天的中国毕竟不完全相同——而是希望能从历史悲剧中得出各自的教训。
2.“南方系”崛起
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苏联政权认为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危险”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说过如下的话：“1985年，还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经访问了英国。他没有去瞻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苏联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会见了女王。就此我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个历史性大叛变的时代开始了。”季诺维也夫指出：“叛变的首先是国家高层领导人、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p62～63，新华出版社，2004）戈尔巴乔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打开了混乱的闸门，并且由此形成了以拥护“改革”为名的“民主派”媒体——亦即苏联的“南方系”媒体。关于“民主派”，主要是些什么人呢？
正是知识分子，首先是首都的知识分子。不仅支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而且使改革向着既定的方向发展......这里那些当时置身党政机关、报刊编辑部、科研机构以及苏共中央机关的知识界人士起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其实，正是他们繁衍了叶利钦和他的改革，不，是他们的改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前者和后者都没有、也不曾有过自己的独特的思想，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别人的大脑而思维的。”（维·安德里亚诺夫 亚·切尔尼亚克《叶利钦传》 p148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
这些势力逐渐地构成了苏联末期的权力中心之一：“改革时期信息战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部曲：纠错—深化—破坏。......此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苏共中央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信息心理战第三阶段一开始，大众传媒就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与指挥之下，并开始独立于中央委员会和苏共的其他机构。所有关键岗位也逐渐转入第五纵队之手（即开始为西方所控制）。苏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的中心。大众传媒把自由这个概念捧上了天......实际上是根据第五纵队的计划行事的。多元论的表象，掩盖了大众媒体上开展的一场精心组织的有目的的运动。......大众传媒的做法低级庸俗。它们需要轰动效应。性的问题五花八门，沉渣泛起。开放妓院和卖淫合法化的呼声日高，对各种性变态兴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袭来。它能带来利润，还能得到拨款。而苏联曾经拥有的大量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却完全消失了。”（上引利西奇金等，p225～227）“在严肃的剧院，舞台上竟然出现了床上戏的场面，报纸杂志上出现污言秽语已经是习以为常，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居然大谈口交的魅力——这可是全苏共青团中央的报纸啊！”（上引卡拉—穆尔扎，p716）
“南方系”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论据与事实》（类似于我国的《春秋大法》杂志）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杂志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1990年发行760万册。”（上引利西奇金等，p239）与之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尽管它也试图跟上“改革”的步伐——的发行量不到《论据与事实》杂志的一半，而且党报的所谓“发行量”有着众所周知的特殊性（维·戈·阿法纳西耶夫《《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p2，东方出版社，1995）“民主派”媒体的如鱼得水得益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溃逃；不过这种“溃逃”不单单是因为招架不住对手：“（苏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闻之令人生厌，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道理，让人产生一种动物反刍的联想。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反感。但这可并非在干蠢事，而是戈尔巴乔夫分子早有预谋的策略。”与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的那些“以......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起头的党八股相比,“大众传媒的典型风格却是放开了的新风格，追求轰动效应和通俗性。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国并不为人所知或鲜为人知，但在70年过程中西方早已发表过的形形色色反苏材料......这一情况营造了一种气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鲜和真实。”“民主派”媒体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只有一个球门的赛场上进行了一场独特的足球赛，两队球员都在往里灌球。”（上引利西奇金等，p229）
值得指出的是，“南方系”媒体的头头们过去也大都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比如《星火》杂志的科罗季奇“同志”，曾在其“名作”《仇恨的面孔》中，对美国表达过刻骨的阶级仇恨。而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摇身一变成了“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又进化为“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当“极权主义”土崩瓦解时，他终于满心欢喜地奔向了那个曾经让他极度“仇恨”的国家。
艾伦·杜勒斯在其著名讲话中（1945年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说道：“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尽管作为当时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并且一度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叶·利加乔夫已然觉察到情况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进派报刊上，准确地说，一条对苏联历史进行歪曲，污蔑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了。”（叶·库·利加乔夫《警示》，p152，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但他在苏共十九大上的那句“你错了”（针对叶利钦）和尼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样，在“南方系”媒体铺天盖地对“改革的敌人”——据利加乔夫说，“改革的敌人”一词是由“改革的施工员”亚·雅科夫列夫发明的，它让人不禁联想起斯大林镇压时期所使用的“人民的敌人”一词（上引利加乔夫，p122）——的声讨之下，“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上引利西奇金等，p238）
※插曲Ⅰ：科罗季奇的“想当年”
以下是科罗季奇同志向读者们介绍勃列日涅夫同志新近出版的“回忆录”：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 《回忆录》是一本非常非常及时的书。它初版之际恰逢苏维埃国家遭受非难狂澜的袭击，反动势力——它至今仍对我们进行的十月革命耿耿于怀——也诋毁、贬低革命成果，就在这时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这部击中时弊的宝书出版了，它一举便风靡全世界！……在我们的写字台上就放着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那本震动世界的精心之作。它适合我们也适合你们的口味，难怪全世界的人对它垂青。（谢尔盖·谢曼诺夫《勃列日涅夫传》，p271，东方出版社，2010）
3.“南方系”的技术流
俄罗斯学者对“民主派”媒体的意识形态策略进行过细致的技术分析，特摘引如下：
1.利用现有的符号空间,给稳定的、过时的符号添加新内容......
“民主”：在苏联，“民主”——人民当家做主——这个概念是作为正面概念进入人们意识中的......新概念则变成了有钱人的权力，钱袋的权力......
“左派”：在苏联，它具有正面含义。传统的左派是主张限制资本权力，主张国有化的。改革时代的新概念则完全相反，左派与右派颠倒过来了。所谓的“民主派”被称为左派，他们主张非国有化、捍卫资本权力（戈尔巴乔夫曾称叶利钦是“极左派”——本文注）。苏联解体之后，颠倒位置已经没有必要，左右派各归原位。
“垄断”：苏联时期具有负面意义，西方大公司曾被称为掠夺人民的垄断寡头......在改革后期，开始将统一的动力系统、铁路系统、天然气系统称为垄断机构，人们对它们有一种不好的看法，于是得出结论：必须解散它们（这给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
“原始积累”：在所有大学的观念中，这个词都意味着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骗子和小偷泛滥。苏联解体后，这个符号用来作为掩盖大规模巧取豪夺及贪污受贿之用。言下之意是现在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必要初始阶段，以后会好起来的。
2.符号空间融合法。这是第二套典型手法，它往往熔各种互不相容的符号于一炉......如:木头卢布、刨花香肠时代、马克思主义是油炸水、列宁主义是蒙昧主义意识形态、七十年的昏天黑地、文明国家,等等。
3.符号空间改造法。可以将符号的结构看成是一块山峦起伏的原野，既有高峰、陡坡，也有山谷洼地。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环绕在这些高峰周围。心理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和消灭这些高峰。
4.符号与现实关系法。......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以国家名义发布明显的虚假信息，使人们丧失了对国家的信任。
5.虚假的二分法（对比法）。符号空间包含了一种二分结构，如：天使—魔鬼，朋友—敌人，并在它的基础上，将符号分组归类。（比如将戈尔巴乔夫等人称为“改革派”，“民主派”；将利加乔夫等人称作“保守派”，“顽固派”，“反民主派””——本文注）（上引利西奇金等，p43～44）
在这五点当中，今天中国的南方系和《春秋大法》们对第四点“符号空间改造法”情有独钟——“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所以在记忆中只留下了一些山峰，其他概念环绕在这些高峰周围。心理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清除和消灭这些高峰”——所以它们不知疲倦地扮演着老田所说的“揭老底战斗队”的角色。和它们相比，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前辈们显然水平更高，成就更大：“80年代，在第五纵队的文人笔下，卫国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几乎全被安上精心罗织的罪名，受到诽谤和侮辱。对更加久远的俄国历史的评价也如法炮制，其中包括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伊凡雷帝。被颂扬的只有像彼得三世那样的低能儿。按照80年代末当时的高论，整个俄罗斯历史简直是微不足道。”（上引利西奇金等，p39）
“心理战的手法之一是用历史的过去偷换当代问题。这一方法于80年代末曾为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广泛使用。他们围绕20～30年代的种种事件，围绕斯大林问题，推出了现在的历史......第二个手法是将现代问题导入过去，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第三个手法是‘历史’战。在这场战争中把俄罗斯民族引以为荣，视为民族骄傲的所有英雄和杰出人物统统通过信息手段在道德上加以诛杀。”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例，看看苏联末期的“南方系”是如何把从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一直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内的苏维埃高峰“清除和消灭”，并且将他（她）们的尸骨挖出来鞭尸的。
4.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之死
本文曾有个名叫“卓娅”的同学，因为“卓娅和舒拉”不仅是苏联人民的红色记忆，也是中国人民曾经的红色记忆。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因反抗德国侵略者而被残忍地杀害，她的英名留存于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理所当然地，苏联末期她成为“南方系”“清除和消灭”的目标之一。
1991年，炙手可热的《论据与事实》杂志刊登了署名А·若夫季斯的文章。称该文是根据已故作家Н·И·阿诺夫（伊万诺夫）的回忆而写成的。阿诺夫曾到过卓娅牺牲的彼特里谢沃村，但却目睹了“居民们竭力回避谈论卓娅”的异常现象。在把读者的胃口调足之后，若夫季斯开始了瓦解卓娅“神话”的工作：
听我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即阿诺夫——本文注）说——我有个感觉，在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个秘密，请告诉我全部真相好吗？
只有一名女教师在不无犹豫地听完了阿诺夫“此事将只有你我知道，绝不告诉他人”的誓言之后，才吞吞吐吐地讲道：
德国人在向莫斯科发起总攻期间占领了彼特里谢沃村。村长与驻扎在另一个居民点的占领军当局保持着联系。一天夜里，村里的一处木板房着起火来，大火把木板房烧了个精光......过了一天或两天，纵火者被当场捕获：一个不认识的姑娘（指卓娅——本文注）企图利用浸透了煤油的破布等物点燃另一个木板房。此时正是严冬，一个失去了容身之处的家庭不得不挤到邻居家里栖身，全村居民极为愤怒。站岗的人狠狠地打了姑娘一顿，然后把她拖进卢克里娅的木板房，早晨村长把她解送给当局并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当天，姑娘被前来彼特里谢沃村执行特别任务的士兵处以绞刑......没有德国人在此处宿营，因此也没有任何（按照官方说法）似乎被女游击队员纵火烧掉的德国人的马厩。
我们的军队来到这里以后，村里的许多居民被逮捕并被带走，不知去向。因此，留下来的人面对可能到来的镇压，人人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
最后写道：
是不是П.利多夫因受村庄里那些被吓坏了的居民的欺骗而做了错误的报道，或者是他自己为了有利于斯大林宣传而编造了这个事件？但是不管怎么说，正是他的这种说法出了大名并被‘载入史册’。
卓娅不仅没有打击过德国侵略者，反而烧掉了村民赖以过冬的木板房！？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的风格和技巧！
“我”或者“我”的某个知名朋友，来到某个“红色神话”的发源地，与某个神秘的“老乡”或是不肯透露姓名（或现在已故）的“村干部”聊起了有关于“红色神话”的事。于是乎，在“神秘老乡”或“村干部”对“历史真相”的娓娓叙述中，狼牙山、地雷战、地道战等“神话”依次破灭了。正如俄罗斯学者对若夫季斯文章所进行的分析：“这个例证清楚地表现了斯梅尔佳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人物，一译斯麦尔佳科夫——本文注）继承者们非常巧妙的手法。他们的创作依据，都是非常可靠的事实，如一个不认识的女教师对现已作古的作家阿诺夫以及公布这件事的本文А·若夫季斯的口授资料。从这篇短文中，还可以看到希特勒分子如何主持公道，他们对居民如何关心，还可以看到苏军占领彼特里谢沃村所带来的恐惧和凄惨，以及对斯大林分子利多夫的揭露。这样，А·若夫季斯的文章就像一枚多弹头导弹，达到了一石四鸟的目的。”（上引利西奇金等，p271～273）除了《论据与事实》（！）杂志的文章，有媒体还断言照片上的那个卓娅尸体是假冒的。对此，俄罗斯联邦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所进行了相关鉴定，最终结论为“照片上被处绞刑的姑娘是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5.青年近卫军的“母亲”
老一辈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以及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主人公奥列格·科舍沃伊不屈服于敌人的严刑拷打，凛然赴死的精神感动了无数人。1991年，《自鸣钟报》的撰稿人М·沃利娜发表了一篇名叫《科舍沃伊的母亲在为谁哭泣》的轰动性文章，文中惊人地声称奥列格·科舍沃伊还活着！而科舍沃伊的英雄故事完全是一场由其精神失常的母亲引发的离奇骗局：
在罗韦尼基地区的一个合葬墓穴中掘出了一些被德国人枪杀的人已经腐烂的尸体。当时在场的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沃利娜文中奥列格·科舍沃伊的“母亲”，实际上她把名字搞错了——本文注）扑向其中一个有白发的老人的尸体并号叫起来：“奥列日卡，奥列日卡！”所有人都看到了：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带白发的老头儿，可他还在哭喊着：“奥列日卡！”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人们把那个不认识的老头儿再次作为奥列格·科舍沃伊葬埋了。然而法捷耶夫却据此杜撰出，奥列格在罗韦尼基监狱中遭受刑讯，并因此一夜之间这个16岁的男孩子竟白了头！这样，奥列格·科舍沃伊成了小说中的主人公，而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则成了主要英雄人物的母亲.....
沃利娜的文章风行全国。文章发表几天之后,“一群肆无忌惮的流氓无赖在卢甘斯克市把青年近卫军英雄半身雕像从底座上推了下来”。针对沃利娜的文章，电影《青年近卫军》中扮演奥列格·科舍沃伊的弗·伊万诺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同样名为《科舍沃伊的母亲在为谁哭泣》的反驳文章。他用充分的证据驳斥了沃利娜，指出了她的大量错误，并在文中提到不仅是科舍沃伊本人，连他的母亲叶连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不是沃利娜文中所谓的叶连娜·安德列耶芙娜）也遭受到德国人的多次毒打，并最终导致她终身残疾的事实。伊万诺夫在文章中总结道：“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乱翻墓石的倾向，就像女新闻撰稿人М·沃利娜所做的那样。然而死人不可能说任何话以自卫！......应该记住圣经中的戒条：‘不要做伪证！众所周知，靠伪证社会不能生存——它将毁灭’。”（上引利西奇金等，p274～275）
6.尤利乌斯·伏契克的“传说”
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在大肆挖掘国内墓地的同时，又精力旺盛地折腾到了国外。《绞刑架下的报告》，国际共产主义的著名活动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就被不幸地“掘”了出来。
伏契克据说没有被绞杀于德国普勒岑塞监狱。“他不仅当了德国人的情报员，而且还以这个身份被派到玻利维亚，不久就死在那里。甚至还出现了一张尸体的照片。”众所周知，纳粹和法西斯主义势力曾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力量，二战后不少的纳粹分子都潜逃到拉美，而这就是发明这个玻利维亚传说的根由。“另外一些人不坚持‘玻利维亚’说，但仍然断言，他终究是叛徒—情报员。至于那个著名的《报告》，则无论如何不可能是他写的，而是后来伏契克的党内同志们伪造的......”（上引利西奇金等，p276）对于这种剥夺著作权的手法，相信也无须多言了。就如同希特勒说的那样，“即使撒了谎，也要厚颜无耻地撒下去”。只要足够厚颜无耻，只要“将普通概念重复上千遍”，即使编造出像季米特洛夫是个不能说一句整话的结巴，一样可以使大众相信。
假如伏契克泉下有知，他一定会说：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
7.“斯大林森林惨案”
按照“符号空间改造法”的理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毫无疑问是苏联时代的象征,高峰中的高峰；苏联历史的光荣与悲剧都在斯大林时代得到了最深刻的体现。
“1987～1991年国内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没有一家杂志，没有一个电视频道看不到指责斯大林及其时代的材料的。”（Ю·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p608，译林出版社，2006）虽然“非斯化”运动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已开始，但在“想象力夺权”——这句五月革命时期的经典口号讽刺性地被苏联末期的“南方系”成功实现了——的时代，“非斯化”运动到达了它登峰造极的境界。党的最高领导人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这一运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中期，他向记者和社会学家公开了在中央档案馆中曾受到特别保护——1987年之前任何人不得调阅——的斯大林档案资料中的部分文件，“其目的在于扶持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因此只公开了能证明斯大林是一位血腥暴君的资料，例如：与党内政敌的斗争，30年代镇压运动的经过。那些中性的，特别是缺乏揭露性的材料仍被封存。”而仍被封存的材料中则包括了斯大林对当时的“个人崇拜”表示反感等内容（Н·津科维奇《二十世纪最后的秘密》，p53，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和中国的南方系对毛泽东时代“饿死”数千万和“整死”数亿人的指控一样，斯大林时代的历次镇压自然也成了这种数字操纵的对象：“例如，很多人的意识中，已经沉淀下了几百万农民背井离乡，作为‘富农阶级’被流放的说法。奥·普拉东诺夫说：‘在集体化和消灭富农阶级的岁月里，约有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数百万农民被关进集中营和监狱’”。对此，俄罗斯研究意识形态和心理战的著名学者谢·卡拉—穆尔扎质问道：“‘700万～800万农民被流放’？连家属加在一起，那可是3000万～4000万人啊！”后来经过对当时史料和数据的认真研究，“事实是：1930～1931年间，总共381026个家庭计1803392人被特别遣送（所谓‘富农阶级流放’）。占农户总数的1.5%（约3%农户被官方划定为富农）。”（上引卡拉—穆尔扎，p546）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反对斯大林和“极权主义”的巨大图腾，直到今天仍然魅力不减：“在他的笔下，古拉格‘岛民’历年的动态，包括徒刑死刑、释放调转、患病死亡等方面的情况，逐年均有详尽研究，列表资料也堪称卷帙浩繁。”不过正像此书的副标题——《艺术性研究尝试》一样，“索尔仁尼琴的数据亦当以艺术夸张视之，而整个文化界的人士则几乎是把这些东西作为集中营社会学学术研究资料来看待的。他所造成的意识裂变真可谓令人拍案惊奇：一个人读了那种似乎言之凿凿的纪实材料，就会听而信之，而且更会相信他那‘4000万人被枪毙’的说法。”（上引卡拉—穆尔扎，p549）即使是激烈批判斯大林的罗伊·麦德维杰夫也撰文指责索尔仁尼琴“过于经常地对事实进行明目张胆的歪曲、篡改和有意的回避”（李辉凡 张捷《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p447，青岛出版社 2004）。历史学家泽姆斯科夫用近10年的时间系统整理了反映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古拉格）各方面情况的档案资料，并且发表了各类被镇压人员状况的详尽汇总材料。“他虽非斯大林主义者，但是尊重事实。”但是“民主派却刻意竭力不理睬他，也不和他论战”，少数应战者如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也立即露了大怯。泽姆斯科夫指出他的论敌在引用他本人并未见过的1945年秋季全苏集中营和劳教所资料时犯了一个“小错误”：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漏掉了”一个小数点（МЛН.），把160万人变成了1600万人。“多么轻而易举，拿掉小数点，再通过传媒扩散开来，而亿万人竟然信以为真。当一种思维范式已经形成的时候，操纵家就不在乎理智的论据了。”“操纵家们也正是为了对想象力而非理性施加影响，才会如此夸大数字的，有时会夸张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恰恰是这种非要夸大真实数量不可的意图，才能成为操纵的一种特征”（上引卡拉—穆尔扎，p549）。
数年之前曾闹腾过一阵“卡廷森林惨案”事件，我国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后，积极响应。然而早在1988年的苏联，就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据当时的“南方系”媒体报导：
在明斯克郊区库罗帕特森林发现大批牺牲于斯大林大恐怖时期人士的遗骸，这场恐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在1937年至1941年6月期间制造的。
媒体称这个惨案的死难人数约为数十万。国外的传媒也不遗余力地进行大肆宣传——这是斯大林及其极权制度嗜血成性的又一罪证。最后，在对这个“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事件进行了仔细调查后，得出如下结论：
内务人民委员会各机构与所谓库罗帕特森林受害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在扎斯拉夫公路和明斯克环路之间丘陵地带的戈迪谢镇附近，安葬着不少于30万希特勒种族灭绝暴行的牺牲者。（“库罗帕特森林案：时代的篡改”，《军事史》杂志，1991.No.6,上引利西奇金等,p267）
正如俄罗斯学者指出的:“库罗帕特这个地名在白俄罗斯地图上就从来没有过。杜撰名称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情感的力量，影射斯大林在这里枪杀人就跟杀山鹑[俄语“山鹑”的发音为“库罗帕特卡”（Куропатка），故有此说——本文注）一样无所顾忌。库罗帕特森林案只不过是整个虚伪报道庞大体系中的一个事例而已。”（上引利西奇金等,p267）
在苏联末期的混乱岁月里，尽管一些谣言被揭穿，但谣言却总是能淹没真相：因为制造大量新谣言的速度永远要快于对旧谣言的逐个驳斥，而且成本极为低廉。关于斯大林，“有人写的东西甚至已经离谱到了让人想瞧一瞧还能编出什么玩意儿来的程度......出现了大量编造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特务的文章。有的文章说，流放中的科巴（斯大林早期的党内别名）袜子臭不可闻，几乎所有的精神病他都有；他只不过是个神学校里不学无术的学生而已，等等，等等。布尔什维克一词居然成了一句骂人话......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携带斯大林画像参加群众大会被认为是低能儿；大众传媒曾经专门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寻找携带有斯大林肖像的人，以便表现他们的浅薄和粗俗。”“一个穿网眼针织背心的人坐在电视机前。——人们在街上游行，脸上带着喜悦。他手指荧光屏上斯大林时代那些缺心眼的人，笑得前仰后合，说不出一句话来。”（上引利西奇金等,p266、243）（笔者想在此插入一件事情:2009年,某城市的一位收藏者——他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举办了一场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影像与图片展。一个在改革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人热心地从外地赶来参观，他对那位收藏者感叹道：“你办的这个展览很好，很有意义，像这些我的父母那代人都经历过的；你看那些人（指毛泽东时代广场上的游行者），都像是发疯了一样，像机器一样。”收藏者听完后说：“我们当时对于领袖和国家的热爱都是出于肺腑的，并不是你说的那样，是失去了自己意志的表现。”谈话由此陷入了尴尬。）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如同从天而降的巨神，其威望甚至超过了列宁。然而他身后的历史命运又是如此无常，甚至颇为凄凉。1953年在斯大林的别墅里，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看着斯大林生命垂危，却迟迟不去叫医生；斯大林刚死，“非斯化”的运动就随即展开：先是贝利亚——如果不是他在党内斗争中被击败，也许就轮不到赫鲁晓夫来做那个轰动一时的秘密报告了——接着就是赫鲁晓夫的高潮戏。赫鲁晓夫先是斯大林狂热的吹捧者，后来又是斯大林狂热的反对者。在他与中国交恶的时候，甚至愤怒地声称要“把斯大林的棺材直接送到北京来！”到了苏联末期，在所谓“公开性”政策和势大滔天的“南方系”的力量之下，“非斯化”运动终于进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卡廷森林惨案”也好，“库罗帕特森林惨案”也罢，其实斯大林早就被一次次地拖进了名叫“斯大林”的历史森林里，遭到了无数次的审判和枪决。
8.“回归列宁”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代在社会意识中被一笔勾销之后，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名字仿佛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最后一座桥梁，它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的继承性。因此，损害业已形成的列宁的形象诋毁他的活动，就成了把整个苏联时期说成是黑暗和愚昧时代并使人们离开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步骤。”（上引利西奇金等,p169）
在苏联还没有走向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末日之前，为了非斯大林化，必然要借助于列宁的威名。在体制内的历次政治斗争中，列宁都是战无不胜的历史证人，列宁代表了苏维埃国家的终极真理。正如赫鲁晓夫提出“回归列宁原则”那样，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也曾自诩为列宁的忠实传人；而在苏联末期的大混乱到来后，所有苏维埃国家的偶像与禁忌一个个地被羞辱被打破，当苏联全部的历史都成了被“清除和消灭”的对象时，列宁这个最后的禁忌也就不能幸免了。所谓“回归列宁”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一步步地把所有的都清算完之后，最后必然来到的总结性清算。
“列宁是德国间谍”，“列宁是毁灭俄罗斯文化的罪人”，“列宁是俄国人民的刽子手”，“列宁是美好的沙皇俄国的破坏者”，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到了这个阶段，连编造历史的工夫都可以省去，而直接使用“纯文学”风格了。《自鸣钟报》的“政治评论家、诗人”——总是这号人物不是吗？——A·伊万诺夫断言：“总的看来，我们的领袖和导师是死于梅毒。”1990年的另一篇奇文《崇拜的诞生：列宁是典型的神话》（М·魏斯科普夫，《波罗的海时报》）这样写道：
大约是1924年，克里姆林宫的下水道经受不住布尔什维克的猛烈冲击，终于跑水了。陵墓里灌满了污水，一名神甫（好象是大牧首本人），这样说：“圣尸上也是要涂油的。”
......那副傻瓜表情、那颗秃头 、那张喝得醉醺醺的电报员也差不哪去的鬼脸......打旱地里冒出来的一颗苗苗儿：要模样没个模样，要气派没个气派。
瓦洛佳搞俗家的科学也在行。他虽说没有一点诗才，但只要老师吩咐，就可以立刻“用正确的六音步长短短格来翻译荷马史诗”。
他的房间保持着修道院式的整洁。一个中学生正在做笔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字母——字虽然写得紧紧巴巴，倒不妨碍思想驰骋。这个中学生写满了一个又一个本子，若有所思地瞅着墙壁，眼前是两片画着斑斑点点的大屁股似的东西半球——苏联国徽的原型......
最后，终于有机会谈一谈那个与大救星联姻的她——娜杰日达（指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本文注）——的问题了。想不到吧，这个讲起话来跟马卡尔·杰武什金一副腔调的、党内绰号叫“鱼”的革命的女修道院长，居然不乏抒情的想象力......而在那围着灰毛皮围脖、像东欧平原一样扁平乏味的胸膛里......居然还有一颗监狱未能使之丧失慈爱的心在......跳动？（上引利西奇金等,p268～269）
与此文那种妙语连珠、油腔滑调、下流无耻地嘲讽伟人的水平相比，我国那位说毛泽东的字像“狗扒似的划拉出来了”的小京油子是不是只能算是托儿所的程度？
在“清除和消灭”列宁这座最后高峰的运动中，著名的斯大林传记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上将（我国的“辛同志”可以看作是他的一个小号翻版）是一个代表人物。这位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曾在斯大林传记中指责斯大林违背了伟大的列宁及伟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内军内的权威理论家，也终于发现了与“极权主义”做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他在自己全盘否定列宁的著作的封面，为强化对读者的负面影响，登载了一幅重病患者的照片，那张脸被痛苦折磨得已经变了形，实际上当时人已处于濒死状态。”有人指出：“书的封面是对死者的粗暴侮辱（不论大家对列宁的态度如何），故尔他必遭报应。”果不其然，沃尔科戈诺夫在书出版后不久，便患病并很快死去了。不管这是不是报应应验，对列宁的诋毁还是见出了成效。《论据与事实》杂志1991年就“列宁应当躺在什么地方”向路人提问。莫斯科一位15岁的少年季马对此回答道：“应该把他从这里扔出去......嗯，不是扔，应该是运出去。他做过什么好事吗？他把全国都搞乱了，现在却躺在这里。把他埋到某个墓地去吧！”（上引利西奇金等,p270）
9.“把苏维埃墓地全扒开”
“不仅仅战争年代，而且整个70年苏联历史都逐渐被迅速蔓延开来的污点所覆盖，许多历史画面简直就是一幅讽刺性漫画。其中对曾经支持过苏维埃政权的作家们的态度即为一例。按照各种报刊媒体的说法：阿·托尔斯泰是贪财鬼和酒徒，马·高尔基是一个虚伪的，名不副实的人，弗·马雅科夫斯基是发育不全者，米·肖洛霍夫则是抄袭他人作品的人。甚至很难数得清针对《静静的顿河》究竟有多少造谣中伤。”“从‘民主派’的宣传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整个苏联时期的历史上是一批不合格的人在活动，他们以自己的‘极权政治’威胁西方的伟大民主。”B·伊柳欣在《控告总统·起诉状》（1992年）中说道：“在他（指戈尔巴乔夫——本文注）的统治下，整个国家都被变成了考古发掘地。”（上引利西奇金等,p277、308、283）
人们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苏联末期大众会轻易地相信那些荒唐无稽的政治谣言？由于这涉及到具体的苏联意识形态蜕变问题，并且不是本文的主题，所以在此仅简单地谈如下一点。苏联官方在对其自身历史的解释上有着一个非常不好的倾向——这也并非是苏联独有的问题——即用庸俗化的历史观念去解释苏联史上所发生的诸如党内斗争在内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在1953年清算贝利亚的苏共“七月全会”上，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发言就是这种庸俗化历史观的典型：“......早在斯大林生前我们就知道贝利亚是个大阴谋家。他是个奸诈的家伙，是个狡猾的钻营之徒。他用自己肮脏的爪子牢牢吸在斯大林同志的内心，他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斯大林同志......我们大家都尊重斯大林同志。不过岁月不饶人，最后一段时间斯大林既不能看文件，也不能见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贝利亚这个卑鄙小人狡猾地利用了这一点，非常狡猾......贝利亚对党的态度跟希特勒没有区别......贝利亚不是党员，而是钻营之徒，可能还是间谍，在这方面还要再挖一挖......”赫鲁晓夫等人用一套忠臣/奸臣—明君/昏君的模式去向人民解释贝利亚问题，甚至用庸俗化了的阶级斗争观念把贝利亚与希特勒并列——而此人就在不久前还是和自己很亲近的同志。“妖魔化贝利亚的形象，把他描绘成悄悄混入党的领导层的家伙——这都贬低了社会进程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创立了用某些个体的不良意愿解释苏联历史事件的先例。”（Ю·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p309，译林出版社，2009）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的“三十年”，把大肃反时期的镇压描绘成是“暴君”对那些无限忠诚于党的“老干部”的迫害，而掩盖他本人就曾是一个积极的镇压者，掩盖了“老干部”们对他人的迫害行为，掩盖了确实存在过的反斯大林的密谋等等事实。正如斯台芬·茨威格所说：“热月九日之所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并不是因为罗伯斯庇尔被处以死刑，而是他的继任者采取这种怯懦虚伪的态度（指将罪过推在罗伯斯庇尔一人身上——本文注）。因为直到这天为止，革命无论采取任何行动，全部理直气壮，同时也心安理得地承担一切责任”（斯·茨威格《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p70，华夏出版社，2004）这种对待历史随心所欲和胡作非为的态度，使苏联官方的历史解释逐渐失去信誉。勃列日涅夫虽然没有宣布赫鲁晓夫是“希特勒”，但整个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意识形态语言完全是由连篇的废话和貌似正确无比的空话、套话构成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意识形态专家”延续了赫鲁晓夫的精神，但是他们嫌后者对斯大林时代“刨”得还不够彻底，于是决定直接往祖坟上刨：“现在请想象这样一种情景。罗马教皇走到罗马的圣彼得广场，对围拢来的人说了下面一番话：亲爱的教徒们，我必须向你们宣布，没有什么上帝，天主，教会只是一个犯罪组织，我把它解散了。您会怎么评价这位教皇的行为呢？须知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正是以这种精神表述的。”（上引季诺维也夫，p64）苏共官方的历史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彻底土崩瓦解：既然老一套已经令人厌烦，那为什么不去听那些更新鲜、更刺激的故事呢？而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进行的大量历史发明,融惊险、侦探、色情、科幻等所有吸引人的要素于一炉,正好满足了大众的心理欲望。当然，这并不是苏联末期“南方系”能够大获全胜的惟一原因，但至少可以看做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10.“不能这样活！！！”
一图胜千言。
没错，在最后的时刻，大名鼎鼎的“视觉专家”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历史性的登场了。他在1990年振聋发聩地大喝一声：“不能这样活！！！”以其“雄辩”的影象向苏联观众展示了一幅关于自己祖国的悲惨画卷。戈沃鲁欣用他那“诚实”的“眼睛”告诉苏联人民，他（她）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制度，道德沦丧、贪腐横行、堕落不堪，整个苏联完全被灰蒙蒙的绝望之云所笼罩；而与之相反，伴随着轻快摇曳的爵士乐，一个金光灿灿的美国则豁然出现在苏联观众的眼前。于是乎，万人空巷，举国震动。如果说漫天提前报丧的文字还不够“给力”的话，那这“真实”的影象则最终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个“真理”：苏联再也“不能这样活”了！
※插曲Ⅱ：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的“现如今”
以下是在1991年苏联全民公决 ——关于是否保留苏联——二十周年之际，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接受俄罗斯《权力》周刊的主题采访时所作的回答：
不记得当时是如何投票的，但现在我会肯定地回答“是”。苏联瓦解堪称20世纪最大灾难。我相信，如果今天举行这种公投，赞成苏联存在的人数会多出一倍（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24919。至于戈沃鲁欣说自己忘记了“当时是如何投票的”，我对此略表怀疑）。
11.《零城》的意义
1996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安全委员会举办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讲习班，“专门研究破坏社会‘文化核心’的技巧。”参加者包括了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的专家。讲习班在最后的几次会议中，重点地讨论了卡伦·沙赫纳扎罗夫（其父格·霍·沙赫纳扎罗夫曾是戈尔巴乔夫的心腹助手之一）的影片《零城》（莫斯科电影制片厂，1988）。与会的专家一致认为：《零城》准确地预见到了苏联社会“文化核心”被破坏的过程。
《零城》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讲述了莫斯科的工程师拉瓦金到神秘的“零城”出差时所遭遇到的怪异和恐怖经历。拉瓦金刚到“零城”时，前往一家工厂找厂长，结果竟然“见到女秘书在接待室全裸地坐着。人们进进出出，把紧急要打字的材料交给她，但对怪诞却视若无睹......出门的时候他病了。那些习以为常的秩序的标志物——列宁像呀、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榜呀——再也抵御不住迷乱的局面了。”
只有裸女或者只有列宁像的社会都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秩序的社会”。而当裸女和列宁像在同一个时空中并存，甚至裸女和列宁像被奇妙地拼接在一起，难分彼此的时候，则标志着“秩序的社会”开始走向混乱和崩溃之路。在《零城》的尾声部分，“零城”的“整个匪帮——官员们、地下企业家们、作家，还有好多浪荡女人——纷纷扑向一颗象征政权的‘俄罗斯国家树’，开始摧毁它，撕掳它的枝叶。”（上引卡拉—穆尔扎书，p720）我们的主人公拉瓦金则逃上了孤舟，在一片废然之静中，听凭自己的命运飘向不可知的黑暗深处......
12.假如那时有互联网?
现在来赶个时髦，提出一个相当“穿越”的问题：假如苏联的末期是像今天一样的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局面会怎样？那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之战，会不会出现一丝转机？
让我们”展开一下想象的翅膀“：当尼娜·安德烈耶娃在公开信问题上受到压制后，她便和她的同志转入了网络，创办“列宁—斯大林旗帜”、“红色苏维埃”等左翼网站，构筑起新的反抗阵地。她会得到响应者，这是一定的。大多数苏联人只是痛恨贪污腐败和官僚特权，而并不是反对社会主义。会有不少人同情支持左翼网站，或许核心支持者的平均年龄偏大——从苏联解体后俄共的党员年龄结构推测——但这并不是太要紧，重要的一点是力量得到了集中。另外，党政军中将出现支持者，各个级别都会有，一般中下层居多，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非常不满，但没有公开反对的勇气和能力，现在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希望。在最高层中也将有人支持，不止是利加乔夫，而他们将以这股“民意”来制衡戈尔巴乔夫等人继续向右转。
但是，苏联的左翼网站将面临两个决定性的不利因素。
第一，掌管意识形态的是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是什么人，还是由苏联的死对头美国人来介绍更好。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的威廉·奥多姆中将证实：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解体后进行回顾时告诉我，早在1985年，他们就认为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改革，其中也包括解散苏联，而且他们很清楚，如果改革继续搞下去，也会带来这个结局......雅科夫列夫在一部论及该问题的书中披露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深恶痛绝。西方的反马克思主义人士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贬斥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p98，新华出版，2000）“雅科夫列夫的很多口号，特别是‘法制社会’这一口号，都隐约地表露出要把真正的权力移交给国家机构的思想，让共产党逐渐变弱，被迫与其它政党进行竞争”（同上，p199）
一个早在1985年，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刚登场的时候就琢磨着“解散苏联”的人，当然不会坐视左翼网站的兴起。于是，改革的“施工员”（雅科夫列夫）找到了改革的“设计师”（戈尔巴乔夫）（也许两人真实的身份正好颠倒？）：
“施工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个事儿。
“设计师”：说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施工员”：就是那个安德烈耶娃。
“设计师”：写公开信的那个？
“施工员”：没错。她们搞了几个网站。
“设计师”：她还够时髦儿的。什么样的网站？
“施工员”：什么“列宁—斯大林旗帜”、“红色苏维埃”之类的，总之是在上面反对我们党的改革。
“设计师”：还是公开信里那套？“不能放弃原则”？
“施工员”：比那封信里激烈得多，而且反对您。
“设计师”：XXX（一句不雅的骂人话），都说了什么？
“施工员”：说您全盘否定斯大林，是要毁了党；还说你的列宁主义是装装样子，其实是想把我们国家变成资本主义。
“设计师”：真可笑！
“施工员”：是的，很可笑。
“设计师”：改革是必须的！您看看人家资本主义发展得多好？！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都不能是老样子一成不变。至于斯大林，你我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施工员”：您说得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这些网站严重阻碍我们的改革，党内还有人在背后支持她们。
“设计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看该怎么办？
“施工员”：把她们关了。
“设计师”：您说得对，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您说得对......
第二，叶利钦和支持他的“部队”将建立强大的右翼网站。当叶利钦从美国回来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坚定目标——推翻苏联——的人物。他一定会和他的“部队”——跨地区议员团以及那些“置身党政机关、报刊编辑部、科研机构以及苏共中央机关”的势力——建立起自己的网站。这些右翼网站将具有左翼网站所无法比拟的资金上的优势。这些资金不仅来自国内，还有从美国、以色列、梵蒂冈等地源源不断而来的金援和技术支持。同时，与民间的左翼网站相比，这些右翼网站很多都属于党报党刊或政府方面的媒体，而民间左翼网站虽然能得到党政军内某些重要人士的同情，但他们却无法直接施以援手。右翼网站将开足最大马力，整日宣传“苏联不好，美国好”“‘极权主义’不好，‘自由民主’好”的“真理”；他们还将通过Facebook、Youtube、微博微信等传播能力巨大的工具，用图文并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手法强化这样的“真理”；亲“民主”亲“改革”的“公知”们将设立博客，叶夫图申科、梁赞诺夫等人将获得天文数字般的粉丝，甚至多得超过苏联总人口也没关系；还有一批来路不明的“水军”，他们将编写各种小段子、小笑话、小故事，借“老百姓”的身份来发表“观点”。于是，整个网络将会布满这样的言论：
——今天为了买罐鱼子酱，结果排了两小时的队，这就是咱们的“发达社会主义”；而人家“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却要什么有什么。
——排队等公共汽车，一二个小时不来，突然看见一辆官老爷的车，一路绿灯，通行无阻，他们就是这么对待咱们的。关键是他们不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人家美国没人敢这么干，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有那样的权利？
——布尔什维克把我们的国家搞坏了，根本就不应该革命，尼古拉二世那时候才是俄罗斯的黄金时代。
——“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制”，这些是全人类的主流文明价值，可1917年以后我们却走了另一条路，一条穷路！一条死路！一条通往奴役的路！！！
——列宁、斯大林都有很多女人，却号召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
——过去的历史教育把我们都给骗了，说什么斯大林不愿意用德国元帅换自己的儿子，好象很了不起似的。其实斯大林压根儿就不喜欢雅科夫，他巴不得雅科夫·朱加施维里死了呢。现在德国人替他把麻烦解决了，他其实打心眼里感谢德国人呢。
——加加林其实根本没上过太空，我们让共产党糊弄了；即使上过又怎么样？能上太空却生产不出一台象样的电视机和冰箱，这种国家真是太悲催啦！！！
——我们为什么要打败德国人？看看人家如今生活得多好！当然，我说的可不是我们的“东德同志”。
——安德烈耶娃这么崇拜斯大林，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古拉格里去！？
——利加乔夫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捍卫”社会主义，缺心眼！！！脑残！！！sb！！！
少数的几股清流能抵挡住这浊流滚滚吗？
当然，右翼言论泛滥肯定会引起一定的反弹，党内将会有人提出要管束右翼网站的意见，于是，改革的“施工员”找到了改革的“设计师”：
“施工员”：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个事儿。
“设计师”：说说，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
“施工员”：就是叶利钦他们搞的那些网站。
“设计师”：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就搞了这些，大概是跟美国人学的。
“施工员”：听说有的同志想“管管”它们？
“设计师”：是的，听说那里有些话说得过头了。
“施工员”：是有些过头话，不过总的说是支持改革的。
“设计师”：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那您怎么看？
“施工员”：就让它们去好了，要是“管管”它们，会让人民，还有国外怀疑我们改革的决心。
“设计师”：您说得对，我们不应该动摇“公开性”的承诺，多元化和民主化一直是我们改革的方向。
“施工员”：完全同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除去外部因素，苏联的左翼网站还将要解决两个重要的内部问题。第一个是形式上的，即网站的语言风格。《我不能放弃原则》是一篇义正词严的文章，但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篇文章在语言表现方面暴露出明显的“老化”迹象。如果苏联的左翼网站主要是被这样的语言风格所主导，能否在与右翼网站的较量中争取到年青一代的苏联人，便成为了棘手的问题；第二个是内容上的，即左翼网站除了批判“改革”之外，能不能提出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前景。如果她们只是号召回到原来的“好日子”，吟唱田园牧歌式的怀乡歌曲，恐怕将无法扩大支持者的范围。不过，苏联的左翼或许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摆脱“保守”的特征。从历史上看，苏联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稳固之后，意识形态上的激进与革新精神不断微弱，教条化、官僚化、表里不一的倾向变得越来越强，苏联缺乏一个像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异端时刻”，因此苏联的左翼可能将无法从“历史”中获得革新社会主义的力量；同时，由于当时的苏联人也没有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实态的切身感受，所以也无法像中国1990年代中后期登场的“新左翼”那样，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体验中构建出革新社会主义的思想。
如此看来，如果苏联末期是一个互联网普及的时代，意识形态之战发生逆转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尤其是那些支持左翼网站的党内高层人士，很快就将被戈尔巴乔夫贬黜。大概惟一的希望存在于左翼网站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军队的同情。在那个时期，苏联军队正遭受着各种诽谤攻击，如果左翼网站仗义执言，为军队辩护，那或许会增强自己的力量。不过这同时取决于军队本身的情况，如果单从“8.19”事件来看，当时苏联军队的状态实在不能令人乐观。
总结
最近这段时期，中国左翼之间有一些关于“新社会主义”的争论。既然提出“新社会主义”，自然针对的就是“旧社会主义”了。那么什么是“旧社会主义”呢？我想对于支持“新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旧社会主义”基本上指的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者用一个差不多属于贬义的说法：“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老实说，我现在比较愿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诗，“劝君少骂斯大林”。苏联式社会主义，他的缺陷是明摆着的，然而今天我们倒应该为他多说几句好话，因为坏话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所谓“斯大林主义”，不仅右派骂，左派也骂——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里存在着许多宝贵的东西。大卫·科茨等人显然不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斯大林统治的典型特征，就是严重背离了早已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主张。斯大林复活了俄国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大卫·科茨 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p2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但他们仍客观地指出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优点：
提供给大众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这是苏联体制的另一个社会主义特征。它们包括免费教育（直到给予有资格的人们以高等教育）、收费极低的儿童保育、租金极低的住房、便宜的休闲度假、免费医疗、稳定的养老金等。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例如瑞典和挪威，当权的各个社会民主党，虽然并未触动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也已制定了同样的给予劳动者公共福利的施政纲领。然而，在这些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中，资本家所资助的保守政党由于受到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不断要求解除或压缩社会福利。在苏联体制中，并不存在这种挑战社会福利的呼声，拟定的纲领也不会遭到削减，而这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中却是周期性的遭遇（上引大卫·科茨等，p31）
今天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怀念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其中有不少在社会主义时代还只是个小孩子甚至根本都未出生。记得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独立”了的“民主”捷克的电影导演杜尚·哈纳克拍摄了一部全面否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纪录片《纸人头》。然而讽刺的是，在影片尾声部分的街头采访中，对于“哪个时代好”的问题，一位年青姑娘回答道：“过去更好，那时人们更友善。”但哈纳克在影片中却竭力要证实“极权制度”只有专制镇压迫害这些东西，在他看来，称赞旧制度好，是因为人们还不懂得“自由”的意义——应该问一问作为电影人的哈纳克，在社会主义时期，即使抛却西方一些有意的吹捧，捷克斯洛伐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电影国；而当“自由民主”降临后，捷克或斯洛伐克难道不是变成了电影世界里的“三等公民”？——那还是1990年代初的时候，民众对“新制度”仍抱有天真的幻想。现在“怀旧”情绪更为普遍，只是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不敢随意表达而已。我们想，假使齐奥塞斯库现在参加一场没有外国势力干涉的罗马尼亚总统选举，说不定他仍然能胜出（根据罗马尼亚最新的一些舆论调查，结果很可能会如此）。
所以，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虽然离真正理想的社会主义还差得很远，但即使放眼人类历史，也仍然是个不错的制度。然而最终我们还是要面对难题，毕竟苏联式社会主义出现了无法否认的大溃败，那么这个制度就一定存在着某些本质性的缺陷。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真正断送苏联的只是“一小撮”“党-国精英”（详细的分析请参阅上引科茨等专著），普通民众主要反对的是官僚主义、特权、贪污腐败，而不是社会主义和苏维埃国家 ——民众最多存在着一种幻想，即叶利钦这些人，将使他们既能享受到西方那样的“自由民主”或其实更为实际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同时又可以保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福利和充分就业的权利——只要“一小撮”“党-国精英”不叛卖，苏联就仍然可以存在下去：“在某些方面党和国家丧失了以往的巩固性，再早还丧失了灵活性。但是在其他方面，就是在1991年，苏联和苏共也还保持着以往的威力。相互间由千丝万缕联系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继续依靠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安全组织、强大的军队、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分支机构遍及全国的大众传媒系统以及许多其他权力和社会控制机构。国内人民没有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也没在隐藏自己的目的或打着民主化和取消特权的旗号，或打着‘改善’社会主义的旗号的情况下上台的。只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掌权后，才开始拆毁制度......毫无疑问，用苏联社会原有的形式使它的存在时间再延长许多年本来是可能的。‘我也可以不开始改革’——后来戈尔巴乔夫对自己周围的人说。‘制度的安全系数还很大，大得将能再存在数十年......’”（罗伊·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p146～151，新华出版社，2000）这是以反“斯大林主义”闻名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者的观察。因此，苏联式社会主义要出问题，就一定出在党内，而且主要就出在“司令部”内。对于苏联末期的“南方系”，如果党的高层真想进行整肃，那不可能办不到——当时没有网络，主要媒体又都在党的手里，制止“南方系”泛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进行包庇纵容，为什么？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早就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同床异梦了：
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原则完全改变成号召‘所有制形式多样化’，而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政策本身。令人吃惊的是，当时掌握意识形态主要杠杆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对逐渐歪曲党提出的非国有化的口号一次也没有做出反应......某些势力竭力要把共产党、苏共中央排挤出经济领域......这是旨在限制苏共，而后禁止苏共的步骤......提出要按经济‘非政治化’原则，将党完全排除在指定经济方针之外...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党，不仅仅是执政党，都要制定经济战略。我们搞的经济和党的职能分开简直到了荒谬至极的地步”（上引利加乔夫，p318～323）
雅科夫列夫其人，克格勃方面有着非常可靠的情报证明此人行迹可疑，但竟然仍能控制如此重要的意识形态部门而安然无恙。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恰恰是他的上层成了一个生产“持不同政见者”、“异议人士”和叛徒的中心。剩下的，除了少数立场比较坚定的人，又多是无精打采、士气涣散的平庸之辈。前不久，当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迪·季·亚佐夫元帅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从普京到金正恩都向这位寿星老祝寿，可我还是要说：迪米特里·季莫菲耶维奇，您们是多么无能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里是些什么人？副总统、总理、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克格勃主席......几乎所有重要的政府和强力部门的一把手都在里面了，结果却是那样张张皇皇、犹犹豫豫、拖泥带水、不知所云。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诸位将领原本可以阻止这幕悲剧发生，但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如能齐心合力攻打白宫，那么历史或许会被改写。”（上引奥多姆）——“他们”没有这么做，2年后叶利钦却坚决地、毫不留情地（要知道，当时“白宫”里有很多是他过去的“同志”）这么做了。
如果当“一小撮”“党-国精英”准备复辟资本主义之时，多数人民群众能够起来保卫社会主义，那仍可以阻止悲剧发生，但是“我没有听说有工人或职员、苏共党员集合起来去保护自己的党的区委、市委或州委的情况”（上引麦德维杰夫，p146）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他在几十年中“培养”了民众的政治消极性。“听党话，跟党走，党会照管一切！”没错，实际上直到最后，苏联民众都在“听党话，跟党走”：民众不愿意解散苏联，但共产党却举手赞同了亡国的别洛韦日协议。
简言之，苏联式社会主义在上“生产”的是离心和背叛的政治文化，在下“生产”的是消极与世故的政治文化，这是苏联式社会主义或者“旧社会主义”最大的病症。今天如果我们准备建立一种“新社会主义”，那无疑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出药方，使未来的“新社会主义”不至于旧病复发。好在今天我们有当时苏联所没有的思想优势：我们既有过一个来自历史的伟大的“异端时刻”，又有二十几年里对于国内外资本主义现实的体验，从“历史”与“现实”的正反合中，我们就可以汲取开辟新天地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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