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内各大网站纷纷披露，电视连续剧《彭德怀》，即将开拍了。特别是消息特别灵通又专门以反毛非毛而著称的香港凤凰中文网，更是象要争抢为《彭德怀》鸣锣开道之功的样子，在今年的十一和十二两月，接连发表了多篇吹捧彭德怀而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谈。
在一九五九年七二月至八月十六日召开的统称为是“庐山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彭德怀由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的俗称是“万言书”的信和小组会上的一些发言以及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不当谈话，引起了毛泽东和党的其他多数领导人的高度警觉，因此与支持他观点的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一道被，被打成了反党集团而撤销了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职务，但却保留了其政治局委员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毛泽东逝世之后，在被视为是改革开放标志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仅仅两天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彭德怀和陶铸的追悼会便在人民大会堂得以同一场举行。追悼会由当时已经成为了我国政坛的实际三巨头之一的叶剑英主持，另两位巨头邓小平和陈云分别为彭德怀和陶铸致了悼词。而彭德怀和陶铸等人能够得以平反，全赖于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会议主题的扭转。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历时三十六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以讨论农业生产和明后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以及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然而十一月十二日，陈云在东北组小组的讨论会上，却突然脱离了会议的主题，做了题为《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的发言，并列举了应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的六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他说，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的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存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陈云的这个发言，得到了与会的其他老同志的积极呼应。十一月二十五日，在与会的老同志的强烈要求下，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宣布了对“文革”中发生的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与涉及一些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八条平反决定。其中一条就是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和杨尚昆所做的错误结论。
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邓小平的讲话也更是成为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
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研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作出了决议。全会还正式平反了一批重大的冤假错案，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切实的纠正。其中，审查和纠正了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重新肯定了他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直到目前仍在不断推进的这场私有化的改革开放，发轫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于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又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但原本是讨论农业生产和明后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以及从一九七九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等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却又被陈云等人扭转了会议方向。而彭德怀的问题，又成为了陈云等人扭转会议方向的有力武器。因此说，没有彭德怀，今天的中国还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
彭德怀被平反之后，受到了各方面广泛、深入、持久的歌颂与赞扬。因此曾经被定为是里通外国的反党分子彭德怀，也就变成了一个白璧无瑕的完人。而随着对彭德怀的歌颂与赞扬，因此对毛泽东的否定、贬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也就从此开始了。
歌颂赞扬彭德怀的那些人，常常借用毛泽东当年夸张彭德怀的“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把彭德怀塑造成了一幅威风凛凛、勇武刚烈、运筹帷幄、叱咤风云、快人快语、心底无私、胸怀坦荡、白璧无瑕的纯军人形象。然而真实的彭德怀，他的人生就如同他的那种“铁骨柔与肠”的性格一样，黑白赫然分明。
彭德怀的确是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立下过不朽的功勋，但是彭德怀却也曾经对中国共产党造成过极大的威胁，险些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分裂。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一封信之所以会引起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还不仅仅是在于这封信本身的内容，而是在于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讲话以及所得到的呼应。更是因为从彭德怀一生的革命履历看，他并没有把加入中国共产党看作是实现为劳动人民大众打天下的唯一途径，而却是把中共产党，当作了是他实现个人理想的工具。因此毛泽东才会这样说：“彭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一个同路人”。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二十二年的浴血奋战才得来的。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若是论及拉山头的能力，第一当然是毛泽东，第二则当属是张国焘，那么位列第三的，应该就是彭德怀了。因此在张国焘叛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内，能够震慑住彭德怀的，也就只又毛泽东一人了。因此，对彭德怀有着深刻了解的毛泽东这才曾经开玩笑似的对彭德怀说：“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滕代远、彭德怀、黄公略、邓萍等人以彭德怀为团长的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一师第一团为主要力量，发动了平江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平江起义之后，红五军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残酷围剿。为了保存主力，于是红五军留下一部分力量由黄公略率领在湘鄂赣地区坚持斗争，彭德怀和滕代远、邓萍等人带领主力八百余人前往井冈山。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彭德怀和滕代远、邓萍等人带领的红五军，到达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宁冈新城，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人率领的红四军实现了会师。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师之后，由于力量太小，于是彭德怀等人主动取消了红五军的番号，把所部编为了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三十团团长。
彭德怀等人率红五军的到来，使原本就非常困难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决定，由彭德怀和滕代远、邓萍等人率三十团和王佐、袁文才的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由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人率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和三十一团共三千六百余人下井冈山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率部离开了井冈山，从此，毛泽东亲手所开辟的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就交给了彭德怀等人。
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了井冈山之后，经过艰苦转战，先后到达赣南和闽西。经过在赣南和闽西打了几次胜仗之后，由于得到了大量的缴获而力量大增。四月初，红四军从闽西回师赣南之后，先后打下了瑞金、雩都、宁都、兴国等县城，恢复和建立了革命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从而创建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后，彭德怀等人恢复了红五军的番号。一月十六日，敌军兵分三路准备开始向井冈山进犯，二十六日，敌人向井冈山的桐木岭、朱砂冲、双马石、八面山和黄洋界五大哨口发动猛烈进攻，二十九日夜，黄洋界方面的敌人抄小路插到黄洋界侧后的小井，随后侧击黄洋界，夺占了这一重要哨口。三十日，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部分敌军插入井冈山中心地区。当晚，彭德怀于收拢部队，由荆竹山向赣南突围而去。而第三十二团在王佐和袁文才的率领下，继续坚持着井冈山的斗争。
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怀等人率部以红五军的名义来到赣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再度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人会师。彭德怀到来之后，陈毅劝说彭德怀取消红五军的番号再度重归红四军的麾下。然而此时已经学到了毛泽东创造的游击战战略战术的彭德怀，却再也不愿甘居毛泽东、朱德之下。因而只是在接受了红四军提供的武器弹药补给之后，又率部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名义而离开了红四军。
毛泽东创造的游击战战略战术，使猛将彭德怀如虎添翼。离开红四军之后，彭德怀先是率部返回了井冈山根据地。尽管一九三○年三月因为彭德怀等人冤杀了王佐和袁文才而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彻底失守，但是彭德怀率部返回湘鄂赣之后，却由于胜仗连连而不仅导致部队有了猛烈的发展，而且还更是从中衍生出了一个红八军。而到一九三○年六月由红五军和红八军组建由彭德怀任军团长的红三军团的时候，彭德怀所部已经发展到了一万余人枪。实力与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的红一军团，已经不差上下。红三军团组建之后不久，便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占了长沙。攻占长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攻克的唯一一座省会城市。长沙的攻克，使彭德怀声名大噪，一时力压朱毛。因此同年八月二十三日，红三军团与转战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的永和会师时，如果不是因为参加革命较早，如果不是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为毛泽东在和朱德共同领导红四军时所创造的。那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来自以后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朱德还是彭德怀，还真的不太好说。跟着毛泽东，就是能成功。因此，说“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朱德所首创”，说“朱德教毛泽东打仗”的那些人，也太对不起彭德怀了吧。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为了研究如何应对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通称为是“洛川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在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然而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等，却跃跃欲试，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坚持主张打运动游击战战。
一九四○年八月八日，彭德怀抓住朱德于当年四月中旬离开八路军总部返回延安，自己在前方主持工作这个正是自己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因此彭德怀更是锋芒毕露，不等中央军委批复，便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下达了向日寇开展战略性进攻的“百团大战”的命令。然而“百团大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却不仅只是算是战术性而不是战略性的，反而还导致自己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困境之中。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历史使命，当然就是为了解放中华民族和解放中国人民的。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由于中国人民还没有普遍觉醒，因此决定了我国的抗战，只能是持久的。为了坚持抗战，那就只有去觉醒更多的中国人民。而由经过了万里长征和艰苦卓绝的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改编成的那仅有几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每名战士，都是启发中国人民觉醒的种子，都是点燃中国革命之火的火种。然而彭德怀为了逞他个人的英雄，对这些种子，也太不珍惜了。
“百团大战”打响之后，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然而此时的彭德怀彻底抛开了毛泽东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这一原则，与占有绝对优势的日军打起了阵地战和进攻战。
一九四○年十月下旬，装备精良的日军冈崎大队闯到了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关家脑，彭德怀下令一二九师要全歼这股敌人。在一二九师发起多次强攻未果而伤亡惨重的情况下，彭德怀却竟然发出了这样的严令：“拿不下关家脑，就撤销你们一二九师的番号”。
如果不是特别注明，相信每个人听到这句话后，一定会以为是从蒋介石的口中说出的。然而说出这句话的，却是八路军的副总指挥彭德怀。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与蒋介石的艰苦谈判，才从蒋介石那里争取到了八路军的三个师和一个新编第四军(相当于八路军中的师)的番号。如果彭德怀真的撤销了一二九师的番号，于是八路军就仅三又去一，那么以后还会有劳动人民大众的天下吗?
由于彭德怀拉山头的能力非常强，因而也导致了他的领袖欲望非常强烈。尽管彭德怀并不象是邓小平对他这个“国内和国际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的评价那样，但是身为一名军人，彭德怀对政治问题却极感兴趣也非常敏感。因此这才在“庐山会议”仅仅抓住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最重大的政治问题，而向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发起了根本性的挑战。但是他的夫人浦安修却由于没有看懂真正的彭德怀，所以在“庐山会议”后，只是这样埋怨过他：“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呢?”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的目的，是象后来某些人为他所标榜的那样是为民请命吗?是为了帮助毛泽东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吗?显然不是。那么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到底是要达到他什么样的个人目的呢?
“庐山会议”既是彭德怀生前的“滑铁卢”，也是毛泽东逝世之后的“滑铁卢”。一次会议却竟然成了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的两大民族英雄的“滑铁卢”，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一大不幸。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的信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从彭德怀的信里，毛泽东一眼就看穿了彭德怀的险恶用心。彭德怀写信的目的，不只是捅破了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工作中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真相。而且还更是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的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同志。
对彭德怀在小组会上二十天喋喋不休的“骂娘”，毛泽东可以装聋作哑地不回应。但是对彭德怀以写信的这种方式有理论有系统的“骂娘”、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下了战书了”，毛泽东则不能不回应了。特别是由于彭德怀在小组会上的“骂娘”，还更是得到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慧和李锐等人的强烈呼应，那么，毛泽东就更不得不回应了。
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喋喋不休二十天的“骂娘”和所得到的支持拥护，预示了有着彭德怀这个善于拉山头并且战功赫赫的武将作为旗帜和主心骨，有着张闻天这个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且又很受苏联人青睐的文人和周小舟、周慧等其他身处重要岗位上的文人们的摇唇呼应，有着黄克诚这个与彭德怀情同父子的总参谋长的鼎力支持，如果毛泽东处理不善，那将很容易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分裂。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为了保护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那就只有主动把彭德怀等人的火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来。于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上午亲自主持召开的大会上，毛泽东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左右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并挺身而出做了这样自我检讨：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受毛泽东的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
然而毛泽东息事宁人维护党的团结这种做法，却不仅没有换来息事宁人的效果，相反却是换来了彭德怀等人不仅变本加厉地妄图分裂党的继续，而且还更是在当天晚上，就把活动从地上转移到了地下。
七月二十三日晚，彭德怀和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锐在黄克诚的住处，背后非议毛泽东。说主席的作为很象“斯大林的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等。可是不巧，彭德怀和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锐在黄克诚住处的地下活动，恰恰被罗瑞卿撞到了。
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有个人尽皆知的毛泽东“大警卫员”的自称。出于强烈的责任心，罗瑞卿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周小舟、周惠以及李锐等人地下活动的情况向大会进行了汇报。当人们追问他们那天晚上的活动情况时，心怀鬼胎的李锐抢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然而在信里，李锐不仅隐瞒了真实的情况，而且还更是立下了“如不属实，愿受党纪制裁”这样的重誓。而当黄克诚因为回避不了众人的追问而说出了他们曾经非议毛泽东象“斯大林晚年”的这一情况后，李锐又抢先跑到毛泽东的住处去坦白自首去，跪在毛泽东的床前痛哭流涕，把他们七月二十三日晚上的活动情况和盘托出。因此，气得周小舟曾经对周惠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
七月二十三日晚的地下活动发生后，见自己的做法并没有息事宁人。于是毛泽东又只得召开了七月二十七日的大会并当众这样质问彭德怀：“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三十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怕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见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彭德怀不敢回答也无法回答，但自己的慌张与丑恶又不能不掩盖。于是彭德怀干脆便来了个泼妇耍赖，答非所问地霍地站起来说：“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的娘，我操你二十天的娘还不行?”
毛泽东在此处所提到的郑州会议和成都会议，应该是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为了纠正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也或许是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整顿中不断发现的新问题，为了研究进一步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和方法问题而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同样在河南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既第二次郑州会议。而成都会议，则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九人参加的、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与《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等四十多个文件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毛泽东在当时之所以要接二连三地召开一系列会议，就是为了纠正刘少奇等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做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原本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体制非常反对的刘少奇等人却一反常态，表现出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的热心和关注。
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把解放区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山西省委的这份报告，遭到了刘少奇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等领导的批评，刘少奇和薄一波等领导同志认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搞社会主义的。用互助组与合作社的办法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是一种左的表现。要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然后才能实现合作化、集体化。然而毛泽东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明确表示不同意刘少奇和薄一波的观点，指出他们认为互助组不能生长成农业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和薄一波等人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
据薄一波在他晚年所写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部回忆录中介绍，毛泽东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英国曾经存在过一个长达二百多年的工场手工业历史阶段并推动了工业革命为例，来教育并说服了他们。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一波这样回忆到：“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说服了我们。毛泽东就是用‘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后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个观点，说服了我们”
毛泽东就是用这种理论，说服了刘少奇和薄一波等放弃了他们认为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不能搞合作化，只有等到实现了机械化之后才能搞合作化的认识。后来薄一波他的回忆录中继续回忆到：“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前提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突然，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抗御自然灾害方面，都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在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
经过毛主席的耐心说服教育，中央“统一”了认识，于是彻底铲除了小农经济这个封建经济基础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农村全面开展起来了。然而中央的认识真的是统一了吗?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薄一波是真正理解了在我国农村实现生产合作化的重要意义并真正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而刘少奇却不过就是由于在理论上争论不过毛主席而当时又不具备搞“不争论”的能力，故而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随时反扑。所以刚刚到了一九五五年，在刘少奇的暗中支持下，主持中央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在全国一下子就砍掉了二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特别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借国民经济出现了暂时的困难而进行调整之机，刘少奇又开始在全国农村大肆推行起纯属是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的“三自一包”和完全属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四大自由”来。而这一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做检讨时，刘少奇都把它推给了邓子恢和陈云等人。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总路线的制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只要沿着这条总路线并依托人民公社的这种组织形式，再采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这种方式，我国将不仅很快就能实现工业化，而且还更将很快就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对此，一贯反对农业合作化，尤其是始终反对及早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刘少奇感到了自己将要被时代所淘汰。然而对于这一问题，刘少奇不是想着如何提高自己思想认识以跟上时代的发展，而却是想着如何让时间停留或是倒退回去。
对毛泽东号召的要通过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这种方式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步伐的这种做法，一心想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刘少奇等人是非常不赞同的，甚至是从心里坚决反对的。但是鉴于毛泽东那一贯的高瞻远瞩和由于领导中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后胜利而形成的巨大声望，刘少奇和追随他们的那些人还不敢公开与毛泽东进行对抗。但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搞早了，那就必须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糟了。而为了能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搞糟，于是刘少奇等人对毛泽东号召开展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玩弄起了“火上浇油”的战术，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风”、“浮夸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这“五风”，从而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能够被烧毁，以迫使毛泽东放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设想而屈从于他们的主张。因此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展起来之后，刘少奇等人借用在一线主持工作的机会，使劲地往广大干部群众被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所点燃的热情之火上浇油扇风，妄图使之形成不可控制之势，从而使毛泽东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理想，将被他自己点燃而刘少奇又拼命浇油所形成的越烧越旺的人民群众的热情之火烧毁。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刘少奇所采取的火上浇油的办法，就是在毛泽东提出的“高指标”的基础上，提出更高更多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刚刚提出要用十五年的时间在钢铁生产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马上就在十二月二日提出要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在毛泽东刚刚提出了他花费两年多的时间，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召开专家干部会议，通过进行仔细深入地研究讨论而制定的在全国农业生产的三类地区粮食亩产在十二年之内要实现四百斤、五百斤和八百斤产量的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后，刘少奇第二年在视察江苏省常熟县的时候，就来个一脸认真地问“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些深翻，还能多打些”;在毛泽东刚刚提出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马上就大力号召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刘少奇的真实想法，不过就是只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陷入左倾盲目之中，那么大跃进运动也就必然会陷入失败。如此一来，那就不仅能够在全国人民、甚至是在全世界所有人的面前分出谁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而且也能迫使毛泽东屈从与他的主张，甚至更可能是避位“让贤”。
刘少奇所采取的这种“火上浇油”的这种战术，的确是高明，也实在是令毛泽东有苦难言。给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火上浇油，在表面上看，的的确确是顺应了毛泽东的大跃进的设想。然而在实际上，却只能是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只不过这一“战术”也太过阴毒，党内路线上的分歧，即使是无法说服对方，也不应该拿全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甚至是拿人民的生命去做筹码。
刘少奇等人的“火上浇油”战术不仅运用得实在是“高明”，而且具体实施“火上浇油”战术的手段，那可更是令人叫绝。就是顺着毛泽东外出视察时所走过的线路去视察，从而制造一种使人感到刘少奇等人是在自然而然地追随毛泽东的假象。此举不仅能够充分地掩饰自己的“浇油”行为，而且还更便于日后嫁祸毛泽东。果不其然，在一九六二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成功地利用毛泽东为了维护党内的团结和刘少奇这个接班人的威望而主动承担了大跃进遭受挫折的责任之机，做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这个结论并成功地嫁祸于了毛泽东，从而迫使毛泽东退出了经济工作的领导领域。在迫使了毛泽东退出经济工作领导领域之后，刘少奇和陈云等人在主持经济整顿工作之中，大肆地推出了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三自一包”和土地租佃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和雇工自由这“四大自由”。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鼓足干净，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当时搞农业合作社小社并为大社，有的包括工、农、商、学、兵内容，但还没有“人民公社”的名称，刘少奇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视察了石景山钢发电厂，在同发电厂的工人谈话时，刘少奇这样说到：“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当时的报纸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三万至五万斤的玉米，三万至五万斤的谷子，三十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一万五千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刘少奇的这一讲话一经传出，全国各地的实验田、丰产田纷纷把原来亩产千几斤、几千斤的牌子，换为几千斤、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的牌子。假报导的丰产数也由亩产几千斤一跃报导亩产数几万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了河北省徐水县。八月六日，又来到已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的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进行视察。八月十日，毛泽东又视察了天津市东郊区四合庄乡新立村人民公社。据当年跟随报道毛泽东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消息的《新乡日报》记者王定邦回忆说：在视察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棉田时，毛泽东问当地的生产负责人对棉花的估产情况，当听到该负责人回答说还正在生长的棉花产量将达到一千斤时，毛泽东严肃地说：“你收到手才算数。”
粮食生产的浮夸风，与鼓吹过度密植是紧密相连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日，在毛泽东视察了徐水县后还不到四十天，刘少奇也来到了这里进行视察。据当年的报纸记载：“在视察丰产地时，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给予宝贵指示。看过一些密植作物，少奇同志说：‘你们这里种大畦子的办法不错!只要畦跟畦之间留个小垅道，能进去人就行。要除草、间苗的话，可以做个寸把宽的小锄，也可以用镊子夹。’”(见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为《刘少奇同志在徐水》，为康濯)
合理密植，的确是提高粮食产量的一个有效办法。然而但凡懂得一点农业生产知识的人都知道，庄稼如果生长过密，也会降低粮食的产量。因此田间管理，才会出现间苗的这一程序。我国有句形容人们能够间接接受到一些知识的俗话，叫作“没有吃过猪肉，还没有见过猪走”。刘少奇尽管出生在富家，后来又成为了国家主席，可能没有亲自种过地，但终不至于天真如此吧。没种过粮食，还没吃过人饭吗?寸把宽的小锄和镊子，那不是农夫在种地，只能是妇女在绣花。把密植鼓吹到这种程度，不是火上浇油，又能算是什么。而更有杨尚昆、刘澜涛和林铁等那么几个人，也为了“火上浇油”，甚至还跑到毛泽东视察过的天津，嬉皮笑脸地站在正在生长的水稻上照相并还刊登在了报纸上。只要是吃人饭长大而不是吃狗屎长大的中国人就都知道，所有的庄稼都是怕人踩驴踏的。而有的人就是为了“火上浇油”，所以才要站在正在成长的水稻上照相并刊登在报纸上。据说，当年毛泽东看到这幅照片时，边摇头边苦笑着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接着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就是在刘少奇等人的拼命鼓吹下，浮夸风在全国的许多地方一下子就刮了起来，从而给大跃进运动中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及大地损失，并终于酿成了在和平年代大量饿死人的惨剧，而其中尤以河南省为烈。
一九五七年以后，中华民族又遭遇到了一场新的外部威胁。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在掌握了苏联的最高领导权之后，逐渐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路线。一九五七年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研制成功，这也是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随着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某些科技和工业领域已经接近美国，遂放弃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了苏联要在十年内全面赶上美国，要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幻想资本主义能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主张与美国搞缓和，放弃对抗，并企图联手控制世界。美苏缓和放弃对抗后，势必能腾出手来，整合各自阵营的内部，加强对各自阵营内其他国家的控制，同时迫使阵营之外的世界上的其他各国向美苏这两个中心聚拢。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苏联对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所作所为和对阿富汗的公然入侵;美国加强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控制，就能充分证明这一点。赫鲁晓夫主张与美国搞缓和的这一做法，对新中国的威胁是巨大的。原先赫鲁晓夫为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新中国的工业、尤其是核工业的发展还提供了一些有限的技术和物质帮助。但是，当美苏出现缓和的趋势后，赫鲁晓夫马上便反悔了，并于一九六○年六月全面断绝了对新中国核技术的援助。对世界局势的这一发展趋势，毛泽东洞若观火，时刻关注着美苏两国的动向。
一九五八年，美国一再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以便就此结束中国的内战状态，进而导致台湾问题国际化。为了挫败美国的企图，毛泽东以支援中东地区人民反对美国、英国入侵的名义，在事先没有通知苏联的情况下，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令炮击金门、马祖。这一行动，给了蒋介石以内战尚在进行，拒绝从金门、马祖撤军的借口。由于中苏之间签有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表面上又是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而且，在炮击金门前的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邀请赫鲁晓夫秘密来中国访问，而八月三日当赫鲁晓夫返回时，却不仅是让他公开走的，而且还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并共同发表了两国会谈公报。这一切足以使美国认为中国炮击金门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因此开始怀疑苏联提出缓和的诚意，对赫鲁晓夫后来一再提出的缓和建议，报以冷淡。毛泽东炮击金门，表面上看是国内问题，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实现了一箭三雕的战略意图：一是与蒋介石互相配合，制造内战还在继续的假象，挫败了美国逼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意在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企图，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创造了条件;二是在美苏缓和的进程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使美国由此怀疑赫鲁晓夫搞缓和的诚意，非但没有实现缓和，而且后来还加剧了美苏的对抗;三是在世界上再一次为我国树立起了敢于主持国际正义，坚决支持弱小国家反抗大国侵略的与压迫的良好形象。然而正象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同吴冷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等人谈话时所说的“大跃进是我发动的，公社化是我提倡的。这两件大事到八月间北戴河会议时达到高潮;但那时我的心思并没有全花在这两件大事上，很大一部分精力被国际问题吸引去了”那样，当毛泽东忙完了国际问题的大事之后，回头一看，他所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被刘少奇等人所实施的“火上浇油的战术，烧得七零八落了。于是，毛泽东只得马上采取措施，不仅在半年之内接连召开了五次重要会议，以灭火，纠左。而且更是索性一竿子插到底，就在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第二天的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直接给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
毛泽东就连召开的这五次重要会议，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第二次会议是当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是于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第五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二届全国人大闭幕的当天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尽管毛泽东灭火、纠左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其他任何一个重要领导人的呼应与配合。但是凭着个人的巨大威望和艰苦努力，毛泽东还是把局势挽救了过来。这一切，彭德怀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那些讲话和给毛泽东写信是为民请命，是为了纠左，纯属是没有根据的为了吹捧彭德怀并贬低毛泽东的不实之言。如果彭德怀真的是为民请命，为了纠左，那么为什么就象是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怕是没有机会了，是不是?”那么毛泽东在这里所讲的“机会”，又会是指什么机会呢?从当时的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来分析，那就是彭德怀期待已久的扳倒刘少奇、林彪和邓小平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机会。
当时除毛泽东之外的党中央六位常委中，朱德的年龄大于毛泽东，显然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周恩来由于个人的素质、尤其是个人性格上的原因，而不具备领袖的资质，所以也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因此有可能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也就只剩下刘少奇、陈云、林彪和邓小平这四人了。
中国共产党的天下，完全是凭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浴血奋战才打下来的。而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军功最大的，不只是彭德怀，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也会认为除了毛泽东，那就属彭德怀了。除毛泽东之外，由于大家既然都怀着“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同样心理，那么在彭德怀看来，毛泽东身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当然就应该轮到他彭德怀了。然而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却不仅没有把彭德怀列为常委，反而还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把林彪提升为了党中央常委、副主席，从而使同是军人的林彪在党内的地位高过了彭德怀。因此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九日于中南海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和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召开的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两次以提出要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相要挟，因而这才受到毛泽东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嫌不够吗”这样的严厉呵斥。
不只是在彭德怀和其他的所有人看来，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中，表面上的事实也的确是如此。刘少奇由于是一个文人，所以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功勋，远远不如彭德怀;邓小平因为也不过就是个军人中的半吊子文人，文人中的半吊子军人，所以纯属就是个禽不禽、兽不兽的蝙蝠一样的家伙。在打天下的过程中，所有的军功也都是由于傍上了刘伯承才立下的;陈云自参加革命之日起，就一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只不过就是由于紧跟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所以这才得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借着曾经的假冒伪劣的党中央常委的机会，从而成为了正式的党中央常委，因此在彭德怀争夺接班人地位的道路上，根本就不堪一击;而至于林彪，当彭德怀在红四军与红五军的会师大会上慷慨陈词的时候，林彪还只不过就是个台下听讲的几千人中的之一。抗日战争中，林彪的战功远不及彭德怀。尽管解放战争中，林彪的战功和声名压倒了彭德怀。但是抗美援朝一战，更使彭德怀声震全世界。因此如果与彭德怀去争夺接班人的地位，那只能甘拜下风。所以八届五中全会后所形成的这种的人事格局，不用说对于彭德怀这个领袖欲望极强的人，就是对于任何一个只要是怀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这种思想的人来说，都是无法、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接受的。但是，由于有毛泽东在，由于有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在，所以彭德怀还不敢跳出来公开反对，而只能蛰伏以等待时机。然而由于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为了抵制、甚至是破坏毛泽东发动的为了加快我国公有化、集体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故意采取了火上浇油战术的极左做法。对于刘邓故意用火上浇油的这种做法来干扰、甚至是破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身在其中的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看透，或许是有苦难言。但是作为旁观者的彭德怀，却不仅看得十分清楚，而且还更是给彭德怀留下了扳倒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两人的机会。因此“庐山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在小组会的发言中便开始猛烈攻击刘邓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犯的那些左倾错误。而彭德怀的讲话，又更是得到了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周惠和李锐等人的强烈呼应，从而形成了两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在不仅形成了两派，而且两派之间还更是出现了激烈争论的且大有水火不容之势情况下，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毛泽东只能尽力来调和彭德怀与刘邓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只好采取不表态的这种做法，以平息这场争论。眼看自己挑起的争论，被毛泽东平息了下去。而只要争论平息下去，也就等于失去了扳倒刘邓的大好机会。于是，彭德怀就只能以给毛泽东写信的这种方式，直接逼迫毛泽东表态。因此毛泽东这才不仅把彭德怀的这封信，称为是“战书”。而且更是在七月二十七日的大会上，一针见血地捅破了彭德怀内心的“怕没有机会了”的这个真实想法。
从当时刘邓等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表现来看，不过还只能算是认识能力上的问题而并不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而彭德怀的当时表现，那可不仅是思想意识上的错误，而且个人的品质也更坏。因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从党内同志关系的这一层面来讲，彭德坏坏就坏在他明知道党内的其他同志犯错误而幸灾乐祸，明明看到毛泽东在灭火、纠左的过程中形单影只，却不出手相助。因此彭德怀的真实想法，应该就是既利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人犯错误的机会以扳倒这些人，又想借用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误以打击毛泽东的威望。因此说为彭德怀平反的报告，是吹响了反毛非毛的集结号;给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是发布了反毛非毛的动员令;再往后对彭德怀的赞扬与歌颂，更是调动了一些中国人反毛非毛的积极性;而彭德怀，也就成了砸向毛泽东的第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
彭德怀之所以能够成为砸向毛泽东的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因为他是军人，是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是共和国的元帅。因此与彭德怀同时平反又一同举行追悼会的陶铸，尽管不仅也曾经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间，而且后来的党内地位还更是远远地高过了彭德怀，但由于他终究还是个文人而不是带兵打仗的将领，所以当今的中国人也就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就象毛泽东所指出的“压迫越深，反抗越重”那样，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的中国人由于历史上挨打的次数不仅太多，而且挨打的历史还更是太长。而之所以经常挨打，就是因为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和敢于效命疆场的真正军人太少。长期的挨打，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耻辱。而这些痛苦和耻辱，又大多为普通的老百姓承受了。而长期的挨打，也导致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普遍产生了一定扭曲。既恐惧暴力，但又非常崇信暴力。越是不具备英雄素质的人，越是具有强烈的英雄心结。而只有“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样的战场英雄，在我们中国人普遍的心目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这种逆反心理的作用下，人们不仅普遍渴望我们这个民族能够产生更多的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来保卫我们这个民族，而且对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于战场而保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战场猛将们，更是崇敬有加。所以对彭德怀所犯的那些政治错误和他个人的政治欲望，普通的中国人很难理解并且更是没有兴趣，而对彭德怀叱咤风云的战场故事，人们却总是津津乐道的。以至于为了夸赞彭德怀，竟然都能编造出“彭德怀狠抽金日成两耳光”这样低劣无聊的故事。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中国人之所以难以产生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和敢于效命疆场的真正军人，就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毒害和研读孔孟之道的文人太多。由于长期遭受外来侵略而给我们这个民族所带来的太多苦难和屈辱，同样也使这些血液中还存有一些雄性基因的文人激愤异常。然而尽管激愤异常，但由于终究还是文人，如果真的让他们当兵到战场上去保家卫国，那是无论如何也做到的。于是也就只能是性喜谈兵了，幻想自己也能“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那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一番以报国家。因此就连南宋时期那个著名的手无缚鸡之力的诗人陆游，尽管到了“僵卧孤村”的程度，都还“尚思为国戍轮台”。而文人们的这种心理状态，对全体中国人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由于人们越是性喜谈兵，对那些叱咤风云的战场猛将们，也就越是喜爱和崇拜。而陈云之所以要紧紧抓住彭德怀的问题作为扭转中央工作会议的突破口，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人喜爱和崇拜战场猛将的这个普遍心理。
自北宋以后，我国便形成了文官政府总是约束、限制、甚至是迫害武将的这样传统。而朱元璋为了他朱家的天下能够代代传下去，在大明王朝建立后，又更是曾经大肆屠杀功臣、尤其是大肆屠杀那些战场上的功臣。特别是汉族中国，几千年来更是早就形成了“父传子，甲天下”的这种体制和习惯性认识。而毛泽东的长子、也是毛泽东唯一身体健康的儿子毛岸英，又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下为了准备“接班”，随彭德怀抗美援朝去“镀金”。可彭德怀却不仅没有完成毛泽东交给的为“接班人镀金”的任务，而且还更是导致了“接班人”的牺牲。因此在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普遍缺少逻辑学知识的中国人，就极易相信毛泽东从个人恩怨和个人品质出发，不仅迫害了彭德怀，而且还更是将彭德怀迫害致死的这个无耻滥言。所以用彭德怀来否定、贬低、矮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实在是再适宜不过了。
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因为严格地说，彭德怀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更象是一个有些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怀着极其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侠客心理的梁山好汉式的人物。因此在彭德怀的身上，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那种思想，才会这样极其强烈。
直到一九四九年，彭德怀还没有自己的孩子。从两任妻子成家多年而又年逾五十的这种情况看，有亲生的孩子已经不可能了。尽管此时已经有一个名叫彭启超的侄子在自己的身边，但是一九四九年湖南刚刚解放不久，彭德怀便委托自己的老战友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人，除了一个已经嫁人的侄女之外，把其余六个尚在湖南老家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武汉读书。其中最小的那个侄女，就是后来官至并被授予了少将军衔的彭钢。
彭德怀的这六个侄子和侄女，是他的两个弟弟的孩子。彭德怀只有两个弟弟，大弟弟名叫彭金华，二弟弟名叫彭荣华。彭金华育有一儿一女。女名彭梅魁，儿叫彭康白;彭荣华侄女较多，共有三儿三女。排序是长女彭秀兰，长子彭启超，此女彭爱兰，次子彭康志，三子彭康仁后改名为彭正祥，三女彭玉兰后改名为彭钢。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彭德怀更是把这六个侄子、侄女又接到了北京当做是自己的子女来栽培，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到了各个学校去读书。最小的侄女彭刚，就读于华北小学。华北小学是一九四九年由中央组织部组建，由华北军区的一所小学。就读的都是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女。那些胡乱吹捧彭德怀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人说，彭德怀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学费。这完全是不懂中国革命历史的人，以为别人也不懂中国革命历史的胡说八道。直到一九五四年中央机关和军队才废除供给制而改为薪金制。一九五四年之前，是谁给彭德怀发放的薪金?后来在那些胡乱吹捧彭德怀的人也觉得“彭德怀是用自己的薪金支付了侄子、侄女的学费”之说不妥，于是又改称说由于彭德怀的两个弟弟是革命烈士，是国家承担了彭德怀的侄子和侄女的学习和生活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烈士的名称之前，都要加上革命这两个字。以示只有为革命而牺牲者，才堪称为烈士。因此，所有的烈士，必然都有一个参加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
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参加革命的过程，至今仍然还是一个历史之谜。即使是在彭家人的自述和那些对彭德怀的吹捧中，也有多个不同的版本。而在这些不同的版本中，主要的说法，则有两种。
第一个主要的说法是：由于平型关大捷而广泛宣传，因此彭德怀曾经的妻子，此时身在武汉并经陶铸的母亲保媒拉纤而嫁给了一个名叫徐任吾的人且又已为人母的刘坤模，在报纸上得知了彭德怀已经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副总指挥的这一消息，于是便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身在抗日前线的彭德怀不仅受到了这封信，而且还更是给刘坤模回了这样一封信：“坤模妹：在枪林弹雨中收到你的信，很兴奋。你要来，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林伯渠主任。”
刘坤模在接到彭德怀的回信之后，先是到湖南湘潭乌石镇彭家，找到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商量。然后便同彭德怀的大弟弟彭金华以及彭德怀的堂侄彭配林一道经西安抵达延安。这一说法，在吹捧彭德怀的那些人中，占有绝对的多数。
第二种主要的说法是：彭德怀的大弟弟彭金华在接到了彭德怀寄来的信后，就去找刘坤模商议。这个说法，主要来自彭德怀侄子、侄女们的叙述。因此这个版本不仅采用的人较少，而且在逻辑上更是不通。彭金华既然能够找得到刘坤模，那肯定就会知道刘坤模已经再嫁并且生女一事，那他在接到彭德怀的信之后，还会再跑到武汉去找刘坤模商议吗?由于这个版本在逻辑上就狗屁不通，所以相信的人极少。
二○○七年七月，一个名为赵曦的记者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采访了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这次接受采访中，彭梅魁在与记者的对话中谈到了他父亲彭金华参加革命和为革命而牺牲的经过：
彭梅魁：一九三七年，伯伯彭德怀写信要我父亲去延安，我父亲就找到我伯伯当时的妻子刘坤模，还有我一个堂伯母的儿子彭桂林(有的文章中写为彭配林，并称之为革命烈士)，他们三个人去了延安。到了延安，他们就进了抗大学习。
记者：您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工作。那个时候当地革命力量还很薄弱，当时他是怎样一步步开展工作的，您一定还有印象吧，因为我们听说当时您还是他们的小哨兵?
彭梅魁：一九三八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那个时候他们经常开会，他们一开会就叫我到外面玩，其实我就成了给他们站岗放哨的。要是有人来了，我就在外面大声地唱歌。他们在里面就会知道有人来了，就不开会了。
记者：当时您有多大?
彭梅魁：我是一九二九年出生的，那时八九岁。
记者：您当时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吗?
彭梅魁：开始的时候还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后来年龄大一些就知道了。
记者：当时您的家乡还在反动政权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要冒很大风险，甚至牺牲生命，您父亲就是因为革命被反动派杀害的，当时的情况您还记得吗?
彭梅魁：我父亲他们兄弟四个，我父亲叫彭京华(有的文章中写作彭金华)，是伯伯彭德怀的二弟，我叔叔叫彭荣华，他们都被敌人杀害了。那是一九四○年农历九月初四的晚上，就在我们家里。我叔叔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两岁多，起来到外边上厕所。她看到外面有人，还以为是大哥，后来人越来越多，她就知道不是了，就朝屋里喊，对方就开枪了。
我的叔叔婶婶听到我姐姐喊就都起来了。我叔叔从厨房往外走，刚一迈脚，就倒下了，子弹打在他的胸部，被打了好几枪，肠子都出来了。他一个脚在外边，一个脚还在屋里。我婶婶的手也受伤了。姐姐喊我父亲：“伯伯，你快来啊，我爸爸死了。”我父亲就和我、还有我弟弟去看我叔叔，我叔叔已经死了。
后来我爸爸就跟外面的人争了起来，说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他们就说，那你跟我们走吧，他们硬拉着我父亲走。他们那么多人，我父亲能辩得过谁啊，他们就把我父亲带走了。从我家里走出二十多里地，他们给父亲戴上手铐，后来我父亲就被关到了湘潭。
记者：您父亲在当地开展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革命工作，群众基础很深厚，听说当时群众也自发组织了多次营救，但因为找不到关押地点而没有行动。直到您父亲被敌人枪杀之后，大家才从乱尸堆里找到他的尸体，运回老家。
彭梅魁：关到湘潭以后，有好多人都去秘密地找我爸爸，我爸爸在当地的确是很有威信的。家乡很多人都去找，但哪儿也找不着。九月十一号晚上有人说，在凤仙山龙骨兔那里给拖了一批被杀害的人去。我远房的一个哥哥，还有好多人就去那里找。其中一个人捡到了一只鞋，那只鞋是我爸爸的。大概是在路上给拖着，掉了一只。正好那里也躺着一个没有穿鞋的，去的大部分人都认识我父亲穿的衣服，于是就把我父亲抬回来了。后来跟我叔叔埋在一起。
从彭梅魁如此清晰的回忆中不难看出，其他版本的对彭金华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回来后，组建了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彭金华任支部书记，彭荣华担任宣传委员的这个彭金华和彭荣华兄弟俩参加革命经过的叙述，完全就是胡编乱造。
彭金华所组建的这个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可也实在是特别。这个特别党支部除了彭金华和彭荣华之外，其他成员还有谁?支部所属党员都有谁?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发展了哪些党员?支部的上一级组织的机构和名称是什么?领导人是谁?完全找不出来。看来，这个特别支部很可能就是个“兄弟伙”，或者是“夫妻店”并直属彭德怀领导。特别是根据彭梅魁的“一九三八年我父亲从抗大学习结束后被安排回到老家，在老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父亲当支部书记，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另外还有一个姓颜的教书先生，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工作，后来慢慢发展了一些党员”的这些回忆，这个党支部不仅特别，而且简直就是荒唐了。在当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国统区还是处在极其秘密的这种状态下，彭金华自己任命自己为党支部书记可能还说得过去，但是“又找了一个当地有文化的人当委员”，就太过随便，太过荒唐了吧。另外，如果彭荣华也参加了这个组织，那么彭梅魁在回忆中不可能不提到。所以在彭德怀的两个弟弟中，按彭梅魁的会议，至少彭荣华没有参加过革命工作。特别是彭梅魁回忆他父亲在他叔叔被打死之后与凶手的“你们打死人了，不能就这么算了”和对方的“那你跟我们走吧”这样的对话，也不象是一个共产党员对敌人残暴行径的痛斥，而更象是与上门寻仇者的说理。尤其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见敌人已经将自己的同志、特别还更是自己的胞弟杀死，既不是上去与敌人搏斗，也不是马上逃走以保存革命力量。因此彭金华的行为，极为反常。
彭德怀的两个弟弟参加革命工作的经过，就是这样的迷雾重重。而彭德怀两个弟弟被评定为革命烈士的过程，那就更加蹊跷了。
二○一○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湘潭县网和彭德怀纪念馆网站同日发布了一条内容一致的新闻：
“十月二十三日，彭德怀纪念馆陈保部从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该证明书的征集为进一步明确彭德怀两个弟弟被评为烈士的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彭金华、彭荣华是彭德怀的两个胞弟，一九四○年被国民党特务团杀害，是革命烈士。但对于彭家两兄弟被评为革命烈士的时间，彭德怀纪念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佐证的材料。近日在为《永远的丰碑》一书供稿时，为给约稿方提供确切的历史资料，彭德怀纪念馆再一次落实此事，经多方打听核实，最后在彭荣华的儿子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征集到的革命烈士证明书，长40、8厘米，宽35、5厘米。底为锦旗国徽、花团锦簇图案。上面书写到：“彭荣华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壮烈牺牲，经批准为革命烈士。特发此证，以资褒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证书左面中缝记载：“彭荣华，湘潭县乌石乡党支部工作人员，一九二八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年十月在湘潭县乌石彭家围子被杀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湘潭县人民委员会批准，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湘潭县人民政府填发，持证人：子彭康志，抚恤金额币一百五十元。
革命烈士证明书稍泛黄，因保管不善已有虫蛀现象，蛀洞少许。彭德怀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做好彭康志思想工作后，对证明书进行了修复整理，现证明书已妥善保管于纪念馆库房。”
既然湘潭县人民委员会(当时的人民委员会，后来都改称为政府)早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就批准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那么当时为什么不填发烈士证?难道是想贪污烈士家属的抚恤金?然而一九五七年的时候，彭德怀可不仅还没有被打倒，而且还更是威风凛凛的彭大元帅，所以这种情况绝不可能发生。为什么直到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湘潭县政府这才填发了烈士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政部位于首都北京，民政部批准彭荣华为革命烈士的批准文件，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在当天就传达到千里之外的湘潭县人民政府的?特别是彭德怀纪念馆征集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的过程，更加荒谬无比。革命烈士的评定与批准，既不是民间的私私相授，也不可能是政府的暗箱行为。政府就连颁发个结婚证，都留有存根。那么填发烈士证这么严肃庄重的事，能没有存根吗?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才填发的烈士证，存根就找不到了吗?烈士证和抚恤金，在有家属和子女的情况下，只能授予并发给家属或子女。彭荣华的家属可能不在了，可彭荣华的子女却不仅大多还在，而且还更有官拜部长、衔至少将者，彭德怀纪念馆用得着“再一次落实此事，经多方打听核实”吗?到湘潭县民政局查一下存根，或是找彭荣华尚在人世的孩子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因此，“彭德怀纪念馆陈保部从彭康志手中征集到彭荣华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这条新闻，如果不是中国残联所属的“傻子委员会”，绝对写不出来。特别是在彭梅魁的回忆中，他的叔叔彭荣华并没有参加以她父亲为支部书记的那个党支部的组织活动。而彭金华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都只能从一九三八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回来组建了彭家围子特别党支部之日算起，那么烈士证上所填写的彭荣华一九二八年参加工作，又是参加的什么工作?从这个内容充满了矛盾、甚至是充满了荒谬的烈士证来看，彭荣华能够获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只能是因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彭德怀获得平反昭雪了，那么他的弟弟理应也得到一些荣耀。何况到了一九八三的时候，彭荣华的女儿彭钢还正在步步高升呢。
据彭钢等兄弟姐妹的自述，湖南解放后，一九四九年，他们兄弟姐妹五人(还有四人或六人之说。但应该以六人之说为妥，有彭德怀与他的六个侄子、子女在北京饭店的合影为证)以烈士遗孤的身份，被组织上接到武汉读书。一九五年一月一日，组织上又把他们接到北京送到了伯父彭德怀的身边。
武汉属湖北省，彭家在湖南省，难道湖南省在解放之后没有没有党的组织吗?湖南省的“革命烈士”子女，为什么偏要湖北省武汉市的市长吴德峰来照顾呢?所以，是组织照顾还是照顾个人，这不是一清二楚吗?特别是彭德怀的两个弟弟，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可是早在三十四年之前，他们的八个孩子不仅就已经以革命烈士子女的身份而招摇过市了，而且还更是享受起国家的供给了。这是不是就是因为彭钢等人是“革命烈士”的子女，所以他们的爸爸这才成为了“革命烈士”?这是不是等于说是由于彭钢等人姓彭，因此他们的爸爸才姓彭?
彭钢等兄弟姐妹，与彭德怀不过就是伯父与侄子、子女之间这样的亲属关系。然而不仅彭钢等人，均无不以“红二代”自居。而且还更有一些捧臭脚的无耻人，还无不把他们都尊为是“红二代”。如果凭这种亲属关系就可以理所当然地以“红二代”自居或被尊为“红二代”，那么全国的河山，也早就应该一片“红”了。
彭德怀的弟弟到延安找彭德怀是为了投奔革命吗?这根本不可能。因为要投奔革命，早就可能投奔了。彭德怀也同样是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离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所创建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不是很远，而离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更是近在咫尺。所以为何要等到彭德怀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也就是官军的副总指挥之后，彭金华这才要千里迢迢地远赴延安去投奔哥哥呢?彭德怀的弟弟到延安去找彭德怀，是为了要求抗日吗?这更不可能。在“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宁可历尽千难万险也仍然要北上抗日的时候，已经到了延安的彭金华，却掉头南下回家了。当然，如果彭金华只是彭德怀的弟弟，那么掉头南下回家那也并无不可。可是在一九八三年的时候，彭金华和他的弟弟彭荣华，却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了。于是，那也就只能以革命烈士的高标准， 来严格要求一下他们了。
有人根据后来毛泽东又打倒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等这些人的历史事实，坚认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联手刘少奇等人打倒彭德怀，就是个人之间权力斗争并加之为了毛岸英一事而公报私仇。
刘少奇和邓小平后来的被打倒，是因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思想认识，始终停留在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上。尽管刘少奇当初就讲过“资本家剥削有功、剥削有理”之类的话，但这些毕竟还属于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这也应该是情有可原的。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则纯属是不折不扣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不仅要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而且还更是要将打下来的天下，传之给自己的子女。在没有亲身子女的情况下，彭德怀就来了个侄子顶儿子。因此彭德怀这才要把所有未婚的侄子和侄女，都接到北京自己的身边以悉心栽培。而这样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封建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与刘少奇之间，是彭德怀为了争夺刘少奇接班人地位而挑起的不折不扣的权力斗争。而毛泽东不管是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还是后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的都是为了争夺阶级领导权的党内路线斗争而并非是什么个人的权力斗争。
互联网上还广为流传过一篇赞美彭德怀任何高风亮节、严于律己，主动为自己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侄子降低军衔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于编写的逼真动人、栩栩如生，因此不仅屡屡被吹捧彭德怀的文章所引用，而且还更是打动了许多中国人。而被彭德怀降低了军衔的这个侄子，就是彭启超。那么彭启超又是如何就读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呢?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七月十一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陈赓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随后根据陈赓的建议，中央军委批准该学院第一、二批的学员在部队中招收。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二日，中央军委根据陈赓的建议，为了给军事工程学院的招生和选拔助教做准备，特别向全军下达了《关于调查登记大学、专科学校学生及各种技术人才的指示》，要求各单位在十月底之前完成调查登记工作，并速报中央军委。
军工学院第一批招生工作在接近尾声时，陈赓在党委会上郑重提出了彭启超的问题，他说：“有一个问题我考虑很久了，彭总有个侄子在部队工作，叫彭启超，文化程度嘛，顶多是个初中生，按说不够考军工的条件。但我想彭总一生没有孩子，这个侄子就顶个儿子喽，我了解起超，是个好青年，虽然文化程度差一点，可以不可嘛，所以我想作为招生的特殊问题，提请常委同志们讨论。”
在常委们看来，身居一院之长的陈赓完全可以自己决定收下彭启超，可院长从来不搞“一言堂”呀，重要的问题总是提交党委集体讨论，于是大家议论了一会儿，一致同意陈赓这个“破例”意见。于是，“顶个儿子”的彭启超，就这样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批学员中的一员。
一九五五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受降的时候，彭启超被授予了中尉的军衔。据有关资料介绍：“这天，彭德怀下班回家，看到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彭启超坐在客厅里。彭德怀走过去问：‘你怎么回来了，学校并没有放假嘛!’彭启超气鼓鼓地站起来：‘伯伯，我对你有意见!’彭德怀一怔：‘你有什么意见，提吧。’彭启超话中带气：‘我们学院这次评衔，我被生生地压低了一级。我知道，这是伯伯你的意见。你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彭德怀笑了：‘别那么大气，你坐下说，什么叫政策。’彭启超认真地说：‘我是十五岁在延安参的军，属于抗日干部，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受过伤，上学之前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的规定，完全可以评上尉••••，••••，可学院就给评个中尉。那些跟我一块参军的战友，人家在别的单位评的都是上尉。你说，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比别人矮一头吗?’
彭德怀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你说的不错，你们陈院长在和我谈到你们‘哈军工’评衔时，他确实提到了你，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调干学院统一授中尉军衔，确实有点吃亏。他问我怎么办，是我提出要压低你的军衔的。’彭启超腾地一下站起来：‘伯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你的亲侄子!’彭德怀的脸上呈现出一种严肃的神情：‘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我才必须这样做。因为了解你的人，比如陈赓院长，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可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这个牌牌的。全军近百万干部都要授军衔，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政策问题，只是个全局问题。’”
一个多么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的彭老总，跃然纸上。彭启超评上上尉军衔，当然凭自己的本事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彭启超能够入读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凭自己的本事能做到的?还是凭是彭德怀的“顶个儿子”的亲侄子这层关系才做到的?如此严格自律、清正廉洁的大元帅?如此不搞“一言堂”的大将军。
“一人得道鸡犬也要升天，我伯伯不是这种的人，他也看不惯这种作风。”
“他心里除了装着他的理想以外，就是他的人民，他好像不考虑其他似的。”
“他常常教育孩子们，不能随便接受人家的东西。”
以上是在一篇题为《彭德怀元帅的亲人们谈“彭门家风”》的文章中，彭德怀元帅的亲人们对彭德怀元帅的评价。
在事实面前，任何的自吹自擂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今中国有一句广泛流传的话，“越描越黑”。因此不管如何赞美，生活中的彭德怀元帅，还是很懂吃小亏占大便宜这个道理的。压低一级军衔与能够入读培养高质量的军事工程工程师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孰轻孰重?彭启超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不算一步登天?
在彭启超于何时、何地参军入伍的这个问题上，同样也出现过诸多的版本。按上面彭启超自己的说法是“我是十五岁在延安参的军，属于抗日干部”。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一日，在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已成气候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曾任八路军南下支队政治委员的王首道所写的一篇题为《衷心的敬佩，深切的怀念-----参观彭德怀同志故居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在这篇“感怀兼忆彭总生平”的文章中，王首道还专门提到了彭启超：
“到一九四四年，党中央决定王震同志和我带领南下支队，到南方去建立抗日根据地。临行前彭总将他的侄子彭启超交托给我，要我们带他一起南下。彭总当着我们的面，一再叮嘱他的侄子，要刻苦学习，要艰苦朴素。南下中生活很艰苦，但他一再要求我对他的侄子严格要求，生活上不要照顾，更不许吃小灶。彭总为了发扬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这么严格要求他的侄子等。这种精神是很感人的，很值得我们敬佩。”
八路军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的时间，是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因此从王首道的回忆文章中应该看出，彭启超应该最迟是在一九四四年的十一月十日前参军入伍的。
彭启超的自述和王首道的回忆，大致相同，那就是彭启超是在延安参军入伍的，属于抗日干部。可是在《彭德怀传》的第六章《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章的第三节《失利赣州》这一节里，关于彭启超参军入伍的过程和时间，却是这样记述的：
“十五年后，彭德怀的侄儿彭启超参军到延安，第一次和伯伯见面，彭德怀就告诫侄儿要永远忠于革命，‘如果有二心，我就亲手毙了你!’‘如果我反对革命，你也可以毙了我!’”
《彭德怀传》是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批准立项，成立了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德怀同志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献、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本着“取材务求其实，着笔力求其直”的精神，撰写出彭德怀“临阵对敌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雪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一本关于彭德怀个人生活和革命经历的传记。书稿经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审定，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彭德怀传》共分为三十八章，每章均有各自的标题，此书被评为了是“纪念建军八十周年重点图书”之一。
同样，二○○七年七月记者赵曦在北京彭梅魁的家中对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进行采访时，彭梅魁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也谈到了彭启超参军入伍的经过，以下是采访过程中记者与彭梅魁的对话：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一九四五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从《彭德怀传》里的记载和彭梅魁的回忆里可以得知，彭启超从家乡是跟着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延安时才于一九四六年第一次达到延安的。而且从彭梅魁回忆中的“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这句话中也应该听出，彭启超到延安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参军入伍，而是要读书。因此彭启超到延安之后，也并没有立即参军入伍，而是被他的伯伯彭德怀送到了延安中学读书。
《彭德怀传》是由学者、专家及彭德怀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的编写组，历时十余年，遍访了彭德怀同志生前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和知情人，汇集了浩繁的文献、档案、回忆录和访问录等资料而编写的一本关于彭德怀个人生活和革命经历的传记。因此其权威性，要远远地高于王首道个人的感怀回忆文章;而彭梅魁由于不仅是同彭启超生活在一起的堂妹，而且还更由于不涉及个人的利益，所以彭梅魁对彭启超参军入伍问题回忆的可靠性，要远远地超过彭启超的自述。特别是通过后来彭启超既要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也要争军衔的这种两头通吃的这种做法上，其个人品质可见一斑，
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打赣州失利，是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事。因此按十五年的时间推算，彭启超到延安，也就是第一次见到他的伯伯彭德怀，最早也应该是在一九四六年。因此，彭启超算不上是抗日干部。所以彭启超的抗日干部之说，纯属是不知羞耻的招摇撞骗。
彭德怀元帅的侄子、侄女不仅太多，而且彭德怀元帅的侄子、侄女吹捧彭德怀元帅并表白自己的文章也更是太多。因此不仅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吹捧彭德怀元帅并表白自己的文章经常会发生矛盾，从而捅破了对彭德怀元帅的精美包装。而且就连他们每个人自己的文章和公开访谈，往往也会由于前言不搭后语，所以一不小心也就成了露出马脚的胡说八道。只是没有想到作为老革命的王首道，却竟然也能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一个如此生动的故事，这是什么样的个人品质?所以王首道不应该名为王首道，而是应该改名为王八道。因此对象王首道这样的老干部、老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把他们放到群众运动的大火中“烧一烧”，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只是彭梅魁也太对不起王首道了。对曾经如此编造事实、不顾脸面地吹捧彭德怀的王首道，彭梅魁在回答如此重要的采访中，却只是提及了王震，而对王首道，竟然连一个字的感激话都没有说。
彭德怀当年把自己的侄子、侄女都接到了北京读书并且更是享受国家供给的这种做法，不用说在毛泽东的时代，就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也照样是典型的以权谋私。而彭德怀之所以会这样做，就是由于受他坚决崇尚的那种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极端自私自利思想所驱使。所以象彭德怀这样极端自私自利的人，你会相信他在“庐山会议”上能真心为民请命吗?也正是由于彭德怀的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太过强烈和表现得太过暴露，因而这才由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酿成了其极其不幸的个人悲剧。
就是由于彭德怀的政治抱负极大且又拉山头的能力极大，特别是彭德怀老子打天下老子就要坐天下的这种极端自私自利之心也极大，所以彭德怀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坑害了自己，不仅坑害了黄克诚与张闻天等，而且还更是在三年后又坑害了习仲勋等。
一九六二年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之后，“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中”那些被重点批判和划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基本上都获得了平反，就连与自己一同被打倒的张闻天和周小舟等人都恢复了工作。于是，彭德怀开始了不遗余力地翻案，给党中央写了“八万言书”。彭德怀的翻案活动，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警惕，恰巧在这一年，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所写的长篇小说《刘志丹》尽管还未等正式出版，但由于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的支持，于是便开始了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连载。刘志丹和习仲勋、高岗、谢子长一道，同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一九三六年牺牲在了红军东征的战役中。而习仲勋又曾经和彭德怀共同领导了保卫延安的战役和西北野战军，任西北野战军副政委。与司令员彭德怀一道，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与蟠龙战役，三战三捷，继而由于彭德怀共同指挥了陇东和三边战役。在长期的共同战斗中，习仲勋与彭德怀，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情谊。由于彭德怀、高岗和习仲勋之间所形成的这样三角关系，因此彭德怀一翻案，习仲勋也因此受牵连而被撤销了职务。
彭德怀元帅为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立下的丰功伟绩，中国人民是会永远记住的。对彭德怀元帅，中国人民是会永远怀念的。但是对为了否定、贬低、矮化、丑化、甚至是妖魔化毛泽东而用这种一屁俩谎的无耻谰言包装出来的彭德怀元帅和他的亲属，特别是对那些以彭德怀元帅后人自居的他的那些亲属们，中国人民同样也会嗤之以鼻的。
直到目前，仍然还有一些中国人在坚持“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毛泽东公报私仇而打倒、迫害、并直至将彭德怀迫害致死之说。这些人的主要根据，就是毛泽东为了准备让自己的儿子毛岸英接班，因此让毛岸英到抗美援朝战场上去镀金。可是彭德怀由于未能保护好毛岸英，从而导致毛岸英不仅镀金未成，反而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于是毛泽东这才公报私仇，在“庐山会议”上打倒了彭德怀并直至将其迫害致死。由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七月二十上日的讲话中，曾经说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样的话。所以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香港《凤凰网》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毛岸英牺牲并非彭德怀保护不周》的文章，还得到了国内各大网站的纷纷转载。
坚持毛泽东送子上战场是为了镀金之说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相信毛泽东公报私仇而打倒了彭德怀之说的人，则不仅不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而且还更是不具备逻辑学知识。
毛泽东虽然还有儿子，但儿子却终究是疯了;彭德怀尽管没有儿子，但彭德怀毕竟还有“顶个儿子”的好几个侄子。所以毛泽东就是再愚蠢，也不会用这样的比喻来表示对毛岸英牺牲一事的不满。因此毛泽东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这种说法的真正意思，不过就是为了表示宁可粉身碎骨也要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到底的那种破釜沉舟的决心。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的十月二十四日。一九三○年，母亲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逮捕时，八岁的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了监狱，杨开慧被敌人残杀后，毛岸英被保释出狱。第二年，由于此时的毛泽东正在革命根据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于是毛岸英和他的两个弟弟毛岸青、毛岸龙，就被党组织带到了上海由党组织开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不久，小弟毛岸龙去世(还有突然失踪一说)三兄弟只剩下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人。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大同幼稚园的孩子们被迫疏散。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称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领回家中，因一九三三年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后，党的经济资助中断。因此董健吾的妻子在生活困难时，对毛岸英和毛岸青极尽虐待，致使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曾经一度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党组织董健吾将他们找回来，并于一九三六年通过董健吾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两兄弟经欧洲送到了苏联。
到苏联后，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俩先是被送到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一九三九年，毛岸英加入了共青团并曾经担任过团支部书记。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毛岸英先是莫斯科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一九四三年年毕业时，毛岸英获得了苏军的中尉军衔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毛岸英又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学习。毕业后，毛岸英加入到苏联红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坦克连的党代表，参加了解放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役。一九四六年一月，毛岸英回到了阔别十年的祖国。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才诞生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不久，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国产国际的领导、帮助和干部培训等。而当时全世界由于只有苏联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共产国际驻地也就只能设在苏联。所以当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和培训干部等，实际上就是苏联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领导、帮助和培训干部。所以，不管是任弼时和罗亦农，还是聂荣臻与邓小平，从苏联学习回国后，马上就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特别是那个以王明为首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陈昌浩、杨尚昆、张琴秋等人的号称是“二十八个半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小集团，其中哪个人不是从苏联镀金一回国，在没有任何革命经历、经验的情况下，立刻就蹿升至党内、军内的高位。杨尚昆不仅回国后几天的时间就担任了红三军团的政委，而且还更是以此经历而成为了共和国的三十六位军事家之一。王稼祥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委，而博古和张闻天更是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常委、总书记。就连那位女性张琴秋，也都出任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职务远远地高过了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浴血拼杀的李先念、许世友、王建安和陈锡联等许许多多的人。而毛泽东尽管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发展了大量的党员，而且还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缔造了第一支人民军队，为中国共产党开辟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没有在苏联镀金的经历，所以不仅长期不被重用，而且还更是屡遭排挤、打击。
当年的中国革命，是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年的中国革命，只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战场。而毛岸英不仅有着在苏联学习的这个镀金经历，特别是还更有过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主战场上直接参加过战斗这样的镀金经历，因此何须还要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去镀金?而且如果毛泽东真的准备让自己的儿子接班而必须为毛岸英镀金的话，那么在波澜壮阔的三年解放战争中，那个战场不能去镀金。以毛岸英不仅有着在苏联学习过的这个镀金经历，而且还更是有着在苏联直接参加过大规模现代化战争这样的镀金经历，毛泽东即使让毛岸英直接担任个师长、团长或者是纵队司令，相信党内、军内不仅不会有人反对，反而绝对还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是如果象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那样，根据自己只是随同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延安时而到了延安这样的经历，就认为自己属于抗日干部的这个标准，那么毛岸英就应该算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了。
毛岸英不仅在一九三○年的时候就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并又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因此国民党反动派才不得不将他保释出狱。而且还更有可能在此之前，毛岸英就已经参加革命工作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前，毛泽东不仅担任过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而且也更是担任过中国国民党的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代理宣传部长等这样的重要领导职务，因此当有国共两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到毛泽东的家里商谈工作，请示汇报的时候，可能就是毛岸英给开的门，给领到了毛泽东的办公地点，因而也就等于是参加了革命工作。电影《革命家庭》中的那位革命母亲，曾经不也做过与此大同小异的工作吗?所以毛泽东身后就是真的由毛岸英接班，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因此编造毛泽东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战场是为了镀金之说的人，就是一帮极其阴暗并且又弱智的无耻骗子。而相信毛泽东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战场是为了镀金之说的人，纯粹就是一群没有脑子的真正傻子。然而由于中国人懂得的逻辑知识太少，所以傻子还就是太多。
彭德怀曾经给自己起名为石穿，意思可能就是再硬的石头都能被他砸穿吧。的确，彭德怀后来也果然成了砸向毛泽东的第一块、也是分量最重的一块石头。而这块石头，却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掷出的。随着毛泽东的被否定、贬低、矮化、尤其是被妖魔化，中国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彻底的混乱、甚至是错乱，而且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也遭到了一定的否定。而随着意识形态的混乱、尤其是错乱，特别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的被否定，已经严重地损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身为中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才发出这样的严厉警告：“决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所以，但愿《彭德怀》可别也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者们彻底砸穿中国革命光荣历史的又一块石头。彻底砸穿了中国革命的光荣历史，那可也就彻底砸碎中国共产党的锅了。
三十多年来，由于持续地对毛泽东进行否定、贬低、矮化、特别是妖魔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围绕着毛泽东而形成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体系，已经被颠覆得差不多了。而在颠覆了原有的历史体系之后，不管是围绕着周恩来和朱德，还是以邓小平为中心的新的历史体系，又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起来。因此中国这才由于忘了来时的路，所以也就找不到能够通往未来的路。由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当前，而且即使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也将是全中华民族的唯一凝聚力量和领导力量。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生死问题，就决不只是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而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事，更是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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