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国内发起的反思甲午战争的热潮，很大程度上是与当前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包括中日关系持续低迷密切相关的。
回想上一个甲午年，即1954年，当时的国内媒体，对甲午战争几乎没有什么反应，这也与当年的大气候有关。60年前，新中国刚刚五岁，但已展示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前一年，即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浴血奋战，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当时的中国，虽然落后得很，但在国际上完全是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集中思谋的，乃是如何励精图治，发奋自强。其标志就是，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出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号召。在那种历史情境下，甲午战争不过是当年昏聩无能的清政府自取其辱的历史遗迹，而新中国就是在涤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扫除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对中国侵略压迫的基础上诞生的。甲午战争那点“破事”，在当年，的确不值得热议：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政府，在刚打赢一场震惊世界的战争之际，却去反思发生在前朝的一场败战，也真的有点不合时宜。
但60年后的今天，人们突然发现，历史竟然与120年前再次有了诸多相似之处。一则，日本于2012年不顾我国强烈警告，悍然宣布钓鱼岛国有化，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二则，日本近年来扩军备战步伐加快，右翼势力急剧抬头，再次对亚洲安全与稳定构成挑战;三则，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实施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我国周边领土、领海争端集中发酵。这些，都使得我们不得不增强危机意识。在这种大背景下，集体反思甲午战争之败及其败因，以避免重蹈历史之覆辙，便可谓“事出有因”了。
问题在于，如何反思?反思什么?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痛惜当年的种种所谓“失误”、或为北洋水师鸣不平，那就变成为清政府、为北洋水师招魂了;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悲悼当年的战争惨状、哀叹当年的战争结局，那就无异于揭开旧疮疤再看一遍，捶胸顿足、饮泪泣血，皆无济于事。真正有价值的反思，应该是破解历史中那些反复出现、但并未在我们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烙印的失败与成功的密码，也就是说，要找出真正的历史教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将甲午战争放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野下来审视。而在审视的过程中，又需要我们秉持一种进步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笔者认为，对于120年前的甲午战争，站在今天的历史纬度上，我们最该反思的有三条：其一，面对侵略战争，该战还是该和?其二，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何在?其三，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打赢战争的最主要的依靠力量是什么?窃以为，搞清楚这三个问题，才算是抓住了甲午反思的根本。
一、战和之争——甲午战争反思的起点
对于任何国家或政治集团来说，当自身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弱势地位，也并未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但强势的一方却硬要将侵略战争强加到自己头上时，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求战，还是求和?
这样的情境在历史上反复出现，主战与主和的激烈争论也随之反复发生。主战派与主和派皆有自己视为当然的充分理由。主战派认为，对于这种强加于人、不可避免的侵略战争，无论胜败如何，唯有奋起一战，胜则反弱为强，败亦无愧于社稷民心。主和派则主张，面对这种胜算少、败算多的战争，委曲求全、隐忍妥协乃是上策。在主战派看来，主和派殊少勇气，更无半点气节。而在主和派的眼中，主战派就是一群只图逞一时之快、但毫无战略眼光的莽夫，用今天的时髦说法，“愤青”耳。
这样的两派、如此的争论、两种几乎同样针锋相对的观点，今天依然存在。战与和，实在是我们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战争(或明目张胆地挑战我们的原则底线)时，避不开也绕不过的首要问题。那么，对于战、和两派，对于两派看起来都无法辩驳的理由，应该如何认识，这便成为我们反思甲午战争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
要回答这一问题，若仅仅拘泥于历史上那些庭争面折式的道学之辩，则只能陷入那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气之争的陈套。但若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大视野下进行解析，答案即再明白不过。
日本在近现代共发动过三次侵华战争。第一次即为甲午战争。始则主战派占上风，一战而败，主和派执庭议之牛耳，最后割地赔款。于是乎，战争失败的责任全推到主战派“昧于形势、轻率言战”上。此后，一遇类似情势，主和派皆以甲午之败言事。
日本发动的第二次侵华战争，为“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行不抵抗政策，东三省旋而沦陷。但日本之侵略野心并未就此满足。在侵占东北后，日本继续进犯上海、炮制伪“满洲国”、占领热河、策划“华北自治运动”、觊觎绥远，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与甲午战争相比较，主和派“忍辱负重”的“善意妥协”并未使日本的侵华步伐有所止息，反而大大吊起了日本的胃口。就失地一项而言，“求和”政策的危害远大于甲午年的“不惜一战”。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和政策，既催发出日本下一阶段全面侵华的野心，也唤起了国人普遍的抗日情绪，为此后全面抗战时期主和派的失势埋下了伏笔。
第三次侵华战争，就是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乃迫于举国上下的压力，在战、和之间，最终选择了抗战一途。但需指出的是，蒋介石的抗战就总体来说，始终是消极的。
在蒋介石领导全民抗战的过程中，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对日本存有和平幻想。1937年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讲道：“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1]也就是说，蒋介石的抗战是有底界的，这个底界就是1939年1月，他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蒋介石政府在1938~1940年秋这段时期内，同日本有过三次议和。这三次议和，皆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在谈判中，面对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一步步升级，蒋介石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了一些非常无耻的要求。比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直到1940年秋，蒋介石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即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2]
梳理这一段历史，是想说明，对日本这样一个近代史上崛起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国家来说，夺取“满蒙”、占领中国、进而称霸亚洲、争霸世界是其基本国策。而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若想通过“和平”方式避免战争，唯一能够满足日本的，就是甘心情愿地做日本的殖民地。否则，任何不彻底的妥协让步政策，都只能激起日本更大的征服欲望和侵略野心。这是那些主和派们不得不面对的铁的事实，同样也是主和派们不愿承认的残酷的现实。因为，承认了这一点，主和派就将自动为自己贴上卖国、投降的标签。但历史事实就摆在那里，由不得主和派们不承认。
弄清了这段历史，再来讲道理，也就容易得多了。一切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或民族，在面对侵略战争时，如果不想当奴隶或奴才，那就只有以反侵略的战争来应对侵略战争。对于那些侵略掠夺成性的国家或民族来说，除此之外，那是没有别的道理好讲的。毛泽东在1939年6月《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自‘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之间，这个问题争论得很严重。”“‘战则存，不战则亡’——这是一切爱国党派和一切爱国同胞的结论;‘战则亡，不战则存’——这是一切投降主义者的结论。”[3]他还结合抗日战争两年来的形势写道：“战或不战的问题，如今改成了战或和的问题，但性质还是一样，这是一切问题中的第一个大问题，最根本的问题。”[4]共产党人选择的自然是坚决抗战。
不畏强暴、敢于反抗侵略和压迫，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古人云，有所为，有所不为。而在必要的时候，更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也就是孟子所讲，“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在战与和之间，我们陶冶出的，是中华民族的魂魄、中华文明的精髓，此即道义、正气。这便是文天祥《正气歌》里吟唱的：“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从历史上看，一切反动政府或反动的政治派别，当处于弱势或自认为处于弱势时，一遇到侵略战争，无一例外都高举主和的大旗。南宋政权不就是偏安于江南、忘情于山水的典型吗?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岳鹏举，赵构却偏不容他，而纵容秦桧制造了一起“莫须有”的千古奇冤。即以近现代史为例，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对外都是主和。历史已经证明，上述政府或政治派别，都是反动的、保守的，是漠视人民意志、违逆历史潮流的。所以，它们也都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这些反动政府或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们，就真的甘愿做侵略者的奴才或奴隶。他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选择一条主和的路线，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反人民的，因而就看不到胜利的曙光。这就带出了甲午战争反思的第二个重大问题——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二、政治反动——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年初以来发表的那些大量有关甲午战争的反思文章中，一个重要的反思视角，就是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综合一下，主要有如下观点：
一是政治体制落后。罗援指出：国殇伤在政体上，体制落后必然挨打。[5]丁一平认为：洋务运动是不彻底的改革，是只改器物、不改制度的改革，是不触及腐朽统治阶级利益的改革，是半途而废的改革。[6]
二是清政府腐败。金一南指出：甲午之败，腐败使然。[7]丁一平认为：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8]肖裕声说：腐败与落后必然挨打。[9]罗援指出：腐败不除未战先败。[10]
三是武器装备不如人。罗援指出：强军必强装备，数量质量缺一不可。[11]
四是观念落后。罗援指出：强军必须创新，观念落后满盘皆输。[12]皮明勇认为：在国民意识上，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心中没有国家;在战争观念上，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敌日本的尚武主义;在海洋观念上，中国的消极“海防”难敌日本的积极“海权”;在科技意识上，中国的守成与日本的创新形成巨大差距。[13]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比如技战术落后、没有正确的海防战略、情报能力差、不懂得借助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等等。
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看，各有其道理。但如果不能将这些原因梳理清楚，不明白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根本的带全局性的、哪些又是细枝末节属于局部性的，就很难将甲午失败的原因讲清说透。比如，技战术落后、海防观念陈旧、不会运用国际法等原因，这些都是近现代国家才注重的问题，以此来苛求120年前的清政府，那无异于对牛弹琴，各说各话。另外，上述提到的那些，对失败原因都作出了比较深刻的阐发，不足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是泛泛而论，迄今很少有人在这些观点中直接点出哪个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除了丁一平明确指出，昏庸腐败是战败根本原因)。如果搞不清这一点，甲午反思就很难说是到位的。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政治上反动。腐败也好，观念落后也罢，都只是政治反动的具体表现而已，远称不上是根本原因。在政治上反动这一原因之外，其他的那些原因，比如器物不如人、技战术落后等等，虽然是事实，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况且，我们必须认清的是，如果不懂得政治反动乃是甲午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对其他一些原因的强调，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滑入投降论。
即以器物论为例作一说明。器物论在历史上由来已久，洋务运动时期即大行其道。所谓中华帝国样样都好，唯武器装备不如人耳，于是效法西方，也来造洋枪、洋炮。器物论本身便是清政府政治上反动的体现。而在甲午战争期间或之后，器物论又成了清政府战败责任的挡箭牌之一，并成为此后主和派坚持其投降主张的“利器”。战败也好，不战也罢，原因都在于武器装备不如对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主和派们还在打器物不如人这张“王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蒋廷黻[14]。
蒋廷黻集中阐发其史学观点的著作是《中国近代史》[15]。此书不过是托“学术”之名而抒其政见，其政见可概括为四个字即“避战求和”。在这样的政见之下，其史学观点说到底便是一派“投降史论”。而支持其“投降史论”的主要观点，便是器物论。
蒋廷黻在书中谈到甲午战争时，以器物论替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抱打不平”：“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日的胜负要看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得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才能进攻大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16]以这样一套逻辑，他自然认为：“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17]
这样一套评价历史人物的好恶标准同样适用于林则徐与琦善。在《中国近代史》附录的《琦善与甲午战争》一文中，蒋廷黻指出：“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做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訢、文祥及曾左李诸人，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18]
不难看出，蒋廷黻是用器物论来支持其主和的主张;然后又以甲午战败的惨痛后果为由，来抨击主战派。要之，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还是甲午之战，真正有远见卓识的乃是主和派，而主战派实在是误国误民、罪大恶极!蒋廷黻写《中国近代史》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在这样的时节宣扬此类观点，自然是有所指议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曾提到过1938年秋(此时蒋廷黻已重新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日本占领武汉后，针对近卫文麽发表的和平攻势，国民政府的应对一事。在含糊其辞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蒋廷黻依然寄望与日本和谈。[19]
蒋廷黻对日本“避战求和”的政治主张可追溯到1930年前后。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与胡适等人创办《独立评论》，他在这一时期多次强调对日妥协的论调。蒋廷黻说：“中国没能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至于继续作局部的，无计划的，无准备的战争，我觉得是条死路。”[20]这些观点都是器物论的典型表现。但正是这些政见，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3年夏，蒋介石邀请蒋廷黻相见，听取其对政府内政外交的看法。正因为蒋廷黻的那些主张正中蒋介石之下怀，1935年冬，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即邀请刚从苏联与欧洲考察归来的蒋廷黻出任政务处长(实际上是重要的幕僚机关负责人)，直接参与实际政治。从历史上看，蒋廷黻的上述政治主张，恰恰是蒋介石的具体行动。
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蒋介石政府的对内对外基本政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其实质是“和外剿共”。蒋介石视剿共为国民党政府第一要务，甚至为“唯一要务”。九一八事实前一个月，蒋介石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21]1933年4月7日，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时说：“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22]而对于日本，蒋介石则主张“忍辱含愤”、“逆来顺受”。1931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23]之所以有此内外之别，是因为蒋介石不仅刻骨“仇共”，而且极为“惧日”。1931年9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大讲“抗日三天亡国论”。他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24]既然惧怕日本，蒋介石便取“友日”之态度。1934年12月，蒋介石宣称：“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25]他对自己的嫡系军队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26]。
不难看出，蒋介石与蒋廷黻在政治观点上是一致的，即二人在政治上都是反共反人民的。他们只看到在武器上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而看不到在中国人民中间蕴含着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当然是由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决定的。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这就决定了他和他的政权既轻视人民，又害怕人民，害怕人民的力量在反侵略斗争中成长壮大，危及他们的统治。在政治上反动，这是蒋介石政权最终败走大陆的根本原因。当然，也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当年的甲午惨败，并不足惜。站在今天，回望中国此前走过的120年的历史，我们对甲午战争所蕴含的另一层面的意义会看得更加清楚：即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屈辱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屈辱又催促人们猛醒，发愤图强，从而揭开中国近代历史上新的一页”。[27]如果不是甲午惨败的深创巨痛，中国将继续在“天朝大国”的幻梦中昏睡。正是甲午惨败，开始唤醒中国人民的政治自觉(当然，这种政治自觉首先是从知识阶层开始，其影响渐渐及于普通民众)，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8]此后，从维新变法到义和团运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改天换地的解放战争，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进步运动和革命。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进程，正如大浪淘沙，总是进步的淘汰落后的、革命的淘汰反动的。
三、人民战争——我们的制胜法宝
前两个问题，回答了甲午战争该不该战，以及战败的根本原因，接下来要回答的是：甲午战争，到底应该靠谁来战?单靠北洋水师当然是不行的。金一南在《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一文中已经论证过这一问题。他在文中曾提出过三种假设：假设一，北洋水师皆有邓世昌之勇;假设二，北洋水师经费充足，多添快船快炮;假设三，北洋水师多运用谋略，少去死打硬拼。他论证后得出的结论是：北洋水师照样打败![29]
那些痛惜北洋水师惨败的人们没有看到，战争决不是单凭战场对垒的两支军队就可以简单地决定胜负的。战争胜负依靠的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在内的综合实力的较量。而“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0]。清政府看不到这一点，所以，只能寄望于北洋水师一战而胜，败则张皇失措，如丧家之犬。历史上的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政权也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最终也败了。
笔者认为，反思甲午战争，是为了让我们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再重蹈甲午的悲剧。要想避免甲午的悲剧，就必须深刻认识到战争之最深厚的力量基础在哪里，我们在未来战争中最应该依靠的是谁?这就是人民。人民战争是我们制胜的法宝，这才是甲午战争反思的最终落脚点。
将甲午战争置于中国近现代史这一大视野下来观察，我们可以对这一结论看得更清楚。
很多人在反思甲午败因时都提到，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连起码的现代国家意识都不具备，并指斥中国民众乃“一盘散沙”。此等议论在近现代史上并不鲜见。这些议论指出的当然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却不问问造成这一客观现实的原因何在，所以其立论的角度自然就站在了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笔者对此便大不以为然。因为国民意识的培养是双向的。一个视国家为一姓之私有物的政权，凭什么要求民众有国家意识?一个视民众为草芥的政府，又凭什么要求在危难时民众来维护它?问题不在于民众没有国家意识，而在于清政府不具备起码的现代国家观念。所以，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无论有没有甲午之战，处于十九世纪末叶的清政府这一老迈封建王朝，其崩溃都是早晚的事。甲午战争只不过加快了其崩溃的速度。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从未想过要动员民众来抗敌，因为清政府的眼中根本没有民众。庚子年，慈禧用拳民来对付列强，也完全是一种利用的心态，说到底依然将民众视为玩物。等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1901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31]的无耻卖国政策。9月7日，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慈禧太后的名言是：“宁赠友邦，勿与家奴”。友邦便是帝国主义列强，家奴乃是中国老百姓。“赠友邦”就是割地赔款，所谓“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32]。“勿与家奴”就是不能搞“君主立宪”，权柄不能让别人拿了去。历史上那些反动统治阶级无一不持这样一种荒谬的理论。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不是与慈禧太后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清政府被推翻后，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对外继续推行投降卖国政策，为恢复帝制，搞善后借款，所以袁世凯很快就自取灭亡。继起的北洋军阀实为一丘之貉，巴黎和会上的“二十一条”一公布，立即激起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北洋军阀也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因为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他们都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都推行一条以卖国、媚外以求得维护自身独裁地位的政治路线。
蒋介石同样如此。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被迫同意共同抗日期间，一方面，他完全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优势所吓倒，丧失了起码的斗志;另一方面，他又完全无视中国人民在经历百年来列强的侵略欺凌之后已经觉醒的事实。所以，蒋介石奉行的是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同样的政治路线，即对外求和、对内独裁。
即便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述心态的影响下，蒋介石实行的也是一条消极抗日的路线。在当今唯心史学和庸俗史学盛行的背景下，出现了一股为慈禧、李鸿章、蒋介石等人翻案的潮流。慈禧被打扮得深谋远虑、苦撑危局，李鸿章被描画成委曲求全、鞠躬尽瘁，蒋介石则被美化为抗日英雄。而共产党竟成了消极抗日的代表，所谓“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这真是把历史当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
这里以抗战时期日、伪军发布的报道为例作一说明。日本《朝日新闻》1944年1月15日载北平13日电说：“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他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了。……敌大半为中共军，在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中，和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即一万一千四百三十次;在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的党军。……”[33]“在我方所收容的十九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七万四千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率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34]
北平伪政府办的《新民报》1943年12月4日刊载中华社(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对于那些污蔑共产党的媒体“全不可信”的人们来说，总不至于认为日、伪政权的报纸也在帮共产党“造假”吧?
重提这些似乎与本文主题无关的史料，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蒋介石政府正因为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所以他在被迫抗战的前期，采取的是一边作战、一边试图求和的方针;等到国际局势有变，他又转而寄望于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干预。这同当年清政府前期消极避战、后期又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外交斡旋，有多少本质区别呢?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还在于：蒋介石的抗战完全依靠的是正规军，清政府作战也完全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蒋介石在正面战场失利之后，采取的是“曲线救国”、保存实力，在此期间还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清政府一战失利之后，北洋水师则龟缩于威海卫。关键的问题都在于，这些反动政府的眼中根本没有人民。所以，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迅速崩亡。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根本没有认识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种种作为已经埋下了此后失败的祸根。抗日战争的胜利，并不是国民政府的胜利，而是共产党人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胜利，因而国民党政权比清政府崩溃得更快。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比甲午战争更富含历史的辩证法。这一历史辩证法的内容也很简单：谁相信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谁就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相反，谁蔑视人民、抛弃人民、拒人民于千里之外，谁最终必然失败。而具体到战争领域，那就是谁能够成功地运用人民战争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是中国战场的统帅，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接受国民政府的番号。但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采取的是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运用的也是完全相反的战略战术。在政治上，蒋介石代表的依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共产党则代表最广泛的人民大众。这就决定了在战略战术上，蒋介石只能依靠其正规军打堂堂之阵的正规战;而共产党则高举人民战争的大旗，灵活地运用以游击战为主的各种战法。抗日战争的胜利，蒋介石仅仅是作为中国战区的统帅成为名义上的胜者，但他已经失去并在继续失去更多的民心;共产党才是实际上的胜利者，因为共产党已经赢得并在继续赢得更多的民心。
在今天，重温甲午战争这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历史，不是为了悲戚哀婉、不是为了唏嘘感叹，而是为了拾回信心，加固我们党在历史上经过血与火的洗炼而得出的那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就是我们一切相信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在军事上，就是我们以人民战争思想为核心的一整套灵活的战略战术。
当然，面对今天核威慑条件下的信息化战争，我们那些传统的作战理论、作战样式、作战方法或许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人民战争思想的借口。有不少人基于对冷战结束以来几场局部战争的研究，提出了在现代高技术条件下人民战争思想已经“过时”的观点。问题并不是人民战争思想“过时”了，而是那些持此观点的先生们根本不懂得人民战争思想的本质是什么。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战争，当那些预言屡屡失败的“专家”们以“看不懂了”而自嘲时，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关于伊拉克、利比亚“将出现街战、巷战”的畅想，恰恰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明白人民战争的基础在哪里。这些先生和专家们对于人民战争的理解，也仅仅是站在当权者的立场上，奢望人民只是一群毫无自我意识的玩偶，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任凭统治者随意驱使。他们根本不明白，正是由于萨达姆、卡扎菲们不得民心的家族政治统治，使得两国人民即使在一场更不道德的侵略战争面前，也找不到为统治者冲锋陷阵的理由。在伊拉克、利比亚都属于现代民族政治国家这一语境下，我们已经失去了指责这两个国家的民众“毫无国家观念”的借口，这也反证了一些人指斥甲午战争时中国普通民众乃“一盘散沙”的观点是多么幼稚无知。
人民战争在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主体、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而进行的战争。离开了人民这个主体，也就不存在打人民战争的基础。这便是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我根据中国的经验写的书，只能适用于人民的战争，不适用于反人民的战争。蒋介石也研究我们的材料，我们的许多材料在战争中被蒋介石得到，但是无法挽救其失败。法国人也没有因为看我的书而挽救其失败。”[35]所以，找出人民战争这一制胜法宝，反思甲午战争只能算是有了落脚点，我们急需要立足于新的时代、新的条件，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创造新的作战理论、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但这还不够。因为更具根本性、决定性的，是要筑牢人民战争的群众基础，这就是一切相信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群众路线。有了这一条作保证，我们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人民战争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就能避免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1] 《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转引自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第82~83页。
[2] 参阅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第97~98页。
[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0页。
[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2页。
[5] 罗援：《痛思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6] 丁一平：《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4日，第11版。
[7] 金一南：《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3日，第11版。
[8] 丁一平：《对甲午海战的再认识》，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4日，第11版。
[9] 肖裕声：《甲午战争的历史告诫》，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6日，第11版。
[10] 罗援：《痛思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1] 罗援：《痛思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2] 罗援：《痛思的意义在于拒绝耻辱——甲午战争惨败的十大教训》，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7日，第11版。
[13] 皮明勇：《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11日，第11版。
[14] 蒋廷黻是民国以来学者中兼具治学与从政经历的人之一。他早年留学美国，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参与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起，以书生从政，任民国政府高级外交官直至退休，不久病逝于纽约。
[15] 本书作于1938年春夏之间，斯时他已辞去驻苏联大使职务，尚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务(蒋廷黻于1935年被蒋介石罗致，任民国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 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1938年2月至5 月在汉口等待新的任命)。武汉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该书的未删节本，封面上标注“最有分量的近代中国史”一排竖行小字，封底则称此书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山之作，开风气之先的大手笔，对近代史学有开创性贡献，比后来大多数同类著作都要高明。字字珠玑，让人叹绝;开眼开阔，独辟蹊径;迄今仍是近代史上的经典，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真是极尽褒扬之辞。不过，在笔者看来，蒋廷黻的这本《中国近代史》远没资格戴这样一顶高帽子。此书不过是托“学术”之名而抒其政见，其政见可概括为四个字即“避战求和”。
[16]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77页。
[17]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18]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
[19] 参阅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230~231页。
[20] 参阅任骏：《抗战前蒋廷黻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载《民国档案》2004年第4期，第130页。
[21] 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8页。
[22] 《蒋介石对高级将领之训词》，1933年4月7日。转引自王维礼、程舒伟：《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的评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43页。
[23]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1页。
[24]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三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25] 蒋介石：《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载国民政府外交部机关刊物《外交评论》。参阅翁有为、赵文远：《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1页。
[26] 周恩来：《论统一战线》，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1页。
[27]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2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页。
[29] 金一南：《从一场战争看一支军队——北洋海军甲午惨败实属必然》，载《参考消息》2014年3月3日，第11版。
[3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31] 迟云飞：《清史编年》第12卷(光绪朝)下、(宣统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32] [清]罗惇曧：《罗瘿公笔记选》，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33] 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见《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7页。
[34] 朱德：《论解放军战场》，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8~149页。
[35] 《同斯诺的谈话》(1965年1月9日)。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398页。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