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去江西旅游，在一个叫江湾的地方，我在一家经营旅游产品的商铺里跟老板说：“买一个毛主席铜像。”老板随即给我纠正道：“毛主席铜像要说‘请’，不要说‘买’。”老板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中国民间，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对毛主席充满了尊敬，甚至是虔诚，甚至于神化。我在庐山顶的一个出售毛主席像章的摊点，听那个老者说，在南方一些地方把毛主席当成“平安神”。在汽车里挂毛主席像章饰件恐原于这种信奉，可以保一种平安。在一些地方民俗里，在农民家里张贴的年画里，毛主席被当成了“财神”，与传统的“财神”同列其中。在藏区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把毛主席当成神来敬拜的现象也不鲜见。
毛泽东是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他的两件法宝。在他的身后，民间的老百姓却把他当成了神，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是老百姓愚昧吗?恐怕不能这样解释，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老百姓对毛泽东的神化与那些世界顶级的政治家、学问家对毛泽东的评价那么吻合和趋同，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趣味，只不过他们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在很多老百姓的眼里，毛泽东的心里是驻着一个“佛”的，这恐怕也不是老百姓的无端托意，毛泽东确是怀着一颗济世救人的悲悯之心的，就象他自己在诗里所说的：“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生。”
在美国记者斯诺所著《毛泽东自传》里，毛泽东曾跟斯诺回忆小时候的事情，他说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说起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其中有许多人被砍却头颅，挂在柱子上示众。……这事件，我们在私塾里讨论了数日之久。它给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学生都同情‘乱党’，但只是上在旁观的立场。我们并不了解这对于他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过把这事当作一个具有刺激的事件，感觉兴趣而已。然而我就不忘记它。我觉得这些‘叛徒’都是与我的家人一样的普通良民，于是我深慨对待他们的不公平了。……第二年，新谷还没有成熟，冬米已吃完的时候，我们一村发生粮食恐慌。穷人向富户要求帮助，他们发动了一个‘吃米不给钱’的运动。我的父亲是一个米商，他不顾本村缺少粮食，将许多米由我们的乡村运到城里。其中一船米被穷人劫去，他气得不得了。但我对他不表同情。”毛泽东很小的时候，从感情上就背叛了自己所处的阶级，走上了救苦救难的革命之路。
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他们介在革命派反革命派之间，自以为可以独立革命，其实没有这回事。他们疑忌工农阶级之兴起，他们疑忌国内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之援助，他们丢弃了群众，丢弃了帮手，在二十世纪半殖民地内外强力高压的中国，决没有做成革命的道理。”
1927年3月，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考察，写就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报告对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对农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正义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土豪劣绅势盛时，杀农民真是杀人不眨眼。长沙新康镇团防局长何迈泉，办团十年，在他手里杀死的贫苦农民将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杀匪’。我的家乡湘潭县银田镇团防局长汤峻岩、罗叔林二人，民国二年以来十四年间，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杀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杀的两人是完全无罪的乞丐。汤峻岩说：‘杀两个叫化子开张!’这两个叫化子就是这样一命呜呼了。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又称《古田会议决议》)中要求在官兵中开展“废止肉刑运动”， 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对伤病兵要进行优待：“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古田会议后，制定了红军八项规则：“一、当你离开一个人家，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到原处;二、归还你所睡的草褥并将它卷好;三、对老百姓要谦和并随时加以帮助;四、归还一切借用的物品;五、赔偿一切损坏的物件;六、和农民以诚相待;七、购买一切物品须付钱;八、讲卫生，尤其是在距离人家很远的地方设立厕所。”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江西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要求“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在《致蔡元培》信中说：“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信中说：“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 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与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急，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在《解放》杂志发表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演讲，他指出：“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人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中指出：“五曰保护青年。近在西安附近有集中营之设，将西北、中原各省之进步青年七百余人拘系一处，施以精神与肉体之奴役，形同囚犯，惨不忍闻。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夫青年乃国家之精华，进步青年尤属抗战之至宝。信仰为人人之自由，而思想乃绝非武力所能压制者。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五。”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对土地政策指出：“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对锄奸问题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
1941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第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就目前来说，革命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其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就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作《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不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样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土地法大纲上规定的经过人民法庭审讯判决的这一斗争方式，必须认真实行，它是农民群众打击最坏的地主富农分子的有力武器，又可免犯乱打乱杀的错误。应在适当时机(在土地斗争达到高潮之后)，教育群众懂得自己的远大利益，要把一切不是坚决破坏战争、坚决破坏土地改革，而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约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必须按照土地法给以不高于农民所得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中指出：“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死刑案件应由县一级组织委员会审查批准。政治嫌疑案件的审判处理权，属于区党委一级的委员会。此点老区半老区都适用。”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认为，经过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对于那些积极地并严重地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和破坏土地改革工作的重要的犯罪分子，即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判处死刑，是完全必要和正当的。不如此，就不能建立民主秩序。但是，对于一切站在国民党方面的普通人员，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或犯罪较轻的分子，则必须禁止乱杀。同时，在人民法庭和民主政府进行对于犯罪分子的审讯工作时，必须禁止使用肉刑。……对地主必须分给和农民同样的土地财产，并使他们学会劳动生产，参加国民经济生活的行列。除了可以和应当惩办那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查有实据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以外，必须实行对一切人的宽大政策，禁止任何的乱打乱杀。”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所写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们劳动。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们对俘虏军官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1951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要求“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他说：“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1950年12月至1951年9月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三反”、“五反”的指示中指出：“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1953年10月-11月，毛泽东在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期间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指出：“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就“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指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关于“是非关系”指出：“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 一九四四年八月， 《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
1958年6月，毛泽东在读罢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新闻报道后欣然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一为：“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为：“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平叛问题指出：“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西藏上层贵族发动的武装叛乱平息后，在西藏开始了民主改革运动，世代为奴的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他们欢快地唱起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歌儿：“毛主席呀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犯——其中包括晚清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第二天，毛泽东在大会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著名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要分批给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对国民党战犯实行特赦。……让我们的国家尽快富起来，强大起来，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尽快过上好日子。”
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西湖边与卫士李银桥谈话时说：“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同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指出：“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他应该代表人民的愿望。……他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196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说：“生我者父母，养我者人民。人民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应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搞社会主义，为什么?为的是全国的老百姓。从土改到互助组，到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我们走的是集体化道路;我们要把全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冷热苦暖时时刻刻挂在心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全国人民大众的公仆，不是老爷，凡是那些一心想当官做老爷的人，不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应当从共产党人的革命队伍中开除出去。”
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今后大办改成中办、小办。农村劳动力要好好组织，专业队砍掉百分之二。再把牲口问题好好研究一下。搞代食品是一条出路，再是从外国买粮，各省要尽可能搞一些外汇。……把领导重点放在农业生产上，吃饭第一，市场第二，建设第三。”
1961年9月28日，毛泽东结束在外地的考察回到北京，发现工作人员趁他离开擅自修缮了房间后大发雷霆，他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谁叫你们这么干的?老百姓还在挨饿，你们却在这里给我修房子，这还像共产党人干的事情吗?”从此毛泽东搬进了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菊香书屋。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九六○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农村的事，依靠贫农，还要争取中农，我们是按劳分配，但要照顾四属、五保。”
1962年9月24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去年我讲，对人是要分析的，人是不能不犯错误的，所谓圣人，说圣人没有缺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我劝同志们，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的也好，只要把那一套统统倒出来，真正实事求是讲出来，我们就欢迎，还给工作做，绝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更不能采取杀头的办法。杀戒不可开。许多反革命都没有杀，潘汉年是一个反革命嘛!胡风、饶漱石也是反革命嘛!我们都没有杀嘛!宣统皇帝是不是反革命?还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杨虎等战犯，也有一大批没杀。多少人改正了错误，就赦免他嘛，我们也没有杀。右派改了的，摘了帽子嘛!近来平反之风不对，真正错了再平反，搞对了不能平反，真错了的平反，全错全平反，部分错了部分平反，没有错的不平反，不能一律都平反。”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王海蓉谈话时，王海蓉说学校里有人写“longlive蒋”的标语，如果查出来，应该开除，去劳动改造。毛泽东说：“只要他不杀人，不要开除他，也不要让他去劳动改造，让他留在学校里，继续学习，你们可以开一个会，让他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好?蒋介石做了哪些好事?你们也可以讲一讲蒋介石为什么不好?”
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客人谈话时严厉批评了中国高级干部的保健工作：“什么都搞特殊化，看病也搞特殊化，我很不赞成搞什么高级病房、高级病床，老百姓有了病怎么办啊?有那么多的工人、农民，有了病怎么办?你不级看?不给治?现在的这些医生，都喜欢给大官看病，还不如三国时期的华佗，华佗给老百姓看病是不收钱的，实行治病救人。”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指出：“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茨坪召开的座谈会上，就群众提到农村中缺医少药的问题愧疚地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呢，主要是我，对不起乡亲们;以后，相信我们的党会认真做好农村的医疗保健工作。”对高薪问题，他指出：“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对单干问题，他跟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对特殊化问题，他指出：“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医务人员谈话时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很严厉地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1965年7月19日，毛泽东说：“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些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队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
1965年8月15日，毛泽东看了由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批转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中央和国务院写的关于纠正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建议，给李写信说：“‘还须下一番苦工夫’，你的意见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不无忧虑地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爆发，整个城市化为废墟。而此时的毛泽东，身体已非常虚弱，连说话都很困难了，然而，关于唐山地震的灾情报告，他却坚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他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把华国锋叫到床前，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的人民，安置好灾民的生活。”毛泽东生前看的最后一个中央文件，是关于唐山灾情的。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毛泽东是一个革命者，是一个带兵的人，可他带兵而不带枪;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他不嗜杀伐;人们赠予他很多称号，可他独喜欢“教员”，他跟人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他也很喜欢那个护同唐僧西天取经的孙大圣，他在诗里写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毛泽东是为济救中华苍生而来，他秉承的“主义”是实现他“济世”思想的武器，他要为中华民族“扫除一切害人虫”，他要为中华民族开启一片“桃花园”，他用毕生的精力为中国民族写下了一篇“大悲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毛泽东写下的这诗句，是不是有什么隐喻呢?或许，他真的化作了背负青天的“平安神”，依然眷恋着这片天下的人间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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