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2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并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八十六年后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又回到古田召开，其意义同样是深远的，但对总书记的古田之行的认识不少观点留于片面与肤浅，这样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有害的。
古田会议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多数文章都表述为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即立军魂。这个表述与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是相当巨大的。理由：古田会议的召开与《决议》的形成，有一个机制与在这个机制下形成的一系列的理论成果;“党指挥枪”只是理论成果之一，而不是全部，更没有反映出产生这个结果的机制。红军的壮大，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凭的不只是“党指挥枪”这一点，且在党的历史上有过一段党指挥枪打败仗的经历。所以对《决议》的意义是不能这样表述的。《决议》的全部意义应是产生这个决议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就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如果不从机制上来认识问题，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是得不到发扬光大的。人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愚公衡山”，其中“感动上帝”是结果，而“挖山不止”是机制，没有铁心挖山的机制，上帝就不可能动恻隐之心。古田会议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来深究古田会议的机制，只把古田会议的成果举得高高，再创辉煌是不可能的，总书记对全党全军要求不是仅仅停留在现成的口号上，而是要把古田会议的机制重新发扬光大。
要领会和理解总书记去古田的深刻历史意义必须从三个方面着眼(本文对所提的观点只做列举，不做大的展开)：第一，古田会议的标志是什么;第二，古田会议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有哪些;第三，产生古田会议的机制及现实意义。在这三点中，第三是因，前二为果。
第一，古田会议的标志是什么;
红军第四军古田会议决议的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以决议和文字的方式开始产生。我们说毛泽东思想形成是表现在建党、建军、政权建设、革命道路的选择、革命力量的组织以及为取得胜利要采取的战略战术等具体的方面。在诸多的问题上，除毛泽东外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及领导高层是没有正确的方向与方略的。当时在租界里的党中央对如何建党也是没有章法的，他们明白组织建党但对什么是思想建党还完全是外行。所以当时的党在组织上是严密的，但在思想上是散乱的，而在行动上则是走的“精英路线”，这才造成了虽然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但中央对这个《决议》仍处在不面对、不明白和不相信的状态，所以在古田会议后不到三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七十六次会议就对古田的道路进行了批评，说红四军搞的是“兜圈子主义”，要“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在中央机关大溃逃到苏区后，更是刻把《决议》及古田的道路抛到九霄云外，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教条主义盛行。一群党的权贵扎上了武装带，挎上了小手枪，有模有样，来指挥红军打仗了。结果大家都明白，这样的“党拇指枪”是个什么情况：英勇善战的从井冈会师的三千星火发展过来的十万红军被蒋介石打的灵魂出窍!逢战必败，灰头土脸的蒋介石打得兴高采烈!我们说遵义会议是历史的转折，转的是什么?就是重新转到古田的道路上来，转到毛泽东思想上来。以后党的发展、革命的发展、军队的发展都是按古田的方略在展开，并沿着古田的道路在前进!一九二一年从南湖漂出的红船是在古田被装上了引擎和罗盘的。中国共产党的“真气”出自古田。
毛泽东的理论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的基础，能成为毛泽东思想完全在于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毛泽东自从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他着力下功夫在中国这个“大数据”中找出构架的依据，那就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学说，这个学说就是关于“大多数”的理论，中国的“大多数”是农民，不以农民为基础，不进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任何“程序”都不可能维系中国的“大数据”，这恰恰是当时中央领导层的盲障。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做过各种革命的尝试，“宣传”、“请愿”、“罢工”;“工运”、“农运”、“兵运”……;当时中央领导层能想到的方法，他都亲身组织过，参加过。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走“枪杆子”道路正是这样的认识和实践的必然产物。通过红四军的创建与斗争，毛泽东已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脉搏，他找到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形成。《决议》就是这个思想和过程的产物。
第二，古田会议最主要的理论成果有哪些;
要说古田会议的理论成果，不能不先说陈毅的“五万字报告”。经过“八月失败”和“大余失败”等一系列挫折的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上当选为前委书记，他对四军怎样发展是一筹莫展，带着满脑子迷惑他去了上海，遵照中央要求，陈毅凭着惊人的记忆，奋笔三天，写出了关于红四军及与朱、毛相关事宜的五个报告，正是这五个报告，让上海中央的周恩来、李立三等领导大开眼界。胡居成在《古田会议前毛泽东、朱德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中是这样描述的：
“周恩来一开头就热烈地称赞红四军的经验。说这里头很多新鲜的办法和经验都是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从来没有，别开生面的。照这些办法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就很有把握发展壮大。这是红四军的创造，是红四军对全国的宝贵贡献。他建议把这个报告在即将开办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发表。在他看来，红四军的作用远远不只影响湘赣闽三省，而且对全中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陈毅听到周恩来如此高地评价红四军，心中十分兴奋。……从全国的高度回头一看，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是那么坚定地走着胜利的革命道路，气呼呼的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了这么好的经验!
陈毅后来说：周恩来从我写的报告和材料中，一定强烈地感到红四军领导人的共同毛病：把自己的这个战斗集体和革命战友看低了。这么好的一支军队，这么坚强而能干的领导同志们，却看不见自己的战友们的天大优点，而在为相比较起来小得多的缺点吵得大伤感情!周恩来在十多天前，为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8月21日的信中，已经写下了这样的语言：‘你们应知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中国的政治影响较于闽西一处大得多!红四军了不起!朱毛了不起!’
李立三说：今年2月初，当井冈山形势紧张的时候，中央2月7日给朱毛的信(即“二月来信”)，要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转入农村，朱毛离开部队来中央。是毛泽东4月5日复信给顶住了。中央经过讨论，彻底纠正了错误，这对红四军关系特别重大。
周恩来插话说：‘真要多多感谢润之兄的信哪!’
陈毅听了周恩来和李立三所谈之后，感触颇深，毛泽东的身影在他眼前突然高大起来。本来在讨论红四军‘别开生面’的创造的时候，陈毅便想到大多数创造正是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创的。而现在，顶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恰恰是被刘安恭称之为‘不服从中央指示’的毛泽东!……
陈毅想到毛泽东写给中央的这封信，他作为前委委员是看过的，但没有料到在政治局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刘安恭在红四军‘七大’会上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作为会议的主持人，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
当时
“李立三开门见山：‘毛泽东如何?’
陈毅从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他说：我现在对毛泽东在政治上更加拥护。‘他两三年来坚持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常正确，不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闯出新路。但在组织上，我仍担心搞不好团结’。‘我在汇报时都说了，个个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选他，出乎意料，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军长一比，当然是朱德更得人心’。
周恩来和李立三都认为，现在选择红四军这样一支全国红军先锋队的领导人，毛泽东是最好的人选。他在1927年就率先提出上山打游击;不久就看清楚在中国农村可以实行武装割据，建立红色的政权;就认识到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他身体力行，不怕艰险，在第一线领导第一线的斗争。周恩来还说，他相信这样一位同志，身负重担，面临大敌，是不会不注意改进自己的思想作风的。”
有了以上的文字，可以说《决议》里的每一个观点在在当时都是党的重大的理论成果，同时也说明当时的中央在理论上的苍白和实践上的是贫乏。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是在变化的，但发展和变化的机理确是永恒的，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成果都有其成因的机理和巨大的现实意义。在这里我只讨论三个必须讨论的“成果”。
1、《决议》提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观点，这个错误思想就是“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学说的一大贡献。
什么是非无产阶级思想，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种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带有旧的历史痕迹的落后的以自私为核心的旧思想。当历史需要前进时，旧思想总是这种前进的破坏器，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新思想战胜旧思想的过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思想成果都没有触动自私的底线，历史仍然是以阴暗机制即“贪婪”为推动剂的。所以，这样的社会革命和历史革命说穿了还是旧革命即皇帝轮流做的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一种人类历史上的新革命，真正的历史的革命，如果用旧思想、旧观念来指导无疑仍是旧革命的翻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首先是抓住了革命的本质问题用新思想建党、以新的力量来统领军队组织力量，与旧制度斗争。这是毛泽东能够胜利的基石，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功的关键。
非无产阶级思想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表现也是历史的变化的，《决议》对红四军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列举了八种表现，指出了这些思想的来源和解决办法，这是中国党的创举，至今为止再无了一个党能有如此完备的在思想上建党的文件了，他说清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有极强的可操作性从流程控制的理论来说都是精典中的精典。能指出在一群穿着破衣烂衫，吃着南瓜红米，枪不足人手一杆，“家伙”落后到大刀、梭标的队伍中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是一个彻底的马列主义者是怎么也做不到的。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有些领导已成为了风花场上的“圣手”了，但没有人察觉到这是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意识到其危害性，也正是这些旧思想结束了党中央在租界里的好日子。而在苦难环境里的毛泽东看到了，并引起了高度的警惕。党能够越走越大，军队能够越战越强，是在不断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支无私的新型的人民军队。不能不说这是新思想、新观念的胜利!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思想抵制和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胜利!一支敢死的队伍历史上常有，一支无私的队伍非中国人民解放军莫属。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可力敌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世界战争史上也仅有这一次和这一支队伍。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敢死的队伍不一定常胜，无私的队伍才是无敌于天下的。
历史仍然在发展，事物仍然在变化，但《决议》给我们留下的理论成果我们今天还能继承否?非无产阶级思想今天也在发展和变异中，我们能察觉否?我们能用旧思想来维系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体系么?如果我们不能察觉旧思想的阴魂，不能找出其思想的来源和解决的办法，好日子也还是会结束的!
2、《决议》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党指挥枪这一理论成果有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党能不能指挥枪的关键在党，如果党的思想建设出了问题，指挥也一定会出问题。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说明了再能征善战的队伍，如果党的指导思想错了，打败仗是必然的。
第二层面，党指挥枪表明党的利益就是人民利益的体现这是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的。人民的力量是党的全部力量，除此之外，党没有其它的力量。人民军队是人民中最有组织，最守纪律，最能战斗的中坚力量。这支军队当年在战争时期以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的方式完成了党的任务，建立了人民的伟业。在今天，人民军队仍然是人民力量中的中坚力量，党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民的事业还在进行，这支军队不但要在军事斗争中保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也要在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保卫党和人民的利，这支队伍还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所谓“正规化”建设的问题是值得讨论的。不在于要不要正规化，而在于什么是正规化。
对实行党指挥枪这个问题红四军的领导层是存在分歧的，朱德和陈毅都没有区分好这个问题，就是陈毅的五个报告中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在结论的缺点部分第一条就把党指挥枪写成了“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经周恩来和李立三的指出和讨论陈毅才认识了什么是“党指挥枪”。
第三层面，“党指挥枪”说的是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个成果的逻辑关系就是思想指挥行动，宏观指挥主观，目的指挥手段。这个逻辑关系决不能反过来。反过来的情况就是放弃原则，只注重眼前既得利益，一切以功利为目的，这是极端短视的重商主义。党指挥枪说的不仅是党和军队工作的关系，也是党和一切工作的关系。
“枪”不能指挥党，“钱”也不能指挥党。对“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我们有了足够的认识，对“单纯经济观点”我们能认识么?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处理好知和行的逻辑关系是有深刻的指导意义的。对党领导经济工作、领导建设事业，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来认识?
3、《决议》明确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决议》指出“……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样人民军队就与所有的旧军队区分开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世俗的观念被注入了无产阶级的灵魂。
指明红军打仗的意义和红军建军的意义不但是体现党的宗旨;也揭示了党的工作的方针与策略。
从宗旨上说，为什么要建立红军，红军为什么要打仗，一切都是为了人民，要让人民自己解放自己。没有人民的参与，解放是办不到的。送给人民一个解放只是一种表面的解放，只有人民自己完成的解放才是根本的解放，红军不是单纯地把人民解放出来，而是要领导人民一起走上解放的道路。“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人民不明白自己解放自己的道理和道路，人民就不可能真正的解放。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就在这里。红军除了作为战斗队以外，工作队和宣传队的作用也在这里。
从策略上说，这是反映了毛泽东的战场观念。毛泽东看到并把握住了人民解放事业的战场在农村，人民解放事业的主力军是农民。要把这个战场开辟出来，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靠的就是人民军队。这个策略的全部内容就是“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思想就是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战场观念和以人民群众为主力军的战略思想的结合(在这里只能讨论战场观念，战略思想毛主席是在《决议》以外的著作中总结和论述的)。
什么是战场观念?这就是对相关战争的一切时间、空间及人文要素的进行整合的观念，也可以说是战场学。中国革命的特点就是敌人强大红军弱小，要战胜敌人必须要有独特的战场，这样的战场是需要建设和营造的。到了井冈山后，毛泽东的战场观念就已形成了。为此毛泽东开始建设和营造取胜的战场;这就是“根据地的建设”，其方法就是通过红军的作战，使一地农村的民众在政治上翻身，经济上自主，再通过红军对其宣传、组织和武装。有了这样的农村，有了这样组织起来的民众，就有了红军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这就是战场建设。红军的战斗就是搭台唱戏，在一盤散沙的基础上是不能搭台的，但通过营造，人民发动起来了，组织起来了，就有如磐石般的坚硬，搭台就有了基础，有了台柱子。这就是人民支援战争，人民养育战争。“红军打仗的意义”仅在于此。
如果背离了这个思想长征(败、逃)就是必然的产物。围绕战争的一切时空要素都是变量，但当台搭起来后，在这个台上，在这出戏中，一切都会(也一定会)成为定量，通俗地说就是此时此地我比你强。实现这个由变量向定量转化的关键要件就是“人民”，没有人民的支持，就不可能把台搭好，长征就是塌台的结果。毛泽东以数百轻兵，领着胡宗南30万重装的大军游历陕北，就是毛主席搭了一个台，人民允当了台柱子。台搭起，戏开锣，这只是一个表象，台上、台下、台前、台后，戏里、戏外，演出者、观众，等等一切战争要素的汇集，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用林彪的话说是“熬中药”。让自己处处得势，让对方处处受制的战争就是人民战争。
这点毛泽东的对手是不懂的，在他们看来制胜的关键就是武器的比拼，力量的标志就是军队的数量，所谓战场建设就是“修工事”，所以，他们对战争还是一窍不通的。这一点毛泽东在瑞金时就告诉全党并告诉了蒋介石，“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毛泽东又向全世界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决议》提出的红军打仗的意义，目的是要红四军的干部战士认识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意义。要说清共产党人的责任。人民战争仅仅是人民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战争年代是这样和平年代也应该是这样。
从今天来看，人民的解放事业完成了没有?看来还没有，人民的解放应该是包括政治上的翻身和经济上的富强两个部分，到政权的建立只能说是完成了政治上的翻身。离彻底的解放还有很长的路，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是走向经济上富强即经济上的解放，这是第二次解放，是比第一次解放更为艰难的解放。这个解放虽然人类历史上没有过，但我们从《决议》里是可以找到逻辑起点的，即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就是失去了发展经济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改革”存在的意义。在这样的“解放战争”中战场概念就不存在了么?只要战场存在，就一定要“搭台”，不论什么样的台，没有了人民或人民成了一团散沙搭台就失去了台柱子，台塌了，什么戏也别想唱。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完全是不着边际。
《决议》的理论成果远不止以上三点，但只要讲清这三点，很多问题就已经讲清楚了。
第三，产生古田会议的机制及现实意义。
什么是机制，机制过去叫“活的灵魂”，现在人们不提“活的灵魂”了，我也以机制说来探究《决议》的产生的成因。产生《决议》的机制就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决议》倡导的方法也是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可是关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和运动(包括我党)都没有很好和真正地解决。
古田会议是开展积极思想斗争最成功的典范，后来我党也一直坚持运用开展积极思想斗争的方法。但最近这些年，这个方法在我党突然停止了，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如何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理论到实践没有真正解决是问题的关键。要把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做为党的建设的常态工作，做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常态工作，认真学习、领会、探究当年古田会议产生的过程是最有效的方法。
《决议》的产生离不开井冈山的道路，也离不开红四军(含后来又加入的红五军)创建与成长。整个过程是充满了争论与斗争的。从邹鲁到杜修经到刘安恭，从“文家转兵”到“八月失败”到“二月来信”;从“三湾改编”到“柏路会议”到“白沙会议”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也一直没有平息过。这种斗争和争论有红军与中央之间的，也有红军内部的。除了思想上的，也有政治上的、组织上和权力上的。但贯穿始终的起主导作用的是思想上的(具体相关的资料十分丰富这里不列举)。
古田会议前，在思想斗争上最生动、最有效和最有说服力的就是“陈毅主义”和“打倒陈毅主义”，“打倒陈毅主义”是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举手要打倒“陈毅主义”的是陈毅。
在红四军七大上，做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对在四军党内关于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争论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了调和主义的方法，被称为“八级泥瓦匠”。“陈毅主义”就是“四方讨好，做八面美人”，就是和稀泥。为了不致使由于自己继续在红四军中工作而导致红四军发生分裂，为了保证党内同志关系的存在，毛泽东主动提出了去闽西特委指导地方的工作要求并获得了前委的批准。
一九二九年七月陈毅去上海中央汇报工作，朱德指挥的红四军出击闽中作战。由于朱德和刘安恭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仍然还是高估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又于十月中旬率领红军进入了广东的东江地区。但同出击闽中一样，朱德的这次行动不仅同样遭到严重失败，就连刘安恭也在十月二十日的战斗中牺牲了。红四军更是由进击东江前的六千多人，锐减到四千人左右，朱德自己计算的结果是损失兵力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红四军召开了八大，会上大多干部要求毛泽东回来指挥红军，大会决定由郭化若和彭祜起草一封请毛泽东回来复职和出席“八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没有赶来参加会议，却回了一封致“八大”会议的信。在信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问题不解决，不打倒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能随便回来。这就是“陈毅主义”和“打倒陈毅主义”的由来。
同年九月在上海，陈毅在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后，周恩来对陈毅的调和路线和朱德刘安恭的单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评，对毛泽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极大地提高了陈毅的认识，从而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批准产生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同时陈毅向中央保证，请回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十月下旬，陈毅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在广东在梅县的松源找到了红四军前委机关。当时就有人向陈毅出示了毛泽东写给“八大”会议的那封要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的信。然而此时的陈毅不仅没有丝毫的吃惊和不满，反而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并在还没有见到毛泽东的情况下，首先就向出示毛泽东的这封信给他看的同志和红四军的其他领导同志态度十分诚恳地承认和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与大家、尤其是要与毛泽东一道来坚决打倒“陈毅主义”。由于陈毅自己带头打倒了“陈毅主义”，从而不仅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前委工作扫清了障碍，而且更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1月26日，在福建上杭的汀州，三位老战友欣喜见面，朱德发自内心地说了“朱毛，朱毛，朱不离毛，毛不离朱，朱毛不分家呵!”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正式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新泉整训”后古田会议召开。
这就是古田会议得以召开的机制，这就是《决议》产生的成因。今天，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走古田路我们应怎样来解读?我们不能只囿于《决议》相关论段，而应努力探寻古田的机制。古田的机制概括起来应该就是三个坚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团结。
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组织斗争是有交叉的，进行思想斗争很容易与派别斗争、权力斗争相混淆，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提高，从实践中摸索;向历史学习，向前人问路。开展思想斗争一定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党内同志间的，同志式的，真正的同志关系的存在。当同志关系被派别关系、小团体的私利关系取代时，思想斗争就已失去了开展的空间了。在非同志关系之间展开的斗争就只能是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要讲路线、讲政治但不等于思想斗争就是路线斗争和政治斗争，区别的标准就是党内关系。
从坚持真理来探究，就是分清什么是真理，关于真理问题党的历史上有过大讨论，厘清了么，应该说没有。所谓真理是有界定的，这个界定应该是第一，符合人民利益;第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第三，符合本国特点。而在这三点中，符合人民利益是关键，失去了人民性的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成为真理。
从坚持原则来探究，就是在思想斗争中无原则的调合是党的生命的腐蚀剂，四方讨好，八面美人是中国传统官体文化的诟弊，同样从历史上看一群“老好人”在一起干鸡鸣狗盗的事多了，原则都是在和稀泥中被放弃的，所谓好心办坏事，会有两种情况，一是根本不知如何办好事;二是为干坏事找到最好的托辞。不论哪种，结果都是坏事干成了。失去了原则性，思想斗争的灵魂已经被阉割了，思想斗争的积极性已消失了，一团和气、拉邦结派损害的就是党内的同志关系。
从坚持团结来探究，思想斗争不是目的，不是为斗争而斗争，思想斗争只有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达到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团结同志的目的，就是毛主席说的：“……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的团结只能是“同志式”的团结。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并正确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我们才能真正领会总书记的古田之行精神实质。现在陈毅元帅不在了，但“陈毅主义”的确回来了。要再“打倒陈毅主义”靠谁?没有每个党员提高认识，坚持《决议》开创的成功机制，建立起健康的同志关系是根本办不到的。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