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邓力群同志的讣告指出：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五大最高最好的评价，完全名副其实。可以把这五大评价归结为一点，就是不掺假的实实在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今天悼念邓力群同志，就要以他的自述《十二个春秋》所记录的有关历史事实，来证实这个正确的评价，澄清国内外某些人对他的歪曲的错误的评论。
他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对自己作了如下简介：“我少年时代走出湖南的山村，到北平求学，志在报效国家。……从参加‘一二·九’运动到奔赴延安，……几十年经历，由于党的教育，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解放、国家兴旺发达的指导思想。其间工作调动，世事变革，个人起伏，但是这个信念一旦树立起来就矢志不二。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侮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个人的遭遇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说明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却是对党和人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下面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谈他对某些“真相”的说明，以便“还历史本来面目”。
一、 对待个体、私营经济的态度
他说：“随着包产到户的推广和贯彻，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一些有本事的人，如专业户、重点户，纷纷出现。这些在1980年以前已有所表现，到了1980年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时不开放个体经济不行了。问题在于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的同时，要引导他们向合作经济发展，这个工作没做，是个缺陷。……而要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就势必发生阶级分化。私营经济就是在个体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也是必然会产生的。”“我当时对私营经济和雇工剥削的出现，并不持反对态度，而是主张对这个问题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这个东西出来以后会产生什么新问题，新问题出现后，领导上要帮助解决些什么问题。我所关注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而赵紫阳、胡耀邦、万里就是主张放，放手让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发展。我提出要做调查研究，胡耀邦说这是从概念出发。我们做了一点调查研究，却被认为是错误的。”对于生产责任制的多种形式，“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我想，这与全党爱刮风有关，一旦一个东西被肯定，不管条件适合与否都照搬。如果当时能了解清楚生产责任制有多种形式，有不同程度的公有制成分，那就可能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第282—284页)后来，他又说：“现在回头来看那几年，说是生产责任制是多种形式，但推广的结果主要是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实际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半私有制。而对于当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好典型，如刘庄、华西、窦店等，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当时也没去也没提。在那股风潮底下，这些单位能够坚持下来，可不简单啊”(第350页)
在十二大之后，他注意研究多种经济成分问题。他说：“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第557—559页)
二、 坚决批判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他说：“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两次讲话，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社会主义相比，认为……中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中国的现实生活而言，搞社会主义搞早了。……从建国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研究室把这个情况报告了书记处，书记处回答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来对此做出回答。”(第319—321页)
1982年4月，邓力群到中宣部当部长。在他去中宣部之前，“宣传部内部有一种普遍的议论，即‘四三左右’之争。所谓‘四三’是指：一个是三中全会解放思想;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我去之前，宣传部还没有一篇文章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相反的，李洪林连续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讲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坚持什么样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唱反调，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成百家争鸣的对象。后来有人批评他，他又补了一篇;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胡乔木很敏锐，看得透彻，他说;你说坚持什么样的四项基本原则，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实际上你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否定四项基础原则。”“我上任后，还是老办法，找宣传部的各个单位听汇报，了解情况，……在这个基础上，4月13日召开了一个部务会议的扩大会议，我讲了一篇话，重点是讲中宣部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镇住了。”(第355—359页)
另外，在要不要学习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开展了斗争。他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后来，共编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四本书。“王惠德这些人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第548—550页)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经济领域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第552—553页)邓力群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这句话清楚地表明，邓小平和赵紫阳都是反对“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的。
三、 在反对精神污染斗争中的积极表现
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着重讲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当天，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做了长篇发言，主要是批评王若水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同时也对周扬那篇文章中一些错误观点提了点意见。他在批评王若水所谓“思想上的异化”问题时指出：“王若水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有个长篇发言，集中批毛泽东同志。他说，他怀疑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最近他还写文章批评……毛泽东同志说，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反正是一有机会，就找到毛泽东一句话两句话，一个论点两个论点，用这样的语言那样的语言，用这样的形式那样的形式，挖苦一通，批判一通。”(第424—425页)“王若水在上海师大作报告，说‘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前提条件，就会妨碍人们去自由地探讨真理’。他说：‘我不同意说四项坚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第442—443页)王若水还“一再坚持，要在党的指导思想中间取消列宁主义;更要取消毛泽东思想。”(第445页)
邓力群还揭批了胡耀邦等关于“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的错误主张。1984年12月20日，中央书记处召开工作会议，对作协问题进行讨论。胡耀邦谈到精神污染问题时说：“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化，把范围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声势。后来我们发现了就较早刹了车。这个问题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三个失误’。”后来，在讨论过程中，胡耀邦又插话说：精神污染“可以不提”。万里接着说：“以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提了”。“结果就有了‘两个不提’”。(第486—487页)在讨论到人事名单时，胡耀邦说：这“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导性，是无效性”。胡耀邦在这里又提出了一个“无效性”。邓力群在评论这次作协四大时说：“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着‘三个失误、两个不提、一个无效’这三句话的指导思想，开了一个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结果会议开得一塌糊涂。”“先念同志后来对我说：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反党的会。结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闯了祸了。”(第488页)
1985年1月25日，宣传部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请胡耀邦去讲话。邓力群说：“在胡的讲话里讲了一大段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剥削阶级消灭了、不存在了，还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影响如何如何，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接着，胡耀邦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一句不太恰当的话，公安政法部门和宣教部门，还有一个阶级斗争的幽灵在游荡，这种状况可不能低估。”由此，邓力群写到：我“因为当时听了他讲话，心里确实不太高兴。”“胡耀邦讲完后，我什么都没说，就说了一句：散会。”(第491页)
四、 坚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
从1982年8月17日到12月28日，邓力群在五次重要会议上“分别从不同的工作角度宣传解释和发挥了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其中有一次“重点是解释毛主席根据中国现实情况所说的话：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但这是将来的事，眼前就是要经过历史的进程。一步一步地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分析每一阶段的形势，制定每一阶段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论任务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了解情况，制定政策;既为当前的利益而奋斗，同时又要体现将来的利益。”(第362页)
1986年8月9日，邓力群在北戴河讨论胡耀邦领导起草的《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时，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最主要的意见是：“实际上文件存在的问题不是精神文明建设提得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倒退的问题。比十二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倒退了，……可以说是比原有的理论和实践都倒退了。” “十二大报告讲到：‘……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个《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送审稿中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删去了，而我则主张保留。”会后，邓力群又搞了个修改意见，9月7日送中央常委。“我们提出了书面意见后，在9月17日的稿子上则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反正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坚持，而改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605—610页)
1986年9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为这件事找邓力群谈话。邓力群在书中讲：“现在的钉子就剩下邓力群了，别人拔不动，就让邓小平来拔这个钉子吧。”邓小平一开始就问：“还有什么意见?”邓力群答：“还有四条意见。第一条，稿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精神文明建设这样一个提法可以，但是最好还是维持过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十二大决议、小平同志多次讲话的提法，都衔接起来了。”邓小平指着稿子中讲到共产党员应有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说：“这不是讲了共产主义吗?”邓力群回答：“这是讲共产党员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讲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最好讲得鲜明一点。”这时，邓小平把邓力群的话顶了回去，说“有一个地方讲就行了。”接着，邓小平把话题一转，问：“文件第11页你的修改意见几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也有约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再三警告过的。)是谁提的?”邓力群答：“乔木同志提的。”邓小平说：“我圈掉了。”邓力群说：“我同意乔木同志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对此，邓力群在该书第72页到73页讲：“毛主席看到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会不会有人把资本主义复辟的愿望变成资本主义复辟的行动。……这个问题应该引起严重注意。历史还要发展下去，这个问题不能忽视，无法回避。”邓小平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邓力群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书面意见中的每一条意见，都不是我个人发明的，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你的讲话。实践证明这些是正确的，这次文件稿中没有体现。”两个人在谈了一些其他问题之后，看来邓小平不想再听意见了，就说：“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邓力群说：“不讲话可不可以。”邓小平说：“当然也可以。”邓力群说：“我不讲。”通过这次谈话，邓力群意识到：“在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过程中，胡、赵的一致，很明显是得到邓的支持。”(第611—620页)
在这次谈话之后，邓力群总结了自己与邓小平的关系：“对邓小平，我做到了三点”：“第一，我确实是钦佩他，他有很大的长处;第二，协助他工作，我确实是积极的;第三，在困难或顺利时协助他起草文件、讲话，无论他是否高兴，我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赞成的就赞成，反对的就反对，至于说出我的意见以后，有的他采纳，有的他不采纳，我既不计较，也不背包袱。的” (第620—621页)这就表明，邓力群在原则问题上，即使面对邓小平，也能为坚持真理而斗争，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五、 深刻揭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八九政治风波”之后，邓力群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其中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 (第821页)这就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和危害，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以上充分表明，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之所以能够这样，从根本上说，还是在于具有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在1987年1月12日举行的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的发言中，深情地讲到了这个核心问题。他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第674页)对于这样一位忠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仙逝，我们不仅无比悲痛，并将永远纪念和学习这一光辉榜样。
201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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