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当前，深入学习“7·26”讲话，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
习总书记在“7·26”讲话中，谈到“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时，强调要“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更好实现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在学习中，对于这一重要论述，特别是对其中讲到的四个“更好”，感受特别深刻、特别亲切。事实正如政论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解说词(第一集)开头所指出的那样：“3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中国迅速成长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极大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与活力。”(《人民日报》2017年7月18日，第九版)在此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更好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新华每日电讯》在今年7月20日，发表了《以改革担当回答“时代之问”》的评论性文章讲：“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当代中国的问题清单上，有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积弊，有区域、城乡发展的鸿沟，有资源环境面临的重压，有几千万人摆脱贫困的渴望，有公平正义的呼唤，有世界大变局中的风险挑战……”。这份“问题清单上”的问题，确实都是存在的，应该加以解决。可是，该文只是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却没有提及他在1993年9月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究竟什么是邓小平当时讲的“问题”呢?现照录于后：“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可见，邓小平当时讲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指“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个“大得很”的“大问题”。现在我国是不是存在这个“大得很”的“大问题”呢?当然存在。因此，不能不讲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现在我国 “基尼系数从2013年的0.473下降到2016年的0.465”(《人民日报》2017年7月27日，第九版)，收入差距有些缩小，但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不仅大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大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对于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很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必须“更好解决”这个“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的“大得很”的“大问题”，才能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讲话中，不仅指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而且高瞻远瞩地强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们要激励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踏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到那个时候，我国自然要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不能像邓小平曾经警告过的那样：“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邓小平年谱》下，第1356页)因此，我们从当下开始，就要大力逐步解决邓小平在20多年前就提出来的贫富悬殊的“大问题”，才能确保我国在第二个百年真正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
有鉴于此，我们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党员，在学习“7·26”讲话的过程中，结合重温了邓小平有关“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论述。他对这个问题作了大量的、深刻的、尖锐的分析：首先，认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其次，认为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再次，认为解决共同致富问题 “成为中心课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对于邓小平的这些振聋发聩的深刻思想，我们决不能漠然置之!
我们深深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无比紧迫性，因此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归纳整理了如下的《邓小平论“两极分化”问题》(资料)，建议党的十九大代表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在党的十九次代表大会上加以充分讨论，作出战略部署，以便具体落实。
2017年9月12日
原题：建议全党认真学习邓小平论“两极分化”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的体会，：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室评报协会，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理论学习组(执笔：高为学)
邓小平论“两极分化”问题(资料)
从1981年底到1993年9月近12年中，发现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共17次谈到“两极分化”问题，使用过“避免两极分化”、“不搞两极分化”、“防止两极分化”、“导致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和“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等提法25次。他在谈“两极分化”时，多数情况下同时谈及“共同富裕”问题。现将我们在学习中查找到的有关论述，按三个部分加以归纳整理，向大家汇报。
一、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981年12月12日会见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时说：“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
(《邓小平年谱》下，第790页)
1984年6月30日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
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0-111页)
1985年5月20日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指出：“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1985年8月28日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8-139页)
1986年9月2日对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说：“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1986年12月30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
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992年2月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二、贫富两极分化“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1987年3月3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08页)
1987年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9页)
1990年4月7日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
(《邓小平年谱》下，第1312页)
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说：“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为制度来说，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比如说两极分化。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
(《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
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
(《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
三、解决共同致富问题 “成为中心课题”
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9页)
1990年7月3日视察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场馆时说:“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
(《邓小平年谱》下，第1317页)
1990年12月24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4页)
1992年2月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4页)
1992年12月18日，阅《参考消息》刊登的《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两篇文章时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內仗’。”
(《邓小平年谱》下，第1356-1357页)
1993年9月16日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发展时少。所以，我们退休以后也不是无事可做。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原则上要掌握几条。”
(《邓小平年谱》下，第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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