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意识形态化”是何居心？
——评赵鼎新教授的一篇文章
中共上海市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室评报协会
上海市退（离）休高级专家协会理论学习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海》杂志，2016年第2期发表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浙江大学“千人计划”教授赵鼎新的万余字长文，题为《路径不依赖、政策不相干：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以下简称“赵文”）我们这些耄耋老人，出于对党和国家的关心，认真研读了赵文，认为这是一篇以研究“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为名，行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实的文章，故不顾年老体衰也要撰文评析之。
一、“去意识形态化”的要害是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赵文最后以500字的篇幅，对全文作了总结（为了供大家评析，以《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为题，将其附在本文之后），强调指出：“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何谓“避免意识形态陷阱”。按照《辞海》的解释：“陷阱”系“捕捉野兽的地坑。比喻陷害人的圈套”。这里讲的“意识形态”，是一般性的全称概念，并没有特指某一种“意识形态”。这就表明，赵文在这里实际上是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就是“陷害人的圈套”，必须坚决“避免”之。因此，赵文接着强调要“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这就更加明确地指向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然包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被其指认为是“陷阱”，必须“避免”之，不能为其“绑架”。可见，赵文要“去”的意识形态，无疑是包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在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意识形态是有阶级性的。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意识形态问题。赵文貌似公正地说要“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是不是既要“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又要“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呢？非也！何以见得？因为赵文强调包括“普世价值”在内的所谓“学术观点”，都可以“反复争论”，“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这就清楚地表明，赵文并不认为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是必须避免的“陷阱”；相反地，它“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当然不能去除之。但是，赵文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则是彻底“去”之而后快，认为“在重大国策层面上，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中国必须长期防左”。为什么呢？赵文说：“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这里是在讲中国问题，这里的“政党”当然是指中国共产党。这就清楚地表明，赵文在这里杜撰的所谓“政治学原理”，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即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绑架”、所“忽悠”。赵文所谓的“必须长期防左”，是不带引号的左，实际上就是“防”坚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革命之真左。可见，赵文的本意，“去意识形态化”,就是妄图诱骗中国共产党坠落到他所设置的“陷阱”，抛弃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原有意识形态倾向”。这就是赵文的要害之所在。
赵文要在我国去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并不是要搞意识形态“真空”，而是要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谓予不信，请看他在《四月网》等多家网站发表的《中国是否还会再发生“革命”》一文中的观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他认为“意识形态是国家统治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一个国家的执政如果没有意识形态作为基础，则是万万不行的”。那么，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性”呢？他认为，“一般来说，要是一种意识形态对人性的要求愈接近于人的本性并且其许诺愈不容易被证伪，这一意识形态就愈能为国家合法性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比如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机会之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一意识形态，不但与人的竞争和趋利本性十分接近，而且很难被证伪。……与之相比较，‘共产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就很难为一个政权提供稳定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但建立在一个过于理想的人性的基础之上，并且承诺提供一个比其他社会制度更为完善的世俗世界，例如‘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类。如果一个国家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一旦国家不能兑现相应的承诺，民众马上就会产生‘信仰危机’，从而给国家带来合法性危机。”赵教授的这一大段话，就是妄图告诉人们，中国要取得国家政权的稳定，就必须以美国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就是企图诱骗我们中国共产党抛弃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最终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
二、“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是实现资本主义化
赵文认为，中国只有“避免意识形态陷阱”，“才能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这种观点，完全拒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列宁有句名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就表明，政治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决定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给予经济以巨大的影响。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处于核心地位，发展经济是绝对不可能拒斥意识形态的。赵文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就是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引向资本主义的邪路。
对于我国经济建设要不要讲意识形态问题，邓小平早就讲得非常清楚。他在1985年指出：“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里强调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吗？邓小平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指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后来，他又进一步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在这个关系“事物的本质”、“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大问题上，赵文完全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引入资本主义。
建设要讲意识形态，改革能不讲意识形态吗？不能。邓小平早在1979年3月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时，就着重揭露了某些人以所谓“社会改革”的名义鼓吹资本主义的实质。后来，他又多次强调这个问题。他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他还针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后来，江泽民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明确地提出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强调指出：“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奋斗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习近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首先强调：“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他认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这是曲解我们的改革开放。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这就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指导改革开放，而不能走相反的道路。
由此可见，赵文鼓吹“去意识形态化”的目的，实质上是要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化。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避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陷阱”，才能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推向前进！
三、主流媒体不应充当“去意识形态化”的“吹鼓手”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早就指出：“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简称“8·19”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正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指出：“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存在，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这就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问题上，“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可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学海》，却“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发表了赵鼎新教授宣扬“去意识形态化”的长篇文章，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且至今没有见到该刊发表过批驳文章，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此后，又有多家媒体公开传播赵文“去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观点。2016年12月3日，赵教授在腾讯思享会战略论坛第四期活动上发言，原封不动地再次鼓吹之前发表在《学海》上的有关“去意识形态化”的内容。腾讯网和《中国改革论坛》等，又将这个发言内容，以《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为题予以发表，一再推销“去意识形态化”的谬论。
更令人惊奇的是，有的“党刊”，竟然将赵文中有关“去意识形态化”的内容，以《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为题，在《理论新视点》栏目中，作为“党课参考”材料予以刊登。有的党内学习资料又紧跟着加以转载，不断扩大其错误影响。对于这些党的主流媒体的这种错误做法，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还要为其辩护和掩盖，拒不认错。他们认为，编辑部摘录这个稿子，出发点是好的，是想避免意识形态陷阱。赵文是在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规律，可能是指不要受以极左思潮为代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绑架。我们是从这方面来理解的，因而把它作为新观点来介绍。他们不仅欣赏赵文的观点，而且反对就这个问题开展讨论。认为从稳定大局的角度来说，一般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不公开争论，不公开讨论。对这类问题，人家本来没有注意，你再去追究，反而会放大它的影响。以上情况表明，某些主流媒体的掌权者，完全采用错误的态度来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实在可悲、可叹，不值一驳。
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我们怎么讲都不算数，还是用习总书记的“8·19”讲话来回答吧！他说：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党的宣传思想阵地不为党服务，党的宣传思想工不愿意甚至不敢坚持党性原则，岂非咄咄怪事？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在宣传思想领域，我们不搞无畏争论，但牵涉到大是大非问题，牵涉到政治原则问题，也决不能含糊其辞，更不能退避三舍。作为党的干部，不能用“不争论”、“不炒热”、“让说话”为自己的不作为开脱，决不能东西摇摆、左右逢迎！在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斗争中，所有领导干部都不能作旁观者。习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对于宣传思想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和宣传思想工的职责，均作出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具体要求。我们希望那些肆意推销“去意识形态化”的私货，充当错误思潮“吹鼓手”的人，能够按照习总书记的要求，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更希望所有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人，认真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都能站稳政治立场，敢抓敢管，敢于亮剑， 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执笔人：高为学）
2017年7月15日
附上赵鼎新《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供大家评析之！
面对如此多的问题，保持清醒就显得特别重要。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有学术和思想自由。“顶层设计”、“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国崛起”、“普世价值”、“儒学复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中国模型”、“北京共识”等等提法作为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不同观点反复争论才能使国人走向成熟，并且争论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反映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但是在重大国策层面上，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比如，笔者很赞同国内严肃左派学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却强调中国必须长期防左。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政治正确背后垃圾必多；当政治正确与个人利益能相结合时，背后隐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党要防左，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这就是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过河”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在经济上取得进步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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