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的冬天，我正式参加工作，成为“八大员”之一——供销社售货员。经过短暂的培训，被分配到城关供销社。在计划经济主导的年代，由于商品比较贫乏，票证是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宝贝，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就连买红糖都需要用糖票。
商业部门是当时的热门单位，城关供销社又坐落在县城，因此能被分配到那里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在供销社的八年，我曾经当过门市部营业员、副食加工场工人、采购站业务员，最后忝居到门市部经理。1989年因工作需要，我调离了供销社，虽然已经离开20多年，但对供销社的感情却仍旧一如既往。
那时候交通没有现在这样发达，通讯也没有现在这样方便，赶集、赶会是供销社主要工作之一。每到集日，我们就要将满满一大车商品用人力运到集市上，支上床架，将货物摆放整齐，从早晨八点多开始营业，一直到集散人疏。如果赶上来点新鲜商品，或者布票减半，那就要着实忙碌一上午了。当时农村刚刚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过去一直处于饥寒状态下的农民是供销社的主要服务对象，也是商品销售的主力军，他们口袋里揣着大把的票子，进城来看见眼花缭乱的商品就愿意掏腰包，什么涤卡、的确良、凡尔丁、大花被面等大路商品，一上货架就被抢购一空;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高档商品也成为农村青年谈婚论嫁的首选条件。不论是炎炎夏日，还是数九寒天，营业员都会忙的满头大汗，虽然辛苦，但心情却是由衷地舒畅。
最辛苦的是到乡下赶集赶会(物资交流大会)，几十里地，骑着满载商品的自行车，不管是顶风还是顺风，不论是晴天雨天，都会按时出现在集市上。后来，供销社购进了一辆“嘎斯”汽车，虽然方便了许多，但服务范围更加宽阔了。有一年冬天，我们先在夏津赶完了会，又去老武城，随后又发往东李官屯，然而天公不作美，连续的几天雨夹雪天气让整个“物交会”泡了汤，我们只好整天窝在棚里打扑克、下象棋、喝酒、聊天。家在东李街上的王万杰副主任邀请我们家去聚餐，十几口子人吃饺子，外面飘着毛毛细雨，屋子里却是热闹非凡，那暖融融的感觉令人回味至今。
1986年，夏津县兴起了棉花市场，一时间，大街小巷，所有人仿佛都变成了生意人，随便在街上遇见一个人，一寒暄就是“要货吗?”“有货吗?”“几级的?”“嘛价格?”由此吸引的全国各地客商纷至沓来，小小的县城里南腔北调，繁华一时。作为农村主战场的供销合作社，我们更是不甘人后，较早的做起了棉花生意。最初是收购籽棉自己加工，然后打包出售，后来就在县服务楼安营扎寨，做起了棉花经纪业务。
那年冬天，我和两个同事曾经在禹城和临邑交界的一个村子里住了一个多月，收购了几万斤籽棉，运回来后轧包。在那里曾经发生过一件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从那个小村子回来，要步行几里地，搭乘临邑到禹城的班车，到禹城后再等从济南到夏津的班车。那天我早早就从村子里出来，紧跑慢跑，眼看着那辆公交车在距离我十几米的地方疾驰而去，沮丧的我恨不得打自己。心想，也许还会有过路车，慢慢等吧!从早上八点我就开始等，偶尔有车路过，我忙连呼喊带招手，汽车却在我面前扬起一片尘土轰鸣着远去。一次次充满希望地站起，一次次又满含失望地坐下，就这样，一直等到下午三点才赶上了那辆见人就载的往返车。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真正领教了等待的枯燥。棉花运回来以后，我们委托别的单位加工成皮棉，再进行轧包。那项工作却是一项纯粹的体力劳动，不但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而且还脏得昏天黑地。
1988年，理事会成员一致推举我到亏损严重的社直门市部担任负责人，我一边利用已经熟悉的棉花业务打开局面，一边研究市场动向，拓宽经营渠道，当月就实现了扭亏为盈。记得那年我到淄博一家军用企业，购进了一批棉衣和胶鞋，棉衣非常畅销，几乎供不应求，胶鞋却和预期效果大相径庭，令我异常烦恼。也是带着这个遗憾我离开了城关供销社。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适逢县里组织治河，那些胶鞋、胶靴都派上了用场，几天时间就被抢购一空，让我的那位继任者着实发了一笔小财。
岁月如歌，往事已矣，当年一起参加工作的小伙伴现在都已近老年，还有些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早早离开了人世，那段岁月虽然短暂，但在我的人生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供销社，一个沉甸甸的称呼，必将伴随着我们的记忆走向永远，我为曾经是她的一员而骄傲、自豪，为她明天的涅槃重生而祈祷、祝福。
简介： 李学勇，山东夏津人。曾在《中国文艺》、《当代小说》、《当代散文》、《散文选刊》、《东方散文》、《鲁北文学》、《厂长经理日报》、《中国食品报》、《长河晨刊》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余篇(首)。散文《云台山印象》获首届全国旅游散文大赛“最佳山水散文奖”，散文《谒蒲松龄故居》获2012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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