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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后发国家工业化的视角看中国近代史
当以英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以工业化的强大物质力量为基础不断向外扩张时，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和“游戏规则”被塑造出来。这种世界秩序的变革使得所有的因循守旧不再可能。对于所有的后来者而言，都不得不遵守一种严酷的逻辑：要么自身实现工业化，主动争取在这个世界秩序中相对较好的位置;要么放弃工业化的目标，将本国命运的寄托于先进国家的“善意”。对于这种严酷的逻辑，所有的抱怨和愤恨都是苍白无力的。同时，对于后来者而言，由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优势已经彻底改变原有的世界秩序，这使得原生性的“自发工业化”历程就不再具有重复的可能性，自此以后，所有的工业化都必须是“自觉的工业化”。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也要从这种工业化不可抵挡的现实性的客观角度加以理解。所谓“古今中西之辩”等观念意义上的争论，最终都必须依附于这个主线索。
(一)近代的中心任务是重建能够引领国家完成工业化的政权
近代的起点是清王朝的衰败。即使没有西方的入侵，它也已经进入了王朝衰败期。中国的王朝没有超过300年的。一般来说前100到120年是上升时期，后100年是下降时期。清朝的盛极而衰大概可以说以白莲教起义为开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清王朝也走上了盛极而衰的过程。西方的入侵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衰败，不知道。总得来说，清王朝是因为衰老失血老迈而亡。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整个财政已经全部控制在西方手中，以后上台的执政者都没有钱，都靠出卖主权来换钱。袁世凯、北洋政府就是这样的，一直到蒋介石。
工业革命我们可以讲是洋务运动启动的，但当时国家不可能承担起实现工业化的任务。王朝衰败以后，最大的任务是重建国家的统一。这不是一般的国家统一，这个统一国家的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化。不是像明朝那样完成驱除鞑虏、建立大明，通过军事革命建设政权那么简单的——这样的革命不需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现在这场革命，不仅要重建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还要满足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一百年的中心任务是重建引领这个国家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政权。
在半殖民地条件下，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条件下，无法完成工业化。印度也有过争论。最后基本认定通过殖民政府完成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民族必须独立。国家政权的独立、版图的统一，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先决条件。
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这个条件。直到1944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国家，现代因素占整个经济的不超过10%，而且这10%还大量掌握在外资手里。从经济角度来讲，作为传统农业国，中国是小农经济，手工业为主体，没有办法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因而，从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中心任务是重建统一的国家。袁世凯没有能力，失败了。国民党因为无力抗击日本人的入侵，而且国内政治也没有统一，也失败了。
在中国思想界，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始是混杂在一起的。因为工业化是发展于西方的，所以最早是“西方化”这个词，后来才引入了“现代化”。比如 1929年，胡适在一篇论文里面提到这两个词还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1934年，上海《申报》发起了关于现代化和西方化的讨论，在当时大部分人还以为西方化就是现代化的时候，提出废弃西方化，采用现代化。对于这件事情，冯友兰在他的《贞元六书》里面有记载。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有一章专门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现代化是指标，与工业化、城市化有关，包括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教育水平医疗水平提高、人均寿命提高等表现;而西方化是其他地方没有、而为西方独有的，例如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艺复兴、个人主义、社会大于国家等等观念。但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个人主义等，是不是西方独有的?还是随着工业化与市场化而必然到来的?它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副产品，还是西方独有的?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工业化的副产品。从这三十年的发展可以看的很清楚。比如很多社会组织，也没有共产党的批准，它就起来了。
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这要到1935年，蒋介石提出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才确定下来;抗战中才逐渐明确在工业化中应该以重工业为主。也就是说，在1935年后国民党才逐渐明确，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且与技术和教育有关，可以通过西方化逐步地实现现代化。共产党第一次提出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里。建国后这一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把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
从这条线索来看，近代思想中有一个根本问题：没有牢牢把握工业化的主线索。国民党内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太晚，也总摇摆;或者说日本的大规模入侵太早，国民党没有做好准备。1930年代初，蒋介石在解决了各派军阀后开始“围剿”，1935-1936，全国范围内还比较安定，又是丰收年。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高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这时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由之前的批评国民党转变为向国民党靠拢。当时，成立了资源委员会，蒋廷黻、翁文灏等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这个委员会其实就相当于国防委员会，全国的资源都被吸纳在里面，当时准备做各种资源、矿产的勘探，也吸纳了大量留学、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进来，为抗战效劳。但一直有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不能和日本打。国民党推动工业化的意志并不坚定。
因而，近代以来，我们虽然提出过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工业救国，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纠缠在政体里，更长期地纠缠在东西文化的比较中，一代最聪明的头脑纠缠在软塌塌的概念中。理论是混乱的，但情绪是清晰的。一个骄傲的民族把自己的历史文化看得一钱不值。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在哪里?没有自尊心的话，自信心在哪?一个一无是处的民族如何向西方学习?反过来讲，若背负了传统太多的包袱，又该如何向西方学习?这两种情绪都没错，但辩论的方式是纠缠于“文化”概念——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个类似概念。这些概念是能讨论清楚的么?
(二)如何理解百年激进思潮
1949年后，我们首先要实现的目标仍然是百年中国梦的追赶——有一个典型的词叫做“迎头赶上”。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要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批判“大跃进”很容易，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激进思潮不是毛泽东独有的，可以说这种激进思潮是贯穿中国整个近代的。
毛泽东提出要“超英赶美”需要十五年，后来缩短到十年，参加了莫斯科的会议后说只需要两三年。这种急切的心理不是他一个人的。康有为在《日本政变考》的序里说：只要按照日本的方法，实行君主立宪制，三年小成，五年可观，八年十年可与列强并驾齐驱。这也是“十年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说：十年之内建成10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的铁路。现在中国的铁路才9万多公里，解放战争后留给我们的铁路也只有2.8万公里，其中有一多半还是俄国、日本在东北建造的。孙中山对中国工业化考虑之简单让人唏嘘。1913年议会民主制框架下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胜，宋教仁当时也说要在三五年内可以与列强并驾齐驱。
我们现在可以说，近代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任务的繁重性与复杂性，历代的政治思想家与领导人对此都缺乏充分认知，都把迎头赶上的时间缩得太短。但不要以为这是历史中的力量，是先贤的错误认识，如今还不是这样么?我们这个民族很焦虑地等待新的产业部门出现，生物啊、新能源啊，等等。这个动力就在于我们错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现在新能源等出现了，我们要一步赶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急迫。这个现象是需要解释的。我的解释是：第一，中国人确实曾经非常阔气，我们一讲就是三千年文明。这是高度的骄傲、自负。对华夏绝对有信心。这种心理早在周秦以来就建立起来。第二，这个骄傲还被牢牢地记住。所以近代落后、积贫积弱所积攒的气，比所有民族国家都强，激起了迎头赶上的氛围。我认为，“迎头赶上”的思想是中国后来所有激进思潮的总根源。而每次激进主义的预期失败，并没有平息这股思潮，反而是认为前面的人还不够激进，后面的还要更激进、更彻底。
当然，在百年激进中，不是没有保守的思潮。在近代思想中也有坚持以农立国，排斥大工业的。在中国这一派很少，但是在印度，这一派有很大的市场，比如甘地。甘地的整个建国思路和尼赫鲁不一样(如果甘地在世时间更长一些，印度的工业化就会更曲折)。《甘地自传》里讲到了他和印度一位纺织厂主的辩论。甘地的意思很清楚，一个英国的工业化就把全世界搅扰得不太平，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工业化呢?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都有这种保守思潮。我们现在不要认为它是彻底保守主义就批判它，它在当时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考虑的是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状态。如果走向现代工业，这种生产方式就要被肢解。肢解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劳动力怎么安排?甘地看到这个问题，因而鼓吹家庭纺织业。这就是他的经典形象。当然他这么做也考虑了印度的物质条件：因为印度比较热，对于纺织品的需求比较简单。甘地鼓吹家家有纺织机，自己解决穿衣问题。从印度当时的生活来说，从暂时的情况来说，是有道理的;但是长远来看，如果真的按照甘地的设想发展，在西方已经工业化、已经军事现代化的条件下，即使印度独立了，能够改变当时挨打的命运么?如果所有非西方国家如果不走军事工业化的道路，它能维持自己民族的独立吗?能改变被侵略挨打的局面吗?印度是这样，中国这个被半殖民地化近百年的国家也是这样。
在中国，选择这样一条保守的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也不是一点没有，当时研究工业化的人物吴景超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中就这么设想过。这本书出版于1937年，他认为从农业国到工业国也没有问题，解救农村之路在于“都市工业化”，剩余劳动力进城打工，缓解农村劳动力和土地压力。但卢沟桥事变以后，他就改变了思路，明确意识到中国的工业化一定是重工业优先、军事工业优先。此后，他到德国、苏联考察，更加确定。保守的工业化道路在现实面前，也让位于激进思潮。
毛泽东说“大跃进”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孙中山的发明，这是有道理的。“迎头赶上”这个词是孙中山创造的。最早出现在1905年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办的《民报》上。1905年后，在《民报》与保皇派创办的《新民丛报》两份报纸上，开展了关于革命还是改良、共和还是立宪的辩论，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保皇派的理论是进化论，先从君主专制，再到君主立宪，最后到民主共和，这是不能逾越的。孙中山为了批这个进化论，提出“迎头赶上”。他当然也认为民主共和是好的，不过他不同意进化论：你跟在人家后面是不能赶上的，要迎头才能赶上。
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孙中山认识到搞军事工业、搞器具不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政体才是核心;但当时中国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西方政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来不及去思考有着自身丰富经验的中国政治应该如何与之对接，立即要改。不立即改也不行——不富强就会被瓜分，要富强就要改变政体。因而，我们是在面临被瓜分的紧急情况面前，要引进更好的政体。在政体上有两个争论：一是君主立宪好还是民主共和好。到1908年西太后和皇帝都死了，君主没了，君主立宪派自动就败了——一种理论不是在辩论中被驳倒的，它是在强大的历史现实前失败的。如果当时皇帝和西太后都还在世呢?我估计清王朝要崩溃就不是那么容易的。平心而论，清朝的几百年统治人民大体上都是接受的，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明朝做得好。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更加仁政爱民，直接的农业税一直没有增加。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西方打败仗赔款，它宁愿卖官也不愿意加农业税。
我很赞同孙中山的判断，不迎头赶上是不能赶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元气还没有恢复，你跟在别人后面跑，要跑的比前面的人还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别人在前面跑会犯错误走弯路，那我们可改弯取直。所以迎头赶上要等待别人犯错误的那一次。但即使你这样赶上了，别人赶上你也容易的。“迎头赶上”带来的悖论很明显——西方强所以跑得快，我们弱所以跑得慢;现在跑得慢的人要跑得比跑得快的人还要快，这是个悖论。这确实是我们近代的一个重大的悖论。这两个判断同时为真又恰好相反，是辩证的。如果说一个判断100%真，另一个判断100%错误，那思想的选择就太容易了。在一个民族发展的一个阶段中，它的真理是分裂的。当两个对立的判断都构成一个真理，这个民族就陷入了漩涡中。渐进论、进化论有它的道理，“迎头赶上论”也有它的道理。只不过在激进的民族心理中，迎头赶上成为主流。迎头赶上论、跨越式发展论、超常规论，都是一个意思。三十年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个大跃进，只是它的后果没有原来那么严重。这可以说是一次接近成功的大跃进。
(三)社会主义平等也是内在的诉求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主导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计划经济与公有制。它同时要完成两个历史使命：一个是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平等、消灭阶级。而这两个任务实际上是有矛盾的。
工业化既需要实现产业资本积累来实现扩大再生产，也需要对生产流程的监控来保证工业品的治理和提高生产环节的效率。要实现资本管理和生产流程监控，客观上需要大量的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职员。而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资源的存在，又必然反过来强化一个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就像“泰罗制”所揭示的那样，这是由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随着工业化的深化，企业经营者、管理者和中层资源无疑会不断扩大，不仅进一步加深企业内部的等级制结构，也在社会结构带来阶级不平等的“复活”。
这两个任务现在看来绝不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在1958年用大跃进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用文化革命来解决第二个问题，可以说都失败了。但这两个问题都是真实的，都缘起于中国的近代。工业化如此，平等也如此。我们一直把孙中山看做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其实他哪里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哪里有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害怕资产阶级革命的后果?他害怕什么?害怕分化。1905年他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提倡节制资本，即扩大国有资本在经济上有主导地位。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西方劳资阶级的冲突，深深地震撼了中国的知识阶级。他们看到了西方是强而富的，但是贫富分化却极为严重。一战以后，这个震撼就更为普遍了。避免中国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是某种基本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形式。但不管怎么说，社会主义是个“好词”，是要避免工业化带来的严重的贫富分化。
承认西方的强和富但是拒绝西方的贫富分化的第一人，还是严复。严复最激进的、最重要的四篇文章——即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差不多完成了自由主义与启蒙的基本立论。严复认为自由、民主是西方富强之根，但是与此同时，他就已经看到西方强则强矣、富则富矣，贫富分化严重(《原强》)。这也为他最后转为儒家埋下了伏笔。他认为在儒家的“三世论”里，最好的是“太平世”。“太平世”里面有几条是西方做不到的。第一条是“家给人足”。儒家的社会理想没有那么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小康即可。第二条是 “贫富不相悬殊”。古人讲如果贫富相差十倍则相顺，“百倍相仆，千倍相奴”。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地位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是儒家社会主义的核心。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讲的就是有差别但不能太悬殊，以至于富者可以凌辱贫者。第三条是“刑措不用”。这是比较高的境界，就是有法律监狱但不用。第四条是“比屋可封”，就是指“雷锋”很多的意思。按这四条去看西方，西方并不理想。后两条和前两条是有关系的。家给人足、贫富不相悬殊，而后才有法律和道德效果。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是儒家一种论述，儒家还有一种说法是“饱暖思淫欲”。改革开放告诉我们，“饱暖思淫欲”比“仓廪实而知礼节”更真实。古与今的最大文化差别(不论中外)是看到每个个体情感当中的欲望(物欲)，要限制欲望，就是要修身。而工业化以后，资本主义则强调个体，强调利益，认为欲望的实现就是满足。它的优点是鼓舞人竞争，使得财富大量涌现，缺点是人与人关系的高度恶化，也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严复后来非常强调教育，引进斯宾塞的德育、智育、体育，后来逐步成为我们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如果教育不行、教化不行，所有的政体都是表面的、肤浅的。
近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对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都表现出相当的警惕情绪。对于中国的革命家和思想家而言，他们一方面因为“开眼看世界”而拥有了较为广阔的视野，了解进步与变革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所奠定的知识基础依然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观念层面依然坚持着中国知识精英一直追寻着的“大同理想”。
改革开放以后，在计划向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同时发生的是公有向私有转变。只要计划向市场转轨，所有权必然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这点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有制和市场相比，我认为市场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有权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我们用三十年的经验才知道市场的厉害——它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文化效应、心理效应是无孔不入的。现在我们的国有企业，其实是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是不一样的。国有企业当中，劳动者和国有财产固定结合，厂长几乎没有资格解聘自己企业的劳动者;现在的国有企业则是以国有资本的形态存在，劳动者普遍雇佣化。在普遍雇佣化的市场中，人也成为商品，所谓“人力资本”。这个词说的那么直白又让人反感。康德说“人是目的不是手段”，我们只能妥协，人既是目的本身也是手段。人是供自己用的手段，你出卖劳动力换取货币。人也是相互利用的手段。现在人利用自己劳动力不够，还利用自己的器官与身体。在市场经济面前，很多伦理显得很无奈。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把欧美、日本70、80年代的“先进”技术设备引入中国，逐步淘汰了40、50年代的苏联技术和仿制苏联的技术，这样使整个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当然，依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工业体系下的工人阶级，随着设备的逐步淘汰也被淘汰出去了。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公有向私有的转轨，整个生产方式也悄悄地转型，带来了分配方式的转变，带来了阶级、阶层的重新形成。这个在党的官方文件中也已经默认了。十五大文件中说的是按劳分配为主、按要素分配;十六大文件具体分了许多要素，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管理要素等，每一个要素就是一个阶级。资本要素就是资本家阶级，技术和管理作为要素它是中产阶级的来源，劳动作为要素就是劳动阶级。这里还有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就是家庭承包制下劳动者直接和自己的土地相结合而来的小农阶级，他们的子弟转化为农民工。农民工怎么定义非常复杂。这里面还没有提土地要素和权力要素。如果将土地作为要素，那它的增值部分如何分配?从来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是贫富分化的重大来源之一。权力作为一种要素也参与分配。这里指的是权力私用作为要素。不同的要素按要素获得相应的报酬，就是一个阶层。各个要素之间的力量配置使各个阶级获得的份额不同。社会主义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的平等，可以说这个希望落空了。
三、目前处于工业化道路的什么位置?
中国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中央的判断是——我们离我们的目标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近。我认为，至为关键的尖端技术的全面突破就在今后二、三十年。技术分为尖端技术、先进技术、成熟技术和衰败技术。这些都来源于西方。如果我们国家的技术水平永远处于西方发达国家衰败或者成熟技术的层面，那设备的更新只是加快了西方国家的折旧，促使它投入高端技术研发的动力更强。目前，中国到了先进技术向尖端技术突破的时候。技术是买不到的，因此我们要独立地自主创新，向尖端技术突破。这个全面突破需要二、三十年，主要是重装备业和材料工业。比如大飞机，是整个工业体系达到先进体系的标准。
现在令人忧虑的就是，在这个关键的追赶过程中，国内矛盾集聚;并且，如何对这些矛盾做判断，也是众说纷纭。如果对这些矛盾的处理不恰当，会不会导致不可收拾的结局?如果现政权无力加以稳定，那么我们赶不上、甚至衰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不能掉以轻心。
在即将追赶上的这个阶段，是最困难的。因为前有拦堵，后有追赶。劳动密集型产业随时可能走投无路，这是“后追”;买不到先进技术，全面封锁，这是“前堵”。在全面赶超过程中，前堵后追若不能突破的话，就是我理解的 “中等收入”的陷阱。这一代人对这个形势要有清醒的认识。
改革开放后解决了两大问题，第一大问题是吃饭问题，第二大问题就是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现在看基本解决了(说是“基本”解决，是因为我们把大量青年人搞到大学里去)。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新的问题又在产生了。比如，如何安置两亿多的农民工?这个经验在世界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在发达国家早期，在后发国家如印度、南美等，都产生了大量贫民窟。中国要在不造成贫民窟的情况下，把农民工安置在城里，使其有稳定的就业、体面的住房、一定的保障。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为尖锐的问题。单说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这一件事，就很棘手。2007年以前，上海外来人口的孩子被分散在农民工自己的学校里，脱离了义务教育。2007年以后，上海制定新的政策，提出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外地的孩子安置于当地的公办学校中，另一种是财政资助那些收纳外地孩子的民办学校。当时这三、四十万的外地孩子需要3800万的财政支撑。这个问题刚解决又产生了新问题：农民工子弟在公办学校里分不分班，分不分校?义务教育结束后，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参加中考?如果允许参加中考的话，那也应该允许他们参加高考。但上海市民激烈抗议，说这样做的话外来人口就占用太多本地人资源。如果不允许他们参与中考，他们就得回到原籍地，教材不衔接也造成了新的不公平。此外，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还有幼儿入托等问题。公办的托儿所投入大、门槛高，于是“黑托”出现。这有办法解决么?其实，但凡劳动力导入的地方，就会有农民工为农民工自己建立起来的复杂的低端市场，囊括了食品、餐饮、旅馆、教育、医疗、交通等方方面面。因为他们工资低，要降低消费标准，要把节省下来的钱来寄回家盖房子或供养孩子。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价格之争。当价格压低到一定程度时，大量伪劣商品就充斥市场，而我们的工商标准是照搬西方的，标准太高;小的工商业主不可能登记，只能是运动式管理。新的问题层出不穷。
近几年国家扩招后，又产生700万毕业生的就业问题。理论上这些毕业生应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但目前能提供的中等收入的职位还没有那么充分。在市场经济下，要想扩大中间阶层，第一要实现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向中高端转换，这是产生中产阶级职业的先决条件。第二是政治意愿。
现在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对此我有两个判断：第一个判断，能不能完成创新与转型，就是能不能正常崛起、与西方并驾齐驱的关键;第二个判断，如果真的完成了追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二百年东西方历史的叙事要被改写。真的到这么一天，改写是需要语言的。我们要随时为这种语言做准备。如果从自然科学来看，要做好的是替代技术，尤其是进口替代尖端技术的突破。那么对于从事文科研究的人来说，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就是要重建自己的“话语”。
中国知识界对这个历史时刻没有准备，西方知识界反而起了变化，比如说沟口雄三。他的著作《中国的公与私》、《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等，其实是写给日本人看的。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日本对中国是俯视的。但随着中国崛起，中国知识分子不再仰视日本，而变为平视、甚至俯视，很多时候还把日本当作教训，因为199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就趴着不动了。现在我们对日本不是仰视，是俯视。日本对我们也是俯视。这两个俯视谁对?沟口雄三看中国发展的这几十年：第一，不能以西方人观点看问题，而要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第二，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中国为标准。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国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什么时候以中国为方法，至今没有答案。所以我们要讨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讨论不下去的，因为要讨论中国道路，已经有既定的方法在那里、有既定的标准在那里。用既定的方法与标准是无法讨论新事物的。此外如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他也提出不以西方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来考察中国整个的近代运动，尤其是当代三十年。另外一位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理解中国》中同样提出这个问题。德国前任驻华大使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也对方法论提出批评：西方人以西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概念、标准看中国屡屡出错，西方也因此付出很大代价。
因而，我们必须要以中国为方法，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放在六十年的发展脉络中，把六十年放在整个近代史当中，放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种思维方式是有效的。可惜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这种自信，他们依然陷在五四之后的模式中，以西方为标准、以中国为衡量对象。什么时候可以以西方为参考、以中国为标准，更准确地观察中国事物?我认为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老一代人向年轻一代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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