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的“血统论”
栁英发(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1966届高中生)
我出身于老工人家庭，父亲以上几代都是工人、贫下中农。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少先队大队干部、共青团干部。1960年冬，我当时念小学六年级，共青团武汉市委组织“红色少年”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我是成员之一。1963年我在三角路中学初中毕业，全校考入武昌实验中学的只有我一个人。武昌实验中学是湖北省的重点中学，当时是最好的学校。文革后很多人问我：“你出身这么好，一直是学生干部，是很受重用的，你怎么成为造反派呢？”
在一般人眼里，造反派都是在新中国历次运动中受过冲击的人，就是说造反派队伍不纯，“牛鬼蛇神”多。我成为造反派不是因为文革初期给校领导写大字报、反工作组，被他们打压，而成为造反派的，不是这一种类型。我完全是对学校的很多事情看不惯，因而站出来造反的。
实验中学的高干子弟特别多，党政军的，公检法的，工矿企业的，文教卫的，像我这样出身于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不多，再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比较多，出身城市贫民、独劳的也有,还有少数出身不好的。
学生的成分就是这样，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有。实验中学读书的气氛很浓，因为是省重点嘛。浓到什么地步呢?学校门口每天有戴袖章值勤的，早晨要查进校学生的学生证、校徽，这些人一边值勤一边读英语或俄语单词。早自习、晚自习就是一片读书声。我很不适应，因为我是三角路中学去的，武昌车辆厂的子弟多，读书很轻松的，成绩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不然去不了实验中学。
进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就跟我们讲：“你们一只脚进了实验中学，另一只脚就进了清华。”当时实验中学有“小清华”之称。这个我不大适应。高一的时候我比较沉闷，星期六我就赶快回家，学校要求礼拜天晚上到校，我都不来，星期一早晨来。但是我在班上学习成绩比较好，高一下学期的时候，团支部改选，我就成了组织委员。高二的时候是宣传委员，高三的时候就是支部书记，一直是学生干部。
当学生干部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跟高干子弟关系搞不好。高干子弟当然也有好的，但是给我总的印象就是骄横得很，骄娇二气。他们的学习成绩也不怎么样，生活方面和我们比那就是不一样。那时国民经济刚刚恢复，我们都是在学校吃饭，早餐大概是三合粉面做的馒头，稀饭，再就是萝卜丝之类的酱菜。我们是从困难年代过来的，对这就很满足了。但是他们不吃，或者只吃一点就丢到桌子上，回宿舍去吃从家里带来的一些东西。说个笑话，我和我们班上一个贫下中农子弟，他也一直是团干部，我们曾经偷偷把他们丢到桌子上的食物拿来吃，所以对他们的行为很看不惯。再就是礼拜六家长的车来接，星期六要做清洁，有的时候他们就不做清洁。我曾经在大门口看到，车子停得远远的，司机来接，大包小包的接过来，送上车。我回家，公共汽车票5分钱，我舍不得，都是步行，上学走，回家也走。我觉得他们这样很不好。
我就问门房的师傅：“这是怎么搞的?”他说：“现在还是好的，像前几年，那车子成串。”当时我就想到我到韶山去参观的事。当时武汉市有个八一小学，全部都是军干子弟，跟我们一起参观的就有这个学校的一个学生。他就谈到学校的生活，说学生之间的等级都非常严，“学校里就是谁的爸爸官大，就得听他的”。我问：“你父亲是个什么官?”他说：“大校。”他们学校里还有将军之类的。我说：“你怎么能够成了学生代表来参加这个团呢?”他说：“我是老师推荐的。”
我因为是学生干部，也到同学家里去看看，包括一些干部子弟家里。我们班上有个同学，他父亲是市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我到他家里去过。他家一栋楼，上下两层都是，有门卫有保姆。我家里那个时候还住着茅草房。
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班上也有干部子弟，但都是工矿企业的干部子弟。读小学时有个我们车辆厂副厂长的子弟，跟我同班，读初中的时候，有个火力发电厂副厂长的孩子，也跟我同班。我到他们家都去过，这些工矿企业的领导干部，和省市委的这些领导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不一样，虽然是副厂长，就跟工人住一个宿舍，抬头不见低头见，屋里了不起有一部电话。而那些高级干部的住房就是两层楼、小别墅，还有电视，那个时候都有电视，我感到很惊奇。
这且不说，跟高干子弟的主要分歧在什么地方呢?在发展学生入团这个问题上面，从我当组织委员起，到当支部书记，一直到文革开始，分歧很大。当时讲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应该是这样。一些高干子弟在初中都入了团，没入的很少。那些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要求入团，就很困难。
一个同学出身是工商业兼地主，当时来说这个成分是很高的。他从高一申请入团，高二申请，高三申请，每次开支部大会，高干子弟们都说这个同学跟家庭没有划清界限，认识不够，一直这样说。而这个同学是很老实的一个同学，表现很好，关心集体，也很爱护他人。但高干子弟们一直不举手，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到高三大家要毕业了，才通过他入团。
当时我们在班上组织演活报剧《想起往日苦》，让这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演贫农老头，有高干子弟就跟我说：“怎么能叫他演呢?”我说：“怎么不能演呢?”他们对我就意见非常大，还有其他一些高干子弟说：“柳英发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我们党的阶级路线，不要背叛我们无产阶级阶级路线。”但是我出身好，学习成绩好，你把我没辙，我掐得住你。九十年代初我们班上同学聚会，这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还跟我说这个事情，当时他怎么受压，我讲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当时他就说：“当初你们不让我入团，老子现在入党了。”搞得有些同学很尴尬。
还有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高干子弟说他“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没有做好，总是想读大学，总是要他检查这个事情。这个同学很坦率，他说：“我进实验中学来，就是为了读大学嘛，你说我来干什么呢?到下乡的时候我可以下乡啊，你为什么非要我现在这样说呢。”这个同学一直没有入团，后来也入党了。下乡的时候我和他一起。1968年我们下乡，这些同学都是造反派，都下乡了。那些高干子弟从1967年开始就有人走关系、走后门当兵了，有的现在是很大的官了。
在阶级路线这个问题上我和高干子弟有很大的分歧。我当时就跟他们说：“你出身好，这是个有利条件，但是不决定你的表现就好啊，都要重在表现啊。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至于出身不好，‘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也是党的政策，是不是?”反正高干子弟在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问题上就是不举手，那你就没有办法。
有个女生，她爸爸是总参某基地的司令员，娇滴滴的，骄娇二气。我就在班团组织里学解放军，搞“一对红”，帮助她克服她骄娇二气。她的确表现得很不错，我就把她当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的典型，在班上、在全校团干部大会上宣传她。这个同学在文革一开始造反的时候就是造反派。
四人帮被抓后，工厂里办我的学习班，我就专门谈了一天，我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因为在学习班里，有些人跟我提这个问题。学习班的头头还有一些“动力”，跟我父亲关系都很好，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当时他们就说：“我们了解你从小学到高中的经历，你搞什么造反派?”就是说我成为造反派好像不可能。我就跟他们讲，讲了一天，他们都有记录。我当时就说，如果我高中不在实验中学读书，就有可能不成为造反派，而且不可能成为造反派头头。因为实验中学那个环境，因为跟高干子弟存在一些分歧，文革中自然就不站在一边了。
1966年10月份，我们学校成立“红十月造反公社”，我们在学校就是多数，我就当了头头，非常自然。那些出身不是那么好的，坏一点的，就自然地跟在我们站在一起，就是这样自然的一种局面。文革中关于“五十天”、“十七年”这两个问题的大争论，我觉得就是阶级路线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问题也关系到为什么会发生文革。
1966年6月下旬，中央决定改革高校招生考试办法、推迟高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学校里就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搞推荐选拔。当时我就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了。我还作为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武汉市教育局组织的工作组，到隔壁的22中搞推荐选拔。
当时听了邓垦的报告，邓垦就是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弟弟，文革初期调到武汉市当副市长，管文教。他也是强调阶级路线。但是这个事情没有搞成，但初步的推荐与选拔，造成学生中的分裂，中学里特别是初中毕业生后来分成两派，这也是原因之一。
邓垦(右一)与邓小平
我就是在22中听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7月29号在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话的录音，提到撤工作组。我听到这个录音以后，就回学校了，也没有跟工作组打招呼，我觉得工作组不行了，所以这工作也别搞了。
大概是6月6日，我们学校初三学生、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后来叫王正谦，和初三的另三个同学(其中两人是高干子弟)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我们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我们学校第一张大字报，把我们学校初中的三个青年老师打成“三家村”。学校一下就炸了，就把这三个老师关押起来，关在学校办公大楼三楼的一个小房间。把窗户打开，让他们把头伸出去示众。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就议论这个事情，我们把王三宝的大字报跟聂元梓的大字报做了比较。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对着北大党委的，这三个老师跟北大党委不能比啊。再一个，我们此前看过社教“二十三条”，我还把全文抄下来了，这个抄件现在还在。“二十三条”说运动重点是走资派，我们觉得聂元梓大字报方向是对头的，王三宝这个大字报的方向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些话当时还不敢说，王三宝的大字报工作组支持啊，学校总支支持啊，我们学生当时认为这就是党支持啊。学校工作组的组长是团市委第一书记杜万高，我们学校的老师搞“四清”的时候，他也是工作组长。
文革开始，武汉市的社教工作组全部转为文化革命工作组。我们是学生干部，跟杜万高一直很熟的，有人就说你跟杜万高说一说，交换一下意见。我不敢去，担心搞得不对头要出大问题。
8月上旬十六条公布，接着我们学校的高干子弟们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篇大字报，就是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全部抄出来贴到学校里面。我当时也看了，也觉得那些语言还是很慷慨激昂的，充满革命朝气。后来又传出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说起来也奇怪，也是干部子弟用大红纸抄出来的。我看到毛主席要大家重读一遍北大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我当时还没有这个敏感性，班上一个同学就跟我说：“毛主席要我们重读，找来看一看吧。”这都8月中旬了，就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再读，里面有毛主席的一段话，就是“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就是这段话给我们开了窍。
党的领导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对错误的就是要抵制，这个时候底气就起来了。王三宝等人的大字报的大方向不对，不符合“二十三条”精神，也不符合“十六条”精神，这样搞是转移大方向。形势发展很快，这个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没有跟他们发生冲突。但是那个时候就形成什么叫党的领导这个概念，文革中一直坚持这种思想。1974年“批林批孔”写大字报的时候我就说：“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这就是党的领导。但是党的领导不是空的，要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去实现。但是党的各级组织怎么体现党的领导?只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你就是党的领导，你不执行，虽然你是党的一级组织，也不是党的领导。”我一直是这样的思想，后来在工厂，在社会上，在农村，到现在都是如此。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北京的学生南下串联，来我们学校的很多。有的南下学生带来“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到处宣传这个东西。我一听到就有一种反感，不对头啊，不能这样啊，于是就辩论。南下学生也带来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带来了“怀疑一切”，当时的思想确是挺活跃的。我们对“造反歌”挺欣赏的，对“鬼见愁”这个对联我们是反感的，在学校里也辩论，同时辩论“怀疑一切”。当时造反派同意这个“怀疑一切”，实质上是一种思想解放。
8月底，王三宝在学校组织“红五类”的红卫兵，我们没有资格参加。成立大会晚上开，武汉市市长刘惠农等领导去了不少，我进去一下就出来了。王三宝发言说：“我们红卫兵是清一色的‘红五类’子弟组成的。”很自豪。“红五类”子弟组织红卫兵我不反对，但是他们成立红卫兵，干的一些事情确实不得人心。他们在街上男的剪喇叭裤，女的剃“阴阳头”。再比较有名的就是“破四旧”，武昌的曹祥泰食品商店，他们把它改了名字，当时都登了报。长春观，小东门的一个道观，他们在那里“破四旧”，砸东西。他们抄家，就是派出所说哪一家哪一家，自己不出面，就跟他们讲，他们去抄家、打人。我们班上有个高干子弟打人挺凶，现在当了很大的官了。他们穿着都是一样的，褪色的军装，武装带，了不得，打人很凶。后来我们造反派同学也打了班上那个高干子弟，他1967年就参军去了，现在地位很高。
我们学校有一个女老师，教政治的，历史上脱过党，年纪比较大，身体也不好。学校高干子弟成立红卫兵以后，经常去打她，剪她的头发，侮辱她，好像打人取乐的一种味道。后来死了，当时说是病死的，但是跟这个刺激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校工，大概历史上有点问题，也是去打他。
9月底我第二次去北京，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到谭力夫的讲话，几个讲话都看了，全部都是铅印的。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对头，工农子弟、干部子弟在全国人数上占大多数，高干子弟很少，按理都应该是所谓“红五类”，但实际上并非属于同一个“红五类”。我在学校准备搞推荐选拔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想法，如果我推荐学生上高中，两个，一个出身好，一个出身差一点，名额有限，说良心话，我就推荐那个出身好的。但是绝不应该歧视，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但是大多数你要相信，相信他会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你要有基本信心，不应该歧视。国家有些机密的事情，你可以有这种考虑，但是你绝不能把这当作条件来搞，不好。那些出身好的，不见得个个都好。谭力夫这个讲话影响的确很坏。
谭力夫，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文革初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观点，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文革后改名谭斌，曾任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10月份我们学校红十月造反公社成立，高三一个同学造反很早，很坚决，一直学生干部、团支部书记，比我能力强，但是他父亲有问题，没能当上红十月头头。他父亲原来是重庆地下党的一个负责人，解放后在上海市委宣传部里当领导，因为潘汉年一案受牵连，就关起来了。我们学校造反派和保守派辩论阶级路线的时候，对方是高三的一个高干子弟，他在全校辩论大会上指着这个同学说：“你知不知道你的父亲死在我们共产党的监狱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同学非常沉得住气，没有理他。这个同学几个月后才当上红十月一把手，后来当上校革委会主任。当时我们自己也受血统论影响，就是造反派的队伍也要“纯洁”，特别是领导班子，就是说血统论对我们自己也是有影响的，一直有影响。我们当时是少数派，更加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让人抓住辫子。所以我们武汉造反派的头头，特别是学生造反派头头，都可以说是“红五类”，都是“根正苗红”的。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省市搞补台，我从农村回来，准备要我当团省委书记。我当时就跟省委书记赵辛初、姜一他们讲，团省委那一套班子不行，我得安排人，他们都是认可的。我就到武汉造反派当中去找，我提出的标准是：第一，要坚定的造反派；第二，要出身好；第三，要有代表性；第四，要有女同志。
文革前，各级领导在执行阶级路线问题上有重大偏差，所谓“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并没有真正贯彻，以致文革初期发展为疯狂的“血统论”。那帮红二代搞出不伦不类的“红五类”概念，不仅与文革前的走资派一样，分裂人民群众，制造群体歧视，而且与德国法西斯灭绝犹太人一样，打人杀人。更可笑的是，“红五类”内部也是分类别、分等级的，他们自居第一类、第一等，高居于另四类之上。
“改革”了，“开放”了，文革彻底否定了，但是那帮老红卫兵却不能否定。陈云说：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看看当下权贵资本主义的所作所为，就知道新中国肌体上的毒瘤——新的血统论流毒至今，愈演愈烈。
2013年8月口述
2017年3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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