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五篇《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五篇　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　　

奚兆永

　　陈研究员在其文章里还极其狂妄地把矛头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什么“当年，陈独秀创建中共时，不少读过《共产党宣言》的发起者是认可暴力革命和消灭私有制的，然而168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私有制加上市场经济，又经国家适度干预调节，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最早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法、德、荷，依然是经济发达、社会稳定、民生无忧、前景可期的国家。试问：无产阶级陷入‘绝对贫困化’，还是生活得以逐步改善?反观苏俄式社会主义，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标榜国有化实乃官有化，特权阶级随之产生，经济萎缩、民众贫困、文化倒退、思想僵化。苏联是不推自倒，应了黎澍生前所断定的‘內溃’二字。苏俄建政70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与英美诸国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实践，两相对照，其优劣成败，其实并不难判断。”

　　陈研究员大概以为，这几百个字就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把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确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以及苏联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推翻了。如果真是那么容易，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著作《共产党宣言》从1848年出版到今天已经169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建立到今天已经96年，按照陈研究员的说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也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好，早就应该结束了，它们还能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吗?

　　一、“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应该说，消灭私有制的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千百年来人类由于生活在私有制的社会，他们既看到了它的的文明和进步，也看到了它的种种弊端。先进的人们很早就提出了实行公有的伟大理想。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礼记》的《礼运篇》里早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而在西方，早在16世纪，托马斯.莫尔也提出了《乌托邦》的伟大理想。但是，这些理想只是作为一种思想存在于人们头脑里和书本上的东西，在当时条件下，它们都没有实现的可能。

　　世界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一方面生产力有了革命性的变革，而同时，社会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某些与之不相适应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矛盾也显露出来，还出现了两大阶级的对抗。而每隔若干年就会出现一次的经济危机，还要通过破坏一部分生产力，来实现已经遭到破坏的平衡，更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于是，社会上又出现了反对私有制和要求实行公有制的主张。马尔萨斯为什么要写《人口原理》一书，就是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主张所有人的公平和正义;而英国政治家葛德文也在其《政治的正义论》一书里则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平。于是他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就写了《人口原理》，希图把社会的问题变成为一个纯自然的问题，用以作为对付孔多塞、葛德文思想的消毒剂。不过，他的这一图谋当时就受到了李嘉图的批评。李嘉图的经济理论被人们称作是社会主义之父。受其影响，后来在英国和法国还出现了欧文、圣西门和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说，“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5-756页)

　　恩格斯此话告诉我们，是否消灭私有制并且实行公有制不能以是否合乎公平正义作为评价标准，而应以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依据：在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还处于比较原始、比较低级的发展阶段时，出现私有制和阶级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在社会发展进入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时，实行公有制和消灭阶级对立就是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而这样的历史阶段用恩格斯的话说“现在已经达到了”。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展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了。恩格斯还说，“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同上，第724页)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同了。科学社会主义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它是建立于对成熟的资本主义的科学认识之上的。

　　我们知道，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特里尔一个律师的家庭，母亲是荷兰人。看来，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有“子承父业”的思想，在马克思中学毕业后于1835年让他选择了波恩大学法学专业。但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大学的课堂学习，认为那种像用汤匙喂食的方法获取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他的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写了不少诗，他的言行有人颇有一些诗人的作派，曾因酗酒喧闹而受到校方惩处——他被禁闭了一天。后来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并且于1939年着手写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他不那么喜欢柏林，而希望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波恩工作，其理想的工作是在波恩大型担任哲学副教授。1841年，他获得了柏林大学的毕业证书，但没有获得该校的博士证书。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瓦赫曼教授，并且很快收到了耶拿大学哲学系的博士证书。他在柏林待了三年，在柏林大学听了一些课，还在柏林参加了“博士俱乐部”，结识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等德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遗憾的是，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时，曾经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的黑格尔这时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不过，马克思作为一个青年黑格尔派，当人们已经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时候，他却公开声称自己是黑格尔的门人。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后未能如愿到波恩大学去当副教授，因为当时的政府实行反动政策，连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都先后失去了教职，而他想当副教授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他和布鲁诺.鲍威尔一道被聘为科隆《莱茵报》主要撰稿人，后来又担任了该报的主编。由于他思想激进，受到了科隆地方政府“书报检查”的限制，而《莱茵报》更在1843年1月遭到了查封。政府视马克思如同洪水猛兽，其实，这时的马克思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不赞成共产主义。由于在《莱茵报》工作时，一些社会问题如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等的讨论涉及到经济学知识，而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于是在《莱茵报》被查封后他决定从社会的舞台再退回书斋。在这期间，马克思首先清理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改造了黑格尔的“头脚倒立”的辩证法，并且将辩证唯物主义用之于研究历史，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他还批评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于1943年8月在他和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上发表。这两篇文章表明他已完成了由唯心主义辩证法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转变。列宁说，“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就是指马克思发表了这两篇文章。同年10月，马克思迁居巴黎。在那里，他读到了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十分赞赏，从此开始了两人的终身友谊。恩格斯的《大纲》也激发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在巴黎，他阅读了大量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并且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了《神圣家族》一书，对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所谓“批判的批判”的一系列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并且从正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再次合作，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黑格尔以后的德国的哲学思想，包括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的哲学思想以及一些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成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不过这本书在马恩生前并没有出版，只有很小一部分曾经发表过，直到上世纪30年代才由苏联出版。1847年，马克思发表《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原理，指出了任何生产力都是既得的力量，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而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还对劳动价值论作了科学的阐述。马克思从此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至于后来马恩共同撰写《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以毕生的精力创作《资本论》更是许多人所熟知的了。我之所以讲这些，就是要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的伟大成果——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经过革命性改造而产生的科学结晶，它来之不易，是两位思想巨人以数十年功夫进行创造性劳动而得出来的伟大的科学成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前者从1848年诞生至今已经169年，后者从1867年诞生至今已150年，而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胜利成果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至今正则好是100年。除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一些无知无畏的狂人，恐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真正的学者敢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取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更深深地感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也不可能真正站起来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今天，我们理应用一种敬畏之心来正确对待它，老老实实地学习它，运用它，而不应以一种浅薄的、浮躁的态度去对待它。一些人还没有学习，既谈不上入门，更遑论精通，就急急忙忙要去否定它，这种人就是一些所谓无知无畏者。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常常把它用作褒义，称赞那些敢说敢干的人，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说初生牛犊真的比老虎厉害，而是说初生牛犊的无知，不知道老虎的厉害，一旦真的遇到了老虎，十个就有十个要被老虎吃掉。无知无畏者也一样，他们口出狂言，讲的那些大话，也是出于无知，他们也一定是十个有十个要失败，除了给人们留下笑柄以外，绝不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好的名声!

　　二、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阶梯上，社会主义当然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在一些思想极右的人看来，资本主义好像处处都优越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将万世长存，社会主义永远也不能取代资本主义。前面我们所引用的陈文的那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要问：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先来看看苏联的情形。

　　大家知道，作为苏联前身的俄国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自然资源也十分丰富，人口虽然比不上中国和印度，但在欧洲却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过，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比较晚，过去生产力比较落后。虽然彼得大帝为俄国的现代化曾经殚精竭虑、励精图治，雷厉风行地进行过改革，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农奴制拖了俄国的后腿，资本主义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861年3月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颁布诏令，决定废除农奴制。这对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不过由于不是采取革命的办法，而是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改良的方法，俄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远落后于其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到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其工业生产处于欧洲第四、世界第五的地位，其产值占世界产值的比重也只有7%。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沙皇俄国是参战的一方——协约国的一个成员，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继承了沙皇的衣钵，继续参加这场战争;经过三年多的战争，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被拖得疲惫不堪，国家更是满目疮痍。十月革命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即根据列宁的列宁的建议，通过了“和平法令”，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不少于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举行和平谈判，同时向“人类三个最先进的民族和这次战争中三个最大的参战国，即英法德觉悟的工人们”呼吁，帮助拜托一切奴役“把和平事业以及使被剥削劳动民众一切停止这场战争，但协约国不同意，他们想借德国人之手把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掉。因此列宁又不得不提出与参战另一方——德国(当然还有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其为首者当然是德国)单独媾和的主张，以争取获得一个喘息的时机。但由于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的错误做法，使德国又进一步提出了更加苛严的要求，结果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了更大的损失，割让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而乌克兰则成了德国的藩属国，损失了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列宁想通过这个和约来加强国内的建设和管理，使新生的红色政权能够站稳脚跟。但是，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国家害怕布列斯特和约会使德国处于战争的有利地位，又害怕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会对西欧的革命运动产生示范作用，起来革本国的统治阶级的命。于是英法美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决定联合起来，并且纠结一些俄国周边国家的反动势力对俄国进行武装干涉，以便推翻苏维埃政权，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把对德奥两国的战争继续进行下去。而苏俄国内的白卫分子即那些被推翻的反革命阶级自然也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要重新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这样，由于国内外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在1918年夏季就开始了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它既是一场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同时又是一场国内战争，二者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现在有人要否认这场战争，想在名称上做文章，当然，这是不能达到目的的。据说，14国之说最初是丘吉尔提出来的，后来列宁也曾列出过14国的名称，即英过、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波兰、格鲁吉亚、阿塞尔拜疆、亚美利亚。但是，由于14国的情况各有不同，其中既有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也有许多是与俄罗斯有着传统联系的周边国家，当时它们虽然都反对苏维埃政权，不过实际上，它们也都是受上述帝国主义影响的仆从国家，而后来除波兰和芬兰外都或早或晚地加入了苏联，因此，权威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其他有影响的教科书和工具书，也都只是说“外国武装干涉”，而没有特别强调是14个国家。因此，我们还是以说“外国武装干涉”为好。应该说，名称毕竟是第二性的，而事实才是第一位的。既然外国的武装干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国内反革命的白卫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认这个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和国内战争存在的事实呢?

　　当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些仆从国家进行武装干涉希图消灭苏俄的目的并未达到，而俄国国内一些反动势力图谋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也没有达到，他们都失败了。他们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十月革命以后的俄国已非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所能比拟。尽管从十月革命到外国发动武装干涉和白卫分子发动国内战争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八九个月时间，但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革命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的性质，并且极大地增强了这个国家的力量。具体来说：

　　第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一开头，即在胜利后的第二天，1917年11月8日，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通过了“和平法令”之后，还通过了“土地法令”。该法令规定，“立即毫无报偿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这个规定是根据全国240个地方农民委托书制定的全国农民委托书为基础通过的。委托书说，土地私有制宣告永远废除，而代之以全面的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皇室土地、寺观土地，一律无报偿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使用。当然，土地的国有化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措施，而只是民主革命的一个措施。但是它消灭了绝对地租，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它无偿地给了农民1亿5千万俄亩的土地使用权，使他们每年省去了5亿金卢布的租金，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根据苏俄党纲的有关条文，这也为以后组织社会主义大农业(包括建立国营农场、农业公社以及共耕社和协作社等)创造了条件。

　　第二，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即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根据巴黎公社的起义者当时怀着敬畏的心情而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的历史教训，让赤卫队在当天就占领了革命前俄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国家银行。1917年初，国家银行设有11个管辖行，133个固定的和5个临时的分行，在42个粮库设有代办所，到十月革命前两天为止，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达242亿卢布，而当时全国所有私营信贷机构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金额仅为1800万卢布。私营银行业务上所必须的货币资金的供应，要依赖国家银行这一发行中心。在国家银行的往来账户上集中了主要属于私营银行的大量资金。接着，在1917年12月，人民委员会又改组了国家银行各管辖行和各分行的贴现贷款委员会，大大增加国家银行和了苏维埃代表的人数。这样，国家银行这一信贷系统就由金融资本的统治工具就变成了无产阶级国家手中进行经济管理的工具。

　　第三，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早在十月革命前，资产阶级就想用怠工的手段对付布尔什维克。针对这一情况，列宁提出加强工人的监督。特别是一些大企业，都成立了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据1918年的普查，64%的工厂委员会和工人监督委员会(4348个)直接参加了工厂的管理。此举遭到资本家的强烈反对。一些私营银行用故意不方便提供贷款的手段来对付工人监督的企业，结果在1917年12月，所有的私营银行一律被收归国有。至于国有化，最初国有化的只是一些重要的工业企业，后来铁路、邮电、航运业相继收归国有。1918年4月，开始实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到1918年秋，已有3688个大型企业被收归国有。接着又对5人以上并且拥有机械动力的企业和虽无机械动力但工人在10人以上的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到1920年底，共有4547家中小企业实行了国有化。这些企业的国有化，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无疑极大地增强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实力。

　　第四，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实行了余粮征集制。我们知道，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发生后，苏俄遭受到极大的经济破坏，工厂不能正常开工，不能生产大量工业品与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相交换，城乡之间的商品流转也不能正常进行，军队和城市工人所需的粮食供应也不能得到保障，甚至处于饥饿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行余粮征集制才能解决当时异常紧迫的粮食问题，才能支持军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这就是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实行余粮征集制就是向产粮区的农民摊派他们提供给国家的贷款。苏维埃政府向农民担保，这笔贷款将在战争胜利和恢复工业后得到优厚的补偿。而事实上后来也实现了。不过这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列宁曾明确地说，“余粮收集制不是‘理想’，而是一种痛苦的和可悲的必要，相反的看法是错误的。(《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6页)

　　通过上述革命措施，苏俄不仅在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且经济上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对于战胜外国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叛乱都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的。不过在当时，人们对于苏维埃俄国并不看好。武装干涉开始后，英法两国在俄国北方登陆，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扶持当地的反革命叛乱，成立所谓“北俄政府”;日本则在俄国东部沿海的符拉廸沃斯托克(海参威)登陆，占领了沿海州，也扶持当地白卫分子进行叛乱;在北高加索，科尔尼洛夫和邓尼金在英法的援助下，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在顿河一带，克拉斯诺夫和马蒙托夫在德国暗地支持下，发动哥萨克进行叛乱;在伏尔加河中游和西伯利亚一带，由于英法两国的阴谋造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叛变，并且让他们在回国途中加入了英法发动的反苏维埃的叛乱;德国因为和苏俄定了布列斯特和约，不能公开反对苏俄，但是很明显，他们也是苏俄的敌人。当时，苏俄有3/4的国土被敌人占领，工人每天只能获得1/8磅面包，甚至还有不能发放面包的日子。列宁于1918年2月23日发表了《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文章，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有几十万工人和农民参加了红军。后来人们把这一天确定为“红军节”。布尔什维克一方面以高薪吸收一部分旧军官加入红军，同时又加强了对于新的军事人才培养，还在红军中实行了政治委员的制度，加强了党对于军队的领导。这样，红军就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中建立了起来，并且迅速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在英法美日等协约国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又进一步加强了对于苏俄的武装干涉，英法代替了德国，把军舰开进了黑海，在敖德萨和高加索一带登陆，他们和俄国国内的白卫分子一道，用残暴的武力杀害工农群众和负领导责任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实行恐怖政策，并宣布对苏俄进行所谓封锁。当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白卫分子、海军上将高尔察克身上。这个英法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俄国最高执政者”。他聚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布尔什维克当然也派出了由党团员和工人为主的英勇的红军部队对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的白卫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其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这时却提出了一个可疑的计划，停止了对高尔察克的进攻，而把东方战线的军队调往南方战线。俄共中央否定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托洛茨基以辞职相威胁，而俄共中央再次否定了他的意见，同时又令他离开东线的领导工作，结果又给高尔察克以新的打击。1919年夏，又有白卫分子、西北一带的反动将领尤登尼奇奉帝国主义之命进攻彼得格勒，企图以此牵制东方战线的红军。这时彼得格勒还出现了两个炮台的叛乱，但是在革命军民的奋力斗争下终于从叛军手中夺回了两个炮台，使尤登尼奇的军队也遭到失败。这样也使东方战线更加易于集中力量同高尔察克进行斗争。1919年末，高尔察克被擒，并且经过革命委员会判决在伊尔库茨克被枪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曾选了一首当时流行的讽刺高尔察克的歌曲：

　　“英国的军装，

　　法国的肩章，

　　日本的烟草，

　　鄂木斯克的执政王。

　　军装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烟草吸完了，

　　执政王滚蛋了。”

　　高尔察克的白卫军被彻底粉碎了，接着，协约国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尼金身上。由于南方战线变得重要起来，俄共中央派出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布琼尼四人到南俄前线，斯大林等改变了托洛茨基制定的作战计划，避开了顿河草原哥萨克居住的地区，选择了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作为前进的路线，取得了战胜邓尼金的胜利。到1920年初，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都从武装干涉者和白军手中解放了出来。1920年1月，英法意三国决定取消对苏俄的封锁。虽然此时远东、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的敌人还没有被完全驱赶出去，但是，苏俄已经取得了一个暂时喘息的时机，可以用更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了。之后，1920年4月，波兰军队和白卫分子弗兰格尔率领的军队又闯入乌克兰境内，波兰军队占领了基辅，而弗兰格尔的军队也占领了顿涅茨矿区。经过红军南方和西方军队的奋力反攻，最后于1920年10月20日与波兰签订了和约，同时继续与弗兰格尔的白卫军展开作战，并于1920年11月解放了克里米亚半岛，使其成为苏维埃俄国的一部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也由此宣告结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战胜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战争的原因归纳为八条，主要是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而所实行的政策不仅得到国内人们的支持，而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而列宁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一因素。他说，“我们不顾一切旧事物，完全按照新的方式开始建设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开始建设新经济，那我们在头几个月或头几年就被打垮了。”(《列宁选集》地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页)虽然列宁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1922年3月在苏共11大作政治报告时讲这番话的，当时已经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实行某些“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还是必要的，并且认为它是收到了积极成效的;因为当时如果不这样做，新生的红色政权就很有可能“被打垮了”。这样说显然也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列宁的论断和在斯大林指导下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分析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当然，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行“剥夺剥夺者”，工人阶级由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转变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能够打败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仆从的武装干涉，打败本国地主和资本家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更重要的还是由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即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即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列宁选集》地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0页)他还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陈研究员显然不相信列宁的这一论述，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永远优越于社会主义。但是，事实却有力地证明，列宁的上述论述是无比正确的真理。

　　我们知道，由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又经历了国外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苏联的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这又必须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加以恢复。因此，苏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际上是到1928年即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才开始的。

　　关于计划经济，恩格斯在1847年为起草《共产党宣言》而写的《共产主义原理》里就说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化合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而马克思在1864年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还以此作为区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他区分这两种经济学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阶级关系，他称资产阶级经济学是“财产的经济学”或“资本的经济学”，而称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劳动的经济学”;而另一个根据则是按照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资源配置的方式，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按照“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来运行的，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则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实际上，所谓“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也就是实行计划经济。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又做了进一步论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发生巨大的紊乱。”(《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0页)事实也是这样，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是通过所谓“看不见的手”即供求规律的自发作用运行的，由此造成了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每隔若干年就要爆发一次的经济危机更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社会只能通过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来恢复已经失去的平衡，以便使生产和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种经济的局限性和危害性造是显而易见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时，曾经设想，未来的社会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人联合体”，这里没有商品生产，也没有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人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也不需要用物与物的关系来表现，社会的理智也不会在事后而能在事先就发挥作用。他写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它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成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然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为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分配。.....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的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和他们劳动和领导产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海市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很清楚，马克思是把计划经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的主要特征看待的。

　　苏俄是历史上第一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它所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这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得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广大工人和农民的热烈响应，他们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投入到五年计划的建设之中，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计划所规定的任务。下表就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0页)

　　上述数字表明，他们仅仅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而在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上还超过计划的12%，工业中第一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超过计划9,8%，铁路货物周转量超过计划2.1%。与1928年相比，国民收入增长86，年平均增长16.8%;工业总产值增长133%，年平均增长23.5%;第一部类增长183%，年平均增长31.0%;第二部类增长84%，年平均增长16.5%;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81%，年平均增长16%。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在俄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空前的。如果与当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当时正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不仅谈不上任何增长，而是出现了大萧条，是急剧的负增长。这真是冰火两重天!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那么的明显，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的铁一般的事实!

　　第二个个五年计划同样取得了伟大的成功，这一点可见下表：      

　　( 转(引自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如果我们把上述数字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相应数字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无论是按照计划指标，还是按照实际指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增长速度都没有下降。但是，有一点，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及以后的五年计划都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很大的进步，那就是，在经济增长中，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增长比由增加职工人数所导致的增长在比例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的增长只有51%的比例，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这个比例就提高到了79%。(苏联国家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6页)当然这还是从比较抽象的相对的数来看的，如果从一些绝对数来看，进步就更明显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总共有4500个新工业企业建成投产，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只有1500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4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页)

　　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由于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而发生了变化。从1941年7月到11月，一共转移了1523家工业企业，而转移的职工和家属达1500万人之多。把那么多的物力和人口从靠近前线和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转移到东部地区，转移的距离长达数千公里，这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从战争开始到1942年2月，仅通过铁路运送的大约就有150万节车皮之多。(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19页)这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很难做得到的。不仅如此，建立在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特别是那些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优先发展的生产生产资料的大型企业在由民用生产转为军品生产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一些汽车和拖拉机厂在生产牵引机和汽车的同时，也组织了坦克和其他军事装备的生产，一些农业机械厂改行制造各种兵器，一些机器制造厂改为制造弹药、通讯工具和工兵装备的工厂，很快适应了战时的需要，这对保证战争的胜利显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要想做到这一点，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二战中，苏联所受到的破坏是最严重的，但是凭借社会主义公有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在战后的重建中也明显地走在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面。苏联早在1947年12月就取消了凭证供应，并且还在战后七次降低物价，而且降价的幅度很大，降低了两三倍，——当然，这也与战时曾经大幅度地涨价有关，但是，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除非经济危机迫使他们被动降价，而要想资本家主动地降价以让利于民那是不可能的。据莫洛托夫说，降价是斯大林提出的主张，他用“很好”、“更可靠”、“妙极了”、“十分高明”这样的字眼称赞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措施。(《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2-443页)我们知道，苏联的低物价和免费福利，使苏联人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关键在于，这种实惠所惠及的是最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与苏联相比，英国在1947年时还不能取消战时留下来的配给制，甚至还要靠美国的救济才能过日子。两种社会制度哪个更好，不是很清楚吗?陈研究员把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主义国家捧上了天，其实这类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早已衰落，昔日被人称为“日不没国”的大英帝国曾几何时却被人们称为“约翰牛”了，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显然已不能和当年相比。至于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过着比较富裕的生活，其实是剥削全世界的结果。对这样的现象，恩格斯早就有所揭露，后来列宁斯大林也有论述，而事实也很清楚，本应给以揭露和批判才是，而陈研究员不知是由于无知还是佯作不知，大加隐瞒，不过，从他对马列著作的了解显然不够而又喜欢妄加评论的情况看，很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既是无知，又充满偏见;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社会科学工者，如果不学马列，其离真理之远则是可想而知的。

　　陈研究员为了说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还大讲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国家干预的政策，其实无论是罗斯福实行“新政”，还是凯因斯凯因斯主张用“赤字财政”政策刺激需求，其实都是因为受了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大获成功的启发和影响。但是，他们搞的大型公共工程和刺激需求的措施，对经济拉动的影响其实都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国家所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往往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这和苏联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显然不能同日而语。从根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本来就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它也绝不能根本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顽症，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可说是如影随形。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差不多隔不了多久就会不期而至。无论是罗斯福，还是凯因斯，还是哪一个别的政治家或经济学家，他们都不可能开出根治经济危机的药方。实际上，任何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包括他们的政治家和和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都束手无策、毫无办法，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克服它的真正解决办法。

　　纵观苏联的历史，我们看到，社会主义较之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非常明显的。下面，我们且把二战以后苏联和美国的某些重要的综合指标——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以及几种主要产品指标的变化情况作一个比较，从中可以看出，由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致使苏联的增长速度明显地快于美国，苏联与美国的差距已经明显输小，而一些产品苏联已经超过美国水平的情况：

　　 (摘自《苏联国民经济60年》，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6-88页)

　　以上数字表明，从总体上看，在1913年时，苏联的工业产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8，但是经过了63年之后苏联占美国工业的百分比已经达到80%强，而许多产品包括钢铁、化肥、水泥和棉织品等重要产品都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这里的关键在于，苏联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一直都大大高于美国。根据同一资料来源，从1951年到1976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是8%，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是9.4%，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6.8%，而美国的相应指标的年平均增长率却只有3.4%、4.2%和2.3，连苏联的一半都没有。(同上，第88页)究竟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难道还不清楚吗?

　　当然，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一点，其后期的发展速度似乎不如前期的发展速度。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后来的基数扩大了，也就是说，分母变大了，如果分子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加，其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个说法其实是似是而非，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基数的扩大，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的增大，扩大再生产的能力的增加，其所提供的增加的产品量或产值数当然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增加，就是说，分子也应该同步增加，甚至还会出现更快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呢?如果出现增长率的下降，就应该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寻找原因，而绝不应该归之于所谓基数的扩大。赫鲁晓夫及后来的一些继任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使修正主义思潮在苏联得以泛滥，影响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这才是造成增长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我们知道，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修正主义主张，比如什么“三和两全”(所谓“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即“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丢在一边，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而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过一些很错误的观点。有个名叫叶.利别尔曼的经济学家，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计划、利润、奖金》的文章，大力主张“利润挂帅”，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把人们引向奖金、金钱的目标，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此文在苏联引起很大争论，反对的人很多，但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在苏联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显然起着腐蚀的作用，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所起的作用当然是负面的。当然，它在中国也有人响应，那就是孙冶方，不过由于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和主流的经济学家的坚决反对，据我所知，当时我国权威经济学家王亚南是坚决反对的，于光远当时在中宣部理论处当处长也是反对的，吴敬琏当时跟风，也是反对的。经济学界的修正主义思潮在当时并没有形成气候，对生产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对于苏联的解体，应该说，那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而恰恰是由于苏联某些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方向的结果。陈文引黎澍的话，说它是“自溃”，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毕竟“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关键是要弄清楚内因究竟是什么。如果苏联不出现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如果斯大林再晚一些年去世或生前就培养出一批合格的接班人，情况恐怕就不会是这样了。事实上，在赫鲁晓夫掌握领导权以后，斯大林过去的同事和战友，也就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7人(他们都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在中央主席团11个委员里已经占将近2/3多数)在1957年6月18日到21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上，起来与赫鲁晓夫进行过斗争，准备撤销他的第一书记职务。赫鲁晓夫通过国防部长朱可夫把中央委员调到首都，以召开中央会议的形式宣布7人为反党集团，并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三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其他四人也分别受到不同处分。这就是所谓“六月事件”。这说明，赫鲁晓夫在初上台时并不稳固，一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革命家还是起来与之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无疑利用了军队的力量，也利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力量。这些显然是违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党内斗争，怎么可以动用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当然，后来苏联解体，我们也不能低估帝国主义这个外因的作用。实际上，就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来说，帝国主义一方也可以说是内因。帝国主义动用了它的一切手段，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文化的、舆论的、公开的、秘密的手段，可以说无孔不入，无计不施，这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得到的，显然不能否定其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应该看到，在一定时期内，被打倒的资产阶级还有他们的某些优势，他们还有资本的力量，并且还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内外勾结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吗?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是无法进行深入讨论的。

　　陈文在比较苏联和英、美、法、德、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优劣时，居然笼统地把这五个资本主义国家都说成只有二百年历史的国家，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知道，英国早在14世纪末农奴制已经不复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序幕的变革，也就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实际上是在15世纪最后30年和16世纪初进行的，其资本主义发展少说也有500年了。法国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本主义的发展稍后于英国，也是比较早的。至于荷兰，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经过八十年战争成为独立国家，作为一个海上强国，它很早就称霸于世界，不过在对英战争和对法战争失败后开始衰弱。但在一个时期仍然印尼等地拥有殖民地。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虽然比较晚，也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美国本来是英国的殖民地，经过南北战争和独立战争，才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是比较后起的，但至今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把这些国家发展资本主义说成都只有200年历史，显然是为了把苏联比下去。但是，事实是无情的。苏联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解体，存在的时间只有74年。但是，它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赶上和超过了经过几百年发展的所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居欧洲第一的地位;并且逐渐赶上有二百年历史发展的美国，包括钢铁、水泥、化肥、棉织品等的生产都已经超过美国，在科技方面，它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第一个实现了载人飞行，在宇航领域走到了美国前面，其军事工业和国防力量虽然在解体后有很大削弱，但其雄厚的基础直到今天都让美国不敢小视。这样一比较，究竟谁快谁慢、谁优谁劣，其结论显然就不如陈文所说的那样，而恰恰是正好相反了。

　　三、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

　　下面再说说中国的情况。中国是1953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年到1957年实行的。由于有苏联的经验，并且有苏联的援助，第一个五年计划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五期间，我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这个年平均增长率虽然不如苏联一五期间那么高，但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很高的。二五期间虽然出现了“大跃进”高指标的问题，但是“大跃进”对于中国所起的作用绝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消极的、破坏的，它所产生的积极的、进步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个时代。实际上，我国很多工业门类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我国一些重大的科研项目包括两弹一星、核潜艇等差不多也都是那时开始起步的，它对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以下是这三年工农业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

　　（国家统计局编：（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79》，第35页；转引自刘日新著《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我国第二个五计划前三年的增长速度之所以能够那么快，显然和这三年的“大跃进”有关，实际上，第三个五年计划，仅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应该说，这是大跃进的积极成果，我们显然不应该轻易否定它。江苏省的常州市在80年代初曾经被认为是我国的明星城市，全国许多地方都到那里学习取经，南大经济系也曾到那里去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那里许多知名企业都是在大跃进年代创办的街道工厂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可以说，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我国高科技的发展也是这样。我国两弹一星元勋、2013年度我国最高科技奖得主程开甲院士在回忆大跃进时说，那时人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各高校的研究风气很盛。钱三强1958年曾到一些地方和高校考察，呼吁开展核物理研究。在南京，他希望南大建立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建立原子能研究所，南大物理系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积极响应，很快就筹建起了南大核物理教研室和江苏省原子能研究所;程开甲还和青年教师一道不分白天黑夜地研制出了两台实验仪器，一方面是对大跃进的献礼，同时也为进行核物理研究创造了重要的条件。1960年3月，据说也是钱三强“点将”，二机部发函“借调”程开甲去核武器研究所工作。那时提出“全国一盘棋”，提倡协作精神，学校领导和他本人都没说二话就同意了“借调”。据说，南大物理系对于把他们的台柱子“借”走还是提出了讨价还价，想换一个在北京研究单位进修的青年教师，但最终也还是以服从大局为重同意放行。当时之所以点名要程开甲，当然是因为他的水平和能力出类拔萃，同时也与他在大跃进期间筹建核物理教研室和研制实验仪器所作出的贡献有关。说到这里，我想再提一位科学家，他叫王榕树，是一位核化学家和水化学家。50年代我在厦大读书时因为和他在厦大广播电台和“厦大通讯组”(简称“厦通”)一道搞社会工作而相识，他是学化学的，是卢嘉锡和蔡启瑞两位名师的弟子，专业方面受到两位大科学家的熏陶自不必说;其文笔也很好，还擅长写诗，后来曾有长诗在《光明日报》发表。他1959年毕业，正好赶上大跃进时机。半个多世纪来，他在科研方面硕果累累，早已是一位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了，但在媒体上看到，他在回忆当年大跃进的情形时常有一句话说，“大跃进时迎难而上”，看来，大跃进是他进入科学殿堂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不论时间多长也不会忘掉。实际上，在神州大地，大跃进的成就是随处可见的。比如北京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十大建筑，那么巨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工程，仅仅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设计、施工完成并且投入了使用。这是什么速度?此外，中国的电子计算机、万吨水压机，火车车轮轮毂、大型平板车等都是那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大跃进，就没有后来的现代化。毛泽东在1965年10月19日和政治局常委听取计委汇报时曾经插话说，“(技术革新的成就，主要还是三年大跃进时提出，这四年开花结果)北京郊区的水果还不是一样，也是那时候起来的嘛，1958年搞起，7年了，结果了。”(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页)我们显然不应该用贵族老爷式的态度看待大跃进，对大跃进行冷嘲热讽、说三道四;应该说，大跃进对后世的影响大得很，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当然，大跃进也有缺点。从经济上来说，比如在国民收入的使用上，积累的比例过高，消费的比例过低，工业投资上的项目过多，而抽调的农村劳动力也超过了当时生产力所能够承受的水平，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并且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大跃进中出现的高指标、浮夸风，以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当然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教训也是要吸取的。

　　不过一些党史著作对于“大跃进”的论述却存在者明显的肯定不足、否定有余的问题，并且还有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写道，“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计划)的三年‘大跃进’(1958-1960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1966年投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是你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大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大型设备。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工业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1959年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而迅速建设起来的。......

　　“十年新修铁路八千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等线路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正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1958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持下迈开步伐。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5年10月16日(此处有误，应为1964年10月16日——引者注)，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碉堡了我国科学技术但是达到的新水平。......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1957年的1966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140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210万人，分别为1950年到1956年的4.9倍和2.4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90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404页)

　　应该说，上面的这些成就和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不矛盾，与事实也是一致的，本来对其进行论述应该都是正面的，但是在具体论述时却硬是被放在了否定的论述之后，用了一个“然而”将它们“带”出来的。这样一种论述方法显然让人感到十分别扭。本来，包括“大跃进”在内的这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十分巨大的，而“大跃进”对后来建设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在这方面《决议》对它的肯定也说说得非常明白，而且该书还引用了《决议》中的这样一段话，即：“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4页)但是，该书为了曲意迎合当时社会上一些人否定大跃进并进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思潮，还是抛弃了正常情况下先讲成绩、先讲“主导方面”的通常做法，硬是把“‘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提到前面来说，而在“然而”之后才带出“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那一大篇话。这样做不仅不合写文章的章法，而且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试想，既然那么多那么大的成就都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既然“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那么错误和缺点就只能是次要的、非主导的方面，为什么偏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的位置而加以突出和强调呢?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决议”里还是在这本党史书里，都认为这这十年里，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至于哪个方面是主导的，哪个方面是次要的，就只好避而不提了。对于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是只讲“其正确的一面”和“其缺点是”什么什么，而没有谁是主、谁是次的分析;而从其认为“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的说法看，实际上是认为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但这和前面所说的“主导方面”和所论述的种种巨大成就又如何能够统一起来呢?这本党史书，用许多数字补充了《决议》所说的“主导方面”，这当然是对的，但是紧接着也是不分主次地大讲“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大批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思想，似乎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都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取得的。这说得通吗?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早在上世纪40年代还没有取得全国政权时，毛泽东就和黄炎培谈论过历史上“人亡政息”的周期律的问题。在夺取全国政权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务必”，讲到了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是进城以后的种种现象，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当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等运动，继续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一化三改造，开始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57年又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大跃进后，毛泽东在1960年3月22日看到了鞍山市委由马宾起草的“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当即作出批示，写道：“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地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们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1958年大跃进以前的情形，这是第一阶段。1959年为第二阶段，人们开始想问题，开始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怀疑一长制，开始怀疑马钢宪法。1959年7月庐山会议时期，中央收到他们的一个好报告，主张大跃进，主张反右倾、鼓干劲，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实行的高指标。中央看了这个报告极为高兴，曾将此报告转发各同志看，各同志立即用电话发到各省、市、区，帮助了当时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现在(1960年3月)的这个报告更加进步，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这是第三个阶段。”(《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鞍钢宪法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生产积极性，不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还在世界范围也引起了一些管理学者的注意，是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的一大革命，弥足珍贵。但是，在国内，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推广。

　　1962年8月和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毛泽东根据列宁的论述，强调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的讲话，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还是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实际情况来说，都是完全正确的和非常及时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以来却把它作为所谓“左”的指导思想来看待，甚至在党的中央全会上竟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思想和路线被作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悄悄地“停止使用”(全会的“公报”对此竟然只字未提)，只是在两年半后才向人民公布此事。这样对待毛泽东，不仅不公平，而且对于指导实际工作也是极其有害的。

　　在这十年中，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抓典型、树标兵，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推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向前发展。除了前面提到的马钢宪法以外，毛泽东还亲自树立了一批模范人物典型，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陈永贵、吴桂贤、董家耕、邢燕子等，提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等口号，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生产热情，各行各业出现了“比学赶帮超”的大好形势，人人你追我赶、力争上游，整个社会形成了热气腾腾、积极向上的良好局面。我们又怎么可以把这样一些非常正面和积极的指导思想说成是反面的消极的东西呢?

　　当然，消极的东西也不是没有，特别是在干部队伍里，一些人以为过去是打天下，现在是坐天下了;过去枪林弹雨，要艰苦奋斗，现在是和平时代，该坐享清福了。他们满足于做官当老爷，讲究享受，搞特殊化，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完全违背了当年参加革命时的初衷。实际上，一些人已经开始蜕化变质了，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而已经是一个正在变修的修正主义者了。这样的人可以说所在都有。这一点，不仅毛泽东和普通的老百姓已经感觉到，就是他们的一些已经觉悟了的子女也感觉到了。1966年6月28日，北京语言学院的7名学生写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们的父母是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过去他们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经受了考验，不愧为英雄好汉。现在他们当了‘官’，做了‘老爷’，政治上有了地位，生活上有了特殊待遇，革命性也就远不如过去高了。长此以往，他们就会逐渐失去在革命道路上前进的‘自由’，逐渐蜕化成特殊阶层、修正主义者。为此，我们认为，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降薪，取消各种特殊待遇。二、革命干部应该经常地参加劳动。三、凡是违反党纪国法，作出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事，应一律予以制裁。四、尽快在全国普及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五、在假期，青年学生经常组织起来，到工厂、农村去参加劳动，或者到部队去当兵。”(《毛泽东年谱》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99页)应该说，这是革命的呼声，也是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读后批示：“伯达、康生酌处。此件已阅，请你们看一下。他们所谈问题，确实重要，应在运动中解决。请你们通知他们，信已收到，看到，并注意了。”(同上)从这些干部子弟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批示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毛泽东一时头脑发热、突发奇想，而是他多年观察了解得出的正确结论，而这个结论和群众的想法又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为了防修反修，保证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后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所产生的种种表现，也都足以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非常及时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特别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它不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但对于经济领域也有巨大影响。在文革期间，在经济领域，它继承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文化大革命前在经济领域的一些做法，如强调政治挂帅，强调走群众路线，强调学鞍钢宪法、学大庆、学大寨等，加之，运动一开始就强调了要“抓革命，促生产”，就这点来说，文革对经济领域的影响也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显然，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际上，文革十年，我国进行了三线建设，使生产力的布局更加合理。在这期间，我国还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还做到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我国的经济是有了很大发展的，这样的经济和财政情况，怎么可能说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呢?以下是1965年到1976年的经济增长情况： 

　　(转引自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75页)

　　以上数字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农业生产是不断增长的，即使个别年份因为两派内战对生产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年平均的增长速度并不慢，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充分体现了了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的氢弹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从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所间隔的时间只有两年零8个月，比美国和苏联所花的时间都短得多;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于1970年4月24日发射成功，其直径为1米，重量为173公斤，超过了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四国发射第一颗卫星重量加起来之和;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于1970年12月26日成功下水，于1974年8月1日服役：我国第一架大型飞机运10于1970年由上海市委的王洪文和马天水提出、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立项研制，到1978年11月全机静力试验一次成功，1979年12月造出第二架，一次试飞成功，而后来还多次飞到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运送军需供应品，次次都获得成功，证明了它的安全可靠。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符合国家急迫需要的科技成果，在80年代中期却被迫下马，不再提供经费，使得我国大飞机的制造损失了极其宝贵的时间，还有许多军工项目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一些高精尖项目，转为普通的民品的生产，其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反思。文革期间，基础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袁隆平所进行的杂交水稻研究，屠呦呦所进行的青蒿素研究都是在这段时间取得重大成果的。那时的科研，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而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且“全国一盘棋”，能够发扬大协作的精神，发挥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正如周光召同志所说，那时没有等级观念，人与人的关系平等，能够充分发扬民主，不论资排辈，人人都能畅所欲言，这些都是后来所不能比的。毫无疑问，这对于出成果出人才都是非常有利的。应该说，文革十年是我国高精尖技术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方面，即使在文革中挨整的邓小平也承认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是“突飞猛进”的，而国际威望也是“空前提高”的。他在写给毛泽东的要求工作的信里曾这样写道：“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转引自《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 页)他第二次复出后也说，“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的成绩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指1978年——引者)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但是，让人不解的是，就在同一个讲话里，他又说：但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同上，第163-164页)不久，在接见外国人时他又进一步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1-232页)这前后两种说法大相径庭，相去甚远：前一种说法说中国“突飞猛进”，“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而后一种说法则大讲世界上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而中国则是“国民经济大破坏”，“与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按照这种说法，60年代初，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没有氢弹、没有人造卫星、没有核潜艇和大飞机时，与世界的差距“不太大”，而经过十年努力后，我们有了这些高精尖的东西，我们和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得太大了”，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他还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大加指责，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这种说法不仅和前面引用的他自己的说法相互抵触，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按照这种说法，好像我国经济和科技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在所谓“‘左’的错误”指导下取得的，都是在“忽视发展生产力力”下取得的。这个说法说得通吗?说“对外封闭”显然也不符事实，明明是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怎么说是我国“对外封闭”呢?至于说“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也不是毛泽东喜欢搞阶级斗争，而是由于阶级斗争是个客观存在，你不承认不行。实际上，不仅毛泽东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都莫不如此。列宁在《卡尔.马克思》里说里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这里说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指导性线索”不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吗?特别是，当我国已经形成了如此庞大的新资产阶级中时还说什么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这能够站得住脚吗?

　　不过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里的某些话实际上也否定了他自己说的后一种说法。他说，“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8页)他要大家记住的那个年代是什么年代?不就是大跃进的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么?事情很清楚，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好多高科技”，都是在大跃进时代上马的，而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这些项目都纷纷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要记住那个年代”，如果不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记住什么年代呢?既然说了这样的话，又怎么能说毛泽东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发展“好多高科技”，都是由于毛泽东有远大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作出英明决策的结果，也是以他为首的党中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统筹规划、精心安排，发挥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的积极性，万众一心，刻苦攻关、大力协同、共同努力的结果。怎么能一再批评毛泽东，说他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呢?相反，在80年代中期，想用购买国外大飞机和先进技术的办法取代自己研制的运10大飞机等一批高科技项目，迫使这些高科技项目下马，难道就不是“忽视发展生产力”的表现吗?如果把毛泽东和邓小平加以对比，我们究竟应该肯定谁呢?

　　确实，我们应该记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那是个革命的年代，火红的年代;那是个让人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的年代;那是个思想解放、干劲冲天的年代;那也是个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的年代。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曾说过，历史上有二十年等于一天的时候，也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候。确实如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的等速运动，它既有停滞和缓慢发展的时期，也有大踏步前进甚至飞速发展的跃进的年代。孙中山说过大跃进，毛泽东不仅说过而且领导过大跃进。历史的发展离不开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也离不开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如果我们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丢掉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丢掉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丢掉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一切都是为了金钱，而金钱也可以买到一切，那才是真正的危险。如果再不及时纠正，很可能我们又要回到落后挨打的境地。请不要以为我这样说是危言耸听，这样说是有事实作为依据的。这些年出现了那么多那么严重的贪腐现象，仅仅已经揭露的就已经让人触目惊心，还有没有揭露的呢?而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几乎是一路走低，农产品的自给率也在不断下降，据说现在粮食每年需进口6000万吨才能满足需要，不少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实际上已经跌到建国以来很少见到的低水平。而与周边一些国家比，比如同印度比，过去印度的年增长率差不多一直都低于中国，而现在印度已开始超过中国了。由于长期实行一胎化的基本国策，至今也没有完全放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严重，一些城市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全国其他城市也必然会跟着出现负增长的局面，这对经济增长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可以预见，印度人口将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我们如果再没有忧患意识，积极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有效的发挥，使我国经济得到较快的增长，那确实是非常危险的。

　　在这方面，邓小平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反思是值得我们注意。他不仅提出了“大家要记住那个时代”，实际上肯定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在发展经济和高精尖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提出了农业要有“两次飞跃”，以后还是要发展农业集体化和集约化的问题，并且对于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少数人暴富，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进行了反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在我看来，这些反思实际上是在对毛泽东领导时期所做的某些负面评价进行的重新肯定，或者说，这是否定之否定。可惜的是，他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太晚，而且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行动，甚至在南方讲话时还说“不能动”。后来的领导人显然也看到了这点，知道邓小平的这些话并不当真，当然也是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我们今天应该研究邓小平只说不做的原因，更应该研究后来的领导人得过且过滑下去的原因;如果不弄清楚这些原因，老一辈革命家所开创的革命事业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总之，消灭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论是是苏联的历史，还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较之于资本主义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绝对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这是革命导师们早就教导过我们的，我们显然不应该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而应该以敬畏之心接受他们的教导，并且应该切实加以践行才是。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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