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六篇《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续）》，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六篇　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续）

奚兆永

　　中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经历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宪法明确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却时有出现。应该说，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实际上，不仅陈文、唐著里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不少所谓的社会精英也时有各种反马列主义的论调出现，有的还以此种言论而闻名于世。如果对这种现象听之任之不加揭露和批判，它们就会泛滥，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里，我们不仅要对陈唐两位研究员的相关观点进行批驳，也要兼及其他一些的相关观点，特别是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吴敬琏、厉以宁和王长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必须进行批驳。

　　四、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前面说到，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再过一年，明年这个时候就是他诞生二百周年了。一些人既不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也不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仅仅根据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这显然是一个毫无道理的非常肤浅的看法。就在上一个千年行将过去，新的千年即将到来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99年举行过一个“评选十大思想巨人”的活动，马克思、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思想巨匠纷纷入选，而马克思高居榜首，排名第一，是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如果他的思想已经过时，他还能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巨人”吗?

　　当然，问题还不在于马克思被人们评选为世界千年第一思想巨人，问题在于，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它为指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世界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1871年3月18日的巴黎公社起义，虽然由于工人阶级还缺乏经验而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预演，其对后世无产阶级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巴黎公社起义在新时期的继续。由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俄国发生的并且是第一次获得了伟大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以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后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又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有觉得意义的贡献;而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东欧一系列国家，还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经过自己艰苦的革命斗争，也相继经过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些胜利，归根到底，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呢?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在肯尼廸和约翰逊两人任总统时担任过民主党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并在1972年被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加耳布雷思说过这样一段话：“再没有别的事情比对马克思的影响理解得更差了。说他抓住了千百万人的心理，当然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广泛地认为，马克思的影响只限于他的信徒。在传统的智慧中，他的观念正像天花一样是一种传染病。人们或者传染上它，从此永留瘢痕;或则由于有效的种痘而免受传染。再没有比这种想法更远离真相了。马克思深深地影响着不接受他的体系的人们。他的思想延伸到那些自以为最少沾染它的人们。”(见《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页)事实也正是这样。不少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熊彼特、萨缪尔森等，当然也包括加耳布雷思本人在内，他们虽然并不接受马克思的体系，但是他们的一些观点却明显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在这方面，加耳布雷思还十分公允地说，“若是马克思在大多数问题上是错的话，他的影响将早已很快地烟消云散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数以千计的人们，早已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但在许多问题上，他显然是对的，尤其关联到他的时代时是如此。后一点值得重视。现在没有人辩护亚当.斯密这样的信念，即公司——股份公司——没有前途。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却要求：马克思不但在他自己的时代是对的，而且在一切时代都是正确的。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考验。”(同上，第62页)这个问题涉及到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问题，看来，加耳布雷思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相对真理，而对它是绝对真理则有所保留。但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不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且正在提供相对真理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的。”(《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5页)在这方面，经验批判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同意承认马克思的货币流通理论只是在‘我们的时代’才具有客观真理性，而把那种认为这个理论具有‘超历史的客观的’真理性叫做‘独断主义’”(同上，第103页)列宁有力地批评了波格丹诺夫的这一观点，指出：“这又是一个糊涂观点。......实践标准即一切资本主义国家近几十年的发展进程所证明为客观真理的，是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某一表述等等，因此很显然，在这里说什么马克思主义者的‘独断主义’，就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从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这一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同意的见解出发，所能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同上，第103-104页，粗体是原有的)由于加耳布雷思的观点和波格丹诺夫的观点颇为相似，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评也可以当作是对加耳布雷思的批评。不过对加耳布雷思所说的“他的时代”和“他自己的时代”，似乎还需要加以界定。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在马克思去世时还远没有结束，甚至直到今天也远没有结束，即使仅仅作为相对真理，它也远远没有过时，而作为绝对真理的构成部分那就更说不上过时了。

　　这里不想对那些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精英”们的“过时论”进行批评，他们其实是没有资格讲“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这里要对一个曾经似乎认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还写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观点文章，但后来去了一趟美国以后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彻底改变了自己信仰的知名人士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作一些批驳。我说的这个“知名人士”，就是大名鼎鼎的吴敬琏研究员，或人们习惯地称为的“吴市场”。实际上，所谓的“吴市场”本来并不主张市场经济，而是反对市场经济的。他在1983年还和周叔莲合写过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的文章，发表在《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上。在这篇文章里，他还批判“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但是，就在这年，据他自己说，为了改善“知识结构”，他去美国进修了一年，回国后就再也不写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了。当然一个人改宗祖师、改换门庭、改变自己的信仰，是他自己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护就不应该如此随便;而且，作为有一定影响的学者，总得对自己的读者有一个交代，说明为什么今天的观点和昨天的观点不同了。但是，吴市场从来也没有向人们说过他为什么会发生这180度的变化的;他所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把1983年写的这篇文章以及以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统统隐匿起来，一概不让它们在自己的“文集”里出现，让人觉得，那些文章好像都不是他吴敬琏写的。这是一种极不光彩的做法。在这方面，有一事可以证明：他在2013年出版的三卷本的《吴敬琏文集》里竟然只有一篇是1980年写的文章，1983年批评市场经济观点的那篇文章当然不会再放进《文集》，而以前所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都再也不见踪影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他已经彻底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了么?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是一个80年代才出道的新人呢，要不然，他前半辈子怎么连一篇作品也没有呢?其实，他在这之前写的文章并不少，在我看来，那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文章比之后来写的一些歪理邪说其实要有价值得多，将其统统抛弃岂不是太可惜也不太可悲了吗?当然，对于已经该换了门庭的吴敬琏来说，他是不会这样想的，对他来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就如同弃之如家的

　　现在我们来看吴敬琏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觉得，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百几十年前作出的个别论断来判断党的当前政策的是非，这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做法。而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经院式注经解经的‘引文战’而绝不可能得出切合现代社会实际的结论。”(吴敬琏：《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载《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0页)此文是他在1997年5月即十五大前夕写给江泽民的一份意见书，文章对此也说得很清楚：“我们建议十五大通过明确定义社会主义，确立社会主义本质一是发展生产力，二是实行共同富裕，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种经济成份都奋发努力、共同缔造我国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同上，第191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显然，吴敬琏在这里提出的对社会主义的再定义，其实就是要更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的定义这样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的大问题，而绝不是如吴敬琏所说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谓“个别论断”!那么，吴敬琏又为什么要对社会主义“再定义”呢?原来那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里讲的“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十分不满、非常反感。据他说，这是所谓“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提法”，还说什么马克思是激烈反对“国家迷信”的。其实，马克思主张消灭阶级，主张国家消亡，但是认为至少在过渡时期还需要有国家的存在。激烈反对所谓对国家的迷信的并不是马克思，而是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在其所著《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曾这样批评拉萨尔和马克思：“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即使不是把这看作最终的理想，至少也看作最近的主要目的。按照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转引自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实际上，马克思在摘录这些话时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些话;而巴枯宁尽管反对马克思，但也并没有歪曲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看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里，他们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显然，他们是主张公有制的。《宣言》还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93页)这不是用公有制或国有制取代私有制是什么?同样，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设想过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说“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算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96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明明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科学论述，为什么吴敬琏还一定坚持要党代会明确他的“再定义”呢?原来他是中国要搞私有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的目标就是要让私有制万古长存。这在他的意见书里也说得很明白，他认为“以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主要论据，论证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的合理性”存在缺点，因为“即使到21世纪初期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我们仍将采取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政策。如果强调只是由于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水平我们才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政策，那就无异于肯定，提高国有经济的比重实行‘一大二公’仍然是今后发展的方向。”他还提出，“还有一种设想”，“是把初级阶段延长到一百年乃至几百年。看来，这种说法也显得相当勉强，弄得不好，反而会给反对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口实。”(《吴敬琏文集》上卷，中央编译出版社1913年版，第190-191页)原来，吴敬琏之所以反对公有制和国有制，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让私人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永远地存在下去。他很清楚，用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明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或者以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或几百年来说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在他看来，只有将“公有制为主体”改为所谓“发展生产力”才能够保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永远不变地继续发展。显然，这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他还说，“社会主义的利益绝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5、401页)我们既然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长期搞“不同经济成分共同发展”，这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天经地义。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而不会建立在不同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但是对于吴敬琏来说，这又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他就只有在社会主义“再定义”上作文章了。他的所谓“再定义”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条。这两条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显然是不正确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它和其他社会形态它的质的区别只能是生产关系，而不可能是生产力。你说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社会都曾发展过生产力，难道它们都是社会主义吗?这显然说不通。至于“共同富裕”，那确实也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但是，它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它作为一个口号可以，但作为社会主义的定义则不行。因为如果不建立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国为什么现在还不能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因为私人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发展之后，公有制削弱了，因此才形成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才是共同富裕的可靠保证，只有它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这里还要指出，在公有制经济里，国家所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起着其他公有制形式所不能起的作用。吴敬琏把这说成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观点，这是毫无道理的。马克思早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里就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也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8-499页)这里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两种公有制形式的问题。吴敬琏认为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只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社会大工厂”，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根据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中的论述，即使在消灭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之后的社会，也不可能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大工厂”，而是由“各联合体所构成的”，不过这些生产者是“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的。而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将帮助小农组织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显然是集体所有的，但是国家要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这个示范的经济的经济应该是国家直接经营的农场而不可能是集体的合作社，就是说，在恩格斯的设想里显然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公有制了。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里，工业是国有的，农业则明显地既有国营农场也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集体农庄并不掌握农业机器和拖拉机，苏联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国家经营的企业。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证集体农庄的利益不至于凌驾于整个社会利益之上。应该说，这一考虑也是有道理的。由于国营企业是代表国家利益或整个社会的利益的，它可以保证共同的合理的计划的实现，强调国有企业的这一作用又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苏联教科书的论述和马恩的上述论述显然是完全一致的，又何错之有?

　　吴敬琏的“再定义”没有为江泽民和十五大所接受，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这首先是因为它并无道理，同时还因为当时还有一份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万言书”在，中央和党代会也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吴敬琏把它们说成是“持不同政见者”，其实，他们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而吴敬琏们只不过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异端而已。

　　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在送出他的《再定义》的意见书后还不到三个月，大概已经知道了未被采纳的消息，于是又通过一个访谈——《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见《吴敬琏文集》下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1-1068页)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再定义”。由于这个新定义在这篇访谈的题目里已经用公式表达得十分清楚，似乎已不需要再引用其他文字了，如果还需要稍加改进的话，那就是干脆把两点的冒号(：)改为两横的等号(=)，即把公式写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公正+市场经济，那就更清楚更明白了。不过在我看来，吴敬琏的这个第二个“再定义”离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的距离也就更远了。我们知道，社会公正这类口号是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反封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这类口号后来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接受，但它所反映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要求，而是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也有肯定，但是绝不如吴敬琏所说的那样，“继承了社会主义创立者的价值观”，(见《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远东出版社版,第19页)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显然，说马恩继承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价值观，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更加没有道理了。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主张未来社会要消除商品生产，更不要说列宁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市场经济的致命的弊端：“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等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页)显然，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如果吴敬琏此说能够成立，那马克思和列宁所论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统统都不是社会主义了，而当年苏联和中国过去所实行的社会主义也统统都不能叫做社会主义了;而与之相反，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他们都标榜社会公正，而且都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吴敬琏所谓的社会主义公式，都应该统统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岂不荒唐?

　　在吴敬琏看来，计划经济有两个不可克服的障碍：一个是所谓信息问题，一个是所谓激励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30年代，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在与哈耶克、罗宾斯论战时就已批驳了这一观点。那时他提出可以用试错的办法获得均衡价格的信息。后来由于出现了电子计算机，他更是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1936年)的论文，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了。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琐试验似乎都也过时。”(《社会主义经济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其实吴敬琏对此是清楚的，他还曾引用过兰格的这段话，但是却以什么“信息量的增加必然快于计算技术的发展”来做挡箭派。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他所说的那个信息量增长快于计算技术发展的所谓“规律”，兰格说得很清楚，过去费事费时的试错和对价格进行调整，有了计算机只要一秒钟就能得出数以千计的联立方程的解。现在超大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又不知比过去的计算机快多少倍，而需要计算的产品又能够增加多少?况且，计划的制定一般都是长期的，或者是五年，或者是一年，也根本不需要逐月逐日进行。至于激励问题，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公有制的条件下，人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根本不存在吴敬琏说的各种人都在追求各自的自身的利益而导致偏离整体利益的情况，苏联从3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我国从5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经济，虽然不能绝对地说没有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影响整体利益的情形发生，但是，总的来说，实行计划经济是成功的。吴敬琏夸大其词的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吴敬琏还说什么“任何真正的的改革必定是市场趋向的”，他不无得意洋洋地地在注释里告诉读者：“在中国文献中，本书在1986年第一次指出了这一点。我在拙著《经济改革的探索.后记》中写道：“社会主义各国所有真正的改革无不是所谓‘以市场为方向’(maket-orisnted)的。”(见该书，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页)但是，在”吴敬琏这样自吹自擂时，他竟然没有想到，就在他在1986年“在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指出了”此话还不过5年，即到1991年，被他说成是实行了“真正改革”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都一个个地垮台了;实行了吴敬琏所说的“真正改革”的苏东国家竟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改革是不是成功，我在2011年写的一篇纪念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一篇长文《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里曾经有所论述。按照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话——“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33年版，第133页)后来又一而再、再而三、再三再四地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另见该书第139、154、172页)但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一个庞大的新资产阶级实际上已经产生，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这样的改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中国人有句老话：“大丈夫敢说敢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邓小平既然代表中国共产党说了这样的话，他当然应该负起这个责任;他走了，他的后继者当然也要对这些话负起责任。过去，在老百姓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50年代中后期有一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歌——《社会主义好》，歌词里就有这么两句：“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立功劳。”现在怎么变得说得到而做不到了呢?古人说，“人无信而不立”，一个党也是一样。公信力的下降对于一个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可是我们看到，说话的调门已经一变再变：最初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公有制”，强调“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就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本制度”变成了虚设而被置于一边;最初讲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后来就改为“公有制为主体”;最初说的“那是不能动摇的”，后来却一变再变;最初说“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后来就变成了“允许”“共同发展”，甚至变成了“不能动”。直到今天，都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要动的政策来!这样下去还能够保证社会主义的不变吗?在我看来，现在该是对资产阶级要讲引导、监督和改造的时候了。如果再优柔寡断下去，拿不出正确对待新资产阶级的的政策，用模棱两可的说法忽悠群众，所谓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必将还会进一步走向失败。这些批评是对中央说的，同时也是对吴敬琏这些所谓智囊和幕僚们说的。对于中央，他们当然应该负起历史的责任，对于像吴敬琏这样的右派智囊们来说，他们肯定也应该对人民负责，负起相应的历史责任。

　　当然，他的第二个“再定义”也没有为十五大所接受。吴敬琏显然不甘心于失败，他在2013年5月又和马国川一道以对话的形式出版了一本叫做《重启改革议程》的书。书里再次提到了1997年5月写的那篇《再定义》的文章。这是第三次讲“再定义”了。可能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所以书里居然回避了他之前两次谈到的“再定义”，而只是偷偷地又做了一次修改：把第一次“再定义”里的“发展生产力”一条去掉了，保存了“共同富裕”那一条;把第二次“再定义”里的“市场经济”一条去掉了，但保存了“社会公正”那一条;这样，第三次的“再定义”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见《重启改革议程》，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59页)可是由于没有公有制这个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作基础，人们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哪里会有真正的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呢?再说，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社会伦理的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又怎么能够决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呢?再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分配关系虽然也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部分，但是它是由所有制关系决定的，没有公有制这个大前提，又怎么能够达到“共同富裕”的结果呢?至于吴敬琏说什么“只要共产党采取正确的政策有效地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同上)这就更不像是一个曾经读过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学家说的话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就是为剩余价值而存在的。想要资本家不剥削剩余价值，要资本家不赚钱，那是根本做不到的。《资本论》里曾经引用英国工会活动家登宁的一句名言，想必吴敬琏还有印象吧，他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29页)这句话的真理性早已为人们所公认，也已经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所证明，以为仅仅靠分配政策就可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那是不是太天真了?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定义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全世界虽然有那么多的社会主义，但是人们仍然遵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科学定义，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它并没有过时，也不会过时;而吴敬琏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居然搞了三个“再定义”，但却没有一个为社会所采纳，它的时效性其实等于零。奉劝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人们，还是谦虚一些吧，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一切，可以随便改变马克思的论述，那不过是一些狂人的狂妄之举;不承认千年思想巨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是不行的。

　　上面批了吴敬琏，这里还要批一位与吴敬琏齐名的精英人士厉以宁(人们习惯地称他为“厉股份”)。据说吴、厉二人一度是金陵中学的同学，后来他们考大学一南一北，吴进入金陵大学，后来院系调整进了复旦，而厉以宁则进了北大。吴毕业后进了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表现很“左”，而厉毕业后留校，后来成了右派。改开后，两人又殊途同归，他们两人都改了调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都决心以西方经济学的马首是瞻了。对吴市场，我过去在文章里曾经有过一些批评，本文前面也对他进行了批评;对厉股份，我过去写的文章里也有过一些批评，为节省篇幅，这里就不谈他的一些理论观点了，不过从他的一首诗里可以很鲜明地地看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立场，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的这首诗。该诗曰：

　　“隋代不循秦汉律，

　　明人不着宋人装。

　　陈规当变终须变，

　　留与儿孙说短长。”

　　对于这首诗，不久前去世的刘日新同志生前在与他商榷的一篇文章里曾作诗给予了批评，其诗曰：

　　“长江滚滚东流去，

　　变法窃钩好汉装。

　　一枕黄粱君莫喜，

　　此生后世骂名长。”

　　本人不才，不会写诗。但是，“诗言志”，面对厉以宁的这首关于改革的诗却又不能已于言，因此也写了一首不成其为诗的“诗”来予以回敬：

　　改革不是改朝代，

　　开放何须换洋装[1]?

　　初心盟誓岂可变，

　　赤遍寰球路正长。

　　————————————

　　[1]改革开放后西风劲吹，穿西服成为一种时尚，连党代会上也几乎都清一色地穿起了西装，以致西方记者甚至把是否穿西装看作是观察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风向标。

　　在我看来，厉诗的要害就在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说成是终须改变的过时的陈规旧说，而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些连西方国家自己也没法医治的庸俗理论看作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实际上是主张把导致西方资本主义的痼疾的病根引进中国这个本来是健康的肌体，使中国也染上了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病症。刘诗里说的“此生后世骂名长”，其所指应该也是这一点。对于医治这种疾病，其实只有《共产党宣言》里说的“消灭私有制”才能奏效， 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家的那一套对此是根本无能为力的。此外，厉诗首句还暗含攻击毛泽东的意思。因为毛泽东在批评郭沫若的诗里有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而他却大唱反调，说什么“隋代不循秦汉律”，而这样说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就此而论，始皇帝其实是有功的。厉以宁突出朝代的变化，其实改朝换代往往都是“换汤不换药”，换一个皇帝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而厉以宁却把改朝换代看作是历史的更替，这除了发泄他对毛泽东的不满外，又能说明什么呢?　　

　　五、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

　　大家一看便知，这个观点是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的主任王长江在去年7月29日讲课提出来的，已经有许多同志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声讨，有关方面好像也对他进行了一些处理，让他按时退休，不再担任主任之职务，也不再讲课了。当然，这是不是组织处理，似乎还在两可之间。我并不看重这个对于其本人的处理，而是觉得中央党校出这样的事，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央党校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很值得党中央深入反思。当然对于王长江和中央党校的一些错误言论和做法，也确实还有进一步加以批判的必要。

　　王长江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中看不中用”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反映了一种变化。试想在150年前，当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有谁会把它看作是“中看”的东西?没有，整个资产阶级学术界，一个个装聋作哑、默不作声，好像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马克思这个人，也没有出版《资本论》这回事，他们想用沉默的办法把马克思“闷死”，把《资本论》扼杀掉。一百年前，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到中国，当时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国情，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是洪水猛兽而加以拒斥，又有谁说它“中看”呢?只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革命以后，人们才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原来马克思主义这么厉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又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的面貌从物质到精神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人们这才开始认识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的声名大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对一些人来说，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中看”了。但是，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我们应该牢记毛泽东的这一教导。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种人，他们其实并不真信马克思主义，但是很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可以成为获取名利的手段，可以成为晋升的阶梯，这就是毛泽东老早说过的那些“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当然也有非共产党员。他们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来看待的。作为商品要卖得出去，并且要卖出好价钱，当然要讲究“卖相”，要“中看”才行。王长江讲“中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中央党校要创收，要办班，要吸引人来参加，不“中看”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包括王长江在内的那些主讲的人总是要装潢装潢，把自己打扮一番，说一些离谱的话，还要外加一点能够哗众取宠的俏皮话，以便吸引听众。我们看到，整个王长江的讲课，让人感到他好像是一个说相声的，又好像是一个走江湖——卖狗皮膏药的，油腔滑调，满嘴胡言乱语，毫无科学性可言!这哪里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我国已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的两译者之一、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把他和其他进步教授送到香港暂避一时，解放后，共产党又买舟让他和许多民主人士一道由香港北上，并且将他们接到北京，分配他到清华大学经济系任教授并且兼任清华大学工会主席。那时，知识分子中懂马列的人很少，他就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二十年前，一位当时在清华水利系读书的同志在离校四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地跟我谈到他曾在清华听过王亚南讲大课的情形。1950年6月政务院任命王亚南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回到厦大，他仍然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他的学生郑道传等(也是我的老师)也跟他一样，经常给大家上马列主义大课。但是他们讲这种大课从来都是不取分文的。在他们看来，宣传马列主义是自己的义务，怎么可以把马列主义当成商品赚钱呢?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信仰的人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商品赚钱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可惜的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讨生活的人又时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商品去创收、去赚钱了，他们拿着高额报酬、参加宴请、还游山玩水，自然也就很愿意东奔西跑、遍走各地、乐此不疲了。甚至连中央党校这样过去讲党性的学校也是如此，——王长江们不正是利用讲马克思主义来办班创收的么?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是创收赚钱，更大的问题是，他们所讲的内容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宣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亵渎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其实就是欺骗害人，就是自甘堕落，就是败坏党的名声、造马克思主义的反。毛泽东曾说那些“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一批一批成了反革命”，现在的情形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不妨以王长江领衔主编、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师集体提编写的《政党政治原理》一书为例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造马克思主义的反的。本来，所谓“政党政治”也和所谓“议会政治”、“民主政治”一样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虚假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的一种说法，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来也不称社会主义政治是所谓“政党政治”的。但是，以王长江为首的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却编写了这样一本从正面论述所谓“政党政治”的“教材”，还给它加了“原理”二字，以表明它是一门“科学”。我初步看了一看，里面的内容基本上是从旧中国和台湾的学者以及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贩来的资产阶级货色。王长江是主张所谓“抠概念”的，但是，书中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的概念可说是大相径庭，相去实在太远。比如说“政治”这个概念吧，本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很明确的阐述，不知是编者全然不知还是不以为然、硬是弃置不用，却下了这么一个故作高深实际上是含糊其词、空洞无物的所谓定义：“所谓政治，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力的一种社会关系。”(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在此基础上，编者还对政党政治做了这样的描述：“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围绕着特定利益组织成政党，通过政党对社会公共权力事假影响，以获得活维护特定权利。”(同上)人们不禁要问：“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说的是上层建筑，但是这个上层建筑包括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而政治和政党又是如何和其他上层建筑区分的呢?定义却没有任何说明，定义里说什么“围绕着特定利益”，然而所谓的“特定利益”又是什么呢?也没有交代。定义还说到所谓“公共权力”，这“公共权力”又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质又是什么呢?同样没有交代。再说，政治难道是和公共权力是同时产生的吗?就是这么一个言之无物、空空洞洞的所谓定义，居然还要让学生当作是“原理”来死记硬背，实在让人觉得可笑。如果我们把王长江关于政治和政党所下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下的定义加以比较，其是否具有真理性就非常清楚了。列宁说，“如何理解政治呢?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政治就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解放与世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关系。”(《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08页)毛泽东说得也很明确，“政治，不论是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上面提到的王长江定义里的那些问题如果不联系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根本说不清楚的。列宁还特别提到了“要是用旧观点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严重的错误”，这个旧观点其实就是不讲阶级斗争，而妄图以什么“特定利益”和“公共权力”来掩盖阶级斗争。过去孙中山在讲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时曾这样解释政治说：“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4页)他这样说显然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旧观点的影响，——我们知道，孙中山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过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显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同上，第120页)如果拿王长江这位中央党校的一级教授和党建教研部主任对政治的认识，与将近一百年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的上述认识相比，可以说王的认识不仅毫无进步可言，还要远远落后一大截。

　　在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里，可以说，有的是各种资产阶级的歪理邪说，而缺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本来，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列宁在他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里有十分明确的论述，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没有读过呢，还是佯装不知呢，在所谓的《原理》里竟然看不到有任何阐述。我们在书里倒是看到了一张图，即所谓“参与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这是一个由四个大小不同的同心圆构成的图，其核心圈是所谓“骨干分子”，其外层一圈是所谓“参与者”，其再外层一圈是所谓“支持者”，其最外层一圈则是所谓“民众”。(见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实际上，编者自己也认为各圈层之间的关系对于不同阶级的政党也是很不一样的。不知画这么个圈层图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的关系本来就有非常明确的论述。列宁说，“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大多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集团对立起来，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列宁这里所说的“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在1880年设计的一种世界语。看来王长江搞的这张图也是一样，他想把各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政党放在一起，人为地主观地找出他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从王长江关于政治的定义和政党活动程度示意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都刻意避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政治和政党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政党观最重要、最强调的问题。列宁曾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做过决议。”(《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92页)按照列宁的话，王长江主编的这本所谓《原理》已经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我们知道，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而共产党人应该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它和其他阶级建立的政党具有根本不同性质，除了在特定时期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必须与其他政党建立一定的同盟外，硬要把共产党和其他政党拉扯在一道，寻找它们的所谓共同点，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固然，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今天，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早已没落，正在走下坡路，这也显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难道我们还要和他们一样没落下去?在我看来，我们今天的党建工作理应根据马恩《共产党宣言》对共产党的论述，遵循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于党建实践的大量经验总结，用以不断提高党员和干部的素质，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使他们不违初心、继承传统，继续前行，这才是正道;而用王长江们编的《原理》作“教材”，只会与资产阶级越来越近，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我们讨论。在王长江看来.，中国现在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资本主义，离马克思所说的炸毁资本主义还很远很远。就是说，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根本不适用于中国。他说，“说老实话，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呀?你就是几个大城市，稍微能够闻到一点资本主义的味儿，你还爆炸，你离爆炸还远着呢。”不知道王长江是真不知道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还是故意散布中国不存在资本主义的谬论。但是，广大人民群众都很清楚，中国曾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曾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过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本主义，怎么会有这一段历史?对于这段历史，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还有很肯定的评价。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不仅早已恢复，而且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昔日的规模。虽然在宪法上仍然写着“公有制为主体”，但是实际上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早就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去年公布的2015年私营经济500强排行榜，仅仅这500家最大的私营企业，其营业收入就达到161568.57亿元之钜，户均达323.14亿元。500强的资产总额已达到173004.87亿元之钜，户均达346.01亿元，增幅达25.16%，远远超过全国GDP 的增幅。当然，这500强只是私企的领头羊，全国私企的资产总额究竟有多大、有多少占比，由于统计局不公布相关数字，人们还不知道准确的情况。不过从这个私企500强的排行榜上，人们也不难发现，私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在不断提高。500强中蝉联榜首的大连万达集团的资产总额已达9033.57亿元!中国私企500强中已有12家进入世界500强的行列。全国私企500强的员工人数已达826.98万人之众。这样的规模和速度，王长江竟然看不到，竟然还说什么中国有什么资本主义?今天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早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中国早就被人称为为“世界工厂”，中国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连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也注意到了，特朗普上台后曾经约见了阿里巴巴的马云，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最近到中国来参加一带一路峰会，也专门到杭州去拜访了他。近日媒体还报道，马云又与摩纳哥政府签了一份关于“支付宝”的大合约。据说，到2020年，其营业收入将达六万亿之钜。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这种飞速发展，为什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一级教授的王长江竟然看不到?至于王长江说，“中国就是几个大城市，能够稍微闻到资本主义的味儿”，这又是王长江的无知和偏见。中国的资本主义其实早已是无处不在，在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发展得稍微早些，但是，很快，中部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和东北地区，也都发展了起来。看来，王长江不是没有看到，他是觉得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发展得不够多、不够快，他对发展资本主义的热情实在是太高涨了，太迫切了，恨不能一下子把公有制全部都变成私有制才称心如意。这样的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让这样的人来作中央党校的中层干部和一级教授，让他来宣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可笑吗?

　　王长江还大讲计划经济缺乏动力，其实他要说的是社会主义缺乏动力。很显然，计划经济是必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只有私有制才能激发人的积极性，才是真正的动力。但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只能激发资本家的积极性，而不可能激发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而社会的财富恰恰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王长江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这话其实并不错，而问题恰恰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制度下，工人是为别人——为资本家劳动的，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工人才是为自己、为自己的国家而劳动的。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里说得好：“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正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资本和雇佣劳动两大阶级的对立和两极分化，极大地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失去了动力，甚至使他们失去了生存的愿望。不知王长江为什么对资本主义竟然那么有感情?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往事：台湾资本家郭台铭在大陆开设的台资企业“富士康”雇佣的农民工由于不堪忍受过长的劳动时间和过强的劳动强度，以致在一个不长的时期竟连续发生了十多人跳楼自杀的事件。这样的事，在大陆公有制企业里可以说闻所未闻。究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能够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更能发挥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目了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工人不受剥削和压迫，他们是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而劳动，他们的积极性当然高;而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雇佣的工人要受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他们劳动辛苦，没有主人翁的地位，他们的劳动成果大部分归资本家所有，他们怎么会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呢?近日江苏省统计局在媒体上公布了2016年江苏省城镇私企和非私企的平均工资的情况，非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71574元，而私企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只有47156元。简单计算一下，后者仅为前者的65.88%，不足2/3。或者说，前者要比后者高51.78%,，超过一半还多。对于这类事，王长江可以到社会上去作一个调查，看看就业人员究竟是愿意到私企工作，还是愿意到非私企工作?这个对谁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王长江那里却成了问题，这除了用阶级立场来说明问题外，是没法做其他解释的。

　　王长江在他的讲课里还大讲什么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批驳。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否与王长江有关，我不清楚，不过从王长江的讲课和他写的文章看，他无疑是积极赞成这一观点的。但是，在我看来，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来说，这个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不同的，资产阶级以夺取政权作为其革命的目标，取得了政权，资产阶级革命就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取得政权不是革命的结束，而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的组织任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5页)之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会遇到现成的经济形式，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可以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出来，然后通过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以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这样，它自然也就不需要再继续进行革命了。而无产阶级革命则不同，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在私有制社会内部产生的，而只能在取得政权以后，凭借政权的力量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使其变为公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对于广泛存在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需要无产阶级的国家提供示范和社会帮助才能进行。总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必须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还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可能是它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之所以需要一个过渡时期，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仅如此，由于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不断革命论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还有一个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显然，要消灭三大差别，要使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要使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达到可以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的程度，也需要继续进行革命。哪里有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就不革命的道理呢?这里还要考虑到世界革命的问题。一个国家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同样，一个国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也有义务支持其他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这就是国际主义。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人们是不难理解的。

　　毛泽东对于上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不断革命的思想，显然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在1949年进城前夕曾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一大段很有名的话，他说：

　　“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需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资产阶级怀疑我们的建设能力。帝国主义者估计我们终久会要向他们讨乞才能活下去。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做法，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1429页)

　　毛泽东的这番话告诉人们，民主革命的胜利尽管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巨大的国际意义，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它只不过是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的这一教导，它的意义太重大了，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所有的一切重大事件都与此有关。我们知道，新中国建立以后，三座大山虽然已经被推翻，并且建立了人民的政权，但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并没有全部完成，还要进行新区的土地改革，还要进行剿匪、镇压反革命，还要进行抗美援朝。难道因为我们取得了政权，这些民主革命遗留的问题就不需要继续进行下去了吗?还有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捧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向我们进攻，难道不需要打退吗?一些干部骄傲自大，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腐化堕落，难道不应该反对吗?接下来进行的三反和五反运动，反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斗争，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民主革命的继续。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一些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这就是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国家还没有真正统一。这个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的手段做后盾，你就休想解决。这个任务就其性质来说，显然还是一个民主革命的任务，仅仅是由于过去条件还不具备，因此被暂时搁置了下来。在大陆，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又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都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难道可以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执政党，就不应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吗?实际上，不仅当年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今天，当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而且已经如此庞大时，谁要想不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还叫共产党吗?

　　可以说，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没有一件事不和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有关。新中国自建立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清明，文化艺术、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告别了革命，如果从革命党转变成了执政党了，再不革命了，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进城以后不进行一系列革命改造，而是跟以往的封建王朝一样，打江山坐江山，共产党恐怕早就成了第二个李自成，新生的人民政权恐怕早就改变颜色而不复存在了。联系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放手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出现了种种的社会政治问题：马列主义的正气不张，资本主义的邪气抬头，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此外，诸如革命意志衰退，私心杂念膨胀，贪污腐败盛行等不良现象也应运而生。一些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发生的现象如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也出现了。最近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一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大卫.哈维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就好像坐过山车一样。应该说，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的一面。我们应该有足够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始终保持不骄不躁的头脑，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前进。

　　当然，也不能说领导人已经完全忘记了毛泽东的那篇讲话。2007年，胡锦涛刚刚当上总书记就去了一趟西柏坡，专程去学习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讲话;习近平在当了总书记之后也在2013年专门去了一趟西柏坡。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革命起家的，丢了革命二字就丢了根本，丢掉了传家宝，人就会变修，党就会变质，前辈打下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问题在于要拿出行动。事实证明，王长江所积极主张的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个口号和过去有人提出的“告别革命”的口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是一个极其错误而有害的口号;今后显然不应该再宣传这个口号了。

　　王长江为了说明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还大批列宁所肯定的“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的口号。他说，列宁的话“听着好，冷静下来想，难道它没有漏洞?最大的缺陷，很清楚，缺乏动力。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最大缺陷。”我们知道，列宁是在推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过程中讲这个问题的。他说，“我们将努力消灭‘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我们要努力把‘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准则渗透到群众的意识中去，渗透到他们的习惯中去，渗透到他们的生活常规中去，要逐步地却又坚持不懈地推行共产主义纪律和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00页)列宁的这些话有什么漏洞?难道我们还要继续遵循所谓“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这个“可诅咒的准则”吗?当然，列宁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对共产主义义务劳动者讲这番话的，而在正常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劳分配，而并不是按需分配，但是不要忘记，社会主义阶段同时也是向共产主义阶段转变的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思想是要在社会主义阶段就逐步养成的。如果不进行这种学习和宣传，不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养成共产主义的劳动习惯，不仅不可能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也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也曾讲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物体、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06页)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了，他也是以身作则这样做的。人们熟悉的“老三篇”(指毛泽东写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实际上就是进行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的极好教材。正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出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狼牙山五壮士、吴运铎、刘胡兰、郭俊卿、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张积慧、王海、向秀丽、徐学惠、焦裕禄、雷锋、王杰、麦贤德、刘英俊、欧阳海等，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而奋不顾身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无名英雄更是千千万万。他们也都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好榜样。而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竟然对这些英雄人物竭力加以抹黑和否定，作为中央党校的干部和教授居然也参加进了这样的行列，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尤其令人不能令人容忍，因为雷锋是许多当时健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都题了词，要求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年纪稍长的人都还记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当时(1963年3月5日及之后)都曾题词称赞他的共产主义精神，表示要向他学习。而王长江竟然如此出言不逊，这不仅是对一位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并且最后是因公牺牲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极大的侮辱，同时也是对题词的毛泽东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大的不尊敬。在当时题词的人中还有王长江所非常佩服的邓小平，'王长江对雷锋的污蔑，也是他对邓小平的极大的不敬。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对于干部和青年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是大大地削弱了。现在，人们提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法律是一种强制的约束，道德是一种非强制的约束，它们只是告诉人们要守规矩，什么事不能做，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但是，对言论和行为的约束或规范不能给人们指出应该怎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确立正确的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只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给人们指明伟大的理想和前进的方向，把自己的学习、生活、工作和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由于缺少正面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于是趁虚而入，社会风气不断变坏，英雄人物也很少听到了。王长江认为精神的东西只在短时间起作用，长时间就不行，只是对少数人有效，对多数人就不行，实际上是否认正确的世界观的指导作用，否认精神对于物质的反作用。这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也是完全背离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的。马克思说，“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毛泽东也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毛泽东说这句话是批判那些讲享受的人时说的。他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是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同上)应该说，这些战士两三年前都还是老百姓，但是经过教育，都能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有一个战时去拿老百姓的苹果。怎么能够说，精神的东西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多数人是做不到的呢?关键还是在于教育，你如果听之任之，放任不管，恐怕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和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都告诉我们，没有千百万革命先烈和全国革命人民前扑后继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牲，仅仅靠短时间、少数人的觉悟和努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胜利吗?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有今天吗?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违背唯物史观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简单论”

　　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有人把它说得很难，简直难得高不可攀;也有人把它说得很容易，简直容易得易如反掌。这两种观点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难不难?当然难，因为它是科学，而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玩不了假的，非下功夫不可。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中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页)马克思之所以如此说，特别是因为，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都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正如他在给路.库格曼医生的信里所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都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637页)

　　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难度，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绝不是说它高不可攀，没法理解。马克思在1872年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写的跋里曾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恩格斯在 1891年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写导言时也说，“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前者对最难的经济论述也相当容易理解，而后者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显然，这里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科学，如果你站到了敌对阶级的立场上去了，那当然是没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可是中央党校的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却说，“他(马克思)是个学者，于是他开始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抠，抠完了概念然后就弄成范畴，范畴之后搭建框架，框架之后再弄个体系，整个体系出来之后，就跟数学做出来的一步一步往前推呀，就推出来那么一套东西，巨大无比的庞大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就这套体系呀，咱们在座的诸位，包括我，你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连我们都研究不清楚，你说它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接触的就是苏联人的解读，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没有动力，为别人就没有动力，只有为自己才有动力。马克思主义管用不管用?管用是管用的，问题在管多大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作用有限。”

　　他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连他这样的精英研究一辈子也不见得研究清楚，拿来武装全党，让大字不识的农民党员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没办法”。这是什么话?难道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作为指导思想真的脱离了实际，是搞错了吗?那马克思怎么说“《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呢?而且连奥地利工厂主迈尔也看到了这一点呢?问题显然不在于知识文化的高低，关键在于，《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它是专门为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者讲话的，受剥削的工人、农民显然要比那些有文化、有教养的资本家极其知识分子更容易懂得这些道理。你王长江没有弄清楚，就不等于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和工人就一定也弄不清楚。记得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报》办的《大地》期刊曾经登过一篇文章，说他看到农民工在学《资本论》，感到这事很危险，因为农民工知道了《资本论》的道理后是会造反的。这才是新资产阶级的真正心态，他们真正恐惧的，是害怕工农劳动群众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以后对他们自身是极其不利的。

　　在王长江看来，马克思作为学者就是抠概念，一个一个概念地抠，然后把它弄成范畴、搭建框架，构成体系。这符合事实吗?马克思研究《资本论》是从抠概念开始的吗?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得很清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页)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在英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原因也在于此。马克思还十分明确地说，“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些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同上，第23-24页)

　　王长江显然不懂得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在马克思看来，研究的对象只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概念或范畴只不过是对生产关系某一方面的本质的概括或抽象，它是研究的结果，而绝不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当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只有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工作完成以后，在叙述研究的成果时才需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作为思维得以进行的工具。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这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王长江的说法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

　　研究不能从抠概念开始，但是要对研究的成果进行叙述却又不能离开概念。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有一段对于叙述方法的的阐述，他说：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 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从那里回过头来，知道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显然，王长江是把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混为一谈了。研究的方法是一个从实在的具体到抽象的规定的过程，而叙述的方法，则是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过程。至于王长江说什么“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弄出框架”、“弄出体系”等等，其实也不过是他的“想当然”。实际上，概念与范畴本身就是一回事，它们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所做的概括。在习惯上，前者用于思维科学或逻辑学，后者多用于哲学、经济学和一些自然科学。说从概念里弄出范畴实际上是一句不通的外行话。至于说先抠概念，然后再从外面找一个逻辑把它们串起来，显然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阐述早在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之前10年即1857年8月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就已经明确地确定了，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体现着事物内部的联系，哪里会等到概念或范畴全部抠完了之以后才从外部找一种逻辑去“串”呢?

　　王长江故意把马克思主义说得很难，说得高不可攀，说什么连他自己在内的党校教师搞了一辈子都没有弄清楚，至于大字不识的工人农民就更不用说了。他这样说，其用心很清楚，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这样的人还能继续在中央党校当一级教授、作党建教研部主任吗?

　　前面提到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信里曾说“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不过他紧接下去就指出，“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37页)恩格斯主张读原著，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不反对对原著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应该说，自从《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来，有关《资本论》的通俗化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首先是恩格斯，他率先写作了《<资本论>第一卷提纲》，后来荷兰工人党的活动家纽文胡斯、法国社会主义者杰维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考茨基都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其中1887年出版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陈溥贤早在1919年5月就以《马氏<资本论>释义》为题将其译为中文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又印成小册子出版，对于在中国传播《资本论》做出了贡献。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在1897年出版了《经济学简明教程》，列宁在1898年2月曾写过一篇《书评》对其加以肯定，盛赞它是经济学入门书中“最出色的一本”，说它“对政治经济学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从发展中研究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科学”;说它“叙述不是教条式的(如大多数教科书所做的那样)，而是按照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依次叙述，也就是依次叙述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政治经济学正应该这样来叙述。”(《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页)不过列宁说“最后是资本主义时期”有些不确，因为波格丹诺夫最后还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他的论述很简单，因为当时世界上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实际上，波格丹诺夫的《教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广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翻译出版波格丹诺夫此书的时间也很早。早在1926年周佛海就将其翻译成了中文(书名为《经济科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曾经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的施存统(亦名施复亮)，也以《经济科学大纲》的书名在开明书店出版，到1946年，一共出了九版。差不多与此同时，日本的河上肇于1928以《资本论》为底本撰写了《经济学大纲》，次年，陈豹隐(即陈启修，五四时曾任北大教授)将其译为中文由乐群书店出版。这些通俗读物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原理都起了巨大的作用。30年代和40年代，由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奥斯特洛维季扬诺夫等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也陆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解放区和国统区出版，有的还被作为教材使用。这些，对于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可以说功不可没。但是，只是在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之后，世界上才真正有了一本比较成熟的不仅包括在不在一部分，而且包括前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应该说，该书的出版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不易。早在二战前，苏联就积极准备该书的编写，由于战争，只好暂停，战后才得以继续。1948年，拿出了“未定稿”进行讨论。斯大林对讨论中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写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使该书的修改工作有所遵循。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4年8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苏联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在斯大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出版的一本教科书。1955年6月，该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人们把该书的出版看作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甚至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是以当学生的态度来对待这本教科书的。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郑州会议)给全国四级干部(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信中说：“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干部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3页)后来在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了要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要求。由于毛泽东的提倡，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个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和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热潮，据说全国编写了一百多本，其特点是增加了不少中国的内容，如“两条腿走路”、“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等。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有人又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视为修正主义的标本。陈伯达曾想取消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来各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我那时正在农村劳动锻炼，也被调回乌鲁木齐参加了新疆自治区编的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讲义》的讨论和修改工作。记得当时曾经传达过一本陈伯达划过杠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里面否定的地方很多，包括列宁说的“物质利益原则”，即’“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也在否定之列。当然，列宁强调物质利益原则是在新经济政策初期，也就是在刚刚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时期之后实行“退却”之时，等到新经济政策开始转入“进攻”之后，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之时，列宁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如果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而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告：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时期将要结束或者已经结束。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2页)我国许多人批评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这样的批评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这个问题在苏联也有不同的观点。莫洛托夫在《莫洛托夫访谈录》里就谈到了自己的的看法，他要求人们注意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的观点，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从右的方面否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现象。其突出的代表是当时被称为“京城四少”之一的樊纲写的一篇《“苏联范式”批判》的文章，登在《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上。这篇文章以批判“苏联范式”为名，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妄图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读后曾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题目叫做《“苏联范式”之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命运》，曾于1996年春在北京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大型学术报告会上报告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后来我把它投给《南京大学学报》，却遭到学校某权力人物的压制，长期扣着不发;当然我也为此进行了斗争，此文最后还是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整整地被拖延了两年多时间，也反映了不同思想之间斗争的激烈。本来，不同思想的斗争应该通过双方的论辩来解决，像这样利用行政手段压制不同意见显然是错误的。

　　应该说，苏联编的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来说，可以说是一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它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它根据马恩列斯的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特别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同时也总结了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经验，是一本理论结合实际的著作。毛泽东虽然对它也有不少批评，但是，他强调：“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转引自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60页)

　　但是，王长江的讲课再次否定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过其水准却让人不敢恭维。王长江说，“让大字不识的农民来接受这套东西，也成为自己的信仰，太难了。所以没办法，你得把它简化，把它通俗化，把它解读。而我们我们接触的据说苏联人的解读，导致了我们对计划经济的迷信。”

　　在他看来，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马克思主义或苏联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书造成的迷信。这是毫无根据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明白地讲到“自由人联合体”，讲到了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讲到了“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试问，这不是计划经济是什么?前面还提到，马克思在1864年为第一国际写的成立宣言里还讲到了未来社会是“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难道这不是指计划经济?怎么能够说计划经济是苏联人解读造成的迷信呢?实际上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阐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时也引用了恩格斯《反杜林论》里的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就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9页)毛泽东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曾经组织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一起读教科书，读到到这个地方，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这是对的。”(邓力群：《和毛泽东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载《党史博览》2011年第5期)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在长征过程中就曾经如饥似渴地读过《反杜林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将消除商品生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肯定是有印象的。1955年，他在为一篇文章写的按语里还说过：“人类发展已经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们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有一个更大的变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50页)马恩的论述也好，毛泽东的肯定和他自己的论述也好，都是完全正确的，怎么王长江硬要把计划经济说成是迷信呢?硬要把马恩和毛泽东的论述统统怪罪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或苏联人的“解读”呢?这里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

　　王长江还说什么“计划经济的前提就是不允许你追求个人利益。”我们要问：究竟是哪一位革命导师——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还是哪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过这样的话?我可以断定，没有，一个也没有。我们只知道，计划经济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公共所有，但是，它不仅不否定个人利益，还保护个人利益。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还表现在一点上，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否定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当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时，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否定资产阶级权利的存在，甚至还主张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还要保护资产阶级的权利。当然，当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阶段过渡，也就是由按劳分配向按需分配过渡时是要逐步消除资产阶级权利的，但是，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时也并没有否定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王长江的说法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

　　王长江还从西方学者那里搬来一套生产资源是有限的，而个人的欲望是无限的陈词滥调，否定共产主义的宣传。其实资源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都是稀缺的，至少日光、空气和水就不稀缺，还有一些资源因人们还不知道其用途也无所谓稀缺;而人的欲望也并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是无限的。实际上，世界上的资源有一部分已经开发，但是，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还没有为人们所认识所发现，其未来被使用的空间实际上仍然是非常之大的;而人的需要其实也是有限的，无论是吃穿住用达到一定量以后就满足了，并不需要太多，太多了反而有害健康，造成浪费，不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早在195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耳布雷斯就在其所著《丰裕社会》一书里对传统智慧发出了挑战。现在看来，他的挑战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要改变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谓的稀缺问题也确实应该重新考虑。18世纪最后30年，发明了蒸汽机，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后来又发明了火车后轮船，推动了交通的进步，但是，蒸汽机烧煤炭 ，污染环境是一个大问题;后来发明了发电机和电动机，又先后发明了火力发电、水力发电和核能发电技术，这又是一个大进步;再后来又发明了内燃机和汽车，人们在在获得出行方便的同时，又害怕石油会枯竭和汽车尾气的污染。总之，社会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步的。现在，又发现了可燃冰，其储藏量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和的两倍。除此之外，科学家还在研究能源的其他代替方式，如受控热核反应，以氢的同位素氘为燃料，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进步的，而且是无止境的，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已经被发现和尚未被发现的资源之分，而不存在资源有限之说，大量事实证明，资源是可以替代的。害怕资源短缺或枯竭实际上是杞人忧天。至于人的欲望，实际上也根本说不上是无限的。加耳布雷思在《丰裕社会》一书中说，“富人之所以储蓄，是由于他能够满足他所有的欲望以后还有多余。换句话说，这种储蓄是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57页)当然，穷人的储蓄有所不同，他是为了满足未来的或将要发生的需要。但是，富人在满足奢侈消费以后的剩余会越来越多，会造成极大的浪费。实际上，人的欲望还会受到时间、知识、兴趣和健康等因素的影响，显然也不可能是无限的。而且这个问题也和消费的方式有关。像美国人那样，一个人开一辆轿车在高速公路上到处跑，不仅人很累，速度也不快，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改乘高铁，不仅可以大大节约能源，而且还能节约出时间进行休闲或从事其他活动。在这方面，中国人大可不必模仿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一些人自己一味迷信市场经济，去为说别人迷信计划经济，但是，实际上，社会越向前发展，它市场经济的弱点就会越加暴露，它就越接近于消亡。苏联在二战后从1947年到1954年曾七次降低物价，使人民得到很大的实惠。1947年要用1000卢布购买的商品，到1954年只要433卢布即可买到;粮食、动物油和肉类的降幅更大，1954年的价格比之1947 年的价格降低了2/3，糖降低了56.5%。(见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2页)物价的降低可以推动生产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商品的流通费用，同时增加产品的数量。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物价总的趋势却是上涨的。特别是商品在各种不同的商人之间买来卖去，大大增加了流通费用。这种纯粹由于商品买卖产生的费用，由于销售的困难甚至还有提高的趋势，而对社会来说，它们完全是一种“虚费”，对消费者来说是毫无价值的。此外，经济危机对社会劳动造成的浪费更是惊人的。社会主义国家商品价格的降低还可以为未来消除商品生产创造条件。可以设想，当生产商品的数量足以满足需要而商品价格越来越低，消费者付出的货币越来越少，也就是说，越来越接近于零付费时，消除商品生产并且实行按需分配的条件也就逐步具备了。当然这还不是一个急迫的现实问题，而是一个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讨论未免为时过早。不过商品生产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出现的现象，它也会在历史上消失，这是完全符合历史辩证法的，那种以为商品货币关系将万古长存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

　　值得注意的是，王长江在竭力宣传《资本论》难读、很难读懂的同时，为了表现自己高明，又大讲马克思主义很简单、很容易。他说，“马克思主义说起来逻辑并不复杂，逻辑比较简单，就一条线。起点，资本主义有一对基本矛盾;终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

　　这显然又是信口雌黄。我们要问：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里，有哪一本书的起点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又有哪一本书的终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王长江祭出这一套显然是为了丑化或庸俗化马克思主义。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确实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思想，但是，在《资本论》里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所做的概括，是恩格斯首先使用的。在恩格斯之后，列宁在1897年写的《评经济浪漫主义》里曾经引用恩格斯的观点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后来斯大林在1930年6月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针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也阐述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原理。但是无论是恩格斯还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都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都没有把它当作资本主义的“起点”和“终点”来论述。至于马克思《资本论》起点和终点，那也很清楚：《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章是《商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简单的范畴，在论述商品时连货币、资本等范畴都还没有出现，哪里会讲什么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至于《资本论》的最后一章即第三卷第52章是《阶级》，也并没有论述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胜利。实际上，整个三卷《资本论》是按照由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叙述的，其起点和终点显然也不可能是一样的。王长江的说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既不如王长江所说的那么难，也不像他说的那么简单。学习马克思主义需要花费工夫，不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是高不可攀。任何人都可以学，既可以入门，也可以深造，甚至可以成为理论家。　　

　　七、学习毛泽东，认真读马列，改造世界观

　　在学习马列著作方面，伟大领袖毛泽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我们读毛泽东的著作，发现他一有机会就要讲学习问题。学习的方面当然很多，他也会针对不同的人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一个普遍的要求，就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总是觉得，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虽然已经有了提高，但是还是很不够。比如他1938年10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将近33年后，1971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两报一刊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而写的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写的批语里又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72页)在这方面，他总是以身作则，为人们作出榜样。在上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由于农村根据地被国民党封锁，环境恶劣，大城市出的书去不了农村，马列的书更是去不了。到1932年打下漳州，在漳州一个中学的图书馆里发现了不少马列著作，包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毛泽东简直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他不仅自己如饥似渴般地手不释卷地反复学习，还把书寄给他人，带动大家学习。长征过程中也是这样。到延安后，情况有了很大改善。一批研究文史哲的知识分子如王学文、范文澜、何干之、艾思奇等到了延安，还有一些通晓外语的翻译家如柯柏年、吴亮平、徐冰(邢西萍)、黄华等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对他们都很重视，鼓励他们进行教学、研究、著述和翻译。在延安，他还开始学习《资本论》，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而未能通读，因此1949年底去苏联时，当莫洛托夫问他是否读过《资本论》时，他谦虚地告以没有读过。这样，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就传到了斯大林那里。苏联人甚至怀疑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对于没有通读《资本论》，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十分遗憾，因此，后来一有机会他都要读《资本论》，甚至到外地开会或调查研究，他也不忘把《资本论》带着。这种学习精神，恐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里找不到第二个。据王力在《反思录》里说，刘少奇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林彪也是不主张读《资本论》的。他们都认为读小册子就可以了。而毛泽东则认为领导人应该读原著，应该读《资本论》。不仅如此，他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两位政治秘书同时又是理论家的陈伯达和胡乔木，也希望他们能够通读《资本论》。王力在《反思录》里说，“毛泽东对于他喜欢的人，看到他的长处，也看到短处，说乔木受读书过多之害，一些核心的书，他没有读。陈伯达也是。对陈伯达和乔木这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有读通《资本论》。”对此，王力还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犯错误，从理论根源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上，对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了的的结论并没有消化。”(《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7、1058页)毛泽东对陈伯达、胡乔木的评价以及对于学习《资本论》重要性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王力的一些认识也是十分中肯的。但是，邓小平在南方讲话里却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他显然也没有读过《资本论》，而且也不主张读《资本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这样说显然是不正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国家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如果《资本论》变成只是“搞专业的人读的”，而领导人可以不读，群众更可以不读，那么“搞专业的人”一旦搞错，领导人和群众也都不能辨别，这对党和国家来说不是太危险了吗?九届二中全会时陈伯达大搞“天才论”骗了很多人，不是毛泽东发现，林彪的阴谋不就得逞了吗?有了这一教训，怎么还不吸取呢?关于本本和本本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里说得很清楚，他反对的是本本主义，而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不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以为仅仅靠“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显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了。“实事求是”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历史上早就有此说法，难道中国古人早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了吗?显然不是这样。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怎么行呢?改革开放以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风气不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应该学习毛泽东，形成学习马列著作的良好风气，这是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保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有效的武。当然也要联系实际，舍此别无它途。

　　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方面，还特别强调要联系思想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他曾经结合自己的经历讲到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跳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自身发展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转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构造运动，其目的就是希望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能够有一个变化，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应该说，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有成效的。我们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都有了很大变化。作为那时的学生，也确实感到了老师的这种变化。比如教我们俄语的方兴亚老师，他原来是教英语的，按照他的水平当时已可当副教授，但是，用于工作需要，他选择了教俄语，虽然这样一来，他就只能当讲师而不能当副教授了，但是他却很乐于这样做。还有一位老教授，就是万灿先生，他早年留学日、法、德、苏联诸国，能操多种外语。回国后曾在中山大学当过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在政治上，他是国民党党的老党员，后来追随邓演达，是第三党的支持者和参加者。1933年曾参加“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的秘书长。闽变失败被通缉，流亡国外。抗战后又回到国内，曾任军事委员会设计委员、监察委员和立法委员等职。解放初期，曾在南京大学经济系任教授。院系调整时，他已年过半百，还到人民大学去进修，并且于1954年应王亚南之邀到厦大经济系任教并兼厦大工会主席。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和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朱德、周恩来等以及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如林森、胡汉民、邹鲁、于右任、李济深等都有交往。1956年还作为“特邀委员”被邀请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并且在大会上发言。周恩来问他想做什么工作，他没有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是说，“还是教书好”，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在厦大，他，为了教好统计专业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心甘情愿地去和我们一道听一位青年教师——罗郁聪先生的课。他不是听一次两次，而是一周三次，整整听了一学期;而且雷打不动，一次不落。他听课总是坐在第一排的边角位置，正好和我比邻而坐，又是还把我的笔迹拿去看看。他的这种认真态度让我们这些做学生的都非常感动。那时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好，学生如果生病或有其他困难，老师也会倍加关心，甚至会解囊相助。当然这也不一定都是思想改造的结果，但也不能说与思想改造运动无关。现在有人对解放后的一系列运动都采取否定态度，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重视世界观的改造，贪腐现象已经普遍化。一些思想文化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我们已经面临着很大的危机。亡羊补牢，虽说未晚，但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再不采取有力行动，那就会积重难返，很难纠正了。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