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28、29、30问杨继绳：通渭县“病”一个埋一个的指示是怎样贯彻落实的
28问杨继绳：通渭县“‘病’一个埋一个”的指示怎样贯彻落实
杨继绳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里说：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杨继绳的话好说，可是，县里的“指示”就很难办了。指示无外乎两种，书面的和口头的。书面的就得行文，下红头文件盖红印章。《指示》中的“‘病’一个”可以将病字带上引号与真病相区别，口头“指示”的“病一个埋一个”就不能这样处理了，因为口语不像书面语，引号在口语中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下达指示者总不能说成“带引号的病一个埋一个”或是在下达“病一个埋一个”指示后再发出一个“此病是带引号的病”的声明。
没有引号的 “病一个埋一个”的县里指示一旦下达，通渭县的病人可就要遭大殃了——所有的病人（无论大病还是小病）便会全部被活埋掉！
即使有引号帮忙的《指示》同样也会发生病人被活埋的现象，因为，书面的《指示》不可能做到人手一份，也有一个口头传达的过程！
更糟糕的是，如果正埋“病人”时遇到上级来检查的工作组问是干什么，这些回答“埋病人”的人，岂不都成杀人犯了！
所以，无论通渭县的这个指示是通过书面还是口头下达，都面临着一个“指示好下执行难”的尴尬。请教杨继绳先生，破解这个执行难的问题，你有什么高招妙法？
请不要说“我这是走访的一手材料，你去问‘县里’吧。”
作为你的读者，没有去问“县里”的责任，却有权要求你对此做出回答。
总之一句话：你必须去问亲口下达指示或亲自签发文件的“县里”，问他用什么措施把指示贯彻落实的，还得要一个落实情况的汇报材料，譬如埋了多少病人、是不是把病人全部埋掉了等等。如果他说不出所以然，拿不出情况汇报的一手材料，你就必须认定这个“县里”的《指示》是造假并将它在你的“一手材料”中彻底抹杀，而不能以讹传讹，以假传假，像他们“骗”你一样，你又拿来骗我们这些读者了。
29问杨继绳：县里和县委的“打架”指示该听谁的
杨继绳在《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里说：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这里面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你杨继绳也必须去查清：通渭的“县委”和“县里”在“打架”！“县里”指示，埋死人叫埋病人，“病一个埋一个”；“县委”指示，埋死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
“县里”和“县委”的指示都好下，可是，这两个“打架”的指示却难为了执行的人！是听“县里”的叫“埋病人”还是听“县委”的叫“打扫卫生”？或者二者兼听，埋了一个死人叫“埋了一个病人又打扫了一次卫生”！
这些问题全没弄清楚，看起来，你的调查很粗心、很不认真！你也不想想，你这个调查者连自己父亲饿死都是造的假，你的那些提供“一手材料”的采访对象，他们就不会“投你所好”弄虚作假吗？所以，对于你采访来的那些“一手材料”，人们是不会太当真，希望你也不要太当真。
30问杨继绳：通谓县这些老干部的话能当真吗
这几个老干部的话能当真吗？譬如这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就有很多当不了真！举例说明：
1、接受你采访的通渭县老干部说的“实际是饿死三分之一”肯定就当不了真！
你也不想想，你把11940个外流人员和不计其数的未成人形卵细胞都当饿死的人计算，才得了一个绝对不能当真的“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的结果，老干部们的“实际饿死三分之一”，又怎么能够当得真！
2、工作组敬根年的话也当不了真。敬根年说：“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
你也不想想，你调查了全中国，并没有发现“活人吃活人”！即使有饥民要逮活人杀着吃，被逮着吃的也轮不上工作组的人。他敬根年凭什么要怕活人！
3、陇阳公社王书记说的也不可以全当真。王书记说：“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这哪里像是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说的话！“那时人”表示的是那个时代的全体，难道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吃人肉的人！饿急了想到的不是到地里挖野草野菜而是去路边寻尸割肉，不说路边的尸源比地里的野草多，但起码也得保障寻尸割肉者每次多少都有所获才行，不知每天要多少尸体才能提供这样的基本保障？
附：百问杨继绳·前言与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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