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龄：34、35、36问杨继绳：涪陵每对夫妻能年生育8.2个孩子吗等三篇 -

鹤龄：34、35、36问杨继绳：涪陵每对夫妻能年生育8.2个孩子吗等三篇

34问杨继绳：涪陵每对夫妻能年生育8.2个孩子吗

——《墓碑》：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

话说某年某月某日，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顺道来到重庆。顶头上司来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

席间，萧部长忽然问起涪陵死了多少人的问题。

苗副部长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

经他这么一说，涪陵专区在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就死掉350万人了。有一天，这条在饭桌上流出的消息传到了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的耳朵里，是在饭桌上传的还是在书桌上传的？我们就无法得知了。

此时，这位廖副主任兼廖书记正在研究一个四川饿死千多万人的课题，正愁着没有死人“大户”作台柱。这下可好了。一个涪陵专区三年就死了350万，其他专区死个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百几十万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四川省辖十几个地市，凑个饿死一千多万更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于是，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就进入了这位廖副主任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成了四川饿死1250万人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后，新华社新闻记者杨继绳盯上了旧闻，开始编撰号称信史的《墓碑》，目标盯上了全国饿死3600万。也是正愁着没有死人“大户”作台柱，不经意间在廖伯康的《回忆》中发现了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消息，心想，一个涪陵专区就死了350万，其他专区死个十万、几十万、上百万、百几十万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全国的专区好几百，凑个饿死3600万更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于是，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就刻录进了杨继绳的信史《墓碑》。不曾想几年后却遇上了克星孙经先教授。

孙经先轻轻的一驳，通过杨继绳《墓碑》扩散的苗明前的这个谣言便应声倒地，呜呼哀哉！原来，这个涪陵专区1953年辖长寿县等11个县，普查人口477万人，其中长寿县54.5万人。1959年4月，由于长寿县划到重庆市，所以，此后的涪陵就只有10个县了。这10个县在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共423万人，孙经先估计1957年约450万左右，接下来的几年，如果死了350万人，到1962年，孙经先估计只剩下100万人左右。可是，两年后的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涪陵（10个县）却有372万人。这就奇了怪了：两年前的一百来万人，两年后增添了272万人！

一算细账，不得了啦！

假设老中（有生育能力的）幼（包括未到婚龄的青年）各占三分之一，100万人中有生育能力的为33.3万人，可结成16.6万对夫妻。计算得出：平均每对夫妻两年要生育16.4个孩子才能凑足272万人，每年要生8.2个！这还是在婴儿成活率百分之百的前提下的计算结果。如果8个活7个或6个，每个妇女每年就得生9.2个或10.2个孩子了。

是神话？还是鬼话？反正神话世界里没见过这样的神话！

然而，杨继绳还有说词：涪陵100万人两年生不了272万人，拉点人到涪陵来不就行了！于是，他决定把1959年成为重庆市人的原涪陵人召回来参与涪陵1962－1964年的人口生产大跃进，而且还倒打一耙，向未按此法的孙经先一声断喝：孙先生搞错了！

“孙先生搞错了”的潜台词自然是他“杨先生搞对了”。既然杨先生搞对了，那么，神话世界里没有的这个神话是不是就成了真话？我们还是算一下细账就知道了。

假设三年因难时期长寿县仍保持了1953的54.5万人口总量，现在，按照杨先生的旨意，全部拉到涪陵参与人口生产。涪陵专区1962年的100万人加上长寿县的54.5万人，总计154.5万人。其中的生育能力的占三分之一为51.5万人，可结成夫妻25.75万对。两年增添272万人，平均每对夫妻要生10.6人，每年生5.3人！

由于长寿县的支援，涪陵人的生育压力确实减少了不少，由每年每对夫妻的8.2人减少到5.3人了。不过，生育的压力，仍然是一个“亚历山大”！

这一回杨继绳总无话可说了吧！总该修改“计划生育指标”为涪陵人减负了吧！

不。没这样的好事。杨继绳还有说词：

虽然这个“计划生育指标”高得确实不同寻常，但是不能修改。因为，本人是执行廖伯康副主任兼书记的指示。他的指示共有七八条。既然我是全部执行他的，所以不能擅自不执行这条！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廖伯康的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我是引用廖伯康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包含七八条信息，涪陵饿死350万只是其中的一个信息。既然是全段引用，我不能擅自将廖先生的这条信息删掉。”

虽然话说得这么绝，但还是没有忘记显摆一下学者“风度”，留下了一通官腔：“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进一步的证据，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

好一个“治学严谨”的杨学者！各位请看，孙经先认为涪陵专区在两年内平均每对夫妻生16.4个孩子是不可能的事，他竟然还要孙先生拿出进一步的证据，好像他手中掌握了能生的证据似的。既如此，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好了。有“一步”的证据就行，不要你进一步！

话又说回来，孙先生进一步的证据也有的是，只须问一句：你能吗？你要能，就做个样板让大家看一看！

杨继绳们哪曾想到，说死多少人容易，说死多少就死多少，反正是早已过去了的事，“死”无对证了。可是，生起人来就困难了，不是你嘴巴说生多少就可以生多少的，它有一条自然规律——一条铁律制约着！

不过，杨继绳并不服输，他要反败为胜，寻孙经先的错，寻到了孙的错，就是他老杨的对！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真的还被他找到了。

“孙先生搞错了。”他带着几分得意的说，却避开那个标准高得离谱的“计划生育指标”不说，而说孙经先的“错”就“错”在把1953年涪陵的11个县“错”成10个县。

35问杨继绳：涪陵专区究竟是10县还是11县

——资料：1949年12月2日，长寿县解放。12月18日长寿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1月23日，川东行政公署通令，长寿县由大竹专区划属涪陵专区。1952年11月3日，四川省人民政府通知，将长寿县划属重庆市辖。1953年1月1日，长寿县复划属涪陵专区。1959年4月17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通知，将长寿县复划属重庆市辖。——

针对《墓碑》引述的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孙经先先生指出：

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杨继绳答：

孙先生搞错了：1953年涪陵地区不是10个县，而是11个县（包括1959年4月并入重庆的、有54.5万人口的长寿县），1953年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是477万，不是孙经先说的423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孙先生错了吗？孙先生没有错。又是杨先生错了！

孙先生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虽然1953年有11个县，你不是说，其中的长寿县1959年4月并入重庆了吗？11个县减去1个县，不是10个县？难道你杨先生计算出的结果仍旧会是11个县！

孙先生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这是别开了1959年并入重庆的长寿县的54.5万人以后的数据。

如果涪陵没有长寿县的隶属变更，如果孙先生不知有长寿县的隶属变更，直接一句“涪陵专区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不就行了，管它是几个县！10个县是一个专区，11个县也是一个专区，哪怕是涪陵管辖100个县，还是一个涪陵专区！

正因为有长寿县的隶属变更，正因为孙先生知道有长寿县的隶属变更，孙先生才特意挑明了“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才特意挑明“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因为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化取决于这10个县而与长寿县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采用早期人口数据时，也必须排除这个长寿县！

号称学者的杨继绳不懂这个，惭愧，惭愧。难道分析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化，必须将此前的11个县人口与此时的10个县人口进行比较！？

36问杨继绳：涪陵“死了350万人”不是饭桌上传出的吗

《墓碑》：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

这段话给出的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的“转口”过程：

第一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

第二人：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在饭桌上听苗说的。

第三人：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伯康（因杨继承没有注明廖听谁说的，所以，很可能廖前面另有第三人甚至第四人）。

第四人：杨继绳，从廖伯康的回忆文章里看到的（很可能前面另有第四人甚至第五人）

据此，孙经先先生在《〈墓碑〉是怎样捏造数据的》一文中指出：《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

孙先生所说没有错。毫无疑问，此语是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在饭桌上说的一句话！无论是“一转口”再“转口”，哪怕是十次百次“转口”，转引来转引去，归根结底，都是转引的苗明前在饭桌上说的这句话！即使你杨继绳是第一百次“转口”，归根结蒂也是引用的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说的话。

可是，杨继绳在《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一文中却说：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我不是在饭桌上听他说的，而是引用他的文章《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四川“肖李廖事件”》中的内容。廖伯康当年是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七千人大会期间，他们向杨尚昆汇报了三个多小时，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他的文章介绍了向杨尚昆汇报的情况：“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会后路过重庆时，提到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350万人；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

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越说越糟糕。孙先生说的“一位工作人员”是廖伯康吗？孙先生是说的你在饭桌上听廖伯康说的吗？连这样一句简单的话也听不懂啊？

说来说去，说了半天，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不还是从苗前明的嘴里说出来的嘛！不还是他在饭桌上说出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