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传说，毛泽东在完成转战陕北的战略任务东渡黄河后，途经佛教名山五台山，他在踏上通往灵鹫峰的108级石阶时，老方丈仰望着毛泽东的背影，对挽扶自己的小沙弥说：“徒儿，我观此人雍容华贵，体拥佛云，目蕴慧光，行止大度，有拔众生脱苦海之力，苍生有福啊。”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这个传说中老方丈评价毛泽东“目蕴慧光”却是一点不虚的，毛泽东是一个拥有大智慧的革命者，他的大智慧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之一便是他非常善于用逆向思维的方式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并往往产生异乎寻常的作用和效果。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政权在全面进攻受挫后，对山东、陕北两个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胡宗南的二十万大军进犯红都延安。延安是一种象征，蒋介石为了夺取延安，不惜重兵合围，下了血本。延安军民呢，誓言拼死保卫，一定要守住这个革命的圣地。毛泽东却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撤出延安。他劝慰大家说：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还要回到延安来的。我们拿一个延安城换一个全中国。三月十八日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对首脑机关是否撤离陕北发生了激烈争论，陕北的形势已经非常险恶，留在陕北意味着随时都有可能被围歼的危险，大多数人主张应该撤离陕北。毛泽东又做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决定：为了拖住胡宗南，不给其他战场增加压力，自己和首脑机关应该继续留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在其后的一年零五天的时间里，毛泽东与区区几百人的中共首脑机关在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眼皮底下转战陕北，多少次命悬一线，多少次死里逃生，这支特殊的队伍里，就有惟一的一名女战士——江青，她以钢铁般的意志经历了陕北转战的那些惊心动魄。一九四七年八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经绥德向米脂行进，经过咸(阳)榆(林)公路上最大的一座桥时，绥德地委的同志说让中央过去后就把桥炸掉，毛泽东却说：路是大家走的，桥也是大家过的。他让地委的同志在中央过去后，在桥上立块牌子，上面写上“毛泽东由此向前”，并标明了毛泽东行军的方向。追兵到达后，看了半天牌子，认定这是毛泽东的阴谋，于是向相反的方向追去了，毛泽东与中央机关顺利到达米脂。一九四八年三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中共中央完成了坚持陕北的战略任务，东渡黄河，向河北挺进，开始了新的波澜壮阔的帷幄运筹。
毛泽东的出人意料之举是数不胜数的，他的一步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核心，中国革命的一步步由弱而强由小而大由败而胜，也无不与毛泽东的这些决断息息相关，后来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如果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尽管他与毛泽东存在路线之争，但这句话应该是真诚的。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广大农村爆发了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运动，农民在乡村里造豪强地主的反，对农民的造反运动，社会上存在着很大的反对声，认为农民运动“糟得很”，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中共高层内部也对农民运动大加责难，认为农民运动破坏了国共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却不这样认为，他深入湖南乡村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详实的资料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广大的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的很”，也由此坚定了他把农民当做中国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的信念，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后，弱小的中共势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开始了真正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武装的新阶段，要用武装夺取政权。在武装夺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又跟那些所谓正统的从苏联留洋回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们要搞城市暴动，而毛泽东却要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是毛泽东被鄙夷地称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横竖被看不起，被无情地排挤和打压。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革命的力量是十分薄弱的，就那么一点军队，就那么一块根据地，经常被国民党军队围剿得疲于奔命，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当时林彪就在红军队伍里散发了一封对时局悲观的信，为此，毛泽东写了一封答复信，这封信后来在出版的时候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对时局进行一条一条分析后得出了结论：“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革命军民碰到艰难困苦时心灵的支撑和前进的动力，成为中国革命之火不灭的精神火炬，中国革命在其后的生涯中多次几近绝境而复生，最终武装夺取政权，开创了中华民族新的历史。
新中国的开国之战——抗美援朝，是毛泽东逆向思维的典范。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悍然出兵朝鲜后，迅速进逼中朝边境鸭绿江边，威胁中国安全。这仗打不打?这兵出不出?按说，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而且面临的对手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有多大胜算也没有把握，这个仗是不好打的，中央高层大多数人的意见倾向于不打为好，但毛泽东还是说服了他的战友，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毛泽东的出兵美国作梦都想不到，恐怕想到的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连这点都想不到，他们怎么会是毛泽东的对手呢?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毛泽东想到的是如果不打会面临一种什么结局，如果按照这种反向思维想一下，不打会比打的结果更难堪，按毛泽东的说法，前线就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了，那中国的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了。毛泽东力主的抗美援朝之战，历时两年九个月，这次战争的意义被人称为真正的立国之战，美国威斯康星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从历史的高度概括了这场战争的特殊意义：“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中国军队获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在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多次受到西方列强的凌辱，但是现在，中国军队第一次打败了西方军队，而且，这场战争是中国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量之间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这场战争也许比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事件都更有力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还有许多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也怀有这种感情。长期以来受到耻笑和嘲讽的中国士兵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给美军的这一教训也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正如1905年日本出人意料地战胜了俄国从而标志着日本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并刺激了整个亚洲的民族主义感情)一样，中国的军事胜利也震惊了西方的军事首脑，并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将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一个国家。”
建国后一些重大的战略决策和政治运动，例如农业合作化运动，跟苏联的决裂，跟美国的往来，甚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等等等，都能看到毛泽东逆向思维的踪迹。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应缓慢地实行农业合作化，可毛泽东认为在全国农村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他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把那些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他还认为一些同志拿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经验来指责合作化速度过快是“为他们的爬行思想作掩护。”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全国的合作化运动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成为后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基础。在跟苏联的关系问题上，建国初期采取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尊苏联为师，照抄照搬苏联模式成为一种主流意识，照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会逐步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与中国追求独立自主的革命目前相背离，毛泽东通过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等不动声色地摆脱苏联的控制，引起了苏联的不满，被苏联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从对苏联控制的不满到最后的公开决裂，最终完成了跟苏联模式的切割，走上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特色发展道路，推迟了中国走上苏联式修正主义道路的时间。在跟美国的交往上，又有谁能想得到，在全国人民都在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热闹之中，毛泽东悄然打开了中美开放的大门!更值得一提的是，任何的朝代或国家，维护统治无不依靠一套完善的官僚体制，而毛泽东对这套官僚体制横竖看不惯，他想到了一种“文革”的方式，来革除官僚体制的弊病，他说“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他在会见刚果(布)司法和劳工部长马科索和夫人时表示：“发动人民批评我们，就是要搞一点民主嘛，不然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去掉。”恐怕除了毛泽东，没有人会想出这个法子，即便在当时的中国，那些跟毛泽东出生入死的战友，也是“反对的不少，理解的不多”，这个法子对不对呢?历史会给出答案。
有一个毛泽东“一纸吓退十万兵”的故事，说的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通过地下党组织获悉蒋介石、傅作义欲举十万大军偷袭石家庄，形势紧迫，因为当时中央周围卫戍部队仅有一万多人，野战军主力尚在数百里之外的平绥线上，日夜兼程赶回来也要四五天，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又派上了用场，他不慌不忙，挥毫写下一纸电文《蒋傅匪军妄图偷袭石家庄》，当天由新华社播出，揭露蒋傅突袭石家庄的阴谋。蒋介石、傅作义一看计划败露，以为毛泽东他们早做好了迎敌准备了呢，就象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没了脾气，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了。还有一个传播很广的毛泽东应对苏联核讹诈的传说，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役后，吃了亏的苏联扬言对中国进行核手术，中共召开军委会议讨论这一事件，军委的领导同志们毫无惧色，纷纷提出用储备的核浓缩铀回击苏联，毛泽东提出计划又是与众不同：禁止向苏联发射核弹，将中国的所有野战集团军集结于中苏边境，一旦苏联动用核武，我军全部快速冲进苏联境内，发动多批次全方位进攻，随后地方独立武装、民兵组织跟进，全面占领苏联领土，并全民移民苏联，在苏联安家过日子。当然，这可能仅是一个传说，或者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演义，但这很符合毛泽东的逆向思维模式。
毛泽东的逆向思维已经成了人们学习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如他在一九六六年审阅关于修建三峡工程的报告上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他在跟胡志明谈接班人问题时说：“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如他的“诱敌深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如他把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核武器称之为“纸老虎”，他把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称为套在美国脖子上的“绳索”。毛泽东的每一个逆向思维的后面，都是一片明朗的开阔地，都让人眼前敞亮，满怀希望。”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出版的美国纽约《下午报》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中写道：“在预测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泽东一直永远是准确的。”其实毛泽东不是一个神，但他的料事如神，有赖于他的逆向思维的发挥。
“云南王”龙云有一句口头禅：“此路行不通，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是个有办法的人，他的逆向思维每每化腐朽为神奇，于绝处逢新生，他的逆向思维不仅成就了自己的智慧人生，而且也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找寻了一条金光大道，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真的是“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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