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文学中“东北意义”的重估
——谈萧军、萧红创作与抗战文学的关系
：杨洪承，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1期
我们在这里谈论萧军、萧红二位东北重要的现代作家与鲁迅的关系，与中国抗战文学的关系，应该不仅仅是80年前他们因鲁迅的提携而成名，也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似乎已经约定俗成的定论，“二萧”是抗战以来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今天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多数也只是在顺着鲁迅的评价，将他们的创作归为最早书写抗战主题的小说，或者女性作家“细致的观察”“越轨的笔致”以及写法上的新奇这些方面。如果重读以《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为代表的“二萧”的全部创作，以及端木蕻良、骆宾基、李辉英、罗烽、白朗等一批东北作家的创作，尤其是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世界文学的视阈中来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将会发现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占据14年之久的抗战文学，不但因这批作家作品而开启，而且由他们拓展了抗战文学的书写空间，推进了抗战文学历史的现实的美学的有机融合。重估中国抗战文学除了要树立大的抗战文学观外，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东北”所具有的多重意蕴值得重新解析。中国抗战文学在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战中应运而生，面对外敌侵略、民族危亡、山河破碎、民众生与死的煎熬、苦难的生活，从东北聚合了一支五四新文学从未有过的作家群体。他们不是为了打出一个什么文学的旗号，提出什么文学主张，不是什么志趣相投因缘际会，在一起办刊物坚守文学阵地，也不是有一个固定场所始终围绕着一个精神领袖。在他们身上，可以说一切文学社团流派的固有特征并不存在。但是，他们切切实实地作为作家群体存在着，一个个作家的身影活跃于抗战的文坛，一部部流传至今的文学作品载入文学史。无论是对作为文学流派的东北作家群特殊成因的考量，还是对萧军、萧红等代表的单个作家文学特性的评价，均没有就其本质的“东北意义”予以完整的还原。即“东北”不只是萧军、萧红等作家聚合的地缘，或抗战文学写作不可少的背景。“东北意义”的构成就在于立足东北地域又不固守东北，“东北”随作家迁徙而漂泊，“东北”因抗战而衍生扩展。萧军、萧红等作家书写的“东北”是民族国家生养的土地和家园，更是不屈者与寂寞者交融的魂灵，这是抗战文学的一种精神底蕴。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叙述了人民革命军第五小队队长萧明带领6名从旧军队反叛出来的士兵组成游击小队，经过艰苦跋涉，终于同驻守王家堡子的铁鹰小队会合。正面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伍的成长，刻画了陈柱司令、铁鹰队长、游击队员李三弟、崔长胜等新农民形象，表现了东北人民誓死保卫家园的坚定决心。作品以犀利的速写、力透纸背的素描，随同关东大地的莽莽森林、繁密的枪声，拉开了民族抗战文学厚重的序幕。萧红的《生死场》描写的是哈尔滨附近的东北农村“九一八”事件前后的生活，着力于对农民苦难生活的悲剧命运的诉说，尤其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小说将二里半、金枝、王婆、月英等一群贫困的普通百姓，尤其是不幸女性的悲苦人生，置于对自身的生存状况完全浑然不知中，麦场、菜园、屠场、荒山、坟场在作家笔下铺展，与一个个普通人物，一个个悲欢家庭的麻木痛苦生活浑然一体。前者不仅直接反映东北抗战初期的战斗生活，而且将自己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融入其中。后者通过描写普通民众的生与死，描摹东北抗战生成的内在生命纹理，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东北抗战演进的真实文化形态。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还包括都是起笔于东北而最终完成于青岛，出版于上海，典型地反映了抗战文学生成的动态写作，文学密切地联系着迁徙的生活方式和漂泊的精神状态。显然，作品叙述东北抗战和民众生活，是实际家园的东北和记忆的东北的双重叠合，更是被迫离开故土漂泊者的东北之情思。1933年在哈尔滨出版的萧军、萧红合著《跋涉》短篇集的名字选择，实际已经使无法割舍的“东北”意蕴初露端倪了。
我们发现80年前鲁迅给这两部作品写的序中，涉及作家作品的地域并没有用“东北”这个概念，而是“北方人民”“东三省”“哈尔滨”这样更大范围或更为具体的区域地名概念。鲁迅是南方人，此时正居住于上海的租界里，阅读小说虽然使他了解到许多十分陌生的正在北中国发生的人与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激起鲁迅想到“近如东三省被占以后，听说……”①的种种，以及萧红笔下哈尔滨发生的事情，“记得已是四年前的事，时维二月，我和妇孺正陷在上海闸北的火线中”②，即1932年发生的“一·二八”上海战争。无疑，地域的南北已经并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从南到北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眼见中国人的因为逃走或死亡而绝迹”。这就是战争，一场外来侵略者发动的残暴战争正在中国大地肆虐蔓延。那么，我们的人民需要怎样面对侵略战争呢，我们的文学又能够做什么呢?在萧军叙述农妇李七嫂被日军凌辱，情人唐老疙瘩被杀，她背上唐老疙瘩的枪，翻山越岭去寻找游击队;铁鹰队长率领义勇军伏击了日军运给养的火车，夺得了大批火药，敌军闻讯袭击了革命军的根据地，大肆抢掠，进行围剿等一个个战斗场景中，在萧红讲述月英因生病被丈夫折磨致死;年轻的媳妇因难产和受虐待而丧生;王婆因耐不住生活的痛苦而服毒自尽;而金枝的孩子因为丈夫一时气愤而被摔死……以及农民们自发组织了“镰刀会”进行反抗地租加价的斗争故事里，鲁迅超越于东北视阈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刚刚发生的抗战事实之褒贬，一起笔就抓住了这场战争需要我们思考的一系列问题。在《八月的乡村》的序中，首尾都在强调“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两种对立的姿态。而在《生死场》的序里，同样开篇结尾都在陈述着不是“逃走或死亡”就是“坚强与挣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鲁迅对小说的解读，深入于战争本质形态的主题提炼，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带给人民的是无法摆脱的苦难、屈辱与义无反顾的抗争。战争形式简单而残酷，别无选择。这与其说是鲁迅的深邃，倒不如说是朴实而逼真质感的萧军、萧红的创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两位青年作家的东北叙事是来自一线战斗经历的生活，是感同身受的苦难体验，其鲜活的生命存在就包孕着一种姿态和立场。为此，他们的创作彰显出多面丰富而复杂的“东北意义”精神底蕴，开创了抗战文学书写苦难史、屈辱史，更是愤史、斗争史的先河。
萧军、萧红最初合著的《跋涉》短篇集，收录了三郎的《桃色的线》《这是常有的事》《疯人》《下等人》和悄吟的《王阿嫂的死》《小黑狗》《夜风》《看风筝》等11篇小说。这是东北沦陷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集，其影响力如当时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为此书所做的广告中所说：“在那每页上，在那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索线。”但是，这部合集的价值，远不止于作家写出了东北在侵略者铁蹄下，生死不怕的硬汉形象，如那被日伪逮捕的“长了白胡子的疯子”(《疯子》);塑造了有鲜明政治倾向的职业革命者刘成(《看风筝》)，以及力图追求描摹恢宏壮阔的东北斗争生活，而是小说中饱满的真情实感，浓烈的挚爱，两个年轻人发自心灵深处的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对美丽家园国土沦丧的现实苦难的深切感怀和由此爆发的原始强力。这些构成了萧军、萧红的创作浓重的精神底色，也是东北抗战文学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跋涉》短篇集是他们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写作的前奏曲，东北抗战文学的先声。如与同期少被人关注的(1932-1935)萧军写作的诗文集《绿叶底故事》对读，更能发现其深沉的情感中包孕的思想之光。
一是起步期小说描摹“王道”统治下伪满洲国的黑暗，一面是百姓贫困和流离失所的人生，一面是平民身上不失纯真的人性善良、炽热的爱之品格。他们与时代的巨变互相参照，深刻揭示了普通小人物的不幸命运。萧红在《夜风》里写道，小村之夜时时传来“焚房屋，屠杀贫农”的战乱风声，“御敌是当前要作的”。村民中地主与佃户雇农相濡以沫的度日。张老太太一次次给洗衣婆咳嗽药的救助。萧军的短篇小说《这是常有的事》中，两位贫苦老人相依为命，以劈柈子砍柴为生的雇农，受伤后也得到同样贫困的雇主吟的照料，而他们离开后发现主人多给了工钱又回来退还。萧军在《跋涉》的“书后”中说：“惟有你同一阶段(级)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我们自己早有了最高格的评价——微薄的意识划分——但我们是要更努力的进前，进前……”③已有了很明确的阶级意识，在抗战大背景下受外来侵略者压迫的中国人唯有患难与共，不失真情真意，甚至真爱的互相搀扶。萧军在《桃色的线》里，书写两个失业的青年星与朗的流浪生涯，描写星与敏子姑娘起伏的爱情，中间交织着爱的延伸，虽然生活艰难，但是星在当掉了唯一值钱的毛衣后也不忘救济乞讨孤儿。这中间多少有作家自己生活经历的影子，真实地传达了受难受苦中生活的本色。萧军、萧红随后不断颠簸漂泊的生活和坎坷人生，在他们的大量文学创作中，自始至终保存这份纯真情怀，在战乱动荡中没有间断给普通贫民爱的温暖和关照。李健吾曾评价萧军，“他以兵士的单纯的信仰从事文学”。那是因为萧军对真实、真爱的唯一信奉，“我爱‘真实’，不过，微小的，只要无伤于大的真实的‘撒诳’我也爱”④。后来，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江上》，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均可以看到他们在残酷的战争现实中，从心灵里传出的不灭的精神之光。这来自东北之乡，也奠基了东北抗战文学的精神之魂。
二是同期萧军诗歌散文中交织着失去家园，流离他乡异地的切肤之痛的乡愁和亡国之恨，每一篇散文、诗歌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血与泪，传导着抗战文学一种无法抹去的最沉重的故乡情。萧军无比深情地爱着自己的家乡：“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我爱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那涛沫似的牛羊群，更是那些剽悍而爽直的人民……但是：我没有家了!”⑤诗言志，他的诗篇也不止一首地诉说着无家的悲痛，“我没有了家——我的家在满洲：我的家现在住满了恶霸，他们的战马拴在门前的树上，那树原先是大家乘凉的，畜生却啃光了她们的皮，明年她们不会再绿叶森森……我的家在满洲，我没有家了!那一切不久也就是炮火的灰烬!我也不要家了，也再顾不了所有的亲人……”(《我家在满洲》)诗人说“你常常问我，‘思念故乡吗?姐妹，爹娘，幼年时候爱着的姑娘’我能答什么呢?妈妈早死了，爸爸何处去流亡!”(《你常常问我》)当然，诚如李健吾所言“萧军先生不属于这类颓唐的唯我主义者”⑥，“我咬紧颚骨，走过他们的身旁，悲哀变成铁的愤恨，眼泪变成黑的血浆”;(《咬紧颚骨》)“鞭挞我自己”，“像一头忧伤的奴隶，像一面暴雨里的孤旗!鞭挞我自己——没有停止也没有怜惜”。(《鞭挞我自己》)读这些诗文，其中抒发的何止是萧军个人对东北沦陷的悲愤情怀。因为生于斯长与斯，诗人对东北融注了全部的爱和痛，所以浓重的“东北”情愫渲染了东北抗战文学的底色。而端木蕻良的《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鴜鹭湖的忧郁》《大地的海》，骆宾基的《北望园的春天》，李辉英的《最后一课》，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等一大批作品，不论是否直接写东北，已经流亡到了关内的作家都对故乡有了深沉的不了情——东北既是个体的情结又是群体聚合的魂灵。“东北意义”就这样渗透流淌于中国抗战文学的精髓里。茅盾说，乡土文学除了有“特殊的风土人情”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⑦。鲁迅正是在《八月的乡村》中读到了一颗不被“征服的中国民族的心”，首肯这是“很好的一部”作品，从而树立了中国抗战文学的标杆。
萧军、萧红的创作与抗战文学的关系，由其“东北意义”的寻找和阐释，可以发现他们创作的富有质感的战争叙事，是抱有极大的热情，投注了最真实的生命来书写的文学，从而赋予了表层满是血与泪的抗战文学“健全的”精神(鲁迅语)。为此，萧军、萧红创作的这一“东北意义”值得我们重视，他们融入生命的创作对东北抗战文学的传播与后世影响有着重要作用，理应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鲁迅序言的一些话，过去我们多认为有对萧军、萧红作品不足的委婉批评，如说《八月的乡村》小说的结构和人物，“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生死场》对更早哈尔滨现实的记述，“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描写……”前者鲁迅的“不能比”恰恰是一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野的阅读提示，后者鲁迅所言“略图”和人物刻画的单薄，是深入文本内部的比较解读。立足小说结构内外向度延伸的评点，其旨意自然超越作品本身意义的寻求。为此，我认为鲁迅的敏锐和深邃，正是发现了萧军、萧红的创作，乃至东北抗战文学中潜隐着一个高的平台和掘进深度的目标。《八月的乡村》能迅速地在世界文学中传播，《生死场》一直在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对这些方面的意义认知，我们做的还很不够。
最早呼应鲁迅在世界文学视阈中谈论《八月的乡村》与《毁灭》之间接受、影响关系的是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家李健吾。他直接点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构思和故事多少“参照法捷耶夫的主旨和结构”，受到《毁灭》的影响，并且正是通过与《毁灭》的对读，李健吾指出，萧军刻画人物喜欢用惊叹号传达“他的热情，却也显出他的浮躁”，而在艺术上，“缺乏一种心理的存在，风景仅仅做到一种衬托”，存在“心理的粗疏”“情感比理智旺”等具体的欠缺与问题。但是，他更清楚“我们无从责备我们一般(特别是青年)作家”。“时代和政治不容我们具有艺术家的公平”。就创作风格比较，法捷耶夫“艺术达到现实主义的峰顶”，“是乐观的，一种英雄的浪漫的精神……”而萧军“微笑的鲜嫩和他的心情的严肃，加上题旨的庄严……”“一种浪漫的现实主义，最后把微笑和生机撒在荆棘的原野。萧军先生的希望含有绝望的成分”。萧军小说的模仿和受到苏俄文学影响的成败得失，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以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为代表，系统地对苏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介绍，推动了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设。鲁迅此时就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作品。与此同时，以萧军、萧红为代表的一批东北作家本着直面现实，面对“九一八”事变以后，故土沦陷，家园不在，百姓受到侵略者的蹂躏，苦难、奴役、血泪与挣扎、抗争、悲愤交织的黑土地之子们以迅疾的民众生活实录，粗线条勾勒出时代剪影，急切地倾诉离散漂泊的苦痛。除了《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骆宾基的《边陲线上》、李辉英的《万宝山》等长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自觉与不自觉地受到苏俄小说中法捷耶夫的《铁流》《毁灭》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作品的影响。比如，鲁迅《八月的乡村》序言开篇就借用苏俄作家爱伦堡“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的话，引出对小说精神的评述。还有胡风写的萧红《生死场》“后记”里也谈到苏俄文学的影响。他说：“我看到过有些文章提到肖洛霍夫的《被开垦了的处女地》里所写的农民对于牛对于马的情感，把它们送到集体农场去以前的留恋、惜别，说那画出了过渡期的某一类农民底魂魄。《生死场》底是没有读过《被开垦了的处女地》的，但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牛、马)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片”⑧。东北作家的这些作品很多最后完成和出版是在1930年代的中后期，客观上1930年代初是他们创作的进行时。在当时的文坛环境中，作品就是模仿苏俄文学作品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在文坛刮起了一股具有苏俄现实主义史诗品格的“东北风”小说流，地域性的东北抗战文学有了世界文学的意义。他们对于1930年代左翼文艺苏俄文学思潮的接受，不自觉的实践性呼应，远远地超越了抗战文学的范畴，为现代中国1930年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添上了厚重的一笔。
萧军、萧红等东北作家作品较早的世界性传播，据萧军自己说，《八月的乡村》“竟也蒙国际友人们译成了几国文字。首先是苏联友人，当这小说出版后不久，约在1937、1938年间就译成了俄文。接着听说也有了英文和日文的译本”⑨。而具体可查到的英译文本应该是1936年出版的埃德加·斯诺小说英译选集《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其中节译了《八月的乡村》第三章的“第三支枪”的部分，小说全译本1942年和1943年分别由美国纽约史密斯·达雷尔出版社和伦敦柯林斯出版社在英国、澳大利亚出版。很清楚，“国际友人们之所以翻译这小说，首先是关心着那时期——‘九一八’以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和抗日斗争吧”，可见西方读者是将她作为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抗日战争的最重要的读本。实际上，其世界性的影响，最应该归功于西方中国红色革命文学的权威话语者，那个1937年出版《红星照耀中国》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毛泽东的斯诺，在《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序言中将《八月的乡村》与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雨果的《悲惨世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菲律宾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由的民族英雄作家黎刹用西班牙语写的《社会之癌》等世界各国民族斗争的重要作品置于同等的地位。为此，他认为这部小说的出版正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之际，并且推动了与之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他称其是“一部中国伟大的战争小说”。后来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也呼应称“《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⑩尽管斯诺的英译本还只是这部小说的节选，并且翻译中也多有保留和过滤，但是他毕竟最迅疾地将东北抗战的实况介绍到了西方，也使得中国抗战文学最早的与正在进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了密切的联系。萧红作品的翻译相对晚了许多，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有美国学者葛浩文撰写博士论文《萧红评传》，开始了萧红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端木蕻良等其他东北作家作品受到国外关注和译介，也基本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了。为此，以《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为代表的东北抗战文学，率先将中国抗战的前沿状况在苏俄和欧美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且使得中国抗战文学一开始就在吸收和借鉴外国文学中成长，这一“东北意义”不应该被遮蔽，尤其放眼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国抗战文学更值得珍视。
注释：
①鲁迅：《萧军作〈八月的乡村〉·序》，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6页。
②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载《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9页。
③三郎(萧军)：《跋涉·书后》，载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跋涉》复印本，1979年。
④李健吾：《八月的乡村》，载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⑤萧军：《绿叶底故事·序》，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第1-2页
⑥李健吾：《八月的乡村》，载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⑦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第6卷2期。
⑧胡风：《生死场·后记》，载《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⑨萧军：《八月的乡村·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90页。
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王铭铭等译，香港：香港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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