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挖坑“坑林彪”?——对陈伯达和秘书有关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的谣言辨析
老田
昨天早上吃早点的时候，听到爷孙两人关于文革的一段对话，孙子年龄很小，看上去在上幼儿园的年纪;孙子问道：爷爷，他们说文革的时候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学生不上学，是真的吗?爷爷说，是真的。孙子回答说：不上学那多好呀。从这个对话看，以编造谣言的方式再现历史，其效果真不容小视，这不仅可以让谣言代代相传，到了一定时候之后，最理性的态度是将错就错，讲真话纠正谣言反而成了不对的了。
为了把历史事实搅混水，谣言的生产过程许多年一直在持续不断进行着。关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谣言，就很好地服务于党史造谣学的需要。
依据历史文件的误判和个别人的说法，陈伯达个人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体现他和林彪的观点，还是与毛泽东有着不同政见的林彪罪证之一;同时，庐山会议之前，陈伯达上蹿下跳竭力鼓动林彪集团的几个大将去“揪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和加速了林彪事件的爆发，并导致后续很多重大事态的演化。假如这些说法可信的话，显然，林彪掉到坑里爬不出来，陈伯达负有很大的责任，陈伯达明显是挖坑坑了林彪，当然也坑了自己。
陈伯达两位秘书王文耀和王保春所写回忆文章《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前前后后》(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下文未注明来源引文，均引自此文)，就是一份这样的经典造谣文本。这个造谣文本，在两个方面着手编造谣言，首先是关于政治报告起草所必须的程序方面造谣，其次是在事实方面进行造谣，核心逻辑是捏造陈伯达主张抓生产与张姚要搞运动的对立，目的是以此影射毛泽东只想搞运动。本文从文献和历史演变的事实两个方面，来对照检验这两位王秘书编造的谣言。
一、两王秘书要把陈伯达与坏人进行切割
太子党和秘书党写回忆文章的常见必备策略，永远是美化老爹老妈或者老上级，这个逻辑也不复杂：成功地维护了老子也就维护了儿子，维护了领导就维护了秘书自己。文章为了美化陈伯达，文章还试图要把陈伯达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切割，说谢富治只愿意帮助文革小组而不愿意帮助陈伯达，这个谣言要不靠谱到什么程度呢?难道陈伯达不是文革小组的组长吗?用如此拙劣的谣言去完成与谢富治的切割，以刻意营造这样的印象：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陈伯达与坏人都是有很远距离的。
两位王秘书还绘声绘色地讲到陈伯达苦心孤诣，要在报告写作中间彻底抹掉江青的影响，两位王秘书试图借此营造一个陈伯达竭力抵制江青的印象，说陈伯达誓言“我的这个报告里就是不吹捧她，就是不从她的所谓‘纪要’开始，而是提前到八届十中全会开始，贬低她的影响。就是要把报告写得非常严谨，使得在讨论它时，无法加进她的‘纪要’!”“看得出陈也同样着急，但他不让江青主张的一套插进报告的强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细斟酌。”经查，是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报告中间不出现文革小组成员的名字，后来张姚的报告里面也没有江青的名字和事迹。毛泽东明确指示过：不要提到文革小组，除了他和刘少奇的名字之外，都不要提名字。
文章的核心思想和美化陈伯达的地方是：说陈伯达主张结束运动抓生产，而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则要继续搞运动。这样的谣言编造出来，对于不了解党史和那段历史的人士，还是有欺骗性的，但是，对于专业党史学者而言，其欺骗性无限接近于零了。时间流逝是很重要的尺度，历史会在新陈代谢中间远去，一代知情者逐步离世，结果，似乎2003年就是谣言出笼的好时机了。反常的倒是，最熟悉党史的专家云集的那个当事部门，却让这样一份造谣文献，公然在党史研究室的专门刊物上刊登出来，帮助这个谣言传播。这就很不寻常了。
在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间，陈伯达也是一个人搞了个报告，据刘少奇秘书邓力群回忆，稿子出来之后，胡乔木送达刘少奇，刘少奇就稿子征询胡乔木意见，胡认为陈的稿子像是个学术报告，不像是政治报告。结果，刘少奇要求胡重新起草，也未采用陈伯达个人起草的稿子。后来毛泽东说陈伯达“永世不改”，明显指代陈伯达一向不按照程序办事，早有前科还屡教不改。
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间，毛泽东作了几十处修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136-165页)刘少奇也对起草内容作了思想贡献(《刘少奇年谱》下，373-374)，周总理也不止一次参与讨论政治报告。至少，对于起草政治报告而言，政治局常委是有发言权的，都有资格参与意见和修改，秀才班子的起草主要限于文字工作而不是出思想。到了九大之前，陈伯达本人已经荣晋常委了，应该有参与意见的资格，但是肯定没有垄断报告思想和起草的资格，这是确凿无疑的：为什么陈伯达要一个人这么硬干呢?这个至今成谜。
二、起草政治报告的程序问题
据这篇造谣文章说，1969年1月陈伯达开会回来称，中央决定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主要是陈伯达起草，起草小组成员还包括张春桥好姚文元。陈伯达的意思是自己一个人单干，甩开张姚两人，还得到了林彪的认可，吴法宪后来也跳出来证实谣言，说林彪对张姚起草的政治报告严重不满。
这一段讲述中间有真有假，陈伯达也许想要甩开张姚一个人单干，但是，作为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绝对不可能是由起草小组垄断的，更不可能按照陈伯达一个人的意见去起草政治报告，报告的内容和思想首先肯定是要听取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常委的意见。附录从《毛泽东年谱》中间摘录了一些毛泽东有关政治报告的批示，多次批给林彪阅看，这是肯定常委们在政治报告中间的发言权，而不仅仅是因为林彪是报告人。
而且，作为共产党执政后的政治报告，有着固定的格式和内容要求，不是可以任意省略或者跳过的。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报告，首先需要回顾上一次大会之后的主要活动和业绩，还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诊断，并对未来的努力方向作出展望。对照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的状况，在程序方面就很清楚，陈伯达本人也是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起草报告是依据政治局常委会议议定，按照毛泽东《反右派反保守的讲话》精神来起草八大政治报告，而不是把起草人自己的思想和认识写入报告。
从事后写成的八大政治报告看，报告回顾了1945年七大之后的十一年的状况，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其完成过程，国家的工农业、商业发展状况等方面做了回顾与规划，还在党内政治状况进行了诊断，报告还有专章谈到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这说明，政治报告不是学术或者个人思想认识的阐述，而是要紧扣执政党的执政过程与状况来展开，据以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间，文字工作是陈伯达、胡乔木等秀才班子着手处理的，但思想和认识则来自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共产党政治号称是“议行合一”——决策与执行权力集中于同一个领导班子手上，而秀才班子的成员多不够格参与议行合一，说报告起草人垄断政治报告的思想表达，那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还是彻头彻尾的违法乱纪。
后来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中间，也与八大政治报告一样，要回顾历史，分析现实并展望未来。第一部分谈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这一部分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梳理了继续革命理论提出的过程。第二部分讲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过程。第三部分是认真搞好斗批改，是针对现实中间较为突出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第四部分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这是针对当时较为显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第五部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第六部分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都是讲当时最为迫切的政治生活前景问题。第七部分讲对外关系，最后一部分号召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报告的整个基调，符合标准的格式文本，总结过去，面对现实迫切问题提出方案，展望未来，没有任何号召继续搞运动的内容，也没有任何拒绝生产的指向。
官学机构学官们总是说，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运动群众，两位王秘书编造的谣言，恰好能够佐证这个说法，完美满足官方需要——把文革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头上，对其他文革参与者的自主作为进行遮蔽。同时，作为陈伯达的秘书，对于政治报告的起草的必备程序和格式内容，也假装成“什么都不知道”，这才能够生产出这么一篇文章来。
两位王秘书为了加强戏剧性和转折，特意造谣说毛泽东根本未曾拆阅陈伯达上送的稿子。“九大开完之后，我们收到毛主席处退回的一件文件。我们仔细查看了一下，原来是陈伯达呈送毛主席的九大报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动。主席用粗粗的铅笔大大地写着‘退陈伯达同志毛泽东’，后面署着日期。毛主席的字迹几乎占满了封面。我们和陈看了都愣了，原来主席从未拆封看过。我们俩一声未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只剩下陈一人在他的屋子里呆坐着。”陈伯达对叶永烈说，他为此伤心难过，还哭过鼻子。
但是，正式的文献记载与此一说法相反，1969年3月12日毛泽东主持讨论过陈伯达起草的初稿，毛泽东还有评论意见，说不要那样吹，不要提三个里程碑。这就与两位王秘书说的完全不一致了，陈伯达初稿的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吹得太过，没有提到抓生产方面的内容，也没有人反驳过两位王秘书编造的“唯生产力论”，只说对文化大革命吹得太过所以是不妥的。正是在这一天的会上，决定由张姚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对陈伯达稿子的批评意见是对文化大革命吹得太过，没有提到矛盾和困难。
另据叶永烈访问陈伯达所知：“‘九大’前，原来决定要我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报告稿。我不愿同张、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单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着手，并组织几个人帮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64节】
两位王秘书还捏造说：“由于是林彪在党的九大会议上作报告，所以林彪就约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湾)谈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们三个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林彪就不多过问了。”两位王秘书先说陈伯达一个人打算甩开张姚单干，然后又说是林彪授权陈伯达单干的，好像是林彪要陈伯达甩开毛泽东、周恩来和康生去单独起草的，林彪有这么白痴和不了解程序吗?林彪一个人决定政治报告由秀才们起草，剥夺其他常委们在政治报告起草中间的发言权。作出此种违背程序独断专行的决策，这是到底是林彪坑陈伯达，还是反过来陈伯达坑林彪，或者是两位王秘书捏造谣言去坑林彪和陈伯达?
两王秘书说，有了林彪的吩咐之后，“陈伯达回办公室后，很快拟了一个提纲，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列了几个小标题。陈带着这个提纲，又去和林彪商量过后，回来改成总题目下面十个小题目，然后由我们抄清，陈伯达亲笔给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附上提纲呈报主席。主席很快圈阅退回，就这样，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对照一下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来源，就可以判断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两次，第一次是依据政治局常委议定要按照毛泽东《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精神起草，陈伯达单干写的这个稿子被刘少奇否决了。据刘少奇秘书邓力群回忆，到了1956年4月底，第二次报告起草是依照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新讲话精神重新起草的，后来刘少奇自己也确认过这一说法：“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另据张芸生回忆《毛家湾纪实》，林彪并未参与陈伯达的稿子起草过程，完全是陈伯达一个人闭门造车。陈伯达的稿子印出后，送到毛家湾之后，也只是由秘书给林彪略讲了一次。有人编造说林彪主张陈伯达的观点要搞生产，并无其实。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还力证吴法宪的说法“陈伯达天天跑毛家湾与林彪商量政治报告起草”一事为无稽之谈(P364-366)。
三、到底是谁不肯让运动消停下来?
与文献记载的相反，两位王秘书捏造说，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如何是完全开放的，仅仅由起草人自己来决定，而且还产生了两种相互竞争的主题思想和彼此不服气：“当天晚上，总理让陈先拿出写完的报告稿交‘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一下。后来，在会上还是被张、姚攻击为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而否定了。”“我们说：他们这个稿子讲现在的问题多，看后觉得一般;你这个稿子目的明确，谈生产多些，逻辑性强，结构确实严谨。”
两位王秘书在回忆文章中间，特意捏造陈伯达和张姚的对立，说陈伯达要搞生产，张姚要搞运动，这两种起草主题思想，最后毛泽东选择了张姚而冷落了陈伯达。通过捏造这样的谣言，来突出毛泽东反对搞建设、专门搞运动的印象。这应该就是为什么这样一篇充满着谎言的文章，却得到党史研究机构放行和发表的原因所在了：这篇文章虽然是谎言，但是可以符合某种政治需要去维持某种刻意编造的毛泽东形象。
关于张姚和毛泽东是不是坚持在九大之后，是否继续过不停顿地搞运动，我们虽然看不到原始文献，但是可以用事实来进行检验。在1968年7月份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连续出台多项政策，抑制群众运动，全力恢复秩序，并竭力维护革委会的工作权威。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七二七接见五大领袖，到八月份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清华，然后，周总理着手召开国防冶金工作会议，这都是要终结群众运动的安排。还有在各种场合弹压造反派对革命会的不满情绪，例如周总理和康生等人对于1968年7月底“造反派北航黑会”的批评，都是为了预防性地抑制群众运动潜流可能造成的对于革委会的冲击。
九大报告的题目就是《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中间没有任何要不停地搞运动的内容，同时这个报告的潜台词也是准确地针对了革委会内在的不稳定性——组成革委会的军干群三结合中间彼此矛盾较深，难于精诚合作。按照造反派的看法，所谓的三结合完全是“三凑合”，是对文革前旧秩序的复旧，没有体现文革的新精神。造反派的不满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这个并没有得到毛泽东和张姚等人的支持，上述罗列的系列政策调节过程，都是单方向地弹压造反派的不满情绪，目的当然是维护革委会的权威，这是是以牺牲造反派的合理追求为代价，去为恢复秩序和生产创造条件。历史事实很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小组成员，在九大前后，从未鼓励或者支持过继续搞运动的做法，而是反过来不间断地弹压造反派的不满情绪，为恢复秩序创造条件。因此，陈伯达说他一个人从张姚的稿子中间读出来没有目的的运动，这在史实方面是无法进行佐证的。
两位王秘书想要捏造一种印象，是九大政治报告本身主张把运动搞个不停，陈伯达反对这样做：“中央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很激动地抨击了张、姚的报告稿子，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说:你说的是‘唯生产力论’，……会上争论很激烈。后来毛主席说，可以考虑在报告中加进陈伯达的意见。会上大家都表了态。最后，陈伯达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在此之先的1968年夏天，文革小组就已经开始系列弹压群众运动的做法了，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对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军宣队和工宣队接管。通过对那一段历史的回顾之后，就很清晰地看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毛泽东或文革小组要继续搞运动的计划，也没有这样的事实。全部的历史事实都说明：是林彪集团刻意地威胁着革委会和秩序的稳定，妨碍了生产，不妥协地镇压群众和亮相干部。
反过来看，九大之后运动之所以停不下来，是革委会内部的军头们，在军委办事组的幕后支持下，镇压造反派和支持三结合的老干部，从而导致局势不稳和生产受影响。从九大之后革委会的演变状况看，是革委会中间的军队干部，对造反派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的严重不兼容，导致革委会不稳定，社会秩序和生产也广受影响。邱会作等人的回忆录毫不隐晦地指出，他们把持的办事组专门支持各地的军头，就是要把造反派赶出革委会，同时还把支持造反派的最先亮相的老干部也赶出去，例如山东王效禹、贵州李再含、四川刘张、湖北任爱生等人都被军头们撸下去了，这样，革命后的军干群三结合就变成了军头们的独自垄断了。如果结合各级革委会内部人员结构的变化，去对照庐山会议上设立国家主席的要求，就可以看到军头们的野望了：把军政合一的体制彻底肯定下来。
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种状况完全是老军头们不妥协的镇压意志造成的，以及对老干部揪住不放的结果，并不是文革小组或者毛泽东支持群众搞运动的结果，这个状况发展到庐山会议，林彪和军头们还试图在毛泽东身前搞粉碎四人帮了，这才引起毛泽东的反击和南巡讲话，随后出现林彪事件和八大军区对调，终结了军头干政的状况。这一段历史线索是非常清晰的，是林彪集团不满足和恶性膨胀导致革委会成立之后的各种问题，没有文革小组或者毛泽东本人什么事儿。如果想多一点，对照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状况，发展军政合一政权且长期化，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是有思考价值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之后，迅速实现了“权归政、兵归营”，还通过八大军区对调，快速切断军头对党政权力的干涉链条，也应该是有着历史经验参照的。
看起来，两王秘书的谣言，可以起到一种颠倒是非黑白的作用，把那些镇压群众并破坏革委会结构的军头们洗白，把在背后支持军头们胡作非为的军委办事组(其主要成员级构成林彪集团)洗白，把责任倒过来扣在毛泽东、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群众头上去。这就相当于说：镇压者没有任何责任，而被镇压者才有责任——他们想要把运动搞个不停。
在庐山会议前，陈伯达以其对张春桥的极度嫉恨，去影响林彪集团的几个大将，还成功地激发了草包司令吴法宪的积极性，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揪人。这中间的信息尚有很多缺环，无法拼出完整的面貌，除了四大将很积极地要揪人之外，还有三个大军区司令员给林彪写信事发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陈伯达嫉恨张，然后四大将们也不爽张，在这样的共同点基础上形成共同语言，还由此形成共同的政治行动，形成的后果是庐山会议之后的政治大地震。毛泽东南巡的系列讲话，针对的是军头们联合逼宫的态势，林彪在那个态势下还跳出来主动充当领头羊和代表人，再结合军头们在各级革委会中间清除异己与镇压群众的记录，在对照历史经验和当时军政合一的权力格局，需要对潜在的巨大危险采取行动，这是不言而喻的。陈伯达以其狭隘的羡慕嫉妒恨，影响到了军头中间的同道们，这个政治大坑的挖就，还无法进行精确描述和分析，但是后果是清楚的。这难道就是“蝴蝶效应”吗?
事后，毛泽东提醒大家不要上骗子的当，说“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是从事情的原发性起点去认识的。但是，军头们的逼宫现实和清洗革委会的前科——把革委会的三结合状况由不完全的军政合一变成无线接近于纯粹的军政合一了，这就变成了一个亟需着手处理的现状了。此后，结束军队支左和邓小平出山，很多变化都肇源于此。从文革的现实看，军队支左原本就是一个恢复秩序的临时性措施，不是永久性的权力格局安排，而成立革委会之后军头们的镇压群众代表和亮相干部的选择，向着军政合一迈出了一大步，这就提出了结束支左的新情况需要面对，而庐山会议上的逼宫表现，则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角度观察，看到了不同的景色。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也许只是不想抑制自己的嫉妒恨，吴法宪等人也许为了谄媚林彪还有不爽张，邱会作自称痛恨文革派及其符号人物。其中陈伯达似乎只是纯粹从个人体验出发把张姚看做是自己不受重视的原因来看待，黄吴李邱们一贯是反对文革派、镇压文革派且讨厌其符号人物，但是，毛泽东则完全是从客观的权力格局及其内在危险性来看待问题的，毕竟唐代军政合一的藩镇割据经验在前。今天那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则纯粹从文革不好的事后判断出发立论，或者脱离军政合一的具体格局去讨论国家体制有无设国家主席必要。成为疑问的反而是林彪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因为他自己没有留下说法，所以，他讲话的动机难于确定：仅仅是反对文革，还是主动充当领头羊想要把军政合一提升到中央层级，还是有什么别的动机，现在都无法弄清楚了。
四、谣言的生产与放行
真正有力的证据，是在十大政治报告中间，说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是反对继续革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批判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以生产压革命，显然，如果有这样的主张肯定就是错误的。而且，当时有材料证实这个结论也是可能的，在林彪事件之后，黄吴李邱等人都被隔离审查，陈伯达也是同样待遇要交代问题的，这些人的口供中间，倒是有可能出现陈伯达与林彪勾结反对继续革命之类的言辞，换言之，周总理的政治报告中间，据以得出结论的材料，有可能源自不尽可信的口供。除了口供材料之外，在1956年《关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中间，那个充满着语法错误和逻辑错误的基本矛盾表达，就出自陈伯达之手，这就与口供材料形成了相互佐证。
在十大政治报告中间，周总理说“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间，几乎每一个批评意见，陈伯达的儿子总是有话要说，都有所辩解，只有毛泽东批评他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犯了逻辑错误这个问题上，没有辩解。在陈伯达接受叶永烈的访问中间，他也提到张姚批评他的“唯生产力论”，但是在正式的文献记载中间却没有丝毫这方面的内容，依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的报告被最终否定是因为对文革吹捧太过，且完全不提矛盾和困难，这样才被否定的。
就陈伯达自身而言，比较诡异的状况倒是在八大和九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间，都选择单干和闭门造车，这严重违犯了程序和发言权的实际分配格局。而且，陈伯达对于张姚两人的羡慕嫉妒恨的情绪，业已到了丧失理智的癫狂高度，几十年后他对儿子回顾过去时还说：毛泽东每到一个历史关头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这个是很罕见的。据邱会作回忆录，在庐山会议前后陈伯达还不停地在背后诽谤张春桥，说张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的功劳都是他陈伯达指导下的，这种小文人的嫉妒情绪确实发展到了癫狂高度。据戚本禹回忆录，张春桥在安亭事件处理过程中间，没有得到陈伯达丝毫帮助，一方面是张春桥自己选择承担政治风险按照实际状况处理，另外一个方面是与江青沟通过，戚本禹回忆说，张春桥打电话过来找陈伯达，戚提醒他不如找江青，这种有风险的事情陈伯达是不会沾手的。
在文革的重大历史政治考验中间，张春桥在1967年7月12日接见江苏三派群众组织时，就已经有了牺牲自己的准备，因此张的表现就与陈完全不同。戚本禹回忆说，陈伯达的问题是私心太重，凡属事情涉及到自己就要遮掩责任，文革小组支持群众组织批判当权派，陈伯达为此整天忧心忡忡，唯恐得罪官场祸及自身。由此可知，这样一个人处在政治漩涡中间的表现会怎么样，又会给人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些可以解释陈伯达决心不与张姚合作，但是，这依然无法解释陈伯达甩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康生搞闭门造车一个人单干，这四个人无论资历还是地位均在陈伯达之上，起草政治报告肯定需要优先听取这些人的意见，而不是由陈伯达一个人说了算。陈伯达并非第一次起草政治报告，也完全明白政治报告应该写入什么内容、反应谁的思想，事后的解释和回顾中间可以有很多造谣和拔高自己的说法，但在当时这些谣言是完全不成立的，现实的政治格局还正在起作用，而陈伯达只是现实格局中间的一个较小角色，为什么陈伯达这样的小角色铁了心要剥夺大角色的发言权呢?这个至今依然成谜。
看看附录一中间毛泽东是如何批转报告草稿的，不仅要批给林彪看，还要征求周恩来等许多人的意见，叠次开会讨论征求意见，还特意提到郭沫若的一个修改意见，这才是政治报告起草应该有的程序——让很多人都有参与意见的机会。陈伯达与此相反，却坚持一个人主导的闭门造车模式，这个谜一般的事实，就成为陈伯达及其亲近人士进行事后造谣的基础，也刚刚好符合了非毛化时代的政治需要，还通过文学煽情手法去衬托陈伯达智慧遭遇忽视的各种悲情，以衬托毛泽东的霸道，这个极为反常的事实，就此帮助塑造普通人心目中间党史线索——两种不同政见是如何对立的印象。
陈伯达的各种编造和装羊，还得到官方平台给予的传播机会，还让很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士接受下来了。两位王秘书还说：陈伯达一个人甩开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康生等人，一个人起草政治报告并确定政治报告的主题思想，陈这样一个人垄断还很正当，甚至还得到周总理的同情;而毛泽东和其他人一起否决他的报告反而不正当，这就不是谎话而是笑话了。更为有意思的是，两位王秘书编造的这个笑话，陈伯达站在道义一边而毛泽东站在非道义一边，这个还受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在自己的刊物上给发表出来并到处传播。
陈伯达两秘书的谣言文章，之所以出台和发表，其后果和政治作用是掩盖了林彪集团镇压群众和干部的事实，然后把责任推卸到毛泽东和文革小组头上，这个当然也能够佐证那个“文革是一个人发动几个人利用”的定义，同时，也可以帮助确证毛泽东只喜欢搞阶级斗争不喜欢搞建设的官方宣传。甚至，有些老造反派也简单地接受这个方面谣言，认为九大之后是毛泽东和文革小组不愿意消停下来，说明这个谣言的传播效果，堪称上乘。
如果把人想坏一点的话，这样的造谣文章能够写出来，并经过很多党史专家审核程序之后发表，发表之后接受效果极佳，还节节吻合官学党史的几个最重要的线索，这么好用的谣言，有理由相信不是依据亲历者的史实记忆，而且根据特殊需要而写成的命题作文。有且只有这样去假设，才能够解释为什么陈伯达及其秘书的回顾中间，彻底遮蔽掉正常的报告起草应该如何进行的经验事实。很难相信，无论是陈伯达还是其秘书，会如文中所言，对一个起草政治报告本应该遵循的必要程序，会表现出如此无知和格格不入。但如果是为了写命题作文需要，还要达成命题作文的传播效果，这些反而是“不得不”的选择了。甚至，这一份谣言还很吻合为林彪翻案团伙的需要，陈伯达及其秘书捏造的林彪与毛泽东的对立表述，还成为那群人的最爱，为此，吴法宪还特意插上一手，与他们的谣言形成呼应，同样地，吴法宪的造谣贡献也被官学机构所接受并传播开来。
从党史造谣学的需要看，陈伯达和两王秘书关于九大报告的谣言的附加值极高，不仅很好滴激活了历史文件中间的“误判”，还有力地呼应了党史造谣学的几条主要线索，同时还成功地颠倒了九大之后镇压者和被镇压者的责任关系，并往毛泽东头上扣了一个不爱生产只喜欢运动的帽子。因此，陈伯达虽然成了坏人，也还没有平反昭雪，但他已经有资格参与毛后时代的意识形态生产过程了。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
附录一：《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有关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内容：
(1969年)2月7日下午，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张春桥、姚文元参加，林彪挂帅，二月二十号搞出初稿，
2月19日 下午，谈到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让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起找林彪谈一下时，毛泽东说：报告不要搞那么长，长了没有人看，有万把字就行了。搞不出来，就搞那么几条，林彪同志去讲，讲了以后再整理。
3月7日 下午，伯达同志起草的报告不是讲二月二十日交卷吗？没有说明延长时间的理由。作了决定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你们有一个三人小组，又不在一起议论，索性把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
3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初稿。毛泽东说：政治报告只提刘少奇，其他不提。不能引证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宁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还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没有变，所以不能提三个里程碑。报告主要是鼓气，但要讲点困难。对战争的问题一点未讲到。要提出矛盾来，讲清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发明火，发明蒸汽机，是两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比这两次小得多，过几年，连印象都没有了，何必那样吹？还有十月革命嘛！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从十月革命学来的。会议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执笔重新起草九大政治报告。
3月15日 下午，关于九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九大政治报告还没有写好，索性四月一日举行。
3月中旬—3月31日 审阅修改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稿。
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审的报告修改第一稿上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体可用。觉得还应压缩，把空话和不需要的形容词尽量删去。请林彪同志酌定。”
在三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修改第二稿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退还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
在三月三十一日送审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节与第三节对调一下，末尾一小节当作第五节。这是郭沫若[1]同志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意见较好。是否可以，请你酌定。并告张、姚二同志。”
3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毛泽东提出：九大政治报告字数少了才有人看，长了没有人看。
3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九大准备工作和中苏边境冲突。毛泽东说：三月二十八日修改的九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了，有几句话要删掉[1]，有些话有后遗症。使将来的人不好办。还是引证太多，外国人看不懂。
4月1日—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国二千二百万党员。
4月1日 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选举毛泽东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通过三项议事日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的章程;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讲话。他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分为八个部分：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这个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提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报告的第四部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第七部分“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分别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以下最新讲话：“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一个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
附录二：《毛泽东传》记载九大报告起草过程的相关信息：
“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3月22日。)
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2月7日。)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开幕。十九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引者注)推迟时间。”③(③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 “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④(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①(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2日。)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②(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张、姚两人从十六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 ③(③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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