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民主革命时期国共宣传工作比较研究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十分重视宣传工作。中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再强调:“宣传鼓动工作异常重要，各级党部要特别注意的做传单，壁报，时事画，小报，小册子，标语，报告事实消息的小纸片……不断的刺激鼓动群众的热情。”1932年，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政治工作》甚至在发刊词中说:“宣传鼓动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中的最重要部分”，“宣传工作是革命运动的酵母”。而国民党亦不遑多让，其军方曾言:“战争之胜利，必赖于宣传，而进剿赤匪，尤不能不利用宣传”。蒋介石在谈到“剿共”时也说:“宣传重于军事”。其中所透显出对宣传的重视，比诸中共毫不逊色。
然而，二者的宣传成效却大相径庭。国民党执政之初，一般群众对其宣传还保持一定的热情，“视主义为圭臬，视标语如信符……其信仰之深可知矣”。相反地，毛泽东率领红军向湘赣边界转移时则深深感到:“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逆转。1933年，《国闻周报》即发表文章说:“现在一般民众，除其党员外，对国民党实已重足侧目。其厌弃之心理，为不可讳言之事实。”1939年，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视。”而陈果夫亦向蒋介石提出:“本党宣传工作之不善，由来久矣!以积久之颓风，自难挽回于顷刻。”与此同时，中共的宣传却获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期间，蒋介石便不无怨艾地对其说，他对共产党的宣传是“五体投地的佩服”。1946年，他甚至手令宣传部部长彭学沛，要求国民党新闻机构深入研究中共宣传战术，“于每星期检讨一次，详加分析，务求彻底了解然后再研究对策”。
那么，国共两党的宣传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反差?鉴于以往学界对此讨论不多，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做几点分析。
一、攻守之势异也
大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和大批共产党员的协助，国民党的宣传还算充满朝气，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特别因为彼时它是革命党，在舆论宣传上属于进攻的一方，可以轻装上阵，毫无顾忌地高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以此唤醒民众。而一旦打下半壁江山后，它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在对待外国列强的态度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国民党为了继续北伐，不得不收敛锋芒，对帝国主义采取了让步的政策。陈公博当时便坦言:“在目前我个人最感觉痛苦的，如果要国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国主义不可，但同时要国民革命成功，非妥协帝国主义不可……自从革命军到达长江以后，我们已避不了这种矛盾了。”对封建地主，同样也是如此。而这种政策的急剧调整，自然会给有关宣传带来很大的困扰。
同时，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也使国民党的宣传日趋保守、暮气渐显，甚至连蒋介石都批评道:“我们的宣传不能主动，理论亦缺少战斗性。”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身处执政地位，有时难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有关。曾任《民国日报》主编的陶百川回忆:“《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向由邵力子先生主编，邵去广州参加革命军后，改归陈德征先生接办。后陈过忙，不能兼任，乃交我主编。因为它有那么辉煌的历史，我以后生小子担当重任，不能不特别用心，但它的声光显然不及邵陈时代了。那固然是由于我资浅能鲜，但未始不是由于中国国民党己从在野党成为在朝党，《民国日报》既是党报，言论自由受着限制，魅力自然减少了。”《中央日报》更是如此。1940年5月，孙科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对于宣传工作，颇多评责，尤于《中央日报》深致不满”，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世杰则解释道:“实则近来中央对于党报言论，诸多限制，主持报事者，初无自动发言之余地。”后来他又指出:“《中央日报》为本党中央言论机关。执笔者惧受各方干涉与指摘，不易发挥自己见解;群以为苦。”应该说，此确为肺腑之言，深谙个中苦衷。
不难想见，这种顾忌重重和诸多限制必然削弱国民党宣传的吸引力。早在1929年，天津《大公报》就说:“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其信用。”1933年，它又发现:“上海大报时受干涉，动多顾忌，故群众对报纸浸失信仰，而全国终不能造成一种众流共信之舆论中心。”其中对国民党宣传缺乏吸引力的原因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在抗战后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的马星野也曾反思官办报纸的作风:“在抗战期中，一般人都感觉到官办报纸不如商办报纸办得好，官办报纸从政府得到经费补助和平价物资，照理比商办报纸容易经营，可惜多半都流于官僚化，衙门化，缺乏独立和创造的精神，以致不能与商办报纸竞争。抗战胜利了，新闻事业势将有更蓬勃的发展，官办报纸的这种作风，必须彻底改变，否则一定要在竞争中被淘汰。”从后来的情况看，庶几一语成谶。
与此相反，中共作为革命党，其宣传仍是高歌猛进、沛然莫御，具有犀利尖锐、旗帜鲜明的战斗风格，且能以美好愿景相号召。当时就有人说: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裂后，“从此崭然露头角，以急进之思想号召青年，以在野政党之地位攻击在朝之国民党，其吸引力之大，破坏力之强，大足自豪”，同时“宣传国民党之革命为右，标榜该党本身所领导之革命为左，使人人心目中有无产阶级革命将来总有一日来临之印象”。国民党还曾总结中共宣传的手法和原则:“把一切解放区的‘事’尽量描写的一百二十分的‘明朗’，相反的却对我们尽量的污蔑攻击”。而在中共这种猛烈抨击下，国民党屡屡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曾虚白检讨说:“奸党每乘我上述之宣传弱点发动攻势，其结果彼攻我守，彼陈诉我辩护，彼为主动我为被动，永远落后，永无反击可能”。对此，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唐纵亦感同身受:“本党在朝，对于政府之缺点，不能不加掩饰，攻击的话容易讲，亦容易听，颂誉的话不易讲，亦不易听。”
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只好采取龟缩回避的消极政策，王世杰提出:“关于宣传，我不主张与中共多打笔墨官司，否则中共问题日日在国人及国际人士眼目中喧嚷，事实上只是为中共宣传。”这无异于一种鸵鸟政策，恰恰给中共宣传留出了更多空间。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后来便说:“在那些年代里，毫无疑问，共产党宣传是最活跃和普遍存在的。但很奇怪的是，国民党却始终保持沉默和迟钝。当共产党从各方将指控对准国民党时，国民党却装得若无其事，甚至不屑答辩……所以，国民党在丢失中国大陆之前，就早已在宣传上打了败仗。”这番话道出了国民党宣传失败的一个重要教训，即消极回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除了消极回避，国民党还试图用粉饰太平来抵消中共的宣传攻势，即报喜不报忧，甚至不惜编造谎言。国民党中央社当时炮制了许多“捷报”，结果使其新闻信用暴跌。时人即言:“从国民党中央社所发的战讯中，不难理解，它所宣传的胜利，正是它的失败;越大吹‘战果辉煌’，越是败得精光”，“到后来，凡是口呼‘保卫’的地方，不久这地方一定失掉;凡是大言‘毫无问题’的地方，不久一定要出问题”。一时间，中央社说谎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共识，军统局曾得到这样的情报:“查蜀都中学近来纷纷传谓，中央通讯社所报导之消息不确，甚至成为一般之口头禅。如某生询以某事确否?彼则答曰:中央社。”
与这种喜好粉饰的心理相匹配，国民党宣传部门还对舆论批评十分敏感和忌讳。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忆，他在1946年“对国民党的当政者内心空虚粉饰太平就深有体会”，“具体表现就是剧本中经常会有正面和反面的斗争，而审查官都一贯把反面的视为是批评当政者，而把正面事物认为是歌颂共产党;就从来不会把当前的政府视为光明的象征”。“那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自然就永远把自己摆在挨骂的地位上，再也不能想到会有人夸奖他、赞美他。”而这一切，显然都与国民党处于守势有关。
二、宣传人才的充沛和匮乏
对国共两党宣传的差异，唐纵曾总结道:“异党在野，办文化宣传的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本党在朝，优秀的人都做了官。”这一观察是颇为新奇和敏锐的。诚如其所言，中共自创建伊始就集中了一大批致力于宣传的优秀人才，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博古、张闻天、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均是宣传的行家里手，在理论上建树颇丰，起了良好的表率作用。同时，为了鼓励更多的人才从事宣传工作，中共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以下两种关系。
一是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大革命失败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对宣传工作仍给予了一如既往的重视。192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表示:“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与军事工作的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清晰定位。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942年5月，毛泽东更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公开提出:要想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仅仅有“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无疑是将宣传与军事相提并论，提到了同样重要的高度。
二是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众所周知，宣传与组织是党务工作的两项重要内容，但在实际工作中，组织工作往往更为人们所重视，从而难免会影响到宣传工的积极性。为了纠正这种偏向，中共中央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甚至不惜矫枉过正。1924年5月，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文件强调:“不能认机械式的组织与宣传鼓动是同等重要的。”“宣传更重要于组织。”同时规定“地方委员会由三人组织之:委员长兼宣传部，秘书兼组织部”，亦将宣传的重要性置于组织工作之上。
1929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还特别针对那种忽视宣传工作、认为“组织重于宣传”以及主张“先组织训练而后宣传”等错误观念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只有组织与斗争工作才是实际工作，宣传只是“说白话”“做文章”，是一般“文把子”“老先生”的事情。于是，他们指定那些完全不能做实际工作、只能写几句文章的人担任宣传工作，而且只有组织与斗争工作不甚紧张之时，才注意到宣传工作。这使得宣传工作完全脱离了实际。“党必须以最大的力量纠正这种错误观念。党的正确的宣传工作，便是最实际的工作，而且有推动党的一切其他实际工作的伟大作用。”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重申:党内还存在“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现在把宣传工作看得可有可无，从而有些地方未设宣传部或者形同虚设。此外还表现在分配干部上，把意识不好或不可靠的分子塞在宣传部门里。这种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党内某些同志没有了解宣传部门是党在政治上、理论上和思想上领导战斗的机关，它同组织部门的工作有同样的重要性。对于这种倾向，必须加以彻底纠正。
1941年6月，中宣部又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对宣传鼓动工作与组织工作的关系做了详细阐述: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是党的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门，也是其他一切部门工作中两个有机的部分，它们对于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是同样重要的。对于过去在党的某些机关与党员中存在着的忽视宣传鼓动工作的观点，必须加以纠正。这份《提纲》还提出:“宣传鼓动工作的发展，有赖于宣传鼓动组织机构的健全。在各级党的组织内建立强有力的宣传鼓动部门，集中宣传鼓动的人材，统一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显然是要求组织部门为宣传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以上一系列材料表明，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的宣传工作有时难免会受到其他方面的冲击，但中共中央始终对此保持警醒，并采取了许多纠偏措施。而这无疑是其宣传战线人才济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方面，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与抗战时期延安文艺界的繁荣适足为例证。相比之下，国民党则除了戴季陶、陶希圣、叶青等屈指可数者之外，宣传人才乏善可陈。1943年1月，蒋介石手谕中央党部常务委员陈果夫和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对于文化运动与宣传工作，今后应多研究发展，但须务求实在，不可徒重外表。应如何加强工作与收罗人才，希即拟具办法呈报为要。”其求贤若渴之心情溢于言表。
但后来的情况仍不容乐观。1943年9月，蒋介石为了抵制中共宣传，下令有关部门编撰反共材料，但“其内容几乎全为共匪宣传其能力强大而作”，最后不得不亲自修订。他因此一再感叹:“吾党现时之宣传不惟无一能手，而且拙劣已极”;“吾党文字力量亦薄弱至此，非亲自动笔几无法公布，奈何”。1944年3月，他又连续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匪罪行之宣传文字，中央秘书处不仅英译词不达意，即中文亦几乎大半为共党所张目，阅之痛心不已”;“本党干部几乏人可使之操觚，不胜痛心”。1945年7月，蒋介石更因《中央日报》编辑、社论的水准“幼稚拙劣，虽中学生犹不如也”，要求将编辑与评论者尽速调换。国民党宣传人才之匮乏由此可见一斑。
毫无疑问，国民党这种宣传人才的匮乏势必导致其理论宣传的疲弱。黄绍竑曾回忆:“那时候的党务，自以宣传与组织两项工作为首要。宣传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义为依据，但是在当时真正了解三民主义的，是没有几个人。”王世杰同样指出:“本党老同志对于孙中山先生主义，大多只是一知半解，此为最难补救之缺憾。”复兴社贺衷寒亦承认:虽然马克思主义尚无完全的译本，但是共产党人都能讲出一套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相反，国民党人对其尊奉的三民主义，“能够人人从头至尾讲一遍的恐无几人”。他认为，这是宣传成绩不如共产党的一个原因。曾任铨叙部政务次长的王子壮也说:“北伐迄今已达十余载，而党义著作之贫乏，不特未能表现于社会科学各方面，甚且解释主义之著作亦寥寥可数。”
不惟理论宣传，文艺宣传亦是如此。早在1934年，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便坦承:“本党欲增厚党的文艺运动的力量，则对于国内一般素无色彩之作家，自应予以相当之联络，使之渐渐与本党接近而成为本党文艺战线之友军。惟过去本党对于此辈作家，完全缺少联络，致使大多数皆为左翼联盟所吸收，此确为失策之事。”1943年4月21日，蒋介石观看话剧《蜕变》后在日记中感慨:“可知本党之无能，而一般文艺界之思想，仍为共党所操纵与受其恶化之影响之深也。”25日，他观看电影《日本间谍》后又说:“可怜张治中、张道藩(分任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部长———引者注)等毫无政治与宣传常识，致使吾党所办之宣传机构，几全为共党利用而不知也，可耻盍极。”鉴于这种状况，他于27日紧急召开党务小组会议，严厉批评“宣传部与政治部之宣传艺术，毫无本党革命意义与主义色彩，反被共党作宣传，尤以《日本间谍》之影片为甚”。
对蒋介石这次发火，王子壮表示:“事实上文艺界党的力量始终未尝打入，抗战以前之左翼作家在上海一带，甚嚣尘上，抗战以后，一部分表示灰色，而内幕仍为共党张目。”稍后，唐纵亦说:“本党平日无计划来培养这一类人才，则不能辞其责也。”陈果夫也特意为此向蒋介石建言:“本党素未注意奖励人才，即以选拔文艺人才而论……迄今仍未进行，以致电影宣传及一切文艺作品，均仍操于左倾份子之手。若本党再不以鼓励方法，培养延揽之，恐新生之才，均将为共党所用。”言词中充满了文艺人才匮乏的危机感。
按理说，国民党作为执政党，掌握大量行政资源，应该比长期处于危险艰苦环境下的中共更容易吸引人才，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就不得不归因于国民党党员的信仰缺失了。早在1927年，胡汉民即说:“我常常想，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年，经验丰富有作为之年;论份子，中国国民党多他百倍;论势力，中国国民党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乱得乱纷纷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
正是由于缺乏真实的信仰，国民党虽有少量宣传人才，却不耐困苦，无法将其主义加以广泛传播。1938年，蒋介石非常生气地说:“假使我们真已尽到了党员的责任，在这十年很长的时间以内，很可以把我们的主义宣传到穷乡僻壤，深入人心，也早就应该把我们的主义和总理遗教，全部实施，当然不会有别的主义存在，也不会再有别的党派活动的余地了。唯其我们自身不能尽到责任，以致党没有力量，党的基础不能深植于民众中间”。1944年，他又严厉批评道:“中央宣传部缺乏积极奋斗之精神”;“宣传部实不知责任之所在，其对共党宣传更缺乏斗争精神。人以积极攻我，而我之内部反散漫薄弱如此，可叹也”。败退到台湾后，蒋介石更总结指出:“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
除缺失信仰外，国民党宣传人才之匮乏，或许还与宣传工作在其党内的地位不高有关。尽管国民党一再强调宣传的重要性，但往往口惠而实不至，在经费保障和激励机制上均存在严重问题。如王世杰在1938年就抱怨说:“中央通讯社为近年来中央宣传部之唯一成绩……惟经费迄今甚小，发展维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吸引到优秀人才?至于宣传与组织的关系，国民党处理得也极为偏颇。1945年，王世杰曾直接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申诉:“此次六全大会之选举，组织部处长、秘书，无一不被选出或指定为代表;中央宣传部之秘书、处长，无一被选或被指定之人。”如此强烈的反差，又怎么能对宣传人才产生激励?
三、宣传系统的统一与分裂
为了确保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得以贯彻，中共对宣传的统一是非常重视的，并做出了一系列纪律规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便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任何出版物，无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1922年，中共二大在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时附上了《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其中声明:“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制定的《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又提出:“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只有如此，“才能在现代的宣传战中，战胜我们的敌人”，否则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系列规定，为中共宣传的统一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中共的这种宣传统一，给其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2年，国民党“围剿”部队就发现:“全部红军有整个的宣传计划，各部队红军皆能取一致之步调，同一之意思，划一之口号标语以为宣传。”后来，吴国桢也指出:“所有共产党的报纸，无论是在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或中国印行，都完全相同。它们似乎都属于同一个人，同一个业主，像是出自同一个编委会的报纸系列。”此话虽不尽客观，却也点明了共产党宣传口径极其统一的特征。
相比之下，国民党的宣传却是极不统一的。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对意识形态的解释和宣传开始分裂，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政治派别围绕党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各自有一套意识形态理论。同是一个三民主义，在不同派系那里却分别有一套体系。最早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主要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观点;紧接着是左派甘乃光的《孙文主义之理论与实际》和《孙文主义大纲》;其后，又有再造派胡汉民的《三民主义连环性》、改组派周佛海的《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和蒋介石的《国父遗教概要》等陆续出版。各派别根据自身的需要，使三民主义时而孔学化，时而法西斯化，时而民主化，时而专制化。经过这种纷争，三民主义变成了随意的口号堆积，无法作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而加以利用。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统一革命理论案》指出:“自总理逝世迄至现在，党的革命理论由同志凭各个对主义的认识，及革命实际变动的观察，致革命理论，纷歧万端……数年来，党内纠纷百出，实源于党员对于革命理论未能统一。现在本党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其思想立场，微有出入者有之;绝对异趋者有之……党员之间，都有以意气而分派别的倾向，甚至有剑拔弩张，形成敌对团体的危险。”1929年3月，蒋介石也在国民党三大上说:“不幸许多同志，把总理所争创的三民主义置之脑后，他们不根据三民主义去发挥本党的革命理论，而离开三民主义，自己任意发挥个人主观的见解，致使党内理论纷歧，思想复杂。”他同时还痛心疾首地强调:“本党的病根，实在是思想不统一。”甚至到1952年，他还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理论，除开总理遗教给予我们最高的准则以外，党中同志虽有许多诠释、许多发挥的著作，但是始终都未能把党的理论基础，正确而统一地建立起来。因此，众说纷纭，议论不一。不但没有把主义的真义发扬光大，相反地还给主义带来了许多困惑和曲解。这样，党中同志对自己已经争吵不清，那如何还能使人民来信奉主义、接受主义呢?”平心而论，这一反省尚属深刻。
可以说，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严重的派系斗争和各种权力纠葛。而维系各派系的主要是实际利益关系，所以往往随意曲解意识形态，甚至相互攻讦，这种内耗使国民党的宣传日益涣散。例如，创办党报的目的本来是为党宣传，但国民党内的长期纷争却混淆了这一宣传方向，“各个派系都需要有为自己宣传和竞选的工具，出版报刊便成为派系一项重要工作。搞派系活动的人，在参加竞选中把报刊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同时也作为吹捧上级和拉拢人的工具，各种报刊也就应运而生，各为其主”。而且，这种内部倾轧还给中共提供了分化、夺取的机会。1946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就嘱咐《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主任罗石生:“要利用国民党地方势力和中央嫡系势力间的矛盾开展工作。”而国民党重庆市商会机关报《商务日报》也很快被中共分化夺取，该报的中共地下党员回忆:“这家报纸和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有深刻的矛盾”，“各派特务分子互相敌视，谁也没有能够在商务日报建立起反动组织，就连一个三青团的区分部也没有建立起来。敌人不是有组织的活动，而是各个人在那里争名夺利，这样的敌人容易各个击破”。
四、乡村宣传能力的差异
国民党在城市的宣传已属不济，到了广袤的乡村，更无法与中共抗衡。1928年，国民党在“剿匪”报告中坦承:“我们可以消灭共产党势力，无法消灭共产党的宣传。”有鉴于此，蒋介石提出:“剿匪的实施，宣传要占六分力量，军事只能占四分力量。”1931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也训令各级党部:“不断的为剿匪宣传，尤须组织健全的巡回乡村宣传队。”“省党部应随时派员分赴各县，县党部应随时派员分赴各区，视察所属党部党员之剿匪宣传等工作”。“在暑假期内，各级党部应设法联络回籍教员、学生，组织临时讲演会、展览会、表演会等，或特约优秀忠实之份子，组织临时宣传队等，以增厚剿匪宣传之力量。”对在乡村开展宣传，部署得可谓相当细致。
但蒋介石很快大失所望。1933年11月，他在一次演讲中悲哀地说:“现在江西各县的党务，我看就太幼稚太不行了，不仅是不能做什么实际工作，协助剿匪，就是连贴标语的工作也都不会!”直至1944年9月，蒋介石仍手谕侍从室主任陈布雷:“今后如何阐扬本党之政治理论使之深入民间及贯彻本党之政治策略使之充分实施，希研拟具体办法报核为要。”由此可见，国民党宣传依然未能深入民间。1945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在国民党六大上也检讨道:党在宣传上最主要的缺点是“浮”和“拙”，“城市的宣传，多于乡村的宣传”，结果“弄得上级尽管‘宣’，下级却很少‘传’，一到中层，不免搁止”。
反观共产党方面，则处处得心应手。红四军成立后，立即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宣传，“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从后来的情况看，红军的宣传一直十分努力。1932年，国民党“围剿”部队发现:“共匪所至，字迹不拘大小优劣，必在墙壁遍涂标语，或标贴文字宣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至其对俘虏对民众等亦能尽量宣传。”一位与红军有过接触的外国传教士也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的，这些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有时还散发油印的传单。”
除了贴标语、发传单，中共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据粗略统计，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共使用过的宣传方式方法多达60多种，除了常见的印传单、小册子，张贴标语、布告，召开报告会、演讲会、读书会，创办各种类型的墙报、油印小报、铅印大报，组织各种形式的宣传队(宣讲队、演剧队、秧歌队、歌咏队、巡回展览队、孩子剧团等)，还通过放幻灯、印鼓动画、写街头诗、贴壁上新闻、演活报剧、寄年贴、写慰问信、赠纪念品，甚至放孔明灯等形式进行宣传。对于不同的宣传对象，或火线喊话，或上门谈心，或登台辩论，或即兴演说，或慷慨激昂地鼓动，或对宣传观点进行严密的逻辑论证，或将宣传内容寓于各种生动活泼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搞得有声有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更关键的是，中共的乡村宣传还非常讲求实效。1926年7月，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指出:中央宣传部日常部务工作之一，就是“每月须调查一次:我们实行了几次全国的‘宣传动员’，各界各派对于我们这种宣传的态度如何，对于各地地方的‘宣传动员’亦是如此”。《议决案》还要求地方党委“每月报告思想舆论的调查”，“每月总〔综〕合报告中央各种刊物在当地的影响”。可见中共在进行宣传时，是十分重视宣传效果及反馈的。
当然，中共的乡村宣传也曾走过一段弯路。1932年，国民党列举了中共宣传的一些缺点:“一、文字宣传，词义艰深，民众无由领会:除标语外，其余各种传单告民众书等，无不千篇一律，长篇大论有如前代八股，宣传效力，直等于零。二、不分时间空间一律施用不能适合环境:如在民族主义高潮中而高呼‘武装拥护苏联’，适足引起爱国民众之反感;在农村而高呼‘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增加工资’，不啻无的放矢。”不过，中共很快就发现并纠正了这些偏差。刘少奇在《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指出:“口号太多了，太长了，叫得不顺口，意思不明显，不切合群众的要求和心理，叫得太久而至于厌烦，引不起注意，都不适合作为群众行动的口号。”于是，在后来的宣传中，中共的口号大多简单直接、通俗易懂、冲击力强，而且有的放矢，注重切合农民的实际。陈毅曾举例说明:“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需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无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
正是通过这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政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无论穷乡僻壤，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群众到处找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能明白国际歌，少先歌，十骂反革命，十骂国民党，十骂蒋介石，红军歌，及各种革命歌曲，尤其是阶级意识的强，无论三岁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能解释”。《申报》记者陈赓雅在苏区考察时也惊奇地发现:“若问他们过去的情形，他们都能简单明了地告诉你，你听了令你满意。‘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国际路线’一类名词，语间提及，惯用如数家珍”。还有几个国统区记者同样说:“匪化”过的地方，“一般民众的谈吐，多半带些赤色的意味:他们竟都知道什么叫做‘敌军’，什么叫做‘土劣’，什么叫做‘列宁主义’，赤匪的《国际歌》是人人会唱的”。“共匪运动民众，教育民众，真是说得上。他们十天一大会，五天一小会，宣传演讲的结果，把素无知识、一字不晓的民众，对他们的实事和情理都弄得清楚。一个街童，一个村妇，你问起关于共匪的事体来，都可以给你说得一篇，道得一段”。面对这种状况，他们不得不赞叹:“赤匪不但有武力，可以作破坏的工作，同时还有政治力量，可以作建设性的工作。赤匪最有效的政治工作便是宣传;他的宣传，是含有充分的麻醉性的”，“使一般民众看了或听了，最容易受麻醉，的确，赤匪麻醉的宣传真太可怕了”。此语虽不无诬蔑，但亦透露出对中共乡村宣传能力的羡慕。
五、事实比宣传更重要
事实胜于雄辩，事实对民心的导向胜过一切宣传。中共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1926年，代理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毛泽东参与起草了《关于宣传决议案》，其中提出:“抽象宣传，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1945年，他再次指出:“革命行动的实际影响比理论宣传文章传播得快得多”。其实，这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认识，同时也是中共中央的共识。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便强调:“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单靠党的宣传鼓动是不够的，必须使他的一切党员在实际行动中，在每日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群众的领导者。”从后来的情况看，中共在此方面做得可谓相当出色，这就使其在与国民党的宣传战中占了上风。1940年，朱德曾十分自豪地表示:“今天的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对我们大肆攻击，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为他们所欺骗;相反的，共产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说:“共产党是靠踏踏实实争取人心，而不是靠任何夸夸其谈的政治哲学获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是靠唤起人民内心的希望、信任和爱戴，不是靠空谈大道理而赢得人民对他们事业的支持。”英国《曼哲斯特导报》(《卫报》)同样赞扬道:“共产党在争取此次战争之胜利中，起有显著的作用，因该党之宣传方法新颖灵活而有力，并在进行全国之共同事业时，彼等均能获得甚大之效果。”
与此相反，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却往往与其宣传背道而驰。1926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闭幕会上说:“我们革命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传与事实不能一致……不把事实来改变，是不能宣传的，但是想把事实改变，却又必先努力于宣传。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是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的事。”这明显是感到国民党的宣传与事实之间存在冲突甚至格格不入。1932年，蒋介石在汉口对党政人员演讲《如何使民众对党和政府发生信仰》时也批评道:因为党部和政府没有真正干出有益于民众的事情，在百姓的眼里，党部的委员和政府的官员，统统是一些“吃饭拿钱的做官阶级”和“老爷”，这自然无法赢得民众的信仰。如此下去，就只有等着人家来革命了。他因此再三告诫:“我们更要实事求是，不要坐而言，要起而行，并且行而一定要有成效!”
但正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国民党一直没有做出好的样子来。尽管各种会议上说得天花乱坠，但往往未彻底落实。早在1933年，就有人批评说:“国民政府之成立，虽为时不久，然亦已有六七年之历史，对其所标榜之政策，似为一悲惨之失败。”因此，“当北伐方兴之时，人民拥护国民党热烈程度，为从来所仅见。现在忽一变而为厌弃之态度，当非无因而至。向日之拥护国民党，非拥护国民党之党，系拥护其为解放民众，打倒万恶之军阀而来。现在之厌弃国民党，亦非厌弃国民党之党，乃厌弃其失其党之效用，为民族解放之梗”。1947年，又有人在《中央日报》发文针砭:国民党历次会议90%的议案无异于废纸。1949年，国民党内还有人反思说:“本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全体执行委员会宣言及其他各种会议之宣言与决议，无不冠冕堂皇，读之令人起敬佩慰无既，而事实上则多徒托空言，未能实行，致社会上对本党之批评，谓系‘说尽天下之好话，做尽天下之坏事’、‘挂羊头卖狗肉’，标榜实行三民主义而实际上一切措施大都违反三民主义。”可见，国民党流于空谈的宣传已经让其党员都无法容忍，遑论社会公信力了。
国民党糟糕的执政作为还给其诸多宣传部门带来了麻烦。如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坦言:“两年以来国际舆论对我政府时肆抨击，美国舆论界除少数报纸杂志以外，无论左倾右倾，或东部西部，几异口同声诬我政府为不民主，贪污与无能……凡此现象之产生，共匪宣传固为其主要原因，而我积极具体宣传材料之贫乏，亦不能辞其咎，纠正之道，端赖加紧积极性之宣传，以事实为言论之比照，庶可逐渐更改国内外对我政府之观感。”他们还表示:“推进对外宣传须与政治配合。欲求宣传发挥效果，必须宣扬事实，不能徒托虚词以事粉饰，因此，如宣传不能与政治配合，难期发生最大成效。”其间明显流露出对国民党内政的不满。而学生运动方面，1947年五二〇运动爆发后，三青团重庆市支团部在报告中称:“学潮之发生，虽有共匪之策动，然经济危机严重，政治腐败，一般中立学生，对政府由不拥护而走入对立状态，实为主要原因。此点我全体党团同志及政府官员，均应痛切反省，而谋根本解决之道。”言词中同样不无抱怨。
面对国民党宣传部门这种处处被动的情况，连一向擅长宣传演说的复兴社骨干刘健群也不禁哀叹:“宣传不是不重要，但空洞而不切实解决问题的宣传，不可以久且大。有好几个训练机构，曾经慕名来请我去讲宣传术，我说至诚可以感天，宣传实在无术，我以为注重面对现实解决问题比重视宣传更为切要。”而梁实秋更是毫不客气地指出:“事实摆在面前，已经兵临城下，一切宣传伎俩都归于无效。”由是观之，国民党的失败确实不是仅靠宣传就可以挽回的。其最终垮台，毋宁说是根子已烂，大势已去，故纵有巧舌如簧，亦绝无回天之力。
1948年3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汇报:“我们往往发现，事实是国民政府的宣传很少被大部分公众舆论相信，而由中共散布的宣传通常毫不置疑地便被接受”。国共两党宣传交锋的结果由此可见一斑。说到底，宣传战线的交锋乃是阶级利益冲突在思想领域的表现，决定其胜负的因素不是技术性的宣传策略或手段，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平衡和社会公正。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尽管掌握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但因其不能平衡各方利益，未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需求，必然要失信于民，无法避免坠入“塔西佗陷阱”的命运。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若不行，“技”再巧也无济于事。1952年，已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终于认识到:“大家最应注意的，就是理论决不可以离开事实，离开时代的，理论惟有能顺应事实，合乎时代的需要，才不致落空，也才能为民众所接受。”此言虽精当，只是未免来得太晚了些。
(本文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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