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林毅夫教授的“苦逼三十年”：从林氏“三大权威假话”看中特社会的主流经济学（中）

二、农业增长研究中间的本质论方法

为服务于分田政策的政治需要，杜润生领着主流经济学家成立一个正部级的意识形态机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专门搞理论包装。由于杜润生本人十足的敬业精神，硬要说农业增产是分田政策的那一瞬间，带来了“瞬间增产效果”，“回国以后，林毅夫教授于1987年至1989年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1990年至1993年随单位变迁改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部副部长。”[1]

杜润生的敬业精神，就决定了林毅夫等人的理论论证方式，需要把从前几十年的农业增产成绩贬值为零，据此才能够把分田政策的效果最大化。正是要服务于这一学术论证过程，导致结论完全对立于统计数据，老是写这样的论文，其结果肯定是要拖累到主流学界的声望。林毅夫就是从这里开始其苦逼的学术生涯。

作为林毅夫的顶头上司，杜润生希望看到的论文能够证明分田实现的“瞬间增产效果”，以学术的路数来确立此种极端简明的因果逻辑：

“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

“包地出产量，包山批绿装；包水鱼满塘，包厂厂变样。”[2]

对照杜润生的敬业精神，看一看依据统计数据绘制的曲线图，就知道在杜润生手下服务，是多么苦逼的一件事了，这等同于要抹掉全部的良知，甩开事实，去寻找一种别样的理论路径，才能够完成论证任务。

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编辑《新中国五十年农业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第6页

民间谚语说“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针对杜润生老先生的期待，下属各厅局级研究员只好殚精竭虑地写文章加以论证和解释，1985年周其仁写了《家庭经营的再发现》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而林毅夫先选择用博弈论中间的退出权来进行理论包装，“在一个合作社

里，社员如果拥有退社的自由，那么，这个合作社的性质是‘重复博奕’的，如果退社自由被剥夺，其性质就变成‘一次性博奕’。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社员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相当的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有由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因此，‘自我实施’的协约无法维持，劳动的积极性下降，生产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这场危机。”[3]该文发表在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1990年12月号。

一般认为，“在重复博弈中，每次博弈的条件、规则和内容都是相同的，但由于有一个长期利益的存在，因此各博弈方在当前阶段的博弈中要考虑到不能引起其它博弈方在后面阶段的对抗、报复或恶性竞争，即不能象在一次性静态博弈中那样毫不顾及其它博弈方的利益。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和信息的完备性。在重复博弈中，参与人存在着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均衡，有可能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短期利益而选择不同的均衡策略。”（百度词条）正是因为在重复博弈中间，每一方都需要考虑长远利益，都需要考虑对方的针对性策略，因此，最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达到均衡解。相反，如果只是有限次数的N次重复博弈的话，那么在N-1次阶段博弈中间，就会出现机会主义策略，博弈参与者基于这个预期，就会有参与者选择N-2次阶段博弈中间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由此向前类推，可能一开始就不存在均衡解。在早先的博弈理论研究中，麦克洛伊德（Macleod，1988）从理论上说明了社会条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他证明，只要一个合作社的成员的退出成本较高，社员就容易产生自我约束，减少机会主义倾向，一个合作均衡也就可以维持。[4]而林毅夫的退社权一说如果成立的话，不仅直接推翻了麦克洛伊德的结论，还从根本上推翻了有关重复博弈与均衡解关系的定见。

在上面林毅夫自己总结的论文主题中间，有着明显的“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退社恰好构成了终结重复博弈的选择，林毅夫硬说退社只是一种对机会主义的惩罚或者报复手段，好像退社单干之后博弈还在重复着似的。在逻辑上，如果能够证明退社是仅有的一种惩罚或者报复手段的话，那么此一论证多少还有那么一点点靠谱，但这个至关重要的逻辑前提却未得到说明。就这样，林毅夫把终止重复博弈的方式本身，匪夷所思地规定为唯一的惩罚或者报复方式，这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间都是彻头彻尾的胡说。

以这种低级逻辑错误为论证起点的造假论文，迅速受到美国学界的严厉审视。1992-1993年美国《比较经济学》组织了六篇论文，对林毅夫的论文造价和逻辑胡说进行专题剖析，[5]当即被学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难以置信的”。[6]这个一针见血的批评意见也就在美国广为人知了。

小岗村某位村支书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人性自私出发，在经济学中间有一个好听的词汇叫做“经济人假设”专门用于表现这个思路。因为在研究起点上，中特主流经济学发现统计数据实在太坏了，老是与研究想要得出来的结论作对，为此中特主流经济学不得不甩开统计数据，选择以本质论代替机制研究。[7]而林毅夫的巨大理论贡献就在于：在中特主流经济学不得不选择本质论研究方法方面，他率先选择了监督成本问题作为对“本质论”进行理论化的入口，当然，这个入口也是有着理论源泉的：

“A·阿尔钦和H·德姆塞茨197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他们认为，在一个团队中，如果对努力的计量不完全，那么劳动激励就会比较低。传统理论忽视了劳动监督在集体生产中的必要性和监督成本问题。林毅夫教授沿着他们的理论思路，在国际学术界首次将监督理论引入农业合作社理论研究中去。在集体生产中，生产队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同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和监督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监督越准确、越容易，则生产队成员劳动的积极性就越高。”“与工业不同，农业作业天然具有地域空间上的分散性和时间上的季节性，劳动监督非常困难，监督的准确程度很低，监督成本高昂，结果分配制度(主要是工分制度)中平均主义严重，生产队成员劳动激励低下，导致集体农业耕作制度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在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农业生产中十分棘手的劳动监督问题，农业生产以家庭劳动力为主，农民为自己劳动，劳动积极性高昂。”[8]

恰好，在杜润生等人想要论证集体农业不行的时候，美国学界的转型开始了，很多人特别愿意听到说中苏的坏话，最顶点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988年在讲座中间提出1989年发表于《国家利益》杂志。福山并没有把自己想象为创世神，以神启方式去开创新时代，而是一个标准的市场调研员——他发现了自里根和撒切尔上台后新自由主义改革，业已普遍地渗透了学术市场的产销关系，并形成了新的消费趣味，现在，学术市场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愿意听说社会主义的坏话，同时要听到更多的说资本主义的好话。福山那个著名的论断提出，恰好是对学术市场消费兴趣转型的体认。

从左翼角度出发进行观察，也得出了与福山一样的判断：“1968年之后的25年里在政治上所发生的事情是，恢复元气的世界右派宣称它比支离破碎的世界左派更有效。由里根的共和派和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派领导的世界右派改变了世界话语和政治优先项。”

【沃勒斯坦：面对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我们将何去何从？

http://www.guancha.cn/YiManNiuEr-WoLeSiTan/2011_10_28_61127.shtml】

学术市场上消费趣味的改变，可以视为一种新的时势，而在市场趣味转型过程中间，一定会产生一批新的话语英雄，他们肯定会淘汰旧的。我们都知道“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两个互为对照的说法，作为意识形态生产领域的话语英雄的林毅夫与时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在西方最愿意听到说集体农业坏话的时候，他适时地生产出最符合形式理论外观的坏话，由此得到了高度接纳和重视，林毅夫如此明显的造假论文还能够发表出来，就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据说，林毅夫说集体农业根本不行的论文极其受欢迎：“他的这些研究集中体现在1992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文章《中国的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该文荣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粮食和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论文奖(每年一位)。”同时，也正是借助于林毅夫的努力，在一个坏话特别好销售的市场里，林毅夫生产出来最高质量的产品，从而助推了时势的生成。

应该指出，在林毅夫退出权和监督不足的两篇主要论文中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自我实施的合约其实现方式有且仅有退出权一种的话（譬如后文要提到的认同建设以及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就是自我实施的两种更常见重要方式），那么，在逻辑上就能够证明有效监督对于劳动投入数量的因果关系。实际上，不仅自我实施合约只有一种的假设不成立，而且林毅夫选择的方式，也未能从理论上证明退出权与自我实施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逻辑关系，而是恰好相反这个假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间都难于相信。

就这样，原先在西方流行的观点被林毅夫和新时势一起，彻底地淘汰了：“在中国农村改革发生之前，不仅仅国内认为农业集体生产优于个体劳动，农民在集体合作社中的劳动积极性高于个体家庭农场，而且在国际经济学界，传统的农业合作社理论也认为，合作农场的资源配置至少从长期来看是有效的，对劳动努力的激励可能要大于私人农场。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是持赞赏态度的，甚至认为是落后国家农村发展的典范，解决了农村贫困和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难题。”[9]

确实，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林毅夫就是在这些外在时势之下，才透过重重选择而成功的。在西方特别愿意听到说社会主义坏话的时候，林毅夫提供了最符合学术理路的坏话，由此得到极高程度的接受和传播，还被某公司“评选为在1980年至1998年间各领域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引用率最高、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文章之一。”[10]

我们都知道“劣币驱逐良币”的格莱欣定律，在学术场域中间，谎言代替真话，本质论的讲故事方式代替机制分析的“逆向选择”也是常常能够观察到的，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既有时势的作用，也有英雄的影响力。

三、企业“自生能力”方面的想当然

在其学术生涯中间，林毅夫从假定农业劳动监督不足出发，继而讨论工厂中间缺乏激励机制起作用，“在价格扭曲和缺乏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盈亏不取决于经营好坏。如果给企业自主权，必然会出现企业经理人员和工人侵蚀利润和资产的情况。为了防止侵蚀利润和国有资产，就必须剥夺企业自主权；而取消了自主权，就不能根据工人的努力程度决定工资标准，就必然造成劳动激励不足。劳动激励与劳动奖惩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劳动激励，必须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问题是在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无权选择雇用对象，也无权解雇工人，更为棘手的是，在这种体制下，城市职工的报酬是固定的，与个人劳动努力及企业绩效都没有联系，即无论职工个人干多干少还是职工群体干多干少，都不会影响职工个人收入。由于职工个人多劳不能多得，劳动激励必然不足。”[11]

然后又加上比较优势的背景，继续继续其激励不足理论，在2007年的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中间，他说“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政府帮企业克服了信息处理的问题、协调的问题与外部性的问题后，企业只要建立起来后，其产品就可以在国内外竞争。如果违反比较优势，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护补贴就会长期存在，即出现了‘婴儿产业永远是婴儿’的情形。”[12]

假如林毅夫的学术理路把握住了真实的机制缺陷，能够与实际相互吻合的话，显然，中国企业的改革中间，从无激励机制到强化激励机制的改革之后，企业的绩效肯定应该表现出相应增长的趋势。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表现，在国企改革确立激励机制之后，企业的主要绩效指标开始了急剧下降，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企的盈利能力无限接近于零了。

也就是说，我们从事实演变中间看到，经过强化了企业内外部的激励机制改革之后，中国国企的自生能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级到无限接近于零了。从这个严峻的事实出发，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林毅夫的研究及其结论，未能有效揭示企业绩效的真正原因。由此，虽然整个的改革规划就是从干部放权让利开始的，强化管理权同时弱化劳动者的地位，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使得监督和激励手段的效果更好，最后的结果却出现在意料之外。

一九八二年的中央改革指导性文件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应该是企业有充分活力的社会主义。而现行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恰恰集中表现为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所以，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的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服从国家计划和管理的前提下，企业有权选择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有权拥有和支配自留资金，有权依照规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选举本企业的工作人员，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有权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确定本企业产品的价格，等等。总之，要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的义务的法人。”“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只有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才能适应这种要求。”“使承包责任制在城市生根、开花、结果。”“就是企业职工资金由企业根据经营状况自行决定，国家只对企业适当征收超限额奖金税。”“在企业内部，要扩大工资差距，拉开档次，以充分体现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充分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社会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弱肉强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和法令的管理下，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让企业在市场上直接接受广大消费者的评判和检验，优胜劣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过）】

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林毅夫的论文写作与发表时间在后，而改革政策设计及其实践在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林毅夫的研究及其成果，视为对政策的事后论证和辩护。林毅夫的研究从农业中间监督不足起步，到工业中间的激励不足，核心理念并无差别：“在生产队中，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单个劳动者，都已在他们所面对的约束下作出了最优选择。管理者选择实施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这不是因为他无能，而只是因为要达到一个较高监督程度的费用太高。劳动者选择偷懒，这不是因为他天生惰性，而只是因为不值得更辛苦地劳动。”“一个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努力的边际报酬，只是整个生产的边际报酬的一小部分。在家庭责任制下，努力的边际报酬恢复到全部份额。作为一个理性的劳动者，为了使他的收入最大化，他会将他的努力分配到使不同工作间的边际报酬相等。”[13]

而国企在1996-1997年陆续两年出现全局性亏损，则是出现在林毅夫等人《中国的奇迹》一书的第一版（1994年）和修订版（1999年）之间，在第一版出版之先，国企绩效大幅度下滑以及持续了近十年时间，在修订版出版之前终于出现了全局性亏损，并开始了私有化产权同时对员工买断工龄的改革。包括林毅夫在内的三位并未针对这个严峻的事实，对专著的观点和逻辑进行校验、对照和修改，这也许可以理解为他们服务于政策辩护的前后一贯的精神，以至于无法兼容现实演变出现的重大证据。世界银行1996年年报甚至大量引用此书，并美誉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杰出著作之一”（原书《增订版序》），此时也恰好是国企效益极度下滑近于谷底了。

从企业绩效数据看其自生能力状况，今天中国国企的盈利能力，包括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能力，均小于改开前国企的平均盈利水平。也就是说，改革前国企自生能力远远优于今天。

在事实与理论认识（政策设计）的巨大反差中间，必定有地方出了差错，使得原初设计不仅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反而走向了反面。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上，可以对照西方社会学“劳动过程”研究的成果，进行相互检验。美国麦克·布洛维提出了生产政体的概念(其专著《制造同意》和《生产的政治》)，他认为生产场所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关系成立的领域，还存在着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布洛维在美国工厂中间观察到，战后的劳资协调和霸权政体，使得工人认同于工厂目标，最小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意愿，在车间里就形成高度的认同以及由此主导的“超额游戏”(可以视为认同支持下的劳动积极性)，出现了各种“自愿泰勒制”的效率提升。【参阅老田《毛氏生产政体及其修正主义威胁问题》，

//m.drhuete.com/Article/lishi/2017/07/381700.html】

对照布洛维的经验研究之后，可以发现，林毅夫所称的管理者选择一个较低的监督程度，劳动者选择偷懒，原因在于个人和管理者对企业目标的认同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管理卸责与工人偷懒，而且还必定要搭配真正的“所有权虚置”——不存在外部选择强有力介入改变这种状况的任何可能。林毅夫所推荐的研究结论，转换为布洛维的概念，就意味着：霸权政体是不可能的（该生产政体的管理绩效有认同参与创造），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专制政体，林毅夫这个结论近似于“零认同假设”。而在企业内部的是否真的存在着认同不足或者认同为零的状况，这恰好是需要经过研究加以说明的关键事项，但主流经济学都没有做这样的基础性工作。或者反过来，如果能够证明认同是不可能借由“激励不足”的管理方式来确立，那样也能够弥补逻辑缺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关键工作都没有做，因此林毅夫的研究展开就没有了靠谱的基础——此时理论和结论是否成立，端视假说是否恰好耦合了现实状况——就如同瞎猫碰到死老鼠那样，是否每次都有碰到死老鼠得结局，则处于不确定状态。

从对老工人的口述史研究中间，可以看到改革初期出现的状况，可以称之为“认同归零过程”——强化管理权损害了干群心理契约，因此破坏了工人们的认同。（参阅李怀印等《回首“主人翁”时代》）改革后的宣传舆论，往往把官员对权力和制度的合理运用说成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这就彻底破坏了干部的心理平衡——其实际所得远远少于新宣传方法所揭示的贡献，破坏了干部认同于企业的基础。就这样，是在改革过程中间，制造出干部和群众双方对企业不认同程度的节节攀升。这样，才根本性地毁坏了企业效率的基础，从中可以看到不认同程度与绩效下滑的正相关关系。也许可以这样看待改革破坏工人和干部认同的后果：在一个主要依赖自愿泰勒制作为效率基础的国企生产政体中间，改革的管理权强化以及对管理权的利润贡献的过渡宣传，毁坏了管理层和员工双方对企业的起码认同，结果就使得国企无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说，自生能力的消失本身是重建两种激励机制过程中间，通过管理权权力强化去毁坏工人的认同，通过舆论和先进承包典型的贡献宣传舆论诱发了管理层对于企业的不认同。两个认同的消失，最终使得国企生产政体无法持续下去了。就国企绩效演化的史实来看，林毅夫对于激励机制和自生能力的判断，只有在引入了认同分析之后，才能够建立起与企业绩效下滑趋势相一致的机制研究，而林毅夫等人的理论假设是完全无法与实际吻合的。

在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进行国企产权改革之后，此后国企数量大为减少，最终只剩下金融、公用事业和资源类企业，不再存在从前那种多业并举的普遍化结构，此后的企业绩效数据与之前具有结构方面的不可比性，即便如此，各种具有垄断优势地位的国企盈利能力依然大大低于改革前。从国企占比而言，今天国企在工业固定资产总额中间的占比，远小于蒋介石时期，当时国企资产占全部工业资产比重约65％。

由于经验数据如此反常和悬殊，导致林毅夫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不得不背离机制研究，而长期局限于一种“积极心理状态”的描述过程。中特主流经济学被锁定于心理状态描述，这是被西方多个学科的大佬彻底批倒过的“本质论”路数——就人性的某些特点进行讲故事模式的展开。而无法进入到机制研究的学术空间里来——就各种投入产出要素利用状况与效率，借用实际的经济发展效果统计数字，进行有因果关联的机制分析。

附录一：国企绩效状况的数据资料来源（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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