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高家村》高默波，为上海大学的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制约，还是反制约：1960年代中国的发展策略与国际环境》的讲座。
关于讲座主题，高默波做了这样的说明：制约的意思，是说中国国内——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策与策略的发展，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既与他的研究对象高家庄有关，与文化大革命研究有关，也与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建设研究有关——因为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恰恰涉及上世纪六七十时代中国国内的政策与发展策略。
讲座的开头，高默波以自己长期工作和生活的澳大利亚为例，说明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影响：澳大利亚国内的良好经济形势，与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强劲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由于中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强烈需求，以及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使得澳大利亚能够不断向中国出口钢材、牛肉、葡萄酒、奶粉等商品。
此后，高默波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留下的最为深刻的记忆，就是匮乏和饥饿，尤其是与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相比，这种匮乏和饥饿的记忆显得尤为突出。但是事实上，与同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印度相比，中国在人均寿命、识字率、妇女解放程度与人均粮食消耗量这些数据上都占据优势。
高默波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大陆与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进行比较，必须将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纳入考虑。香港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冷战时期作为中国大陆对外交流的中转站地位。日本、韩国、新加坡与中国台湾，则得益于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时期获得的来自美国的支持。与它们相反，中国在冷战时期遭到了全面封锁，与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被切断，最后又与苏联决裂，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三线建设应运而生。高默波认为，三线建设的首要目的是国家安全：为了应对来自苏联和美国的核威胁。无论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和重工业，还是将工业基础设施转移到内地，都是出于这个考虑。而发展这些工业的资金积累，则来自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重工业与国防工业的发展需求下降，轻工业得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也就迅速改善。高默波说，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也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尤其是与美国改变对华策略有关。而美国改变策略，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这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另一个原因，则是需要联合中国来共同制约苏联。
高默波说，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饥饿现象，现在有很多解释。按照经济理性主义的解释，是因为当时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也就是所谓的“大锅饭”、“铁饭碗”，导致了出工不出力的偷懒行为，从而使得农村生产力下降。高默波对这种解释提出了异议，就他在高家村的亲身经历来看，高家村的村民并没有因为集体所有制而偷懒，劳动同样很勤奋，“高家村三百多人，分为两个生产队，大家都是亲戚，谁偷懒谁不偷懒，清清楚楚，每年开一次民主评议会，每一个人的劳动态度，出不出力，能不能干，都是要评分的，分数由大家坐在一起讨论，生产队根据分数来分配产品，另外，还会按照人口分配基本口粮”。
高默波认为，当时的农村生产力之所以上不去，有着复杂的原因，技术原因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用农家肥去种地，产量是很低的，化肥投下去效果就立竿见影，但是当时没那么多化肥”。他说，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改善以后，得以进口生产化肥和农药的设备，粮食产量才迅速提高，“经济理性主义解释看起来行得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最后，高默波总结说，任何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都要考虑到国际环境，这里面存在制约和反制约的关系，也就是怎么在大环境的制约下来制定具体的国家政策，“明确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对毛泽东时代、后毛泽东后时代以及三线建设，做出合理的评价”。
采访Q&A
您在讲座中引用了自己的著作《高家村》，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之后，争议很大，不知您看过这些批评没有，想过要回应吗?
高默波：我看了一些。我没有想着要回应，但是我最近看了一篇长篇书评，我还是想回应一下的。我可能在《高家村》新版的序言或前言里面进行回应。
那么，您的具体看法是什么呢?
高默波：就拿那篇比较长的书评来说，有些地方这位书评的有误解，没有理解我的意图。误解的原因可能出在英译中上面，我那种微妙的反讽口吻被译丢了。很多人认为我是在辩护，其实不然，我对两边都有批评。但是，他们说我上大学走后门，这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他们应该严肃一点，不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至于中国农村的问题，有些批评者提出的意见的确很尖锐，我们应该看到，左翼的、同情革命的人，中国、西方都有，只不过中国叫进步，西方叫激进。他们也认为，要解释和评价中国的问题是有难度的，比如怎么看待大跃进，怎么看待三年饥荒，还有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里面的很多问题是不能不承认的。但是我还是认为，研究这段历史，不能纯粹从个人经历出发，还是要看到整个大的框架。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国际上的反共反华是一种潮流，国内有些讲法其实是迎合这种潮流。西方的左派也不认同这些讲法，认为这是迎合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我一直在努力纠正这种倾向，但是不太如意。我在西方被认为是站在中国政府立场上的，在中国被认为是与“前三十年”的立场保持一致的。但是，什么叫做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呢?中国政府有很多个面向，很多种政策，这样说太笼统了。我做了很多年孔子学院院长，也一直受到攻击。有个网站叫Chinese Politics，各个驻华记者、外交官、中国问题专家，几乎有名的研究中国的人都在上面。经常是我一个人跟许多人争论，关于中国的问题，关于毛泽东的问题，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的意识形态倾向是很强的。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考，应该放在冷战的背景之下?
高默波：这是在我到西方生活和工作之后。最开始，我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也误以为西方说的那一套东西是普适性的真理。但是在西方待久了之后，这套思想背后是有西方自己的利益的。很多人对我有误会，认为我盲目崇拜毛泽东，我做的研究也是为了给五六十年代唱赞歌。其实不是。我只是一贯坚持独立思考。我十三岁时就作为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了。当时其他很多人都激动得哭了，但是我在现场就很冷静。对我来说，坐火车去北京都比这件事情更让我激动。实际上，在我心目中是没有英雄的。但是，从我个人在农村成长的经历出发，我认为，中国国内对五六十年代的有些批评做得过分了，跟我熟悉的现实太不一样了。
您是怎么对小三线工业建设产生兴趣的呢？
高默波：这也是受到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老师研究的影响。为什么搞小三线建设，其实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太恶劣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快写完了，总共十二章，涉及大跃进、“文革”、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这些方面，叫做知识的制造和消费。很多人一看，知识怎么制造呢，又怎么消费呢?我主要关注的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之下，关于中国的不同故事是如何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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