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研究，著有《两种智慧：科学与中国政治文化》《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研究》《文化与文学：世纪之交的凝望——两位博士候选人的对话》《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作品再解读》《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等。曾获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优秀论文奖。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作品的再解 读，指出这些文字当年与延安主流政治发生的激烈冲突，并非如学界普遍理解的那样发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五四”与“延安”乃至“文学”与“政治”之间，而是发生在“集体主义”、“延安”乃至“政治”的内部，是一种比延安主流政治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 主张的表达与呈现。换言之，丁玲与王实味等人受到批评并非因为他们 的思想太“右”，而是因为太“左”。“延安文艺”的思想冲突可视为 “革命”与“革命后”、“继续革命”与“官僚主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最初呈现。
关键词：“左”与“右” 延安文艺 “官僚主义” “继续革命”
1958年，在发表于《人民日报》的著名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周扬重提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以及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周扬指出：“‘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 1 而写于1941年的《在医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她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这篇小说是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动世界观的缩影。小说把一个有着严重 的反党情绪的年轻的女共产党员陆萍描写为一个新社会的英雄人物，仅仅是因为组织上分配工作的时候没有满足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忍不住替她的主人公抱不平，把党和革命的需要咒骂为套在脖子上的‘铁箍’。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抵触的情况下，陆萍对延安的一切投以仇视的眼光，并且在医院中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小说把革命根据地的劳动群众写成愚蠢的、麻木的人，把延安写成一个残酷无情、阴森可怕的地方，延安的革命干部从上到下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支持她的女主人公‘同所有的人’作斗争。丁玲写道：‘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一边的。’丁玲这篇小说，正是宣传了她反 党、反人民的‘真理’，狂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理’。”2 通篇文章， 周扬将丁玲的思想实质定性为“个人主义”，认为“从莎菲开始，在丁玲所描写的不少女主人公的经历和性格上都有自己的影子。她十分欣赏莎菲式的女性”3。丁玲身上表现出的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 众”的尖锐对立反映的其实是“两条道路”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斗争。周扬的观点与方法，为此后接踵而至的批判文章全盘照搬，成为一直延续到“文革”的丁玲批判的基调。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夏济安在以左翼文学为对象的评论集The Gate ofDarkness 中将丁玲置于五四传统的脉络中，肯定其现实主义的价值和“鲁迅精神”，将丁玲初入延安所写的小说《在医院中》《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视为个人表达超越了公众情感的例子，认为这超越了任何共产主义理论。夏济安认为，这些作品来自“一个感伤主义者的内心认知”，展现了“人类生活中 的非人道”，是“五四文学观的再现”。 4 这种建基于西方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 文学批评观念贯穿于夏济安的研究著作中。与夏济安近似，夏志清在影响更大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这样评价丁玲：“丁玲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个忠于自己的作家，而不是一个狂热的宣传家。”对于延安时期的作品，夏志清解释为“丁玲在1940年代初期无法遮蔽她对延安共产政权的不满，而短暂的回到了她过去的颓 废、虚无主义的情绪”。5 “文革”结束后，在 “去政治化”的时代氛围中， 与夏氏兄弟类似的“文学观”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乃至文学批评的共识，主宰了这一时期的丁玲研究。
讨论丁玲的方式，同样也是讨论包括王实味在内的整个延安文艺的方式。与丁玲“浪子回头”、最终被接纳重返革命队伍不同，因写作《野百合花》等文章被打成“右派”、“托派”、“国民党特务”并最终被处决的王实味更是后“文革”时期解读延安文艺乃至全部左翼文艺时一个无法回避的标志性人物。
尽管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视阈中，丁玲与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但两种针锋相对的文学观却在一个共有的知识框架中展 开，那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及由此派生的“五四”与“延安”、“文学”与“政治”、“右”和“左”的二元对立。因为对这一共 识缺乏自觉，在问题意识与批评方法上，后革命时代的新启蒙批评家对丁玲作品 的解读与他们反感的极“左”的“政治批判”几乎一模一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延安时期的丁玲和王实味从这个先入为主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解放出来，将他们历史化，我们或将发现，丁玲创作于延安时期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 作品并不真正构成与延安主流政治的冲突与对抗，相反，完全可以将其视为一种 比延安主流政治更为激进的文化政治主张的表达与呈现。换言之，丁玲、王实味 等人对延安的批评引发的批判，并非因为丁玲、王实味等人的主张太“右”，而 是因为太“左”。事实上，这种将在共和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的“左”“右”错位 的思想冲突，并非如周扬或夏济安等人理解的那样发生在“个人主义”与“集体 主义”、“五四”与“延安”乃至“文学”与“政治”之间，而是发生在“集体 主义”、“延安”乃至“政治”的内部，表现的是作为“革命”与“革命后”、 “官僚主义”与“继续革命”之间的冲突与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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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霞村的时候》
丁玲的短篇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1940年，首次发表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这部短篇小说以一位女知识分子作为第一人称叙述 人，讲述了“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解放区乡村——霞村亲历的一个故事：霞 村女青年贞贞先是不幸被日军掠去沦为慰安妇，后来受共产党指派借助其特殊的 身份为抗战工作获取情报，因此罹患性病。但贞贞的牺牲和奉献却不容于家乡民 众的道德偏见。在霞村人的羞辱和鄙视中，贞贞不屈服，不接受怜悯，在党组织 的帮助下离开落后的村庄，奔赴延安开始新的生活。
1980年代对这部作品的解读，通常围绕“国民性批判”与“女性主义”两 个维度展开。在前一视阈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意义在于揭示出贞贞的精神 创伤不仅仅是由侵略者的罪恶所造成，更重要的是霞村村民对她的冷漠、鄙视、 幸灾乐祸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封建道德观念的进一步伤害：村民想象贞贞“病得连 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踏的呀”，“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杂货铺老 板夫妇、打水的妇人如此议论贞贞：“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 应。”“……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现在呢，弄得比破鞋都不如……”;除了村上的年轻人，“他们嫌弃她，卑视她，……尤其那一 些妇女们，因为有了她才发生对自己的崇敬，才看出自己的圣洁来，因为自己 没有被敌人强奸而骄傲了”。父亲的垂头丧气和母亲的伤心哭泣，阿桂的一声 声叹息，包括初恋情人夏大宝执拗地要娶她的决定，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给贞贞悲催的人生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丁玲因此呈现了几千 年来中国封建农民小生产者的愚昧落后麻木的真相，暴露了他们的意识中潜存 着的传统的父权、夫权意识，以一个类似于鲁迅小说《药》中的革命者夏瑜的 故事，完成了“五四”启蒙主题的重申。而在女性主义的批评视阈中，对贞贞 处境的关注表现出丁玲对“妇女问题的深切体验” 6 ，是丁玲的女性意识的一 次重要的体现。贞贞本来是有机会逃出虎口的，但为了继续获取情报，她接受 边区政府的指示重回虎口。在这一意义上，贞贞的第一次失节是日军造成的， 第二次失节则是为边区政府做出的牺牲。“她(贞贞，引者注)的肉体被战争 双方野兽般地糟踏过，一方利用她的肉体，而另一方则把这作为搞到对方情报 的手段。” 7 因此，“在本质上，《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表现女性之孤 独与女性之困境的小说，是一篇‘纯粹为女性’的作品。虽然它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圣地延安创作的，但在这篇小说里，女性问题超越了国家、民族问题，被还原为纯粹的女性问题。换言之，性别的悲剧在小说中被用超国家、超民族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作品中‘女人真作孽’、‘女人真 倒霉’之类的议论，才是其主题之所在。” 8
对于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而言，如果说以启蒙主义来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听起来有些像老生常谈——只需要将“政治”与“文学”的二元对 立颠倒过来即可实现，女性主义的解读却让人耳目一新。作为解构民族国家认同或阶级认同之类的宏大叙事的利器，女性主义批评一直是重读丁玲的重要理论武器。不仅被成功运用于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解读，在对《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解读中更是大放异彩。评论界普遍认为贞贞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典型形象。丁玲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这个时代罕有的女性意识，再现了女人与性、与性暴力、与传统、与革命、与民族解放等多维度的矛盾杂糅关系，帮助我们反思民族国家认同乃至阶级认同对女性生命的漠视与压抑。
但这种听起来振振有词的解读方式仍然无法摆脱“过度阐释”的嫌疑。至少丁玲本人不会认可这种女性主义的解读方式。这些言之凿凿的批评家似乎 忘记了丁玲当年对“女性”标签的断然拒绝：1928年冬天，因为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而声名鹊起的丁玲受邀参加一家财力雄厚的书店主办的宴会，商业上颇为成功的《真善美》杂志的编辑邀请丁玲给他们的“现代著名女作家”专号撰稿，“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长短，稿酬从优，而且可以预支”。丁玲谢绝了这一邀请。当编辑一再坚持的时候，丁玲直率地回答道：“我卖稿 子，但不卖‘女’字。” 9
与上述出自“启蒙主义”或“女性主义”立场的过度诠释相比，丁玲的终身知己冯雪峰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解读似乎更为朴实和贴切，在1948年为《丁玲文集》撰写的后记中，冯雪峰这样谈到他理解的贞贞形象的意义：“所探 究的一个‘灵魂’，原是一个并不深奥的，平常而不过有少许特征的灵魂罢;但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在这落后的穷乡僻壤的小女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这灵魂遭受着破坏和极大的损伤，但就在破坏和损伤中展开她的像反射于沙漠上似的那种光，清水似的清，刚刚被暴风刮过了以后的沙地似的那般广;而从她身内又不断地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贞贞自然还只在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 10 从《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冯雪峰读出的是作为叙事人的“我”对自强、勇敢女主人公贞贞的敬佩。更重要的是，冯雪峰读出了贞贞与“革命”的互文。冯雪峰的感受在比丁玲年轻一代的“少共”王蒙那里得到了确认，王蒙曾谈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其少年时代引起的心灵震撼：“少年时代我读了《我在霞村的时候》，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 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 11 冯雪峰显然比今天的启蒙主义或女性主义批评家更了解这部作品，因为他更了解丁玲。读过丁玲晚年作品《杜晚香》的读者，一定会认可冯雪峰的评价，也会进一步理解丁玲。在某种意义上，杜晚香就是晚年的贞贞。晚年丁玲反复自我宣传，表示《杜晚香》才是她最好的作品。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批评家之所以将《我在霞村的时候》定义为一部 “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是因为他们聚焦于小说暴露的矛盾，但忽略了矛盾的解决。事实上，在这篇小说的末尾，丁玲为矛盾的解决设置了出路，那就是“去延安”!(小说中以“去××”加以表达，引者注)当“他们”(这显然指的安排 贞贞从事地下工作的上级)安排她去延安治病的时候，贞贞的心情才一下子释然 开来，得到了上级承认，所有的不幸与悲伤烟消云散，贞贞的病情与性格很快得 到了恢复。贞贞要离开冷冰冰的霞村，去延安治病，她毫不留恋故土和亲人，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新生活。她说，“到了延安，还另有一番新的气象。我还可以再 重新做一个人”，“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小说里的“我”，“仿佛看见了她 的光明的前途”。
千万不应忽略小说的这一结局之于小说主题的意义。早在1929年，在给胡也频于《红黑》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到M城去》(M城，即莫斯科，引者注)写的书评中，丁玲就特别强调：“《到M城去》——只要知道这M城是一个什么 地方，就可以想见这一篇小说的思想所集中的焦点了。” 12 此刻的“去延安”不 仅仅是贞贞的选择，甚至不仅仅是丁玲的选择，它还是那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共 同宿命，是一个“天下人心归延安”时代的历史写真。这个时候的延安，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一个承诺民族、阶级乃至女性彻底解放的乌托邦，是所有“受 苦的人”的故乡。所有“受苦的人”，无论是疾病缠身还是病入膏肓，无论是物质的贫穷还是精神的绝望，都会在延安得到治愈，拥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出路的确是这个时候的丁玲真切的理想。写作《我在霞村的时候》的1940年，丁玲终于通过了中央组织部有关她被捕经历的审查。四年前，丁玲摆脱南京国民党的监禁费尽周折奔赴梦中的故乡陕北，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政治蜜月期，没料到天有不测风云，她因为被捕的经历遭到党的怀疑，几经周折，最终得以洗刷干净身上的污泥重新上路;贞贞从日本鬼子的蹂躏中回到家乡，没想到遭遇亲人的误解 与歧视，不得不再度出走，最终奔向光明之地延安，丁玲与贞贞的经历何其相似乃尔!丁玲后来回忆说，她就是想写一个“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向往着光明”往前走的女人。13丁玲在这里写的，虽然是“贞贞”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她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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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中》
如果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的是“去延安”，丁玲1941年11月15日发表于《谷雨》第一期的短篇小说《在医院中》则是一个“在延安”的故事。贞贞，乃至丁玲有关延安的理想是否能在这里变成现实呢?
《在医院中》写的是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单位”中的不适感。女主人公陆萍是一个二十岁的女青年，从上海的产科学校毕业后，她在伤病医院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抗大毕业后，她本想从事政治工作，却 被分进了医院做“产婆”。丁玲借助陆萍这一青年知识分子的视角揭示了边区医院管理的不科学、技术的落后、医护人员的懒惰散漫。对陆萍的生活漠不关心，甚至没有帮年轻的陆萍把床支起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李科长;陆萍的同屋，行为和言语上都极为粗鲁“仿佛没有感情”的张医生的老婆;种田出身，“以一种对女同志不须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的院长;以一种敌我的思想对医院中的医生进行了划分的指导员;傲慢的林莎，没有骨头、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的张芳子，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产科主任，有着资产阶级惯有的虚伪的产科主任的丈夫……陆萍在医院中接触的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独特方式表现出精神病患：或缺乏热情，或幼稚无用，或浑浑噩噩，或傲慢庸俗。由他们这些人所组成的环境给予陆萍的只能是“不安和彷徨”以及“说不出的压抑”。陆萍从理想出发，不但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医院中“一些不合理的事”，并且“理性地批判了那一切”，全心投入，整日奔忙。搜集意见，参加会议，陈述论辩，提出建议，依自己对现代医院“健康”状态的设定和想象，为改善医院环境做出种种努力：为病人争取清洁的被褥，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要求图画、书报以及座谈会、娱乐晚会。但陆萍的行为始终不被理解，势单力薄的她医治现实的野心并未收获实效，反而因为自命清高、不合群的性格，反抗现实的热情与出格的表现，成了一个“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的“小小的怪人”，遭致了环境给她的更大压迫。直到遇见一个“没有脚的害着疟疾”的革命前辈对她进行劝说与告诫，陆萍才开始逐渐平静下来。最后，上级——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经过几次调查和说明，陆萍庆幸自己“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陆萍怀着一颗光明愉快的心离开医院，奔向新生活。
在1958年《文艺报》组织的“再批判”中，《在医院中》与《“三八节” 有感》以及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道被当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 来，接受全国人民的批判。在被置于该篇小说前面隆重推出的批评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在医院中〉》里，张光年指出：“读这篇小说的时候， 我的突出的感觉是：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 叫作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于欺 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 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癫狂的地步。”14
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一样，在19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为名的“翻烧饼”运动中，《在医院中》又被视为启蒙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杰作被大书特 书。在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中，《在医院中》被认为真切地记录和表达了知识分子或知识女性在延安产生的疏离感与孤独感，表现出“五四”启蒙意识与“国 民性”之间、女性与政治之间的永恒冲突：“陆萍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就 其实质来说，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蒙昧无知、偏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我们不禁会联想起鲁迅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些群众，联想起他们身上那种冷漠、愚昧、保守、自私的精神状态……”15 黄子平则明确将陆萍、丁玲视为“五四” 批判精神的传承者和发扬者。通过巧妙地将丁玲及其《在医院中》中的陆萍放 置到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之中，黄子平将小说中 的“狂人”陆萍最终为环境“治愈”的故事解读为延安时期知识分子被政治驯 化的过程。“至此之后，‘时代苦闷的创伤’就在丁玲笔下消失了，或者说，‘治愈’了。”16 贺桂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同丁玲同期的其他小说，《在医院中》再次在作品中呈现出了一个五四式的主题，即‘独异个人’和‘庸众’之间的对比，其他如《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这种落差表明，置身乡村民众之中的丁玲并未能自发地感受到作为革命主体的民众的革命性，相反，她所受的知识教育和感受世界的情感结构使她可以轻易地看出民众和粗糙的革命组织本身的问题，从而下意识地进行着自我/他者的区分，将知识分子(或类似人物)和乡村民众的距离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距离正是陆萍与医院冲突的根源。”17
有趣的是，丁玲自己对这部作品意义的表述以及与这部作品同时期的延安批评家的解读却远没有这样复杂与意味深长。在丁玲那里，《在医院中》讲述的根本不是一个表现“个人”与“集体”冲突并最终被“集体”收编和规训的“现实主义”故事，而是一个在左翼文学中极为常见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成长叙事。《在医院中》刚发表不久，批评家燎荧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论 文章《“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直接点明了这部小说的主题。尽管指出了小说存在的诸多缺陷，如“旧现实主义方法 的限制”导致的“客观主义的描写”等等，但燎荧认为小说的主题仍显而易 见：“这篇小说要告诉给读者的是‘人’经过磨练，遭受‘艰苦’，遇着‘荆 棘’，而不被它们(‘磨练’、‘艰苦’、‘荆棘’)所‘消溶’，继续地前 进、‘生长’，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有用’。” 18 批评家的这一分析得 到了丁玲的认可。在写于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丁玲交代了自己写作这篇小说的动因：“在这两年之中我接触了另外一些女孩子……她们都富有理想，缺少客观精神，所以容易失望，失望会使人消极冷淡，锐气消磨了，精力退化了，不 是感伤，便会麻木，我很爱这些年轻人，我喜欢她们的朝气，然而我讨厌她们那种脆弱……我想写一篇小说来说服与鼓励她们，我要写一个肯定的女性，这个女性是坚强的，是战斗的，是理智的，是有用的，能够迈过荆棘，而在艰苦中生长和发光。”19
1980年代的批评家之所以对《在医院中》显而易见的主题视而不见，甚至能够与1958年的丁玲批判者遥相呼应，是因为他们都把丁玲当成了陆萍——就如同他们曾经把丁玲当成莎菲!其实在大多数文学作品中，主人公——既算 是第一人称的“我”都不见得是本人，相反，主人公完全可能成为对 话的对象。针对评论界总是将莎菲女士等同于丁玲本人，梅仪慈认为“这种观 点，混淆了文学与生活的区别” 20 。梅仪慈的批评用于对陆萍的分析显然同样 有效。尽管丁玲在创作谈中多次讲述过陆萍的生活原型的故事，但批评家就是 不予理会。在这一意义上，在进入这部作品之前，提出“谁”“在医院中” 21 这样的问题显然并不多余。事实上，就《在医院中》而言，与其说丁玲通过 女主人公来表达对革命生活的不适与不满，不如说是丁玲表达了自己对投身革 命的年轻人的观察、批评、勉励与祝福。即使丁玲的书写在无意中流露出与 陆萍的心息想通，或多或少泄露了自身的政治无意识，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以《青春之歌》为代表的类似书写讲述的都是一个历史主体成长的故事，“个人主义”即使存在，那也只能是主人公成长的“前史”。在小说的结尾，那个去过苏联的无脚的老革命的出场，以宽容与细致温暖的感情劝导了困顿之中的陆萍，这个因不良医疗条件而截去双脚的人，以一种“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忘我投入革命工作的态度，使陆萍所有建立在个体感觉基础上的不满和愤怒消弭于无形，由此成为陆萍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陆萍也 最终获得了上级领导的支持。经过在医院中艰苦环境的千锤百炼后，陆萍治愈了自己的迷惘与困惑，逆转了离轨的人生，怀着一颗光明愉快的心离开医院，奔向新生活。小说最后以一个充满光明的警句结束：“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丁玲的这句话在延安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反响，“有人把它抄下来贴在 壁头上当座右铭，而且据说有个机关的俱乐部还把它和列宁、毛主席的警句同等看待，用鲜红的长条大纸写着。” 22 由此不难见出《在医院中》主题的“政治正确”。这个被延安青年广泛传抄的语录和座右铭，其实也是《“三八节”有感》的主题。在《“三八节”有感》中，女性即使“身体”在革命/丈夫/ 孩子/工作中“分裂”、“痛苦”，也需要在“受苦”中完成统一。对这一代 知识分子而言，苦难恰恰是救赎的前提。《“三八节”有感》与《在医院中》 一样，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并不是丁玲关注的焦点，她甚至不见得认为问题能解决，对丁玲而言，关键是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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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有感》
1942年3月，为响应毛泽东鼓励党外人员“善意的批评”的号召，丁玲写出了杂文《“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并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刊出了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对 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丁玲信笔由缰地写下《“三八节”有感》时没有意识到，这篇短短两千余字的感言，将会怎样改变了她后半 生的文学与政治生涯，也更不可能意识到，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整风运动将由 此而引发，影响之深之广不仅遍及整个延安地区，还延伸至以后几十年的整个新中国文艺界。
《“三八节”有感》发表后不久，即被戴上了“个人主义”和“挑战权威”的帽子。延安整风运动中的点名批评，更使这篇杂文成为后来人们观察延安异端 思想不愿绕过的文本。另一方面，这篇讨论延安妇女困境的文章被认为集中表现 了女性认同与阶级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对抗而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家眼中的经典。美 国学者白露认为，“丁玲在她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中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 题：性爱、觉悟和社会。她问道：是谁掌管性表达和传宗接代的大权?是妇女们 自己还是婚姻主管机构?既然性别决定了她们在觉悟上与他人不同，那么这一点 在延安能不能得到肯定?最后一个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怎样才能争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不明了这一女权主义的性质与广度，我们就无法充分理解 由《三八节有感》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的争论。”23李陀在 《丁玲不简单》一文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丁玲的问号的核心，是民族国家 (无论其建立了怎样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否有权把女性纳入某种改头换面的但仍 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秩序。”在李陀看来，《“三八节”有感》之所以受到严厉批评，就在于“对于延安主流的话语秩序来说，妇女解放竟然会和革命的国家利益不相容，这尤其是不能想象的”24 。
的确如上述批评家所言，《“三八节”有感》表达了丁玲对延安妇女状况的不满与不平，但将其上升到女性乃至个体与阶级解放和民族认同的“宏大叙事”之间的二元对立，却仍可看成是一种出自后设历史观与文学观的“过渡诠释”。如果能够对“理论先行”保持警惕，批评家在重读《“三八节”有感》的过程 中，其实很难在这篇名闻遐迩的文章中找到理论预设的那种发生在对立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与紧张。许多知识女性在1930年代之所以义无反顾地奔赴贫瘠的西北延安——其中既包括陈学昭这样的留法女博士，也包括韦君宜这样的清华女生，还包括丁玲这样的知名女作家，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延安叙事对未来乌托 邦的承诺内在地包含了妇女的彻底解放。1939年2月，为了迎接“三八”妇女节 的到来，塞克和冼星海商定合作一部反映妇女要求翻身解放的歌舞。他们耳闻目 睹众多边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识字学习、锄奸保卫、慰劳抗属等先进事迹，深切了解到广大妇女受压迫、受歧视、要争取自由解放的处境与愿望，先由塞克作 词，冼星海于2月27日谱曲，完成了《三八歌舞活报》主题歌。冼星海亲自指挥 教唱之后，第一次在延安1939年“三八”妇女节晚会上演出，大受群众欢迎，遂更名为《三八妇女节歌》，从1940年起，成为每年延安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 念大会的主题曲。这首歌唱道：
冰河在春天里解冻，
万物在春天里复生。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
从此我们永远打破毁人的牢笼。
苦难使我们变得更坚定，
旧日的闺秀变成新时代的英雄。
我们像火把，
像炸药，
像天空的太阳一样光明。
武装起头脑，
武装起身体，
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
全世界被压迫的妇女，
在“三八”喊出自由的吼声。
从此我们永远打破毁人的牢笼。
许多延安的亲历者都曾回忆其当年参加“三八节”纪念活动时十多万人肃然起立并高唱《国际歌》和《三八妇女节歌》的盛景。丁玲就是其中的一员。在这 一历史语境中重读《“三八节”有感》，我们才可能理解这篇文章的意义。事实 上，文章一开始，丁玲就将延安界定为在动荡的半殖民社会中，一个“妇女是比 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新环境”，然后她继续说明，这样一个新环境并 非是给定的，而是由它的参与者的日常实践建构起来的，因此能否让每一位延安 同胞自觉投身这种日常实践就变得至关重要。换言之，丁玲在这篇文章中不是要 批评延安，而是她觉得延安在这方面应该更好——延安在所有方面都应该比中国 其他地方好，不应该有不好。因为延安是娜拉、莎菲们“除了堕落就是回来”之 外的第三条出路，也是贞贞、陆萍以及丁玲自己的家园和乌托邦。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在描述了延安女同胞面临的一些困境之后，丁玲尝试与读者作一些善意的沟通，一方面，她对延安的男同胞提出了一些如何善待女同胞 的建议;另一方面，丁玲以过来人的身份对延安的女同胞如何走出自己的困境提出了诸多忠告，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如下：
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正为人类，而非为己的人才会有。
丁玲开出的药方还是要女同胞“忘记自己”!就像《三八妇女节歌》中唱 到的那样，“勇敢地把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斗争里”，在这种承诺彻底解放的 斗争中经历磨炼，长大成人，而绝非像后来的批评家所指出或期待的那样提出 女性解放优先于民族解放或阶级解放的命题，或是对“做了女人真倒霉”这样 的陈词滥调的重申。丁玲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延安主流政治的认同，从中 甚至可以读出《讲话》中做一个“革命的螺丝钉”的信念和思想。因此，尽管 丁玲后来一再对自己的厄运表示理解和宽容，一再表达对革命生涯的“九死不 悔”，但她对自己因《“三八节”有感》一文遭遇的批判，尤其是后来以此为 名被打成“右派”一直深感委屈和困惑：“我个人看，如果现在把这篇文章再 发表，相信读者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这篇文章曾经翻译成外文，外国人看了 觉得实在没什么，不理解为什么要批评，后来还说是反党的毒草，并作为把作 者定为右派的一条理由。”25
在某种意义上，与《在医院中》一样，《“三八节”有感》表达的情感更接近于唐小兵所说的“日常生活的焦虑”26 ，它凸显的是革命理想的“反日常性”及“革命”由行动、实践转入“日常”后年轻一代的失落。在和平的延安，革命停滞，或者说革命取得了暂时成功——从1937年到1942年，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就，共产党以“边区政府”为名取得了合法性，在这里已经安宁地生活了五个年头，年轻一代的“后革命”焦虑像春天的野草一样疯狂生长。延安革命承诺了包括个人、女性、民族、阶级等所有历史主体在内的彻底解放，革命的憧憬和想象，有着明显的乌托邦性质，这也是丁玲这一代知识青年去延安的终极动力。遗憾的是，这种革命的激情无法永驻，青年们在延安面对的仍然是他们当初力争逃脱的“日常生活”——包括生老病死，也包括男尊女卑。《在医院中》的陆萍在屡遭挫折之后非常苦恼，作品中有一段这样描写道：“ 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可怕……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把“革命”归结为“爱”的看法往往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情 调”，只是这种批评其实忽略了“爱”同样甚至更加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40年代，曾经写下《预言》这样唯美诗篇的何其芳出现在延安的黄土高坡上，人们不解地问他：“你怎样来到延安的?”诗人用诗一样的语言这样回答：我是靠着“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这三个思想“走完了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 27 。对这些年轻人而言，参加革命，难道不就是寻求一种充满友爱的生活吗?陆萍们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孤独的格格不入，对官僚主义的质疑，对缺乏激情的日常生活的不满，映现的 恰恰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以及与现实的必然冲突。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延安没有“爱”。
我们的确在丁玲和王实味的作品中看到了年轻一代与官僚主义的冲突，这并不是丁玲、王实味的发明。此前一直在国统区民先队做中共群众工作的于 光远，1939年被调到延安的中央青委，初到延安的愉快消散之后，他在每天的 机关工作中逐渐发现了他所深恶的官僚主义，进而成为中央青委抨击延安不良现象的墙报《轻骑队》的发起人之一。28 事实上，伴随着供给制的等级区分逐渐规范严格、在延安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工作日久，干群之间也的确出现了诸如丁玲《“三八节”有感》《干部衣服》和王实味《野百合花》等文章里揭露的状况，官僚主义的问题也作为党建的一部分为中共中央所关注，并成为此后延 安整风运动的内容之一。《在医院中》的结尾，作为精神导师出现的“没有脚的人”其实不仅能够理解陆萍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他与陆萍对现实的看法完全一致：“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很明显，面对无法解决的矛盾，丁玲设置了这个“没脚的人”出 场解决矛盾，被许多批评家看来显然不合情理，这个“生硬而勉强”的结尾，显示出丁玲面对现实困境的“无力”。这种指责并非没有道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丁玲在这里面对的，其实是现代中国革命这样的现代性装置本身蕴含的永恒的结构性困境，不仅不可能在延安得到解决，它将挥之不去，始终与“革命”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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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及其他
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齐名，1942年3月先后刊发于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同招致激烈批判。不仅被当作 有严重立场问题的文章受到严厉的批评，甚至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乃至改变 整个延安政治生态的“整风运动”的导火索。尽管因为毛泽东的保护——毛泽东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29丁玲得以暂时逃 出生天，避免了王实味的厄运，但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丁玲被打成“右 派分子”，《文艺报》重新刊发丁玲和王实味的旧文《“三八节”有感》和《野 百合花》，作为“右派”反党的范文供全国人民批判，两人再度站到一起。虽然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丁玲努力与王实味划清界限，但她当年不顾《解放日报》主编博古的阻拦，坚持分两次刊发王实味的这篇《野百合花》，毫无疑问体现了 她对王实味观点的认同和欣赏。
事实上，《野百合花》与《“三八节”有感》的主题与风格都非常接近。在文章的第一节“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中，王实味直陈延安青年“生活得有 些不起劲”、“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其原因并不是像有人认为的物质生活 困难或者缺少异性、生活单调，因为当时大批青年奔赴延安原本就是“抱定牺 牲精神来从事革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的，之所以会感 到不舒服、不起劲，王实味以自己听到的两个年轻女同志的谈话作了回答：延 安生活中缺少爱和同情。表现在领导(首长、科长、主任等“大头子”、“小头子”)把阶级友爱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爱心，搞特殊化，摆官架子，自私自利，对下面的同志从来不关怀、不爱护。王实味对于延安不平等的同志关系、家长式的武断作风、缺少人性关爱的官僚主义习气等的不满，集中表现于“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一节。在本节中，王实味指出延安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合理现象。一方面是“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 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 理的‘享受’”。在王实味看来，这种明显带封建色彩的等级区分是不必要、 不合理的。
《野百合花》集中表达了王实味对延安“特权”问题和“权力异化”问题 的焦虑和敏感。就文章的动机而言，写作《野百合花》的王实味与写作《“三八节”有感》的丁玲极为近似。与丁玲一样，王实味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剂苦口的良药，驱除现实中的缺陷，医治政治机体内的病变，使延安变得“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1980年代，与“新时期”的“反思”浪潮相激荡，在延安因言获罪并被错误处决的王实味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1988年问世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温济泽的不断 呼吁、王凡西的证明文章等等，共同促成了1991年王实味冤案的平反。王实味的 文集也得以正式出版。王实味这位“延安狂人”变成一个符号，逐渐成为讨论延安文化政治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王实味的悲剧，被视为五四知识分子之殇， 印证了五四精神与延安文化政治的格格不入。与丁玲的《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相似，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被放入“五四”与延安的二元框架中加以解读：王实味力图医治的延安病相，是在五四启蒙传统的思想背景下照见 的，在他的身份预设与想象中，自己是启蒙者和医生，而所有的“延安病症”，包括不民主、等级制、官本位、缺乏关爱、麻木苟安、缺乏容忍等等都是“国民 性”传统的再现。饱含理想主义的王实味要求扫除社会一切的不公，彻底解放个人，消灭等级制度，结果被视为“狂人”，因为侵入了革命者、革命队伍的健康肌体，最终被医治与清算。这一左翼文学中的新“狂人日记”，预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命运。
与我们在丁玲解读中看到的一样，在“五四”与“延安”的二元框架中 解释王实味，将王实味定义为五四启蒙主义的传人，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望文生义。因为王实味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青少年时代开始，王实味就是标准的左翼青年。在完成于1925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休息》中他就有着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 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30 1926年，时年二十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王实味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因为政治原因无处安身，王实味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先后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左翼文学作品，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有小说集和多种文学译著问世。王实味小说极少欲望、情爱书写，多写反抗绝望的战斗者的牺牲，表现出强烈的革命原教旨主义的倾向。1937年10月，王实味只身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王实味勤奋刻苦，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以及两卷本《列宁选集》等。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的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津贴为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只比毛泽东少半块。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延安，像王实味这样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人其实极为少见。与此同时，与那些有留苏背景的布尔什维克相比，王实味的 特点是“从理论到理论”。这个整日沉醉于理论世界中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其他人更敏感于理论与现实的分裂。王实味对边区等级特权制度和官僚主义现象的激进批评既可追溯到共产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平等理念，亦可上溯到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却最终被冠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和“自由化”的罪名，历史在这里呈现出了不可思议的吊诡。
其实这不仅仅是王实味的吊诡，甚至不仅仅是丁玲的吊诡，它还是一种时代症候。1937—1938年，成千上万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强烈吸引的知识青年，怀着对中共的崇仰和对未来新生活的憧憬，从天南海北奔向延安。延安一时到处充满着青年的欢声笑语，似乎成了一座青年乌托邦城邦。知识青年在延安感受到一种完全迥异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氛围，最令人振奋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充满着一种同志式的平等精神。丁玲在写于1937年7月10日的诗歌《七月的延安》中对延安的喜爱崇敬之情极为形象地表达出了这些年轻人的心声：“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 国化成像一个延安。”31正是基于这种放大的乌托邦想象与青春激情，他们不能接受延安现实生活的缺陷，尤其当他们面对延安不平等的等级制与官僚主义时，他们的不解和不满溢于言表。
王实味在延安的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些不实之词都已经 被后来的平反决定推翻。其中长期被认为最为荒谬的“托派”一词却有着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尽管各种调查报告与回忆文章已经充分证实王实味与“托派” 的组织联系实属子虚乌有，但如果讨论王实味与托派存在思想上的联系，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翻译过数百万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的职业翻译家，王实味不可能不接触托洛茨基的思想。事实上，在1926年与苏共中央决裂之前，托洛茨基是俄国与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列宁最亲密的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尤其是以对古典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独创性发展闻名于世。相当长的时间内，托洛茨基的著作被当作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传播。1923年托洛茨基出版《文学与革命》一书，很快为北京未名社翻译出版，对我国左翼作家影响很大，鲁迅的案头就有这本书。托洛茨基与列宁斯大林之间的理论分歧，体现于他的“不断革命论”与列宁斯大林的“三个阶段理论”之间的冲突。“三个阶段理论”主张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首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继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使之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最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关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以及领导权问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会只停留在已经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它将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论述是其“不断革命论”与“世界革命论”的直接运用，他要求中共放弃民族国家认同，反对统一战线，反对中共“以民族 压迫为借口”来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调情” 32 。按照托洛茨基的思路，“官 僚”社会主义根本不可能体现出社会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此， “一国社会主义”其实是对马克思的世界革命理论的背叛。
了解托洛茨基的理论的人，并不难从王实味对延安官僚主义的批评以及不断 革命的论调中看出托洛茨基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左派”的影子。毛泽 东曾在1945年“七大”时总结与王实味的斗争：“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33 毛泽东对一介书生的善意 批评如此重视，恰恰是因为他在王实味的批评中看到了托洛茨基的幽灵。如果仅 仅是“右”，仅仅是“个人主义”，毛泽东完全没必要承认“吃了败仗”。因为 “个人主义”早在“五四”后期就已经溃不成军，根本不可能千里迢迢跑到延安 来与“集体主义”对抗。让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恰恰在于王实味的理论挑战性。王实味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这同样也是毛泽东的忧虑，1941年8月2日，他在给萧军的信中就激烈地指出：“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34 但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王实味批评的这种现象根本无法根除——王实味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源头是“供给制”，但造成不平等的“供给制”恰巧又是“战 时共产主义”的生命线。延安时期的中共党员都是“职业革命家”，就是以革命为职业、靠革命吃饭的干部。文化人和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后，吃了革命的小米饭，就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革命队伍的成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其范围扩展 到衣、食、住、行、学以及生、老、病、死、伤、残等各方面，依照个人职务和 资历定出不同的供给标准。供给制确定了个人的经济生活状况，不仅物质生活，还有政治待遇都依赖于“公家”的分配。“饭碗”是组织给的，一切依靠组织;离开组织不仅没有饭吃，还可能沦为反党分子。由此，供给制保证了铁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换言之，供给制已成为延安文化 政治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供给制提高了效率，是革命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 供给制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官僚主义。
王实味与丁玲的批评再现了延安政治生活中的这种两难。这种充满青春气息 与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对“单位”科层制与官僚主义的不满、批评以及表达出的革命 激情与期盼，绝不同于以“反抗强权”为旨规的“自由主义”。这就是我们说王实 味与丁玲的出发点并不是“右”，而是“左”甚至“极左”的原因。与其说这些批 判者是在实践“五四”启蒙主义立场和文化理想，不如说他们是在要求实现更为理想化的人民民主。支持他们对现实做出评判的文化政治信念，主要不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而是蕴含于左翼文化逻辑中的“不断革命”的激情。
回首延安，我们会发现丁玲、王实味演出的惊心动魄的悲喜剧其实只不过是 一连串震古烁今的历史大剧的预演。通过1942年的整风运动，通过“经与权”的辩证及左右开弓，延安暂时解决了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并凝聚了创造新 中国的力量。但革命理念与官僚主义的冲突却不会终结，尤其是在革命党转变为 执政党之后，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所创建的专业化、理性化、科层制构成的官僚 体制与共产主义信念之间的冲突，及其召唤出的“不断革命”的幽灵，将不断折 磨一代又一代被“革命”唤醒的“青春”。我们将看到的，不仅是丁玲、王实味 以及他们笔下的人物在新时代舞台上重新粉墨登场，再现这种“左”与“右”的错位与辩证，同时，“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代文学史中，我们还会见到王蒙 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样似曾相识的作品，在向《我在医院中》《“三八 节”有感》和《野百合花》致敬的同时，通过呼吁“继续革命”与“再政治 化”，想象并追求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活。说它们“形右实左”，是因为 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或攻击，并非因为他们不满“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们认为 现实“不够社会主义”!
1 2 3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2版。
4 T.A.Hsia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8，p.240-250.
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传记文学出版社(台湾)1979年版，第280页。
6 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楣?丁玲的“霞村”经验》，《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7页。
7 20 梅仪慈：《不断变化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丁玲研究资料》，袁良骏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571页。
8 董炳月：《贞贞是个慰安妇——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 第4期。
9 丁玲：《写给女青年的信》，《青春》第24期，1980年11月15日。
10 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国作家》第1卷第2 期，1948 年1月。
11 王蒙：《我心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12 丁玲：《介绍〈到M城去〉》，《红黑》第7号，1929年7月10日。
13 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14 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
15 严家炎：《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旧案——重评丁玲小说〈在医院中〉》，《钟山》1981年第1期。
16 黄子平：《病的隐喻与文学生产——丁玲〈在医院中〉及其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 态》，唐小兵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第51页。
17 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 ——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 论》2004年第3期。
18 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
19 丁玲：《关于〈在医院中〉》，《书城》2007年11期。相关分析亦参见李晨《〈在医院中〉再解 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21 张慧瑜：《“谁”“在医院中”——重读丁玲的〈在医院中〉》，《青春》2012年第8期 。
22 王燎荧： 《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的反动性质》，《文艺报》第25期，1957年9月29日。
23 白露：《〈“三八节”有感〉和丁玲的女权主义在她文学作品中的表现》，24 《丁玲研究在国外》，孙 瑞珍、王中忱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1～282页。
25 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北京文学》1998年第7期。
26 丁玲：《解答三个问题——在北京语言学院外国留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文艺》1979年第10期。
27 唐小兵：《〈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唐小兵主编，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版，第184页。
28 何其芳：《从成都到延安》，《文艺战线》第2卷第3期，1938年11月16日。
参见于光远《我的编年故事1939—1945(抗战胜利前的延安)》，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80～87页。
29 丁玲：《延安文艺回忆录》，《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30 王实味：《休息》，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7页。
31 丁玲：《七月的延安》，《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3月初版。
32 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施用勤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 页。
33 转引自黄昌勇《生命的光华与阴影——王实味传》，《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1期。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4页。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感谢公众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授权海螺社区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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