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创业难免有风险。1895年12月20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二次被捕，坐了14个月的牢后，又被流放西柏利亚3年。监狱与流放生活既艰苦又浪漫：在监狱里，伊里奇用面包做墨水瓶、牛奶当墨水来写文件，娜佳（克鲁普斯卡娅）充当伊里奇的通讯员；在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娜佳则干脆带着母亲来陪伴伊里奇，并顺便和伊里奇结了婚，极大地改善了伊里奇的物质和精神生活。3年流放时间里，伊里奇没有闲着，了解农民生活，以黑律师的身份帮农民维权，并写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大量文章和小册子，伊里奇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俄国革命。
我们的事业是摧毁不了的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斗争协会”的会员们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住宅里开会。“斗争协会”决定出版一份秘密的报纸《工人事业报》，现在会员们开会讨论创刊号上要发表的几篇文章。其中有四篇文章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的。他的文章充满了战斗性和勇敢精神，大家都很喜欢。
舒申斯克的列宁纪念碑
会上决定要在一个地下印刷所出版《工人事业报》。当时在彼得堡郊区芬兰湾岸上有这样一个印刷所。
“我们就在那里出版报纸。”“斗争协会”的会员们就报纸出版问题谈妥了。
他们把要发表的文章交给了阿纳托利·瓦涅也夫。阿纳托利·瓦涅也夫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是一个意志顽强的人，他全心全意献身于革命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常常把一些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交给他去完成。明天阿纳托利·瓦涅也夫就将把那些要发表的文章带到印刷所去，工人们很快就要阅读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了。
“斗争协会”的会员们散会很晚，他们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很满意。会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留下未走。他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进行谈话，他们谈个没完。他们交谈着同志们的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从每一个人身上找出优点，然后就加以赞扬--但不赞扬过分。他热爱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他这一点非常珍视。他们谈到了工人。工人们是多么渴望获得知识呀!就拿巴布什金来说，他是一个卓越的、有才能的工人……
“再见，娜佳(“娜佳”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爱称。——泽者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明天我要拼命地跑到您这里来……”
大街上空荡荡的。稀稀落落的路灯在亮着。那暗淡的灯光压不住星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来到公共图书馆。这里也是空荡荡的，就他一个人。亚历山大公园里的椴树，树枝被沉重的雪压弯了下去。小树枝折断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从树枝上流下了雪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情很好。
他回到了戈罗霍夫大街的家里，不久前他在这里租了一间房子。特务们总想捉到他。为了小心谨慎，他不得不时常变换住所。
为了不惊醒女房东，他踮起脚走了进去。他不想睡觉，决定看一会儿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正在为自己将来要写的一部新书收集材料。现在，他刚一坐下，就读得入了迷，被吸引住了。他看了一下表：快两点了。
“该躺下睡觉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但还是读得入迷。
两点钟的钟声响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下子没有悟出是怎么回事，他惊异地细听了听。钟声又响了一遍，声音响亮、震耳。女房东穿着夜间穿的拖鞋在走廊里啪哒啪哒地走过。
“谁呀?谁呀?”听出来是女房东在门口发出的声音。
打扫院子的人走了进来，他穿了件熟皮短大衣，扎着一条围裙。在他后面有两个普通人不声不响地一溜便溜进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在他们后面有一个宪兵军官。“你被逮捕啦!”那两个普通人跑过去进行搜查。他们在各种书籍里翻来翻去，在床上摸来摸去，对炉子和炉子的通气孔仔细地瞧了又瞧。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句话没讲，站在墙边。
他在考虑同志们。他们会怎么样呢?只是他一个人被捕，还是同志们也被捕了呢?娜佳呢?娜佳会怎么样呢?难道我们的事业失败了吗?“不，我们是不会被消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想，“我们的事业是摧毁不了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将会站起来。在俄罗斯，全体工人必将奋起投入斗争。”
第193号牢房
天花板下面有一个狭窄的带栅栏的小窗户。微弱的灰色光线透过肮脏的玻璃窗泻入屋内。墙边放着一张可折迭的铁桌子，还有一把铁椅子。墙角的地板上堆着一些书。监狱里准许看书。姐姐阿尼娅和娜佳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搬来了好多好多他所需要的书。那天夜里娜佳没有被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刚进监狱，姐姐阿尼娅和妈妈就从莫斯科赶来了。
今天星期四，是探监的日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书放到一边。有别的事情要做。他走动了几步来活动活动身子，然后背朝着门站在桌子旁边。门上有个圆圆的小孔，狱吏不时地从那里朝里面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背对着小孔站在那里，一边把面包瓤捏成一团，用指头在上面按出一个深坑来。
这是干什么呀了呵，是这么回事。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用面包做的墨水瓶。用牛奶当墨水。他拿来一本书，用牛奶墨水在字行中间写出一些字来。字一写出来，牛奶就干了--一字也看不见了。今天要把这本书托人转给家里。娜佳或阿尼娅把书页在灯上烤热，马上便出现了奇迹：那些字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显露出来，好象底片放在感光板上一样。请你读一读这封信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给狱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份传单。
在十二月八号那天夜里同他一起被捕的有“斗争协会”的一百六十个会员。但是“协会”并没有瓦解。在狱外，有“协会”发动起来的很多人在坚持斗争，各种罢工此伏彼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断地从狱中把传单送给罢工者。
门外边钥匙哗啦啦地响了一阵，锁头咔哒地响了一声。门开了，狱吏走了进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刻拿起面包做的墨水瓶和牛奶，放进嘴里，咽了下去。
狱吏走上前来，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东西。犯人在看书呢。于是狱吏又锁上门，离开了牢房。
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捏了一个新的墨水瓶，继续写下去。后来，他把这个墨水瓶也吃掉了。这样狱吏又受骗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
过了一小时，钥匙又哗啦哗啦地响开了——乌里扬诺夫被带去会见未婚妻。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两道栅栏的那一边等着他。他们不能握手，只能点点头，笑笑。虽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在棚栏外边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内心是痛苦的，但她还是现出了笑容。他真是好样的!
情绪一点也不低落，甚至在监狱里他也是那么朝气蓬勃，高高兴兴的。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转告妈妈和姐姐的问候时说：她们的身体都挺好，都想您，都爱您。
“都很爱您!”她又重复了一遍。这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她的脸刷地一下变得通红，是那样的亲切、可爱……
后来，他们谈到了正事。当宪兵在两道栅栏之间来回走动，细听着他们的每一句话时，他们是怎样谈论正事的呢?
“今天我把图书馆的那些书读完了，给阿纽塔捎回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捎去的还有玛尼亚莎的一本书。”他稍微停了一下，又补充说。他还聚精会神地瞅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一眼。
“玛尼亚莎的一本书，”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自言自语地说，“他单独说出了玛尼亚莎的一本书。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怎么也猜不着……呵!我猜着了!信或者传单应当到玛尼亚莎的那本书中去找。家中给他送来了一本玛尼亚莎的书，也就应当到那本书里去找。”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点了点头，因为明白了他的意思而高兴得满脸通红。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继续让她猜下去。
“你知道我的牢房号码吗?”
“还能不知道!当然知道。一百九十三号!”
“他为什么问这个呢?他不会无缘无故地问的。啊，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她猜着了，“传单在第一百九十三页里。好啦，不用说他暗示的就是这个!”
“娜秋莎(娜秋莎是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的爱称。——译者注)，您常到戏院去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突然问道。
她想了一下，回答说：
“是的。”
“同熟人们常见面吗?”
“常见面，”她狡黠地笑了一下，“同所有的熟人都常见面。”
他们就这样巧妙地欺骗了宪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到了极其重要的情报。娜佳常到戏院去。这意味着她同工人们保持着联系。同所有的熟人常见面。这意味着“斗争协会”在进行活动。没有发生新的逮捕。宪兵看了一下挂钟，说.“时间到啦。”时间过得真快!真不想分离呵。“快把您的情况告诉我一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催促道。
“时间到啦。”宪兵打断了他们的话。
“再会，沃洛佳，祝您健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被带走了。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扭回头来看。她站在那里，一直站到看不到他才离开。
钥匙在锁眼里转了一下。他又被关在牢房里了。他的脑海中充满了会见的印象。他在想：这时娜佳正在走出监狱。这时也许她正在向夏季公园走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半明半暗的牢房中走了很长时间，怀着温情脉脉的心情想着她。
一盏绿色的灯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遥远的流放地--谁也不知道的舒申斯克村，已经整整一年了。他在流放之前坐了十四个月的监狱。现在还剩下将近两年的流放时间。
舒申斯克的列宁故居
这个偏僻的西伯利亚村庄孤零零地处在遥远的地方!离铁路有六百俄里。西伯利亚不久前才敷设了铁路，从莫斯科坐火车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得十个昼夜，然后坐轮船沿叶尼塞河逆流而上要五个昼夜，再骑马走上一段路程，才能到舒申斯克。
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这一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破例没有坐下来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要谈的是，在俄国的农村和城市，资本家和富农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人民群众在资本权力的统治下，生活越来越贫困，越来越艰难。
午饭后，贫农索西帕特奇来敲窗户，他身体虚弱，动作灵巧，戴了个风帽，穿了件贴身大衣，肩上扛了支火枪。他说：
“听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我们打野鸭子去。”
索西帕特奇担心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拒绝他，想不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立即就同意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里牵挂着一件事。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该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了，可她却仍然未到。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由于进行革命工作在别的同志被捕之后，也被关进了彼得堡的监狱。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被判处流放。她经过一番奔走，使自己获准到舒申斯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里来。现在她正在往这里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了这么久还没有到。也许，她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船呢……
为了把牵挂的心思压下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钉子上取下了别旦式枪(别旦式枪是一种旧式独弹军用步枪。——译者注)，走出了小木房。
“可是，靴子还挺合适呢。”索西帕特奇称赞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靴子对于行走在多沼泽的地方追赶鸭子，的确是很合适的。那是一双在沼泽地穿用的靴子，比膝盖还高。旧的别旦式枪装上了打鸭子的散弹。他们向距这里有十俄里远的羽毛湖走去，那里的鸭子太多啦，湖岸上到处都是鸭子的羽毛。所以这个湖便叫作羽毛湖。
这一天呈现出一片奇异的景象。阳光温暖，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棵青草都闪现出愉快的光芒。草地象洗过的一样，绿草如茵。蓝色和淡紫色的鸢尾花在青草上茁壮开放。在远方，在整个地平线上，在蔚蓝色的天空，矗立着一个庞然大物，耀眼、鲜明，这就是披上了银装的萨彦岭(萨彦岭是横亘西伯利亚南部的山脉，分西萨彦岭和东萨彦岭。——译者注)。
他们走了三俄里左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全身充满了朝气和活力。他准备哪怕这样再走上二十俄里、四十俄里也行。他边走边听索西帕特奇讲故事，索西帕特奇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听什么。他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关子村子里的情况，关于自己的贫农生活，连续不断地描述了全村的情况。
这一户的户主怎么样，那一户的户主怎么样。有多少人口?多少牲畜?多少土地?
这一户的情况怎么样，第三户的情况和第五户的情况怎么样，整个舒申斯克村的情况怎么样，他没有说半句谎话……
“站住。你瞧，那边就是湖。当心别打空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第一枪可别打空，努力点，这是一种兆头，”当他们走到狩猎地点时，索西帕特奇张罗着说，“你第一枪可别把事情搞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弗拉基米尔.伊旦奇带着枪站在那里。带枪站在那里并仔细观看树林里的情景，使人感到分外高兴!这里鸟儿啁瞅，鸟声啼啭。布谷鸟在湖边咕咕地叫。风吹树枝沙沙作响。
在羽毛湖那稠密的芦苇里，有个什么东西在活动，在发出响声。原来是一只很大的黑灰色的野鸭站了起来，在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步远的地方吃力地飞了起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了一枪，但是打偏了!
他由于玩赏得出神，扳机扣晚了。
“哎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可太马虎啦!”索西帕特奇很生气。
不过，尽管是这样的兆头，以后的打猎却进行得很顺利。他们打着了一只鸭子并燃起篝火，用熏黑的茶壶煮开了茶。
索西帕特奇以幸福的心情来说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他夜里留下来。说夜里鸭子都纷纷从芦苇丛中出来找食吃，这种情况在这里一定会出现!那时一定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群大群的鸭子!
他虽然竭力怂恿，但是有一种预感促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回家去。
天色入暮。农民们赶着牛群走回村庄。家家户户都在挤牛奶，牛奶流到挤奶桶中的叮咚声不时地传入耳际。井上的取水吊杆在把水吊上来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什么地方有一只失群的羊在咩咩地叫。
“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家有灯光。”索西帕特奇注意到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自己也看见了。在他那坐落在一条小胡同尽头的小木房里，两个窗口闪耀着绿色的灯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胸中顿时腾起一种炽烈的、高兴的心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站立在门前的台阶上，手抓住栏杆。她穿了一件深色的连衣裙，身材苗条、轻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跑上了台阶，说：
“你好，娜佳!”
“沃洛佳!”她回答。“过来呀，过来跟大家见见面，看你在这里变成什么样子了?”娜佳的母亲，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从屋子里高兴地招呼着说，“未婚妻来啦，可他这个贪玩的人一心迷在打猎上，直到天黑才回来!”
屋子里，一盏戴着绿色灯罩的灯在闪光。
“这盏灯是让你工作时用的。绿色灯光使你的眼睛感到更舒适些。”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
她从莫斯科带来了这盏灯。她坐了十个昼夜的火车，后来坐轮船，又坐颠簸的马车带来了这盏灯。一路上她两只手紧紧地拿着这盏灯。生怕这盏绿色的灯送不到舒申斯克!你看，她终于送到了。
您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是作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未婚妻来到舒申斯克的。他们被指定在这里举行婚礼，而举行婚礼需要有结婚戒指。到哪里去弄戒指呢?在舒申斯克，除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以外，还住有几个流放犯：波兰人扬.普罗敏斯基及其一家和芬兰人奥斯卡尔·恩格贝尔格。流放前，奥斯卡尔曾在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工作过。此外，他还懂得首饰业。
当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准备来流放地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告诉她说：请把奥斯卡尔的工具给他带来，否则，没有工作，小伙子感到无聊。再说他也需要挣钱谋生。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给奥斯卡尔带来了满满一筐工具。奥斯卡尔.恩格贝尔格用五戈比的铜币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锻打了两个结婚戒指。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毕生都很珍爱这两个戒指。
他们开始过家庭生活。他们搬到了坐落在舒什河岸边的一所新房子里。这座房子跟其它房子不同，它有一些很高的窗户。尤其突出的是，在正门口有两根木柱子。这样一座与众不同的房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它的来历是这样的。在很早以前，当局曾经向舒申斯克这个遥远的西伯利亚村庄流放了一些政治犯。四十年代时在这流放地里，住有两个十二月党人。有一个十二月党人懂得建筑业，他便设计了一个带柱子的房屋方案。现在乌里扬诺夫夫妇和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搬进来的就是这所房子。
在新的住宅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人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工作室。里面放了个书架，还有一个写宇台。写字台很高，桌面儿象课桌一样是带坡度的，下面有几条简易的腿。那盏戴绿色灯罩的灯就放在这个写字台上。在舒申斯克，当冬季的夜晚各家的窗户很早就不见亮光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那绿色的灯光却仍然在亮着……
他喜欢站着写东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巨著几乎全是他站在写字台旁写成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多少工作!他又是写书，又是写文章，又是从英文翻译东西!
从英文翻译东西是他为了得到稿费而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挪一块进行的，译完后他们把译文寄给彼得堡的一家编辑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尽心竭力地帮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她也有自己的事情，这就是她在写一本关于女工的小册子。因为她对工人的生活非常熟悉。
他们喜欢一块工作：他坐在写字台旁写东西，她坐在桌子旁边写东西。他们在休息时也形影不离。他们一块到树林里去，一块到舒什河边去，或者是一块到遥远的叶尼塞河河边去。他们虽然在流放地存在一些困难，可是他们这对年轻的爱人却生活得很好。
一天中午，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在敲门：来了一位来访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忙得很，不想放下手中的稿子，实在不想!但是，既然来向他请教的是一位贫穷的农民，那一切事情都要放到一边去!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把一个农民引了进来。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衣服，年纪虽然不算太大，但面颊塌陷，脸上布满了皱纹。他在角落里找了一阵圣像，没有找到，便朝着窗户画了几下十字。
“请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他坐下。
农民坐了下来，把一个用红布包着的瓦罐放到脚边。
“我倒了霉啦，您佬，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出个主意吧。”
“讲吧，讲吧，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热情地回答，并且把手指插进坎肩两边的袖口里，准备听他讲。
这位农民是一位远方来客，他讲了很长时间，讲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讲他是从哪里来的，讲到最后，才讲到他倒霉的事。原来，由于生活贫困，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大女儿到一个富农家去做工，合同规定一年给二十个卢布。姑娘已经干满了十一个月的活，突然母亲病啦，而且病得很厉害，从炕上都爬不起来了。家中那间小木房里挤满了年纪很小的孩子们。大女儿只好回到家来，照看有病的母亲和几个小孩子。可是主人却拒绝付给工资，说女儿破坏了合同，差一个月不到一年，他就是不付工资!
“难道姑娘白白地给他干了快满一年的活吗?”农民非常伤心，“就这样算了吗?”
“不，不能就这样算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而高声地说。他在屋子里走了起来，走得很快，心里很生气。
农民眼泪汪汪地注视着他，长叹了一声。这时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把头巾披在肩上，等待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出决定。
“这样吧，我先替你写张状子交给乡政府，要求按法律办事，我们要通过法院来吓唬这个富农一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
他在写字台旁停了下来，思考了片刻，半小时之后，状子已经写好啦。这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状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农民详细地说明，他应当把状子交到什么地方，应当怎样说，应当同谁说。
“真理在你这一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说明，“不要屈服。如果他们拒绝了这第一份状子，你再来。我再给你写一份。真理在你这一边。”
农民用两只手揪着帽子，揉个不停，晃动着脑袋，一再表示感谢。他从地板上拿起那个用红布包着的瓦罐，伸给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说：
“为了感谢，请收下这点油吧，女主人。”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高声地说，“这怎么能行!你想到哪儿去啦?”
“不行，油不能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拒绝。
农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拒绝感谢，真是一些怪人!
要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是给写了状子吗?那还不应该感谢吗?
他走了。他满怀对乌里扬诺夫这个政治流放犯的善良的回忆走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舒申斯克这段生活中，给许许多多农民留下了良好的回忆。
五月里发生的事情
去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过“五一”节时，还没有成家。今年的五月来到了，现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他在一起。在舒申斯克的流放犯们决定要以革命的方式来庆祝“五一节”。
早晨，他们吃过了早饭，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这时普罗敏斯基来到了门前。他也打扮得挺漂亮的，脖子上还扎了条领带。他说：
“向你们祝贺‘五一’!”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养了一只猎狗，这只狗还很幼小，但跑得很快，名字叫任卡。任卡愉快地叫着扑向前去迎接普罗敏斯基，它以为普罗敏斯基来这里是要招呼大家打猎去的。大家到齐后，一起去到了恩格贝尔格那里，他们把任卡也随身带了去。
这一年春天来得迟，舒什河上还有冰，冰块互相冲撞着，急速地漂向叶尼塞河。
在河岸上，冰块的沙沙声不时地传入耳际。虽然这一天有点凉，但这是节日的一天，晴朗的一天。所以大家都充满了节日的激情。
他们来到了恩格贝尔格这里后，坐在一条长凳上，唱了起来。
五月里快乐的一天来到了，
让不愉快的心情滚开去，烧个净!
响起那快活的歌声!
我们要在这一天来罢工!
那些汗流满面的警察们，
干的是卑鄙的事情。
他们想把我们逮捕起来，
投入狱中。
我们不在乎这样的事情，
让我们大家一起，
唱呀!跳呀!
勇敢地把这五月来欢庆!
他们唱了一支又一支，整个这一天都充满了歌声。
他们在恩格贝尔格这里进行了庆祝活动之后，又去一个草地。那里距离村子很远，在蔚蓝色的天幕下，响起了《华沙工人歌》。
充满敌意的旋风在我们上空盘旋，
黑暗的势力严酷地压制着我们，
我们同敌人已进入决战，
等待着我们的是还不知道的命运。
这支充满豪情的革命歌曲《华沙工人歌》，是普罗敏斯基从华沙带来的。当他被赶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过程中，曾被投进莫斯科解犯羁押监狱，在那里他同一些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斗争协会”的会员们关在一个牢房里。那里面有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而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不仅是一位工程师和马克思主义者，他还会写诗。普罗敏斯基在监狱里经常低声地用波兰文哼唱《华沙工人歌》。格列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便把这支歌翻译成了俄文。
向着流血的战斗，
神圣的和正义的战斗，
前进，前进，
工人们!
在“五一”这一天，这些使人激奋的歌词响彻舒申斯克草地的上空。
这是幸福的一天!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久久不能入睡。他们谈论着未来，幻想着未来。那时在自由的俄国，工人和全体人民将打着红旗，自由地庆祝“五一”，这样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吧?
可是在第二天……大路上尘土飞扬，马蹄得得。一些宪兵向舒申斯克飞奔而来。一辆四轮马车驶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窗户下面。吁!马站住了。两个带着军刀的宪兵从马车上跳了下来。一个宪兵军官从后面座位上走了下来。他个子矮小、结实，腰里扎了根皮带，皮带上挂了个左轮手枪皮套。
“搜查!”军官突然下了命令。紧接着他们径直奔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工作的房间，向书柜走去。
书柜的下面一格里放的是一些禁止阅读的书刊、秘密的来往信件、用来书写密码的化学工具。宪兵一旦找到了这些，那流放期一定要延长，可能要延长好多年。
“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说，一边搬了把椅子放在书柜旁边。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对他的镇静感到惊讶。
“请。要从这里开始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边问，一边用头指向上面的一格。那个个子矮小的军官，由其它两个宪兵扶着胳膊肘，气喘吁吁地爬上了椅子。开始从上面搜查。那里的书多得很。有好几百本!既有科学书籍，又有普希金的著作，还有屠格涅夫的著作。
军官翻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累得要命，他命令其它两个宪兵继续搜查，自己坐了下来，两只眼睛无精打采。请你去试试翻一翻那几百页的书吧。这位宪兵军官连看一看这么多的书都感到厌烦。时间在慢慢地流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间或地做一些说明，说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他镇静自若，语调一点也不颤抖。
眼看他们就要搜查到下面的一格了，这时乌里扬诺夫夫妇这对流放犯的命运，处于千钧一发之际。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走上前去，笑着说：
“这里是我教学方面的书籍。要知道我是一个女教师。”
“够啦!”一个宪兵把手一摆说。
他想吃点东西，想喝杯伏特加酒。他累坏了。“嘿，他们这些流放犯!真是太有学问啦。”
这样，搜查就结束了。恰好是在就要搜查下面的一格时结束了，而那里放的是秘密书刊和化学工具……宪兵们走了。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走了进来。在整个搜查期间，她一直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焦急不安地抽着烟卷，抽了一支又一支。
“过去了吗?”伊丽沙白·瓦西里也夫娜问。
“过去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起来，接着又补充了一个西伯利亚的口头禅，“可是……”
在瓦涅也夫床前
邮递员每周两次送来邮件。有时拿来的书信几乎有半麻袋。
他啪地一声扔到地板上，说。
“读吧!”
写信的有的是亲人，有的是同志。被流放的“斗争协会”的会员们分别居住在周围五十俄里到一百俄里的地方。有的住得更远，有的住在最远的地方，住在极其荒凉而寒冷的地方。
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收到了从家里寄来的一封信，是安娜.伊里尼奇娜寄来的。从那个极小的暗号看来，他断定这是一封密信。就是说信里谈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果然如此。打开信一看，呈现在他面前的原来是用暗号书写法写成的一篇作品。
姐姐在信中写道：请你看一看吧，现时在彼得堡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读这篇作品。他皱起了眉头，现出了一种阴郁的神色。他不喜欢安娜·伊里尼奇娜寄来的这篇作品。姐姐给这篇作品起了个非俄文的名称：《Kpeдo》。翻译成俄文就是“信条”、“观点”的意思。
安娜·伊里尼奇娜在信中写道，有一批人集合起来，开始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们人数不多，但很活跃。他们宣扬的是什么呢?他们宣扬说：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工人不需要革命。工人只希望一件事，这就是提高工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同老板和厂主和平共处。
这样的观点就叫做“经济主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他的革命同志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那些人则是“经济主义者”。
“怎么办?”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着，想着，不禁讲出了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要知道他们要使工人离开革命任务!”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种在思考问题时有时讲出声来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不要去打扰他。他马上就会找到解决办法的。
确实是这样。他走了一会又一会，他思考了一阵又一阵，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
“我们把同志们召集起来，讨论一下这个《信条》。写一份《抗议书》。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把它秘密地散发到各个工厂去。”
他马上就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着手给所有被流放的朋友们写信，让他们想个理由，向当局请准假，前来集合。可是把集合地点定在什么地方呢?最合适的地点是在舒申斯克。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却选择了距舒申斯克有六十俄里远的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作为集合地点.在那里的流放地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斗争协会”中的一个朋友和助手--阿纳托利·瓦涅也夫。他在狱中得了重病，肺结核缠住了他，折磨着他，折磨得越来越厉害，起不来床。
这就是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定为集合地点的原因。
政治流放犯们从各个地方集中到了这里。
瓦涅也夫躺在白色靠枕上。他的脸色苍白得比靠枕还白。他身体瘦削，两只大眼中闪现出感觉恶寒的神色。但他还是幸福的。他是多么高兴呀!他参加了共同的事业。他想生活下去，工作下去，为人们谋福利。他们讨论了《信条》。在《抗议书》上签了名。于是，革命的号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向所有城市的工人小组：
“同志们，不要听信‘经济主义者’。我们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革命!”
讨论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走，他坐在瓦涅也夫的床前。瓦涅也夫已经很累了。额上渗出了大滴大滴的冷汗。眼睛塌陷下去成了两个深窝。
“你别走。”他那苍白的嘴唇有气无力地说出了这句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走。沙皇的监狱和强制措施把瓦涅也夫折磨得多么可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整了整他盖的被子，抚摩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同他谈话，向他介绍了各种计划。流放很快就要结束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诉他，流放结束之后将作些什么。他说，我们将要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我们将要出版一份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我们将要同沙皇制度展开斗争。
瓦涅也夫贪婪地、兴奋地听着。八月份的晚上，窗外已经一片漆黑，远处传来了一阵阵令人愁闷、使人忧郁的手风琴声。瓦涅也夫蠕动着他那发烧烧得干枯的嘴唇，低声说：
“谢谢，弗拉基米尔。你给我带来了生机。我相信……”
这是瓦涅也夫最后一个幸福的夜晚。
不到三个星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又来到了叶尔马科夫斯科耶村，他们埋葬了阿纳托利。
“别了，阿纳托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俯在他的灵柩上悲痛地说，“我们向你宣誓，我们将永远忠于革命事业。”
刚下来的雪花纷纷扬扬，落到了死者阿纳托利的脸上，但没有融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定制了一块长方形生铁板，竖立在他的墓上。上面写着：“阿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瓦涅也夫。政治流放犯。一八九九年九月八日卒。享年二十七岁。请你安静地长眠吧，同志。”
自由啦!
房子里出现一种不可理解的反常现象。各个房间里到处都是一个个行李箱，一个个包袱，一捆捆书籍，奇怪地破坏了常规。于是，任卡的惊慌状态一小时比一小时厉害。它在房子里来回地跑，不断地用鼻子去开门。地板上到处都胡乱地堆放着书籍、纸片、绳子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蹲在一堆堆书的前面在捆绑书籍，任卡不时地撞着他的肩膀，抱怨似地向他表示亲呢，哀怨似地尖声吠叫着，那意思是说，你倒解释一下呀，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离别的时间来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爱抚地拍了拍任卡。它曾经多么高兴地伴随着他去打猎呀!“任卡，离别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把你交给可靠的人。”
帮助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作家务的蓝眼睛的帕莎，一边流着热泪，一边用围裙去擦泪。乌里扬诺夫一家就要离开西伯利亚了，他们的流放生活结束了，他们已经住满了流放期。可是，没有他们，帕莎一定会感到苦闷!这时，邻居六岁的小男孩明卡一个劲地在捡拾乱扔在地板上的小本子、铅笔头、糖果盒和诸如此类的有价值的东西，他问：
“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阿姨，可以捡吗?”
奥斯卡尔.恩格贝尔格来了。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过去常给他讲课，教他学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奥斯卡尔给他带来了一件礼物作为留念。他用表盖作了一个书本形状的胸针，在上面用心地刻上了这样的题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我们的学习纪念。”
“再见，亲爱的奥斯卡尔同志!”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道别，“我们再见面的日子一定会来吧?”
“那就是我们要干革命……”奥斯卡尔回答。
在一月二十九日黎明前，当舒申斯克各家各户那黑咕隆哆的窗户还沉睡在梦乡的时候，当缕缕炊烟还没有从烟囱升起的时候，当破晓时那满天浓雾在村寨外向大地降落的时候，两个雪橇在门前的台阶旁边停了下来.帕莎用围裙擦着眼泪，跑来跑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着手往雪橇上装载书籍和物品。大家都在帮忙。
“坐下，坐下嘛，上路前应该坐一会。”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在劝说大家。
大家默不作声地坐下来了。
“我们吃点东西好上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霍地站起来说。
天气确实很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帮助两位妇女穿上翻毛大衣以便上路。他用翻毛大衣把她们的身子包起来，并用干草把她们的腰部扎起来，不让风吹进去。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你怎么不穿上翻毛大衣，那会冻坏你的!”伊丽莎白·瓦西里也夫娜替他担心起来。
“因为我们获得了自由，使我高兴得浑身发热，所以不管什么样的严寒都不会把我冻坏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答说。
“那你把我的皮手笼拿去也好，把两只手放进去!”
他笑了笑，拿去了皮手笼，钻进了雪橇。两匹马猛地一冲向前飞奔起来。
很快舒申斯克就留在后面了，永远地留在后面了。这时天空开始亮起来。云彩突然发光。在东方，从大地边缘的后面，开始喷射出朝霞。接着太阳庄严地升起来了。
而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心中，也充满了庄严的感觉。这是获得自由的第一个早晨!近几个月来，由于等待流放期的结束，他消瘦了，他一直在担心;当局会不会节外生枝，会不会延长流放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思考着，思考着。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件事，这就是如何把党恢复起来。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流放地的时候，一八九八年在明斯克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当时党的那些组织者几乎全都被捕了。应当把党恢复起来。为此第一步要作的事是要创办一份报纸，要创办一份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它将把俄国的一切进步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这就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所考虑的事情。
他们一路飞奔。只是为了更换马匹和吃点东西，才在几个驿站停上一停。哎呀，把随身带的西伯利亚的饺子都忘记吃了!那冻硬了的饺子，在袋子里象胡桃似地互相碰撞着，饺子里面又有大葱，又有辣椒，好吃着呢。特别是走过了遥远的路途，当你吸够了新鲜空气，刺骨的寒风把你的面颊冻红了的时候，才更好吃呢!可是真遗憾，忘记吃了!
到米努辛斯克城还要走很远一段路程。而从米努辛斯克到阿钦斯克站还有三百多俄里。于是他们日夜兼程。白天，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珍珠般的冰柱挂满枝头，皑皑白雪闪耀着异彩。夜里，月光如昼，一轮明月在辽阔的天空飘然移动，犹如一只海船飘然移动在寥寥星辰之间。夜间，小铃铛发出更加响亮的声音。
第五天黎明时分，他们乘坐的火车向阿钦斯克站驶来。站上的钟响了：火车快到站了。
被烟熏得很黑的火车头，大声地喷着气载来了旅客。停车一分钟。开车的铃响了。期待已久的事情实现了。新的生活在前面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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