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汪荣祖先生，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著作丰厚，出版《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中英文专书十余种。
杨天石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是中外闻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两个月前他发表了一个“惊天秘密”(《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台湾《传记文学》2010年3月号)，说是蒋介石在二战期间曾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但是细读之后，大有虚惊一场之感。
德军反希特勒无需蒋介石“中介”与“策动”
凡是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人，对战争期间部分德军将领试图推翻希特勒及其纳粹统治，应该耳熟能详，绝非什么“秘密”，但若说此事由蒋介石策动，确是“惊天秘密”。然而在这篇高论中仅有一小段文字与所谓蒋介石“策动”直接有关：“蒋介石终于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做出决策，派齐焌赴瑞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并且将有关计划报告罗斯福”(页11)，便无下文。我们不知道蒋介石如何在中立的瑞士运动德军倒戈?“运动”的经过与事实何在?向谁“倒戈”?报告给罗斯福的又是什么计划?均无交待。“倒戈”是投向敌方，绝对与事实不符。那些德军将领早于1942年之前就想要推翻希特勒，原因是为了与英法等盟国议和，避免全面战争，出于爱国心，何待蒋介石策动，又何来“倒戈”!?至于说德军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更有违常识。反纳粹德军将领与敌方，尤其英国方面，早有管道，何须由蒋介石中介?固不必说当时之中国已自顾不暇，有何能力干预别国的内政，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亦无特别交情，由蒋转达有何方便与好处?据杨文所述，蒋介石也未曾向盟邦提出过此事，只向在白宫访问的宋美龄发了一封电报请她转达(页13)，但宋美龄是否转达，也没有下文，也未见罗斯福响应的记录，只能说不了了之，毫无影响。杨文在最后一节，述及1944年德军反希特勒的未遂政变，极力将之与蒋扯上关系，若谓曾向“蒋介石表示”忠诚的“法肯豪森将军也被捕了”，以落实所谓由蒋“策动”，实在过于牵强。法肯豪森将军(General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于二战末期担任比利时与北法军事首长，他像隆美尔等元帅一样，参与反希特勒，绝对与蒋介石无关。另外杨文特别提到宋子文于1943年4月7日经过齐焌汇三万美元给在瑞士的军火商人克兰(Hans Klein)(页15)，好像落实了蒋介石金援反希特勒德军的事实。其实，自1942年底到二战结束，德国反纳粹地下组织与盟军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美国战略服务处主任杜勒斯(Allen Dulles)，何必要由一个军火商通过齐焌经由蒋介石转达?
至于1944年那场“政变”，牵涉到德军将领之多，层次之高，根本不需要外来的金援。这三万美元在杨文里也下落不明。宋子文说，给了钱;齐焌说，收到钱并给了克兰。但我们不知道齐焌是否吞没了这笔钱，也不知道那位在反希特勒运动中名不见经传的军火商是否收入自己的口袋，不然的话，又如何用在反希特勒的活动上?全无交待。在杨文里蒋与德方的联系均由齐焌转手，连德方的回信也是由齐焌转述，不见原文，以至于有不少阿谀奉承蒋氏的话，显然是齐焌的加料，以讨主子欢心。最有趣的是，齐焌的德国朋友也会像中国人一样在信里跟他称兄道弟。换言之，德国人的回函都是齐焌的笔调。我们并不怀疑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但这些材料并不能说明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
杨先生如多读一些西文数据，包括德军将领的日记以及战后纽伦堡审判的证词，大概不会轻易作“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的惊人之语。杨文所用唯一的所谓德方资料，是一本1960年出版的英文畅销书，记者夏伊勒(William Shirer)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History of Nazi Germany)，而他所依赖的又仅是中文译本。笔者未见中译本，不知是否有误导之处，但可以断言的是，杨天石没有细读这本厚达一千二百余页的原书，不然他一定会发现，书中没有一丁点蒋介石“策动”的影子，不少德军将领一再试图推翻希特勒，别有其故而与蒋介石绝对无关，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信心满满。
德军将领为阻止侵略战争而反希特勒
希特勒于发动战争之前，经过他的纳粹党五年有余的经营，权力已相当稳固。在极权暴政之下，任何反对运动都难以生存，唯有靠军队的实力才能推翻这位法西斯元首;然而军队原是其独裁体制之一部分，德军将领们对希特勒能摆脱欧战后凡尔赛条约的束缚，莫不感到欣慰。所以勃洛姆堡元帅(Field Marshal Werner von Blomberg)在纽伦堡大审时作证说：德国将领们在1938-1939年之前无人反对希特勒，因尚无反对的理由。当希特勒决定要发动侵略战争时，才有将军有重启欧战的疑虑，可能导致德国的败亡，重蹈上次大战的覆辙，遂试图阻止希特勒。就在希特勒决定攻打捷克斯洛伐克之前，至少有三位掌握兵权的指挥官同意参与逮捕希特勒的行动，以免因捷克与英法开战，其中包括卫戍首都柏林及其邻近地区的司令员维茨勒本(Erwinvon Witzleben)将军。未料英国首相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为了避免战祸，采姑息政策，同意将捷克的苏台德拱手让给希特勒。此举助长希特勒席卷捷克的决心，使反希特勒的德军将领感到为难，因而派遣克莱斯特(Edwald von Kleist)前往伦敦告知英方，德军将领大多反对侵略捷克，如果英国政府领导人出面严正警告纳粹侵捷之后果，德国将领将会阻止希特勒。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General Franz Halder)更派出其个人代表，一位退休的陆军中校去伦敦与英国军方及其情报部门接触。反纳粹德国将领为了达到目的，不惜秘密通过德国外交部与驻英使馆，希望英方对希特勒持强硬立场;如果英法能够坚持，德军准备对付希特勒。于此可见德军中反纳粹将领一开始就是自发的爱国心，为了自己的祖国不卷入无法获胜的全面欧战，主动要求英法配合，英法反而不甚积极。然则，何待外力“策动”?更何待1942年由蒋介石来“策动”?很难想象有其他学者会认为德军反希特勒运动是由外力策动的。
反纳粹德军将领为了防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曾通过管道警告伦敦，希特勒将于1938年9月间全面进攻捷克，希望英国政府协同法国明白宣示将以强硬军事响应。英法情报单位绝对知道德军中的反战声音，然而由于英法政府对捷政策的软弱，不免使柏林卫戍司令维茨勒本对阻止希特勒的行动，感到犹疑。换言之，如果由于英法姑息，入侵捷克不会引发大战，对德军将领而言，反希特勒便无意义，又有何理由逮捕希特勒将其审判?当希特勒能够不战而为德国取得大片领土，任何德国人有何话可说?亦因而失去及早推翻纳粹政权的良机。1946年2月底纽伦堡审判将结束时，德军前参谋总长哈尔德明确告知一位参与审判而来自纽约的年轻律师，就因为英法领导人同意与希特勒和谈，他才取消推翻希特勒及其纳粹政权的既定计划。这位年轻律师追问，如张伯伦不到慕尼黑求和，希特勒就会被推翻了?哈尔德回答说，一定会举事，但成败则难逆料。哈尔德更进而说明兵变成功的条件有三：其一要有明确具魄力的领导，其二群众有意相随，其三有恰当的时机。其中并无外援，更无蒋介石的金援与策动。
为免战争扩大而推翻希特勒
德国不战而并吞奥地利，更证明反纳粹将领的忧虑是多余的，使希特勒声望大增，甚至被认为是德国史上难得的天才，加强了他在欧洲、在德国、在德军中的地位，纳粹控制德国之军、警、民也日益严密。当希特勒决定要粉碎波兰时，一年前想要推翻希特勒的维茨勒本已不作此想。他离开柏林，前往西线统领一支集团军。哈尔德也不再想要去除希特勒，反而埋首于攻打波兰的计划书。杨文提到的军中经济专家汤姆斯将军(General Georg Thomas)担心会爆发世界大战，但希特勒告诉他，已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订盟，可无此虑。不过，当希特勒要在西欧扩大战争，并声言英国被痛打后才会和谈，使哈尔德等将领感到沮丧。他们又面临若不除掉希特勒，则必将奉命攻打西欧，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此时希特勒于闪电战击败波兰后如日中天，欲去除他，非靠军队莫办。但军民均受到纳粹的洗脑，反纳粹将领一旦发动兵变，深恐会造成举国疑惑与混乱，故极力欲与英方以及教廷保持联系，希望英法不要乘兵变造成乱局时，进占德国。对反对希特勒穷兵黩武的德军将领而言，推翻希特勒是德国唯一的希望，但问题是如何能做得到。德军参谋长哈尔德又成为要角，他在纽伦堡审判时提到，德国野战军面对全装备的敌军，不可能阵前背叛，所以他才想到统帅预备队的佛洛姆将军(General Friedrich Fromm)，佛将军则愿听命于陆军总司令。当时的陆军总司令是勃劳希契(Walther von Brauchitsch)，后来升任为元帅，为了劝阻希特勒扩大战争，他不惜渲染德军士气低落以及军中充满失败主义等等。但希特勒因此大为震怒，痛责总司令是怎么干的，如有这等事你枪毙了多少人?总之你们是不想打。勃劳希契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也提到此一不愉快经验，希特勒的气焰与强词夺理使他不知如何是好。不久之后发生过炸弹谋杀希特勒事件，此举与反希特勒将领无关，纳粹特务亦指称由英国情报人员所为，但真相未明。
希特勒决意在西欧大战一场，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想要辞职，但希特勒不准，厉声道：“我们要像每一个战士那样，完成职责!”这一天是1939年的11月23日，是希特勒压过德军将领的一个里程碑，他自认为他的政治与军事判断比他的将军们高明，不惜用暴力来镇压他的反对者。无论勃劳希契还是哈尔德，在希特勒的气焰下，为顾全大局，竟无所作为。直到1941与1942年的冬天希特勒在苏联失利，又重燃德军内部反纳粹的希望。事实上，当希特勒一路狂胜之际，很难说服德军兵变;然而当兵败如山倒的时候，当在半年之内损失百万雄师的时候，当许多名将被独裁者解职与羞辱成为替罪羊的时候，将军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推翻狂人统治，而唯一有实力推翻暴君的仍然是德国军队，何须蒋介石来策动?
为挽救德国而推翻希特勒
侵苏失败与美国参战已注定德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希特勒既不可能适可而止，唯有另建反纳粹德国政府之后，才能与盟军议和。反希特勒德军自称是“德国的爱国者”，在1941年的夏天，那时德国仍有击溃苏联的可能性，他们仍然希望战后德国是一个大国，拥有希特勒所取得的奥地利、苏台德、波兰的西疆。但是同年8月1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所发布的“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其中第八款明载：德国于战后必须解除武装。使这些反对希特勒的将领感到英美并未分辨德国的纳粹与反纳粹势力，不仅要打败希特勒，也要击溃德国，连自卫的力量都不能拥有，形同无条件投降。所以杨文所录蒋介石致在白宫访问宋美龄的电文，实不知所云。电文如下：
据报，最近纳粹对内宣传，常以英、美最近战后政策之种种表示，与前年“大西洋宪章”日形歧异，致使德国各方深恐如无条件投降，英、美长期解除德国军备，监视教育，并主接防德国地方行政等，致一般愿早日推翻希特勒者，均踌躇不前。倘英美坚持此种苛求，则德国未来新政权，宁愿与苏联合作，不愿沦为英美之殖民地等情。为促成德国内部运动起见，此种心理不可忽视。希将此意对美政府委婉说明，加以注意(页13)。
“大西洋宪章”之第八款，虽尚未列出细节，但形同无条件投降，昭然若揭，有何歧异之有?欲推翻希特勒之德军将领并未“踌躇不前”，而是锲而不舍，只是效果不彰，最后到1944年仍然是孤注一掷。所谓“德国未来新政权，宁愿与苏联合作”也是不切实际、不明底细之言。
德军将领多半反共，更怕赤化，虽有些反共而亲俄者一度认为与苏联议和或比较容易，斯大林也乘机宣传反希特勒而不反德国人民，比英美的无条件投降中听。但最晚在1943年10月时已放弃此一幻想，因苏联在莫斯科召开的盟邦外长会议上公开并正式接受“卡萨布兰卡宣言”(Casablanca Declaration)中的无条件投降条款。约略同时，驻瑞士的杜勒斯也明确知会，德国没有与盟邦任何一国单独议和的可能性。蒋介石发此电文岂非不明国际情势，宋美龄如没转达给罗斯福，或事出有因。
且不论“大西洋宪章”，德国在1941年仍然占据大部分的欧陆，如成立新政府仍有议价的条件。然有鉴于未来情势不利，自有其急迫感，以免失去有利的时机，决意劝说在俄境作战的将领，伺机逮捕希特勒。进兵莫斯科的中央集团军司令博克元帅(Field Marshal Fedor von Bock)不愿相从，不过军中有两位年轻军官决定当希特勒到访时乘机逮捕他，但他们低估了纳粹卫队安全措施的严密，根本无法靠近，于是想到唯一的办法是谋杀希特勒，先造成既成事实。当时指挥西线德军的维茨勒本元帅甚为积极，同意以直接行动推翻希特勒，乃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但他因痔疮突发休病假而被取代。于是，到1942年初，仍无对付希特勒的具体做法，至同年春天才正式找到一个具有国内外声望的领袖人物贝克将军(General Ludwig Beck)。此时希特勒正准备重新攻打苏俄，可使德国进一步陷入泥沼。虽由贝克将军出面接洽，在前线的高级将领仍然犹疑不决，怯于行动，于是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在1943年之中，至少有六次试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其中有一次最为惊险，一枚炸弹放置在希特勒的飞机上，居然没有引爆而安全抵达，炸弹也因而未被发现。屡次谋杀希特勒不成，希特勒的特务却捕杀了不少涉案精英，或免职、或软禁，地下组织也遭破坏。
隆美尔元帅加入反希特勒行列
1944年初，统领欧西第二集团军的隆美尔元帅(Field Marshal Erwin Rommel)，著名的北非“沙漠之狐”，有鉴于战争之无望，也加入反希特勒的行列。他的决心也是基于“我相信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这使反对阵营大受鼓舞。不过，隆美尔反对杀死希特勒，因为会使希特勒成为烈士，他主张由德军逮捕希特勒，然后送德国法院审判其罪行。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推翻纳粹政权以及结束战争，希特勒被推翻后，隆美尔将出任临时元首或全军统帅。但是隆美尔想要的不是无条件投降，他的底线是双方立即停战，盟军停止轰炸，德国撤军，推翻纳粹统治，另组新政府。不过，1944年的夏天对德国而言，情势已相当危急，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否则无法获得不被彻底灭亡的和约。盟军于6月6日诺曼底登陆，俄军于6月20日发动攻势后，希特勒仍不听隆美尔的苦心劝告，面对现实，终止战争。隆美尔因而告诉他的参谋长史派德尔(Hans Speidel)说，“我给了他最后机会，他若不做，我们会做”。说此话两天以后，7月17日的下午，隆美尔坐车被低空敌机袭击而受重伤，由克鲁格元帅(Field Marshal Guenther Hans Kluge)接替。在此关键时刻，这位反希特勒的重量级人物一时无法行动。
推翻希特勒未遂及其惨烈后果
在柏林的反希特勒将领们没料到盟军竟已成功登陆诺曼底，一时不知所措，即使兵变成功，亦难以避免德国被占领的命运，只能希望减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以及防止苏军入侵与赤化，并寄希望于西方民主国家。于是不计一切代价暗杀希特勒，去除和议的障碍，更刻不容缓;纳粹特务也闻风捕杀，毫不手软。有一位帅哥上校史陶芬贝格(Count Claus von Stauffenberg)时为柏林后备军司令佛洛姆将军的参谋，有许多向希特勒汇报的机会。他生于1907年，出身南德望族，十九岁从军。早于1939年夏天，他对纳粹反犹太的种族政策就极为不满，并已觉察到希特勒将带领德国走向漫长的战争、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最后势必以败亡终结。他在苏联战场所见更使他对第三帝国彻底失望，他虽然于1943年4月7日在北非战场触雷重伤，丧失左眼、右手以及左手的两根手指，左耳与左膝盖也受伤，但仍然以"救德国"自许。他像其他反希特勒德军一样，为了自发的爱国原因，决心除掉将德国带往毁灭的元首，组织新政府，与盟军议和。他于1943年9月底回到柏林，用剩下的三根手指练习引爆定时炸弹，希望炸死希特勒之后，立即在柏林成立新政府。为了迅速稳定局势，最好能将希特勒的左右手特务头子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与空军司令戈林(Hermann Goering)同时干掉，但并不容易。
时刻终于到来，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亲自命令史陶芬贝格上校前来东普鲁士总部做报告。史陶芬贝格将定时炸弹放在手提箱内，将之放在地上，然后轻轻踢入桌下。希特勒坐在长桌的中央，炸弹距离他的脚下大约有六英尺。由于手提箱被一军官不经意移动，爆炸时虽然死了不少人，但希特勒仅受到轻伤。史陶芬贝格于爆炸前溜出，眼见总部被炸倒塌，以为希特勒必死无疑，而柏林反希特勒将领却迟不行动，等待希特勒的死讯;但一旦证实希特勒未死，就不知所措。史陶芬贝格是后备军司令佛洛姆的参谋长，但佛洛姆听到希特勒未死，竟不肯行动，于是在柏林首都完全看不到支持成立新政府的德军，即使原来讲好的坦克也未到达，连广播电台也未占领，在一日之内导致全盘皆输的局面。纳粹将军莱内克(General Reinecke)在秘密警察部队支持下控制了柏林所有的部队。佛洛姆见风转舵，迅即枪决史陶芬贝格与其他三位参与者，同时逼死贝克将军，但他自己并未幸免，最后亦被处死。特务头子希姆莱于当晚回到柏林，电告希特勒，叛军被彻底消灭。希特勒于午夜广播，声言此一暗杀行动是德国历史上空前的罪恶，他们是少数人，必将与他们算账到底。果然接着是血腥清算，严刑逼供，临时军事法庭，死刑宣判，后又开所谓“人民法庭”，严审叛徒，涉嫌者的亲友被送往集中营者也数以千计。希特勒更亲自要求速审速决，命令将他们像畜生一样吊死。维茨勒本元帅以下与史陶芬贝格有关的将校都被送上“人民法庭”，尽情呈现他们最恶劣的形状，回答侮辱性的问题，然后处死，并做录像在军中传阅，以儆效尤。有不少军官情愿自杀，哈尔德尔被关进黑牢数月之后被盟军释出。史图尔普纳格(Karl Heinrich von Stuelpnagel)将军自杀未遂，不经意说出隆美尔元帅的名字。后来贺发克上校(Colonel Caesar von Hofacker)在“盖世太保”秘密警察严酷刑求下，供出隆美尔在反对活动中的角色。希特勒给这位全德国最受爱戴的将军选择：自杀而后得到国葬，或以叛国罪受审丧失荣誉。隆美尔选择了前者。德军三大元帅，维茨勒本受绞刑、克鲁格与隆美尔被迫自裁，一大批优秀的德国将官在前奥国陆军下士希特勒的淫威下，惊恐地匍匐乞怜，尊严扫地，好不凄惨。
结语
希特勒是二十世纪的大狂人，对人类与文明伤害之深，罕见其匹，称之为“希魔”不为过。他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受到不公平待遇以及羞辱之机，宣扬极端民族主义，赢得民意，夺取政权，发展武力，依靠秘密警察与特务，建立强大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及其壮大之后，即西方强国如英、法亦怯撄其锋，一意姑息;而德国国内的异议，更噤若寒蝉，徒叹奈何。当希特勒于1938年开始发动侵略战争起，有识之士不以为然，然而又如何能阻止独裁者的一意孤行?答案是除了军队，别无他法;但军队乃其独裁体制的重要支柱，难以动摇。毕竟德国的职业军人非仅武夫，都受过良好的训练与教育，不难看出希特勒政策对国家的危害性。其中有不少受到爱国心的驱使，包括元帅级的将领在内，不惜反对自己的元首，自始至终是内部自发，绝非外国策动，更无可能由远在东亚的蒋介石策动。总之，蒋介石何德何能可以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政权?
事实上，德国军队并未真正起兵推翻纳粹政权，严格而论，只是有不少德国将领一再试图推翻希特勒未遂而已。他们用心良苦，最初欲防止德国卷入漫长而难有胜算的战争，后来欲挽救德国于危亡。内在的因素显然，何待外来的策动?但他们搞政变不如在战场上的果断，往往犹疑不决，坐失良机。他们虽主动与英国沟通，但敌方实难有所帮助。杨天石声称蒋介石金援反希特勒的德军，但除了不知下落的三万美元，不知到底有何帮助?杨文提到与蒋介石联系的德方三人小组，亦非反希特勒集团的主要角色。
反希特勒将领未能成功策动体制内的军队推翻纳粹政权，却效体制外的暗杀手段，最后于德国败亡前夕，一位年轻德国军官携带定时炸弹，欲炸死独裁者，虽然引爆后声震屋宇，希特勒竟只受轻伤，而在柏林预备政变的部队又迟疑不举，遂被轻易歼灭，所有涉嫌将领遭遇到极其非人道的处置。所谓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政权的往事，成为一场德国人民惨烈的悲剧。将蒋介石与这场悲剧挂钩，既无必要，更非事实。
本文出自文汇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汪荣祖先生的书评选集《阅读的回响》。感谢汪荣祖先生授权经略公号刊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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