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本文汪荣祖先生，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1961年获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台湾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国立中央大学讲座教授。汪荣祖教授主要致力于清末民初纷乱之世的重要知识分子、圆明园、早期台湾史等研究。著作丰厚，出版《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章太炎研究》、《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学林漫步》、《诗情史意》等中英文专书十余种。
我质疑杨天石撰<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一文(载台北《传记文学》574期)有了回应。杨文说：“荣祖教授是我多年老友”，一点也没错，又说“学术上的切磋问难是朋友之道的重要表现, 有话就直说了”!说的极好，我的质疑就是“有话直说”，然而他又说打“板子”什么的，而且“板子”还“打错了地方”，请问朋友之间“切磋问难”与打板子何干?杨兄岂不言重了!
杨兄指我“误读”他的大作，使我想起我初到美国读书的时候，老师在我的学期报告上作的有些批评，我认为是误读了我的原文，老师说不要怪别人误读，要怪自己没有写清楚!但是杨兄的命题是十分清楚而明确的：“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而且强调说，那是“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这样明确的命题，再怎样“破”题，也不可能“破”到文不对题。杨文如此清楚明白，我想连中学生也不会误读吧!
我在<蒋介石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质疑>一文(原载台北《传记文学》575期)中, 之所以要把部分德军将领以及若干非军方人士阴谋推翻希特勒的前因后果略作交代，以便说明这些将领要推翻希特勒出自自发的爱国心，这不是我个人研究的结论，而是西方学者的共识。杨兄说我的“许多观点，如『德国将领为阻止侵略战争而反希特勒』、『为免战争扩大而推翻希特勒』、『为挽救德国而推翻希特勒』等，和拙文并无矛盾，我都同意”。如果是这样，则必须承认这些将领阴谋推翻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是自发的，而不是由外力策动的；既非由外力策动，自然不可能由蒋介石所策动，这是最基本的逻辑啊！
杨兄当然会说，“蒋介石日记明明写着：『对德运动倒戈工作之进行』、『派齐焌赴瑞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计划应告知罗斯福总统』”，而且情绪性地质问，难道“蒋介石日记不可信”?难道“蒋介石在骗人”?据我所知，没有人说过蒋日记是假的、不可信，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蒋在日记里没有“骗人”的话，没有自恋的话，没有不正确的话。蒋在日记里说，叶公超是“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你也当真?更没有人能保证蒋在日记里所说的、所以为然的、所判断的都是正确的，所想要做的事都能落实。如果有人相信蒋日记完全是他私密的空间，其结果必然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在生前就已公布经过选择的日记，他在死前没有烧毁日记，难道会认为永不会见天日?历史人物的日记是史家可贵的材料，然而史实到底如何?还是需要历史学者来做研究、做判断。
后人读史自有后见之明，知道德国第三帝国情状，当读到蒋介石日记，说要“运动德国军队倒戈”，不应随之起舞，去找寻“惊天秘密”，其思路宜从根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展开。我们知道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军队从来没有倒过戈，也没有被策动倒了戈，只是部分将领想要阴谋推翻希特勒的领导，这叫做“政变”，不是”倒戈”，如果军队倒了戈，又何必要谋杀希特勒呢？杨兄不明就里就说：”被希特勒派到前方的将领不按照军令去与敌方作战，却反过来企图推翻作为主帅的希特勒，不是倒戈是什么”?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将领并没有不按军令与敌方作战，或倒向敌军。我在质疑文中已经指出，即使想要阴谋推翻希特勒的将领也得按照军令与敌作战，不然就会露出马脚;只是部分将领想搞政变。我在”质疑”文中曾说1944年那场政变，牵涉到的将领”人数之多，层次之高”，连隆美尔元帅也加入了，因当时德国战况危急，反希特勒的将领增多，但杨兄误会”参加(政变)的人数众多”，其实整体而言，在德军众多的将领中参与者仍居极少数，更无多得像杨兄所言、各行其事的情况。杨兄是中国近代史专家，在中国近代史里也有不少”政变”与”倒戈”的事例，我想杨兄不致于搞不清楚、不能理解两者的区别吧?正因为德国军队不曾倒戈，极大部分的德国人民仍然相信希特勒，以致于包括元帅级在内的高级将领以及少数菁英劳而无功，而且遭遇到惨烈的后果，我在质疑文中已经提及。我也提过这些将领犹疑不决，乃是失败的主因，并不是由于缺乏资源与外援。再说，德国军队连他们的元帅都无法策动倒戈成功?蒋介石可能做到吗?我已说过，部分德军将领想要推翻希特勒出于爱国、救国的原因，无须外来的策动，更不可能被蒋介石的三万美元所策动。我们岂能被蒋介石日记牵着鼻子走呢?
在我们所了解的德国情况下，蒋介石到底能干预些什么呢?可以做什么有意义的努力呢?事实上，杨兄自己也承认，“至于蒋的这种努力是否发生过作用，或有多大作用，由于材料不足，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本文并未回答”。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不能回答，还能夸大其事吗?说是“惊天秘密吗”?杨兄的问题不完全是“材料不足”的问题，而是只看单方面的材料。杨兄说他的大作只是要“讨论蒋与事件有无关系，是否做过某些努力”，但是杨兄并没有建立蒋与策动德国军队倒戈一事的关系，所谓“某些努力”既语焉不详，又无下文。既然不知道蒋的努力是否发生过做作用，如何能遽下定论说，蒋曾经策动过德国军队倒戈呢？怎能渲染说那是“惊天秘密”呢？当然杨兄现在已经改口，他斗大的标题已经改为，”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的史实应该得到承认“。原来的斗大标题并无”企图“两字呀!”将“策动”改为“企图策动”，非同小可，如果只是“企图”(intention), 根本不必管是否落实，那还能说是“惊天”大事?。然而即使是“企图”，也应知其如何能使“德军倒戈、推翻希特勒”？更何况杨兄认为“有成效”，具体的成效在那里呢？
杨兄说我“有点无的放矢”，因为我在质疑文中说，“那些德国将领早于1942年之前就要推翻希特勒，原因为了与英、法等同盟国议和，避免全面战争，出于爱国心，何待蒋介石策动『倒戈』?”杨兄认为我“讲得完全正确”，但是他在他的大文里并没有“这样的意思”。那就奇了，既然没有这个意思，蒋介石要策动、要德军倒戈，岂非多此一举? 说到“无的放矢”，想到杨兄将蒋介石的“策动”改为“企图策动”，岂非将中矢之“的”换了包，然后说是“无此的“呢?其实，如果了解德军欲倒希特勒的本事，便知根本无须外力策动，再说蒋介石企图策动，才是无的放矢。
杨兄说：“齐焌从克兰、沙赫特、托马斯那里了解到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力量已经相当『雄厚』、『实力甚巨』、『筹划已非一日』“。如果是这样，请问还需要中国送去三万美元的经援?还需要去”策动“吗?所谓克兰、沙赫特、托马斯的”三人组合“，应该是杨兄杜撰的名词，在德国内部反希特勒势力中并无这样一个所谓”三人组合“。杨兄说克兰是军火商，中国曾长期向德国购买军火，齐焌与之相识当然可能，但杨兄说克兰无官职，却又登了他全副戎装、挂满勋章的照片，令人错愕。沙赫特原是希特勒的功臣，因其财经长才导致德国振军经武之大成功，并获得最高勋章，后因反对希特勒的扩张政策而遭解职失势，但因其背景并未得到反希特勒核心的信任。托马斯是德军中的财经人才，知道若攻打波兰会导致世界大战，忧心德国的原料与粮食难以为继，但当希特勒告诉他不必忧虑，他也无可奈何。这三人因之前密切的中德经济关系与中国有来往，但我在质疑文中已提到他们不是要推翻希特勒的主要角色，也无从策动德军倒戈。杨兄的”三人组合“也不是另一组的反希特勒势力。搞政变推翻希特勒必须依赖掌有实际兵权的将领。
杨兄又说，“蒋介石也正因为得知德国的反纳粹力量已经庞大，蓄势待发，觉得事有可为，才决定派齐焌赴欧『运动』“。无论这是蒋的判断，还是杨兄所理解的蒋之判断，都不正确。德国的反纳粹力量，虽有高层次将领参与，不乏资源，绝不”庞大“，诚如《第三帝国兴亡史》的所说，”反对运动自始至终小而弱，由一群勇敢而真诚的人所领导，但是缺少足够的追随者“ (the German resistance movement) remaine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a small and feeble thing, led to be sure, by a handful courageous and decent men, but lacking followers)(p.372)。若然，则蒋以为”事有可为“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派齐焌赴欧『运动』」摸不到边，没有下文，也就不足为异了。
杨兄说，他没说德军全由蒋“策动”的，好像我错怪了他，其实我认为蒋根本不可能“策动”任何德军倒戈；我现在要请问的是，既非“全由”，倒底哪些德国军队由蒋“策动”？或“企图策动”的呢？杨兄又说：“拙文的正题是〈抗战期间中德关系的惊天秘密〉，仅就中德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言，并未采用”德国反纳粹政变的惊天秘密一类题目“。这有点在狡辩了，请问抗战期间中德关系，除了所谓“蒋策动德军倒戈”，还有什么“惊天秘密”呢?他的题目如何可能采用”德国反纳粹政变的惊天秘密“一类的题目呢?那岂不是要完全文不对题了吗?
我在“质疑“文中，认为德国反纳粹人士要求蒋介石代向英美求和，”有违常识“，因为向英美求和不必经过蒋介石，如果了解当时国际情势，经过蒋介石并无特别好处，这就是历史常识。杨兄说，”汪文所述，德国地下运动和艾伦‧杜勒斯建立联系是在1942年底，已在三人组合与齐焌谈话一年多之后。怎么能用发生在后的事情否定发生在前的事情呢“?杨兄难道不知道早在1938年反对希特勒份子已与伦敦有了联系，而且当时最关键的是英国，美国尚未参战，美国特务艾伦‧杜勒斯迟至1942年年底才建立，并不奇怪。
杨兄有一大段文字，必须录在下面，以便请教是否有据，还是想当然耳，以便证明蒋与德军别有管道?因为杨兄一再说他懂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学家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不能根据推想去下判断“。
德国反希特勒的地下运动是缓慢地、逐渐发生、发展、壮大的，其参加人员逐渐增多，并没有形成高度严密、互通声气的组织，也没有形成如臂使指、上令下行的领导系统。其中有一部分人和英国有联系，会和英国方面联系;另一部分人和美国人有渠道，自然会和美国人交往。鉴于这种联系的极端机密性(否则是要掉脑袋的!)，他们自然不会向其他地下运动的成员通报：更不会下令：我这里已经和西方挂钩了，你们就不要再找寻别的门路了，自然，更不会也不可能禁止其他人士找寻其他门路。其情况，可以说是各自为政，各显神通。
这整段话根据什么而言?且不论其中文字的错乱与矛盾，既说“并没有形成高度严密、互通声气的组织“，又说”鉴于这种联系的极端机密性（否则是要掉脑袋的！）“，最重要的是杨兄对当时德国的情况，不甚了解，显然将部分德军（相对少数）将领欲搞政变推翻希特勒，误作是一个”逐渐发生、发展、壮大的“反对运动。事实上，在纳粹集权统治下，不可能会有一个”逐渐发生、发展、壮大的“反对运动。要推翻希特勒唯有寄望于军队，有高级将领参与当然是利机，但必须是有实际统兵权的将领，最好是卫戌首都的司令，我在质疑文中已经提及，不必复述。搞政变的可靠资源唯有掌控军队，用不到外来的几万美元搞政变，杨兄说;”这些人有钱，不等于他们愿意自己掏钱推翻希特勒，也不等于参加地下运动几万的人士个个有钱“。这种话信口开河，实在有欠考虑，一个统兵官需要自己掏腰包搞政变吗?话说回来，他们连命都舍得，如果需要掏一点腰包，难道都不愿意而必须乞求外援?
我提出三万美元下落不明的可能性，杨兄也无法排除，但他以地下工作需要保密为“下落不明“作解释，却忘了齐焌的报告是”机密报告“，在机密报告里也要保密?我不是说要报销清单，总要知道钱花下去作了些什么事，当然是”策动德军倒戈“，杨兄所谓的”成效“，请问在那里?我只是提出疑问及可能性，但杨兄居然说我已为齐焌或克兰的贪污定了罪，我根本没有兴趣定他们的罪，这是严重的故意扭曲，绝非”朋友论学之道“。他还要说什么”法律上讲究无罪推定“，居然将史学推定与法律推定混为一谈。杨兄随心说出”史学是实证科学“，却透露出他对史学的认知，尚停留在二十世纪之初，许多著名史家早已指出，”史学是实证科学“乃是对近代史学之父兰克史学的严重误解，当今国际史学界几乎无人再把史学与科学混为一谈了。当今那一位史家，包括杨兄在内，敢说他的作品是”实证科学“呢?
杨兄认为德国“亲华份子“要蒋介石介入因为”他们(又)担心，新的德国可能受到英美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希望找到渠道，联系英美领袖，得到国际保证。蒋介石在当时是中国抗战领袖，而且已经和英美，特别是和罗斯福建立了同盟关系，宋子文已经作为蒋介石的代表派往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通过长期相熟的齐焌求助于蒋介石，有什么奇怪的呢“?奇怪的是德国人如此昧于当时的国际情势，即使不知蒋介石与罗斯福的”同盟关系“受尽屈辱，也应知道这关系是很不平等的。蒋自己都无法争取到平等，如何为”新德国“争平等？其实，德国未败之前，议和得到平等待遇有何困难?何须国际保证?德国既败之后，又安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与日本都以无条件投降终。蒋介石既不必为”新德国“争取平等于前，又不可能为”新德国“争取平等于后。杨兄的解释是全然说不通的。
德国反纳粹运动中有些亲华人士，并不奇怪，但是这些人向蒋“求助“是授权的呢？还只是表达他们个人的意愿？并未加以说明。杨兄一再以福肯豪森将军为例，福将军在战前曾任德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与蒋自有个人间的关系，但是说福将军向蒋”输忠诚“，会讲歌颂蒋氏的话，不仅奇怪，而且太不了解西洋人了，更太不了解德国军人了。如果蒋介石连福将军都不能”策动“倒戈，又能”策动“那一位呢?”阿谀奉承“之词，白纸黑字俱在，如要证明不是齐焌的”加料“，何不拿出原文来看。机密文件档只有译文而无原文，如何对证?
我质疑蒋介石致宋美龄的电报是否送达罗斯福，因无下文，应该是合理的疑问，而杨兄却说“大胆假设“，但他自己也无法排除有二种可能性。杨兄认为宋美龄不转达电报是”不可思议“的，杨兄若不知道宋美龄的国际知识要比蒋介石丰富得多，也应该想想蒋为什么不直接致电罗斯福，而要致电宋，再由宋转达。杨兄还要提醒我”蒋介石上引致宋美龄电的时间，那是在1943年4月，『反共亲俄』者还没有「放弃」幻想呢“!问题是这一点点”幻想“有任何影响力吗?到了1943年底连那一点点”幻想“都没有了呢!杨兄似不知当时德国反共意识形态之强，德军之中尤其强烈，想靠苏俄来解决问题自始至终不是可行的选项。
杨兄说“反纳粹人士和丘吉尔、艾登、杜勒斯的联系也都可以说是『不了了之』，因为，同盟国最终采取的是武装摧毁希特勒政权，并未采纳地下运动人士的暗杀或政变建议“。这又是不明史实之言，反纳粹人士与盟国之间的交涉是很清楚的，最初他们希望英法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态度以阻止战争，大规模战争爆发后，唯有政变成功或暗杀希特勒成功，才能以新政府与盟国议和。搞政变、暗杀希特勒是德国人的事，并不是盟国”采纳”或”不采纳”的问题，盟国当然不会反对。之所以”不了了之”，只是政变既没有成功，暗杀也遭遇到失败。请问蒋介石的”对德工作“又是如何”不了了之“的呢？ 能够这样轻易地模拟吗？
杨兄承认数据不足，也不可能查阅所有的档案数据，但他反问我：“难道荣祖教授彻底查过吗“?我不是”蒋介石策动德军倒戈“这一类文章的，为什么要彻底去查这类文章的资料。提供充分数据以落实结论是杨兄的任务，我的任务只是提出”质疑“，请不要把角色弄错。杨兄并没有如他自己所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他只有三分证据却说了十分的话。杨兄很高兴，因为我并未否定他所用材料的真实性，然后就要我接受他的结论。他显然将”历史材料“(historical materials)等同”历史证据”(historical evidence)，然而杨兄未尝不知从材料到证据尚有艰辛的论证要做。其实杨兄的“三分证据”只是三份材料，其一、蒋日记说，派齐焌运动德军倒戈，但是如何运动?如何倒戈?均不知;其二、蒋介石致宋美龄的电报，其中讯息是否转达给罗斯福?不知;其三、宋子文给齐焌的三万美元，如何花的?下落如何?也都不知。杨兄自以为是地把这几件材料当作证据，只要我承认这几件材料是真的，他的立论就可以成立了。但不幸的是他视为证据的材料，只是货真价值的“鸡毛”，却把它当作“令箭”，所谓“惊天秘密”实在太夸张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战时反法西斯工作的努力如杨兄所说若有任何成效，即使对此伟大的业绩不作宣扬，岂有保密之理？而且一保就是六十余年，要等杨兄来揭密，岂非太不符合常识了?杨兄说“日记在蒋身前和去世后都没有发表过，不会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有意编造的吧”!我要质疑的不是“编造”，而是蒋介石为了不“沽名钓誉”而于战后秘而不宣这个“惊天秘密”。卲子平兄是国民党外交官之子，这件外交大事居然也“闻所未闻”，我想他的老太爷也“闻所未闻”吧，然而他不以为异，还要别人接受“未闻”之实，还要说“德军未尝不可另布一线通过尚有邦交的中国，以备另用”。邵兄出身外交之家，又长年在联合国做事，外交史知识不应如此生疏，他应该知道，自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开始亲日，与日签订反共联盟，又承认满洲国、又撤回军事顾问团，又对华军火禁运，还“尚有邦交”乎?所谓“德军另布一线”有何根据?岂非不做功课而信口乱道?
邵兄对齐家老少如数家珍，却不能提供齐家任何人对此“惊天”大事“有所闻”，以便给杨兄一些旁证。他不作此图，反要指我“含沙射影”，我情愿相信他不是出言不逊，而是滥用成语;他说我与杨兄“用词有轻有重，实在相去不远”，令我讶异，难道南辕北辙也可以说成“相去不远”?至于邵子平要警告我“希望汪文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使我感到邵兄白在美国住了那么多年，他既乏民主社会的法律知识，又不知学术自由为何物?那三万美元下落不明，不可以质疑吗?
“惊天秘密”大家都闻所未闻，连蒋介石本人也不提，这才是不可思议呢!杨兄是研究蒋介石的专家，请问蒋之“丰功伟业”有哪一件不巨细靡遗地公诸于世？为什么单独不提这一件“惊天”伟业呢？为什么蒋要隐藏这一”惊天秘密”在日记里呢？唯一答案是那些”企图”与”努力”毫无成效，毫无影响，想要策动德军倒戈连边都摸不到，以致于不值得提，不好意思提。反法西斯的“功劳”在战后不提是有违常理的，我绝无意说杨兄没有常识，但常识往往是无须求证的。
最使我感到无趣的是，杨兄最后学梁惠王顾左右而言它，牵扯到喜不喜欢蒋介石的问题。他说我不喜欢蒋来摆脱我的质疑，未免过于轻巧。他说什么“憎而应知其善”，我想请问杨兄，憎希特勒者，除纳粹余孽外，有谁知其善?蒋固然没有希特勒作恶的能耐，但在1930年代他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效法希特勒的“棕衣社”组织“蓝衣社”。我倒不认为杨兄因“爱其人而知其善”，他不过是因国内长期从政治观点否定蒋，得见蒋日记之后如获至宝，代蒋言其善，视为翻案的创见以名世。他视为“惊天秘密”的蒋策动德军发动政变，不能落实，却仍然坚持三份材料等同证据，坚持不知何谓“证据”(evidence)。他承认某些德军想要推翻希特勒是自发的，无须外力干预，但他理直气壮地说：“难道自发、自觉和外力的鼓励、支持、协助、促进是绝对排斥的吗”?但是他的原文明明是“策动”，而不是“鼓励”云云，所谓蒋之鼓励、支持、协助、促进又都不能落实。杨兄应知德军自发、自觉的阴谋是绝密的，否则未发先被镇压，蒋安能有比希特勒更厉害的情报，及时给予鼓励、支持、协助与促进?再看杨兄认为，抗战期间美国罗斯福总统“给了蒋介石以很高的地位和荣誉，也是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前后，力主中国应为四强之一”，竟附和国民党宣传的表象，研究抗战时中美关系的客观学者，应知罗斯福不管邱吉尔的反对，力主中国应为四强之一，完全是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并非由于当时中国的实力。蒋“很高的地位和荣誉”是罗斯福给的，正可说明不平等的关系，难道熟读蒋日记的杨兄，不知道史迪威事件蒋所受的屈辱?岂非”爱而不知其过“?至于杨兄坚持蒋于战后不提他曾策动德军推翻希特勒的”惊天“伟业，还拉些不能类比的例子来作辩解，岂非忘了自己说过的”敬之而不增其功“吗?蒋介石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开之“功”，杨兄又何必要“增”之呢？
本文出自文汇出版社2017年推出的汪荣祖先生的书评选集《阅读的回响》，为《蒋介石何曾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一文的附录。感谢汪荣祖先生授权经略公号刊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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