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国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议论多了起来。有的学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我看到一篇文章，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提出“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陈启懋：《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反思》，《上海思想界》2017年总第48期。]这篇文章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相互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十月革命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结晶、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成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基本上成功的，还是用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遭到了战略性失败”，从而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这里，我们只讨论后面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分歧，说到底集中在一点上，即：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的评价是不是站得住脚?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对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用尽一切攻击、诬蔑的手段，予以彻底否定，而且说“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所以他们极力反对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因为三七开是他们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完全否定斯大林的最大障碍。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是一个原则问题，它关系到十月革命道路对不对、要不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不是正确，要不要坚持，这实际上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次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及以后。这两次实际上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敌对势力是通过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实践的办法来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股思潮，在中国，最近一段时间里，是同国内否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一脉相承、相互呼应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凡是否定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人，即国内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必然是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老实说，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目的也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借着国外说国内，“洋为中用”嘛。原因很简单，我们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才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我们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我们的根本制度与苏联是一样的，都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句话，两家都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它们是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时间段。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搞的都是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样的，不过具体做法不同，是社会主义的两种模式而已。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站得住吗?这点道理是不难懂的。
在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实际上有的人玩的就是这样的手法：有的话在中国不好明说，就通过痛骂斯大林、痛骂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来表达。举一个例子吧。比如有人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国内碍于党章宪法，不好明说，于是他们就大骂斯大林独裁，大骂苏联是一党专政，不民主，是恐怖政权，毫无成就，必然要垮台。联系到中国，其言外之意，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1956年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提出来的，当时这一论断是回击反共浪潮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是同敌对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反苏反共的浪潮，一时间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成为世界性潮流。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接连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全面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旗帜鲜明地捍卫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方面，力挽狂澜，回击了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这段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尤其是那时我们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分析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一些充满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它应该成为今天我们分析苏联问题的指导思想，一般地说，也是我们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指导原则。
我很长一段时间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从1964年中央批准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苏联东欧研究所那时起，一直到2000年离开苏东所，整整36年时间，也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年华，耗费在研究苏联问题上了。在苏东剧变的时候，我还曾参加了中央临时成立的苏东小组的工作。说我对苏联问题有点研究，这大概可以说得过去。但我对苏联问题的基本看法是在50年代中期形成的。那时我刚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恰好遇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的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在这个“多事之秋”的岁月里，我与许多同学一样，思想上产生了很多疑惑。正在迷茫之际，党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我认真学习了这两篇文章，完全被这两篇文章的理论逻辑征服了。我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基本理论观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两篇文章，尤其是研究苏联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更是如此。那时我还年轻，党中央、毛主席对苏联问题、斯大林问题的论断的深远意义，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些结论的，那就更不知道了。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苏东剧变，事实证明“两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些预言不幸而言中。这才慢慢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
我们应该感谢吴冷西同志。在那个岁月里，他亲身参加了中央的讨论，他在《十年论战》一书中如实地纪录了中苏论战中每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讲了些什么意见，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党的基本观点是怎么形成的，它的理论与实践依据是什么，懂得为什么我们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经常向我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生推荐这本书。不了解这段历史，不知道我们党在中苏论战中的观点，是不会真正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会真正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分析现实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最近，为了批驳有人否定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我又重新阅读了这本书，深有感触。下面，我就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问题，谈一点读《十年论战》的体会。
一、毛泽东、党中央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是认真的、慎重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传到中国，毛主席立即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他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揭了盖子捅了篓子，都同斯大林问题有关。所以，关键是如何评价斯大林，也就是如何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1956年3月19日下午，毛主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就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对各种评价都考虑到了，最后认为三七开比较合适。他在会上讲：“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政治局扩大会议没有人对毛泽东这一评价提出异议。可见，三七开是我们党领导集体的一致意见，代表了我们党的看法。应该承认，三七开这个结论，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斯大林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结晶，它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不能轻易否定。轻蔑地否定三七开，把它称之为“左”，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至少是不谨慎的。
1956年4月6日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做具体分析。”几天后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4月29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共产党代表的谈话时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1—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八大期间，他会见很多外国党的代表时，一再重申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评价。
吴冷西得出结论：“从这些情况看到，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毛主席和党中央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的战略高度提出“三七开”的论断的，排除了历史上两党关系的影响，也排除了个人的感情因素，也就是说完全是出于公心。
1956年3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毛泽东发言，提到历史上斯大林曾经整过我们。“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我党独立自主性的抗日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至1950年2月17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70岁寿辰，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此行目的不但是祝寿，主要是要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斯大林曾把铁托看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一意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
在开完斯大林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参观，我不去，不答应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这样僵持到了1950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约事宜，所以，周总理在1月30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十年论战》(上)第12—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个人对斯大林并没有特殊的好感。他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勒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而受到西方舆论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谈。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写的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十年论战》(上)第63—6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我们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既不计较历史恩怨，也不考虑个人的感情。毛主席和党中央完全是从维护社会主义、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评价斯大林的。这种胸怀，是某些跟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屁股后面人云亦云的人，无法理解的。他们总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例如说，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事实是，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为了把这句话写进《莫斯科宣言》，毛泽东还反复做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工作)等等。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此为是矣。
第三，毛主席、党中央对斯大林的评价，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在实践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实事求是的。
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苏联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最早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的。我们党许多领导人在苏联学习、工作过。共产国际解散以后，我们党同苏联党来往仍然十分密切。应该说，我们党的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他们的失误，也有清醒的认识。1949年，全国刚刚解放，我国面临着新中国应该什么样子的，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当时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主政》中明确指出，总结建党28年的经验，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了解苏联的情况，不知道苏联走的是什么道路，不知道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一点经验都没有，只能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经验。经过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有了一些自己的经验，到1956年，我们党深深感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基本经验是正确的，但它的具体做法，也就是具体经验，有的只适用于苏联的具体条件，不能简单地搬到中国来，有的经验则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论十大关系》就明确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发轫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道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毛主席开始探索的，但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则是邓小平时候形成的。在东欧国家都在照搬苏联具体做法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即坚持它的正确方面，又扬弃它的错误的东西，能说毛泽东不了解苏联吗?
批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的人，扪心自问，你对苏联的了解，能比得上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吗?你真的就比他们这个集体高明吗?
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有人喜欢讲“真相”，从档案里挖出一些负面的东西，来证明自己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结论。仿佛一讲档案，似乎就把人镇住了。其实，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社会主义社会是充满矛盾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间那么长，事情那么繁杂，要找点负面材料，那容易得很。列宁告诫我们：“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列宁全集》第28卷，第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毛主席、党中央在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时，从来不纠缠具体事务，而是从总体上，也就是“从全部总和”和“从联系中”考察的。在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才写成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地鼓舞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否认的责任。”
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5—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再一次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90、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可见毛泽东、党中央是全面考察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既看到成就，也看到错误，而且区分主流和支流，才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是唯一正确的、符合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坚持。
怎么看待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弊病?对苏联所犯错误，毛泽东、党中央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全盘否定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自以为站在道德的高地来谴责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所犯的错误)，而是提出了一些分析错误的的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第一，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犯错误是难免的。1956年3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毛泽东发言指出：“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十年论战》(上)第1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需要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
但毛主席也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十年论战》(上)第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二，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怎样克服错误?1956年12月19日、20日下午和晚上，我们党连续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稿子时，一致认为：“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还不完善，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缺点。即使没有缺点，也有一个怎么运用制度的问题。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斯大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个人专断，在认识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讲错误的原因首先要从思想上讲清楚，再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讲清楚。”[《十年论战》(上)第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我们党详细论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所犯错误的根源。《再论》指出：“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在适应苏联的发展了呢?当然不是。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的;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再论》在这里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也就我们现在常讲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不是来自基本制度，而是在具体制度的环节上发生的，因此，纠正错误，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调整具体制度。这就从理论上明确了改革的对象：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合需要的具体制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很不简单的。这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那个时候就奠定了后来改革的理论基础。
《再论》还指出，“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不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会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奇怪的地方。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确实可以避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我大段引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话，是因为这些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它提供了我们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当年我就被这些充满辩证法的、高屋建瓴的论断征服了。老实说，这些观点不仅对认识、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认识当前的改革(包括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对象、改革的方法等等)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主席、党中央还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的高度来研究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1956年11月30日在政治局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会议上，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几个基本观点。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
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66—6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毛泽东把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概括为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各国都要遵守共同规律，都要走十月革命道路，都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否定了共同规律，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实现形式各国是不一样的，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个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既坚持共同规律、共性，又在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上各有特点，具有个性。否定共同规律，那是修正主义;否定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上的特殊性，那是教条主义。两者都会阻碍、甚至破环社会主义的发展。
按照共同规律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原则，该怎么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呢?《再论》把苏联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指出：“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共产主义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就是十月革命道路的基本内容。每个国家尽管具体发展道路不一样，但从基本原则上说，都离不开并且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规律。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在当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正是要否定这些基本经验、普遍规律和共同道路。[《十年论战》(上)第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苏联的基本经验体现在制度上，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决不能否定。而所有要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攻击的矛头总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身上。
但基本制度需要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要按照基本制度的原则，建立各种具体制度，也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这方面的经验就是具体经验。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经验，也就是具体制度，需要做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学习;有的则是根据苏联的具体国情提出来的，只适合于苏联，不能照搬到条件不同的其他国家去;还有一些是错误的。一切照搬，是不对的。
苏联的基本制度、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具体经验、具体制度是有对有错的。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具体制度则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对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党中央研究、评价斯大林、苏联问题，落脚点始终放在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把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1956年4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子时，毛泽东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间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十年论战》(上)第2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我们不是为评价而评价，我们党是把苏联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去研究苏联问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我们要对两个模糊观念谈一点看法。有人说，你们为苏联辩护，苏联自己都垮了，你们还为它辩护?好像一句“为苏联辩护”，就把别人的嘴堵住了。我们要反问一句：为苏联的正确方面辩护有什么错?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满世界都批判“斯大林主义”，当时我们党挺身而出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明确指出：“斯大林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学教科书时还特地指出，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是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因为斯大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战士。这倒值得某些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人深思的：你们是不是想讨好帝国主义?《再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把这一论断搬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身上，我们也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首先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这是正确的;其次，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犯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必须纠正。我们捍卫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没有什么输理的。至于说到苏联的垮台，那并不是坚持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方面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背弃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所产生的恶果，它正好从反面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放弃不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正确方面(这是基本方面)否定不得。
有人借口改革来反对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的逻辑是，改革就是把原来苏联传给我们的弊病改掉，“改革就是去苏联化”，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这不是反对改革吗?这就涉及对改革对象的理解。我们的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是既适应又不适应的关系，适应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不适应方面才需要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我们必须坚持。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破坏生产力。苏联东欧国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某些环节，这才是我们改革的对象。所以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把改革理解为“去苏联化”。我们党从来也没有把改革说成是“去苏联化”，这是某些人为了把改革引导到邪路上去而制造的一种舆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基本制度，我们应该坚持;其中根据苏联国情制定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错误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是我们改革的对象。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方面和坚持改革是不矛盾的。把改革理解为“去苏联化”，必然不仅要改革不适合需要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而且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制度，这是完全错误的。
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完全否定，还是三七开，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管多么华丽的词藻，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想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管是不是明说，实质就是如此);三七开，就是要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改掉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中错误的、不适合本国国情的东西，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用改革来反对对苏联的三七开的评价是毫无道理的。
我们重新读一读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和上世纪50年代我们党写作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不能不从心底里佩服毛泽东和以他为首的党的领导集体。他们在世界性的反共反苏浪潮面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分析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是非。这表明，毛主席和党中央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勇气。这些文献，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正如江泽民所说的，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证明了“两论”论点的正确，其中一些预言不幸而言中。联系到当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状况，我们应该坚持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榜样，科学地、有理有据地回击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科学的结论，它应该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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