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创始人和开拓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他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分析、总结、凝练和概括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坚持立足全局，加强思想引导;广泛动员群众，启发群众自觉;坚持联系实际，注意群众生活;坚持说理教育，主张以理服人;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自我教育;坚持以身作则，注重以行导人;坚持榜样引导，弘扬高尚精神等一套系统完整而又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深入研究和探索这些方法，对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是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促进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要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和任务，就必须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为了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逐步探索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一、坚持立足全局，加强思想引导思想
政治工作既是党的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完成党的全局工作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十分善于从党的工作全局的高度观察、分析、思考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使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服务、引领和推动全局工作的有力手段。他曾深刻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立足于党的工作全局，积极开展思想引导，帮助人们用正确的思想认识克服错误的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观点，从而奠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总是能够站在全局的高度，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分析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与趋势，加强思想引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提高人们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成为整个时局的中心所在，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全部工作的中心所在。1938年5月，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立足于抗战发展变化的全局，通过辩证分析和比较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强调了人力、人心和政治动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进而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抗日战争关乎战略全局的首要任务，“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从而帮助全国人民看清了抗战的形势和任务，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抗战全局的指导、引领与推动作用。
1949年，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时，毛泽东再次立足全局，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敏锐地洞察到了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战争转向建设，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已经成为了党的工作中心，党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应当紧紧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党必须及早做好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的思想准备，必须及早预防各种不良思想倾向对党的工作的侵蚀和冲击。他及时而又深刻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下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要在糖弹面前打败仗”，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的讲话，为党的工作顺利由农村转入城市、做好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并做好拒腐防变工作起到了富有前瞻性的思想引导作用。因此，善于从全局思考思想政治工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推动全局，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二、广泛动员群众，启发群众自觉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党的事业作为一项需要千千万万人去为之不懈努力奋斗的事业，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高度重视和广泛动员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群众在参与党的伟大事业中充分认识、实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利益。然而，群众因自身经济地位、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及其制约，在实践活动中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的局限，需要对其进行广泛深入地动员，启发其阶级自觉、政治自觉进而提高实践自觉。列宁曾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此外，在人民群众内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自觉性、积极性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这就需要对处于中间状态、尤其是处于落后状态的群众进行宣传动员，启发其自觉，以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到党的伟大事业中来，从而避免党的事业陷入少数人的空忙的尴尬境地。因此，群众自身的特点和党的事业的艰巨性共同决定了宣传动员群众，启发群众自觉，提高实践活动的自觉程度和科学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敌强我弱、偏远地区人民尚且不知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人民尚未完全觉醒、我方人力资源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现实，毛泽东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要求通过全国性的政治动员来宣传鼓动中国人民，启发全民族的抗战自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他指出，政治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并进而指出了政治动员的步骤：第一，政治动员首先要向军队和人民讲明战争的目的，让其明白打仗的原因，打仗与自身的利害关系，消除抗战军民参与抗战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增强目的性和主动性;第二，政治动员仅仅讲明战争的目的还不够，还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来具体阐明达到战争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否则便失去了实现战争目的的条件和依据;第三，政治动员要借助传单布告、书册、戏剧电影等多种载体，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来综合开展，单一的宣传形式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政治动员要依靠学校、民众团体、干部人员等组织机构共同进行，只有依托一定的组织、人员，政治动员的开展才有组织基础;第四，政治动员应当联系士兵、百姓的生活实际经常性地、持续性地开展，不是一次性、暂时性的动员工作就能够收到成效的，脱离士兵和群众生活实际的空洞的说教是难以引起士兵和群众的兴趣、理解和认同的，更无法达到动员其加入到抗日洪流中的预期目的。
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亲自策划、组织撰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选择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案例，并亲自撰写序言和编者按，对这些先进典型的做法、经验和意义进行推广，生动地教育了广大农民群众，提高了农民群众实行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觉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的生产力。可见，坚持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动员群众，启发群众自觉，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方法。
三、坚持联系实际，注意群众生活
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正是由于思想是利益的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充分联系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利益，注意解决其各种实际问题，满足其各种实际需要尤其是物质利益需要，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拥护、认同进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所宣传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价值规范。
毛泽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联系实际，通过满足当时当地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需要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引导人民群众从自身的生活实际出发，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加深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参与到党的伟大事业中来，为党的斗争和建设、为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贡献智慧和力量，反对那种脱离实际、不顾教育对象实际利益需要、单纯为了教育而教育、为了宣传而宣传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就指出，关心群众的生活、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是做好党的中心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党的事业、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关键所在。他曾振聋发聩地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因此，毛泽东郑重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
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上，会议室突遭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一个农民因为说了一句“老天不睁眼，咋不劈死毛泽东”而被保卫部门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毛泽东听闻后立即制止，认为事出有因，指出可能是党的政策出了问题，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经调查，群众的怨言是边区人民的公粮负担过重引起的。为了切实减轻百姓负担，毛泽东亲自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号召围绕农业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二是精兵简政，整顿党、政、军等组织机构，减少机关工作人员，提高工作效能。经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组织精兵简政工作，仅1941年和1942年，军队和机关学校通过自己动手解决的需要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有效地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融洽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动员边区人民战胜日寇、夺取抗战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可见，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必须首先解决人们的实际利益问题，通过解决实际利益问题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重要方法。
四、坚持说理教育，主张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教育者所代表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规范同教育对象自身所持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规范之间的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共识的精神交流活动。因此，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必然不同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用恐吓、强迫、压服等粗暴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因此，坚持运用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打动人、说服人、教育人，推动人们通过改造主观世界来改造客观世界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
毛泽东一贯主张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说理教育，注重以理服人。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系统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各种主观主义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了一场声势空前浩大的整风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指导思想，并深刻指出，“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即整风的任务是分清是非，澄清思想，统一认识，整风的过程只能采取说理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帮助人们克服和肃清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建国后，随着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日益浮出水面，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道难题。对此，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将人民内部矛盾定性为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是非问题，深刻指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精神世界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谈到，要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允许错误思想、错误意见出现，倡导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意见与错误的思想和意见争论、交锋，在争论、交锋中引导人们认识正确思想、辨析错误思想，最终学会用正确思想来克服错误思想，真正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认识。他指出，“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总之，不论是解决党内的思想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但凡涉及到精神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毛泽东一贯主张讨论沟通、以理服人，坚持运用真理的力量、逻辑的力量来说服人，使人心服口服、心悦诚服，反对以势压人、以力服人。
五、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倡导自我教育
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其实质是通过批评这一外因启发诱导自我批评这一内因，实现“他教”向“自教”的转变，增强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意识和自我教育能力，同时以自我批评为动力，更好地开展批评，增强批评的有效性，进而实现内因与外因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促进、主体与客体相统一。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实现自我教育、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毛泽东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帮助教育对象克服缺点和错误，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推动其发展进步，进而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提高党的肌体对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的抵抗能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当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有一定条件作保障的。毛泽东认为，充分的民主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条件。他曾指出：“如果没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只有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享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拥有自由说话的权利，才能使其敢讲话、讲真话，才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帮助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真正实现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育价值和自我教育价值，维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否则，批评和自我批评就会因为缺少民主、没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流于形式，陷入庸俗化陷阱，达不到推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甚至会因此而损害自身的名誉。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开展不仅需要民主这一必备条件，而且需要采取正确的策略和方式，否则，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达不到既定目的。首先，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或者“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解决矛盾，从而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其次，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应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说话要讲证据，讲事实，反对主观主义的、凭主观臆断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再次，批评和自我批评要集中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即集中于重点错误、关键错误，而不应当集中于非原则问题的个人琐碎的缺点和问题，否则便会使人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深陷无关痛痒、无足轻重的琐碎事物之中而因小失大、舍本逐末，最终损害了党的全局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倡导自我教育，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
六、坚持以身作则，注重以行导人
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不仅需要教育者向教育对象宣传讲授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规范，开展“言教”，更需要教育者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要求，发挥教育者实践行为的引导作用和感召作用，实行“身教”，真正做到“以行导人”。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身教往往比言教还重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绝不可以将工作重点集中于“言教”，相反，应当重点集中于“身教”，通过自身的实践行为来诠释“自身所述”，为教育对象“现身说法”，努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注意“讲”，积极宣传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更加注重“做”，强调以身作则，以行导人。他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己就亲自实地做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大批著名的调查研究报告无一不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成果。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毛泽东曾这样描述自己调查研究的经历，“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的。”
毛泽东提倡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自己终生都坚守着共产党人的廉洁操守和奋斗本色。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一直如此。埃德加·斯诺曾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所看到的情景，“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建国之后，毛泽东依然保持着与人民同甘共苦的艰苦奋斗作风。三年困难期间，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没有吃肉，自己因工作过于繁重而身体浮肿，但他从未因此而自己搞特殊。
毛泽东号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自己总是带头毫不隐晦地指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勇于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并虚心请求同志们帮助改正。延安整风期间，面对“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的冤假错案，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向被错误处理的同志脱帽行礼，以赔不是;在1962年“七千人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要求进行说理教育，以理服人，他经常用演讲、谈心、辩论等方式来阐述自己关于革命和建设的观点、意见，帮助他人澄清认识，分清是非，以此来团结同志，统一思想。周恩来在总结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时曾这样说：“毛主席使普遍的真理具体化，实现在中国土壤上的时候，并不是说，定出办法来就算了，不管大家懂不懂，接受不接受，说做就由几个人孤立地去做。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总是再三再四地舌敝唇焦地讲，反复地讲，使这个真理为大家接受，变成了力量。所以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毛主席当着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又讲，又教育，又说服。”因此，坚持以身作则，注重以行导人，毫无疑问也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七、坚持榜样引导，弘扬高尚精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教育或典型引路，可以将抽象、枯燥的思想理论、政治观点、价值规范转化为生动、鲜活的典型事例和个人，发挥榜样的典型示范和带头作用，为教育对象树立一个可供参照的、高标准的标杆，引发其情感共鸣和竞争意识，调动其情感力量和意志力量，带动其积极认同、效仿和践行先进典型的高尚精神、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充分发挥其骨干带头和典型示范作用，引领、带动和促进实践活动的发展。因此，坚持榜样教育、典型引路，弘扬先进典型的高尚精神，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也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一方面，毛泽东高度重视树立榜样，为人们树立学习、效仿的标杆，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千千万万有思想、有觉悟、有信念的人为之努力奋斗，尤其需要广大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以此来带动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于是，白求恩、张思德、王进喜、焦裕禄、雷锋等一个个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相继被发现并被树立为特定时代的光辉榜样，进而引导、教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促进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毛泽东还极为重视发掘、凝练先进典型的高尚精神，运用先进典型的高尚精神来教育、引导和激励人们，使之成为推动人们思想进步和社会实践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并在文中凝练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并指出，“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高度评价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要求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此外，毛泽东还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需要，先后凝练并倡导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铁人精神，“拒腐蚀，永不沾”的好八连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这些精神的凝练和提倡，对于在不同时代鼓励人民群众学习先进典型、提高精神境界、实现人生价值、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全面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可见，坚持榜样教育，弘扬高尚精神也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时代价值。我们要注重结合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特点，深入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使之发扬光大，不断创新，从而进一步提高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简介：骆郁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大学德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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