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对明清易代史感兴趣的人都会熟知顾诚的名字。这早已不是那个提起历史学家顾诚会让人想起诗人顾城的时代了(2003年，顾诚的学生孙献韬在文章中写道：“我很怕跟别人提起导师的名字——— —通常的反应都是:顾城不是自杀了吗?怎么又研究起明史来了?毕竟那个写诗的顾城太有名了。”)从二十一世纪的头几年开始，顾诚就在学术圈之外的史学爱好者群体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然而，这种对顾诚的关切却是高度不平衡的。如果搜索历史学家顾诚，会发现他的名字和《南明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南明史》的讨论在天涯、贴吧和其他论坛的历史板块比比皆是，而他生前出版的另一部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则鲜有提及。在传播上，《南明史》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有网络TXT版本和网页阅读版本的顾诚著作，也是被出版次数最多的著作(1997中国青年出版社初版，2003中国青年出版社再版，2011光明日报出版社再版，2011版同时还是“顾诚著作系列”面世的第一部)。“顾诚热”实际上是“《南明史》热”，“《南明史》热”实际上是“皇汉热”。我当然不是说《南明史》的读者都是皇汉，其中当然有许多真诚热爱历史的人，但大体上，这种热潮的与汉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这位始终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立场和方法的历史学家，讽刺性地被捆绑在汉民族主义的语境中。
实际上，对顾诚本人来说，“明末农民战争史”是一个比“南明史”更加关键的标题。在他最初的计划中，是要把《南明史》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下卷。(《农战史》1984年版前言)在他的眼中，李自成、李定国首先是阶级的英雄，其次才是汉民族的英雄。不然，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在《南明史》中说出这样的话：“李定国的一生应该充分予以肯定，封建史籍的一般也给以赞许之词，但他们所赞许的是李定国后半生的‘改邪归正’，实际上李定国在明末是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清初是抗击满洲贵族武力征服和暴虐统治的杰出统帅，在明清各方面的人物当中，他是光彩四耀的一颗巨星”、“虽然我们对李来亨的生年和早期情况都不清楚，甚至连他的儿子的名字也难以查考，李自成祖孙四代在明清之际为反抗明朝和清朝统治者的暴政而英勇献身的精神确实令人钦佩不已”。正如敏锐的秦晖在《南明史研究与顾诚的<南明史>》中所指出：《南明史》既是在在“南明史热”风光不再、“清本位”取代“明本位”的背景下完成的，也是在“五朵金花”理论范式消退、“帝王本位”取代人民性的背景下写就的。当然，聪颖的秦晖先生格外强调了“朴素的实证方法”，而对顾诚的阶级斗争观点轻轻带过。
离开马列主义的背景，同样不能理解为什么顾诚会花那样多的笔墨讨论某些事件是“叛变起义”还是“伪降”，是审时度势的“正确策略”还是“流寇主义”——因为在中国马列主义史学的“农民战争”论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主题。顾诚需要与还在使用这一范式、处于同一学术共同体的同仁对话。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明明否定了“大顺军进京腐化说”，却热忱地维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尽管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甲申三百年祭》在学术上依然是一篇史学名文，它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对史籍中被斥之为‘盗’、‘贼’、‘匪’、‘寇’的农民起义充满着同情，对当时的反动统治者作了无情的鞭挞……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为后来进行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开了先河。”(《如何评价<甲申三百年祭>——与姚雪垠同志商榷》)，这是一种明确地对马列主义学术传统——或者说“阶级立场”的捍卫意识。此外，像同时期的许多史学工一样，他既是“学者”也是“战士”。六十年代在北师大美国问题研究室期间，顾诚还发表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等指斥美国历史上侵略行为的文章——这和他揭露、声讨明清统治者，在思想上是一致的。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于二十年代。在最初时，它还只是对唯物史观概念的粗糙的运用，还不足以与“史料派”的史学分庭抗礼。从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开始，马列主义史学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逐渐成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思想的主流，在1949年后更是得到了政权的支持。它在在颠覆传统史学观点、整理史料(尤其是社会经济史料)和历史解释、提供通史写作方法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便是它的批评者也难以抹杀。但是，它也因与政治的关系而颇受非议。例如，古代农民起义就几乎成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投射。在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充满了路线、方针、政策、“领袖”和“叛徒”的词汇语句。当然，仅仅因为学术具有政治目的，或者过多地使用了政治词语，并不构成否定它的理由。用顾诚自己的话说：“史学有它自身发展的传统。但是，我们也毫不讳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它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产生，又反过来为所选择的政治服务的……我们是否需要为了表示纠偏，就把过去一切同政治有联系的史学著作通通视为特殊土壤的产物加以鄙弃，从而钻进象牙之塔为历史而历史呢?”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超史学”意涵，并不是要取消史学本身。当历史成为某次政治运动的直接工具，当现实对过去的“投射”变成了“影射”，当对历史反抗经验的总结变成了对现实具体人物、事件的隐喻，就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从事实出发的教诲，就必然会损害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信誉，即使这些行为在政治上是必要的或“正义”的。于是，虽然马列主义史学提出了众多迥异于传统史学观点的批判性命题，却总是遭到“教条”、“空疏”的怀疑。以至于当九十年代唯物史观在学术界遭到“合法性危机”后，连“阶级”这一概念本身都渐渐从中国史学家的视野中淡出。
能够真切地回应这种怀疑、捍卫马列主义史学的人是顾诚。他用实证手段证实了，或者说最起码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范围内证实了，“阶级”概念的真实性和关键性，以及被压迫阶级行为的正义性。当然，这种证明能够实现，可能也和两项因素有关：一是明清两代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史料，为修正正统叙事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二是明清之际的中国与二十世纪中国同同处于阶级矛盾大爆发的“两极性模式”之中，因而比较适合充当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的切入口。但是，仅有上述有利条件并不足以落实马列史学的经典命题，还需要杰出的史识和史才。凭借着“竭泽而渔”和 “无信不征”的考据功夫与“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里形容戚美尔曼的话)，顾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首先，在若干关键事件和关键人物上，他考证出那些在传统上被肯定的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等抗清英雄面对农民军和在农民军对比下消极黯淡一面，澄清对农民军诸多不实之词的污蔑，从而让郭沫若首先提出的明末义军的正面形象变得真实可信。即便是对歌颂农民起义感到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根据充分的史料证据得出结论的。其次，他纠正了“荥阳大会”、“高迎祥是初期领袖”、“李岩”、“大顺军进京腐化”等流行的错误说法，从而还原了农民起义的真实过程。最后，他发掘和补充了许多关于农民起义军的细节，例如自发向李自成军偷运送箭镞而明军钉死在城墙上的开封锻工孙忠(《农战史》p142)，被大顺军善待却在清军征服中被掠身死的李节妇(《南明史》p545)运用这样的细节描摹农民军，要比抽象地论证农民起义的“造反有理”和历史作用要更加高明，也更加感人至深。不过，可惜的是，当顾诚终于证明革命者在古代的形象投射并不是毫无依据的时候，现实的革命却已然夭折了。
得益于马列史学观点和自身对史料的阅读，顾诚清醒地认识到，明清统治者具有一致的反动性。早在他六十年代受白寿彝指示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时就发现：康熙审阅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见《我与明史》)。顾诚除了在《农战史》、《南明史》中痛斥晚明诸帝的昏庸腐朽之外，他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朱棣父子杀戮臣民的残暴也给予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见《王世贞的史学》等)。起顾诚先生于地下，当他看到铺天盖地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另一个可能会使汉民族主义者感到难堪的，是顾诚在论及少数民族时的“政治正确”。在总结明末起义早期的特点时，他说道：“这次起义是在西北地区首先爆发的，这里本来就是汉、回、蒙各兄弟民族错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动统治下，各族劳动人民都同样受到压迫。所以，几乎从起义爆发之日起，就有许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参加进来，同汉族人民并肩战斗。像绰号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就是陕西清涧县最早投身农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领袖。”(《农战史》p39)在论及白文选时，他推测说：“马进忠、马惟兴、马宝原来不属大西军系统，归附孙可望后同白文选关系密切，可能有民族原因。三马是回族，白文选也很可能是回族。”(见收入《明朝没有沈万三》的白文选人物传记，p190;《南明史》p1022)他记述了甘肃回民丁国栋、米喇印的抗清运动。在提及云贵抗清力量时，他也把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并举。而当他提到元朝和清朝的征服，几乎都严格限定为“蒙古贵族”和“满洲贵族”。顾诚和作为自己师长的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见顾诚的多篇回忆文章和彭勇《发覆、实证、务实——论顾诚先生的治史成就和风格》)在汉民族主义正在由主要“反满”转向主要“反绿”的当下，用顾诚《南明史》来渲染汉民族的悲情，或多或少要遭遇到一些尴尬。其实，只有正确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关系，才能给反清斗争赋以远比汉民族受难史更丰富的内涵和和更深刻的意义。
踏实严谨的考据，锋芒毕露的思想，辅以酣畅淋漓的行文(文采好是考据好、英语好之外顾诚的又一长处)使他的《农战史》和《南明史》成为熠熠生辉的杰作，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无论是学术上的国家主义者李治亭“声讨统一，不能接受”的指责，还是网络上的自由主义者“云也退”所作的“语法粗糙、没有人味”的恶评，都无法掩盖顾诚的史学成就和语言魅力。
在《南明史》出版后不久，李治亭就发表了《南明史辨》一文，站在以统一为绝对目的的立场上反对顾诚的“民族征服论”，乃至于认为《南明史》除了肯定农民战争外,基本上是明末清初与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反清排满”思潮的集中反映。极为讽刺的是，国家主义者和汉民族主义者在顾诚“反满”的问题上居然取得了共识。仅仅看一下他的语言风格对南明几个关键人物的评价，就会知道虽然同是“反清”，但顾诚和清初、民初反满史学有着云泥之别。李治亭的逻辑固不足道，但是网络上那些常以攻讦“拥清派”史学家为己任的汉民族主义者们又如何呢?如果目的论的“统一”不应当成为满洲贵族征服活动的托词，那么汉族统治者就有资格免于这种指责吗?或者更诛心一点，他们是为清朝征服下各族人民的苦难而哀痛，还是艳羡、嫉妒自己不曾参与这样的征服(正像许多明清穿越小说的结局是实现对周边一切民族的征服和屠杀一样)?从明清易代的惨祸中，汉族人应当认识到作为被征服者、被压迫者的自己，而不是作为东亚大陆“天然”主人的自己。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即使是顾诚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这样认真和博学的人，自然也会在论著中出现可供商榷的地方。除了枝节性的争议外，我认为比较值得讨论的有两点：一是在《南明史》的序言中做出了如果中国社会的的“正常发展过程”不被打破，近三百年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的假设。从顾诚所处的史学范式和思想路径而言(毕竟，中国的马列史学是那样热切地追求把中国纳入历史的普遍性)，从他的个人情感和所见材料而言，做出这样的假设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假设的可靠性却是大有问题的。列宁曾经说：“蒙古的统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事实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正如二十世纪的欧洲许多事实也毫无疑问是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一样。但是恐怕只有被法国人称为‘民族小丑’的少数人物，才会妄图以严肃认真自居，而且居然用蒙古统治这个‘事实’说明二十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事件吧。”(列宁：《统计学和社会学》)传统中国在近代列强面前的结构性劣势，恐怕不是大顺或南明续命成功就可以解决的。此外，顾诚在提出这一假设时，可能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已经消灭了民族矛盾和民族仇恨的基础。但是事实上，在中国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中，在汉民族主义的滋长中，这一问题从“清朝该对中国落后负责”置换成了“满族该对中国落后负责”，一些记录清军暴行的史料(像其他一切有关民族矛盾的史料一样)不但没能激发出正义，反而成为转移阶级矛盾、滋长沙文主义戾气的工具。这恐怕是顾诚所不能想到的。第二点是顾诚在明代卫所制度与疆域的研究中，用来自撒马尔罕的使者具有“指挥”的官职来论证新疆及其以西的部分地方是属于明帝国版图之内的。(《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p53)在这一点上顾诚陷入了和批评他的李治亭一样的国家主义。他以为自己热爱的国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此这位在明清之争中如此实事求是和具有批判性立场的历史学家，就开始自觉不自觉地用违背史实的方式维护起国家疆域的历史合法性了。其实，要解释人民共和国的疆域问题，清帝国继承论(或其他历史继承论)在法理上具有意义，但不能点出问题的实质;汉民族主义者最近几年发明的“PLA征服论”只不过暴露了他们对暴力的极端迷信和对历史的极端无知;真正恰当的解释，应该说人民共和国版图是原清帝国—中华民国版图内各族人民联合革命的成果。太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曾写道：“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那些自称崇拜太祖的汉民族主义者(随着“皇汉”与“自干五”的合流，这种人越来越多)，应该好好思考下这句话。
在他的历史著作中，顾诚没有像王曾瑜在《宋朝阶级结构》新版序中那样直接指斥现实。但是据彭勇记述，晚年的顾诚还和他讨论过“世界资本市场与平均利润的形成”等经济问题。(彭勇：《顾诚先生的英文功底》)显然，他的阶级视角并没有局限于书斋当中。他对八九十年代社会性质的巨大变化是否有所觉察，觉察到了何种程度，都不是我们所能知晓的了。
在“后革命”的社会文化氛围下，顾诚的《南明史》几乎成了绝唱。在批判明廷的暴政和清军的屠杀之时，顾诚在心中所召唤的一定是一个没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世界，而不是利用现实中或历史中的民族矛盾，驱赶本族本国人民为炮灰，奴役他族他国人民的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只有反抗现实中的阶级压迫，才是对顾诚精神的正确继承，也只有在这样的反抗实践中，才会再度产生如《农战史》和《南明史》这样不朽的良史!
2017年6月26日写于亦的勒城
以此纪念顾诚逝世十四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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